鸣    谢

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慷慨合作、鼓励和建议，一个仅仅认识几个中国字的外国学者是不可能完成研究中国的工作的。我乐意借此机会，向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与我共事的人士表示迟到的深切谢意。就本书“附笔”中的细节，戴可景和2013年去世的陆学艺提供了很多帮助。李勇既是我的学生，也对我了解国家计划生育计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

近年来，孙有中、李雪涛、王悦晨和金伟以不同方式，给予我大力协助，有的就实际工作提供咨询，有的与我分享哲学方面的许多洞见。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超过他们的想象。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官员们告诉我，民间外交也是结交朋友。马辉公使和项晓炜公使衔参赞给予我许多帮助，他们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提供了宝贵意见。我在伦敦和访问中国期间，使馆文化处的一等秘书马蕾提供了可靠协助。在北京，我和其他代表有幸出席了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研究研讨会。我们一行受到朱琦以及他在文化部外事局的同事们款待。

对我就中国表达的观点，中国媒体表现出（对我来说）异乎寻常的兴趣，非常礼貌和周到。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见解让自己受益匪浅，大大超过他们从我这里了解的信息。我在此特别感谢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相关人士。

从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那里，我所受裨益最大。多年以来，我们之间的讨论已经形成了密切合作和亲密友谊。

章晓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领导职务，拨冗与我一起研究马克斯·韦伯。我们两人共同执笔的本书第12章和第13章就是她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常向群创建了全球中国学术院和全球世纪出版社，创办了《中国比较研究》期刊。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我依赖和参与这些学术机构和刊物的证据。如果没有她持之以恒的努力，本书不可能如期出版。

我还希望向本书的编辑人员，向《马克斯·韦伯研究》和《中国比较研究》致谢。他们以前发表的我的文章有助于本书现在出版。英格丽德·克兰菲尔德一丝不苟地编辑本书，我在此谨表特别谢意。

以下来自学界和我个人生活的所有朋友常常是我的稿件的读者，其中包括本书收录的文本。多年以来，他们让我得以伏案思考，消除了我著述中的许多瑕疵。当然，对本书中留存下来的错误，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我特别希望感谢迈克尔·班顿、科林·布拉德福特、休·坎汉、欧拉夫·克里、安东尼·吉登斯、斯蒂芬·卡尔伯格、格雷厄姆·莱斯特、约翰·努尔塞尔、杰弗雷·普雷尔斯、哈坎·塞金内尔金、山姆·惠姆斯特和张悦悦。

苏·欧文对我的帮助更多，与我一起分享家庭生活的欢乐，分担家庭生活的痛苦。我向以上所有人士表达自己的衷心感谢。我希望未来有机会与他们进行更多同样令人愉悦的交流。

马丁·阿尔布劳

2018年3月13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