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封府及京西

一般来说，城市的地价普遍贵于乡村。正如王禹偁所说的首都开封那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1]正是所谓的寸土寸金。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曾多年担任河南尹的向拱，“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诏以银五千两偿之”。^[2]西京洛阳的北园，大约价值5000贯。然而，由于不知道园林的面积，所以意义不大，仅供参考。

天圣元年（1023年），河南府报告说：巩县因建造宋真宗的永定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估钱七十万”。宋仁宗诏令“特给百万”。^[3]占用民田地18顷，估价钱70万即700贯，每亩平均388文。而宋仁宗为显示对先帝的孝心和皇家的慷慨、恩典，将价格提高到1000贯，即每亩555文，这显然已不是市场价了。嘉祐八年（1063年），京西转运使吴充下令济源修复了唐代温造所建的渠堰，使当地大量土地由旱地变成了水田，重新种植水稻，土地价格随即上涨：“向时亩为钱百余者，今几贰千钱，则厚薄可见。”^[4]原来每亩旱地只值100余文，此后升到了将近2贯，增值约20倍！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出卖开封、京西等地的官方淤田，分为2等4级：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第二等的花淤地每亩2贯500文至2贯。^[5]淤田是将原来的“咸卤之地”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此价可视为当地良田之价。

北宋后期，京西有两条比较含糊的地价资料，一条钱数不具体，一条亩数不具体。

元丰年间，程颐在汝州购置了一笔田产：“以钱数百千，市汝州户绝荒田二十余顷。”^[6]这条资料虽价钱含混，但仍很珍贵，不妨算出个大致价钱。若以500贯、25顷计，则每亩200余文。也即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每亩土地不过数百文而已，最多（以900贯计）超不过500文。

河南府永安县城的东边，“有民田数亩，距城百步，平原爽垲，俯视郊畛，南直崧少，东走青垄，有足乐者。”崇宁年间，被人以100贯的价钱买下建筑道观。^[7]这块地理位置极佳的负郭之田，可惜的是不详具体亩数。我们再来推算：若以5亩计则是每亩20贯，若以9亩计则是每亩11贯，估计约在20贯左右，无疑是京西路最高的地价。

孟州汜水县有个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宋仁宗时，此庄因事被官府没收，随即予以拍卖：“前已估及一万伍千贯，未有人承买者。”出卖前估价15000贯，因价格贵没有成交，改为1万贯才卖出。^[8]这片土地没有具体亩数，但可考出大概。按宋人林勋的说法：“五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万井，实为九万顷。三分去二，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9]方圆10里大约是9万亩，除去三分之二，实际可耕地大约是3万亩。考虑到这里仅是一座农庄，没有官府、市井等建筑和公共用地，耕地面积还要再多些。若以4万亩计，合计每亩250文。而原估价钱是每亩约375文。

京西还有租地价格。皇祐年间，地方长官陈襄在孟州河阳推广水稻，“出钱十万，僦田二顷以试之”，^[10]以100贯租种民间农田2顷，每亩合500文。从这条资料还可以推知，河阳的地价肯定高于每亩500文。

[1]王禹偁《小畜集》卷16《李氏园亭记》，第16页。

[2]《宋史》卷255《向拱传》，第25册第8910页。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9之32，37之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六月戊申（第4册第2324页）载土地数为“四十八顷”。据朱瑞熙先生考证，应以（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所载为准（《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

[4]（清）萧应植《乾隆济源县志》卷6《济水》，熙宁三年《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第3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0，熙宁五年二月壬子，第9册第5586页。

[6]方宙《请给还所夺程颐旧田奏》，《全宋文》第121册第351页。

[7]吉观国《西京永安县金星观道院记》，《全宋文》第129册第246页。

[8]魏泰《东轩笔录》卷8，第92页。原作汜县，按宋代并无汜县，当为汜水县之误。

[9]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1《本政书》，第128页。

[10]陈襄《古灵集》，附叶祖洽《先生（陈襄）行状》，第1093册第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