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布罗岱克的报告（一五）
我曾说过，“另外那个人”到达的当儿，他同他的随从们经过河边的暗道时，夜幕正在降临。正如已经发现小老鼠的猫，它完全有把握在片刻之后把老鼠抓到自己的爪子里。
那个时辰真是奇特的一刻。所有的街道都杳无人迹，黄昏的微光让大街小巷沉入冰冷的灰色调当中，街道两旁的房屋都变成了稀奇古怪的幢幢黑影，包藏着威胁和暗示。黑夜竟有能力改变最习以为常的事物，改变最单纯的面孔，这的确令人称奇。另外有时黑夜并不改变而是揭示那些事物和面孔，仿佛在用漆黑的夜幕把外部的状况和人的内心遮盖起来时，黑夜得以揭露出它们真实的本质。谁听了我说的话都可能嗤之以鼻，认为我在描述另一个时代的恐惧，或以为我在编织一部小说。然而，在判断和谴责之前，最好把当时的场景设想一番：这个来自虚无缥缈处的男人——因为，正如富尔滕豪所说，他的确来自虚无缥缈的地方，富尔滕豪尽管蠢话连篇，有时也会说出些许真相；那人穿的是另一个世纪的服装，他的坐骑又那样古怪，箱笼又那样令人望而生畏——就这样进入我们的小镇，而这个小镇已是多年无人光顾，他，就如此这般光临了，不讲客套，再自然不过。眼见这番情景，谁又能不感到几分恐惧呢？
“我当时可没害怕，我。”
那是调皮猴德费尔，他家的老大，回答我的话。“另外那个人”到达时，正是他第一个在场。
我们交谈的场所是皮珀斯海姆咖啡店。是调皮猴的父亲坚持说，谈话在那里进行比在家里好。他一定在琢磨他可以因此去那里安安稳稳喝他几盅。古斯塔夫·德费尔是个毫无生气的小个子男人，常年穿一身邋遢的衣服，身上发出煮萝卜的味道。他在一些农庄里打短工，有几个子儿就喝酒花掉。他一旦醉醺醺回到家，必定先将住处和仅有的些许碗盏捣得落花流水，然后开始揍老婆，他的老婆比他重一倍，但那也挡不住他把她打得死去活来。他让老婆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孩子身体瘦弱，成天闷闷不乐。老大名叫汉斯。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小家伙看看他父亲，仿佛想得到他回答问题的授权，而他的老子却不理不睬。他眼睛里只有面前的酒杯，酒杯已经空了，他仍然出神地凝视着他用双手捧着的那只酒杯，流露出深沉的痛苦和忧郁。我向在柜台后边窥伺着我们的皮珀斯海姆示意，让他再给古斯塔夫斟一杯酒。皮珀斯海姆连忙从嘴里取出他一直在吸吮的使他牙龈出血、气息难闻的牙签，抓住一个酒瓶，来到古斯塔夫身边，给他的酒杯斟上酒。古斯塔夫的脸色略微开朗了些。
“他问我去施罗斯客栈的路怎么走。”
“他本来就知道客栈的名称还是你告诉他的？”
“他本来就知道。”
“那么，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对他说了怎么去那里。”
“他随后做了些什么？”
“他把我跟他说的话记到他的小本子上。”
“后来呢？”
“后来他给了我四个漂亮的玻璃球，他从一个口袋里取出小球，对我说：‘有劳您了。’”
“有劳您？”
“是这么说的，我啥也不懂，咱这里不这么说。”
“玻璃球呢，一直在你这儿？”
“彼得·吕利赢了我，拿走了。他可厉害了，他有一口袋玻璃球。”
古斯塔夫·德费尔根本没有听我们说话，他的眼睛一直盯在杯里烧酒的水平面上，平面下滑得很快。小瘦猴把脑袋缩进脖子里，他的额头青一块紫一块，还有疤痕、痂盖、肿块，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烙下的。他的眼神，只要你与这样的眼神相遇，而且在其间停留片刻，它就会诉说如何挨打，如何痛苦，每天持续遭受的严酷打击留下了多少伤痕。
我再一次想起我在“另外那个人”手里看见过的那个小本子，他在本子上记录一切，比如，去离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只有六十米的一家客栈的路怎么走。他在我们的家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小本子的故事便越引起老乡们广泛的注意和思考。一开始还只是显得像一个古怪的癖好——动不动就取出来——一个可笑的恶习，这恶习时而让人哂笑，时而让人议论，后来很快变成了尖酸刻薄的争议话题。
我记得特别深切的是一次在集市上偶然听见的谈话，那是八月三日，集市已经结束，留在地上的只是些烂菜叶、脏干草、几段绳子、小木条箱的碎片，所有那些散乱的东西仿佛是被一波波看不见的海潮抛弃在那里的。
波朴切特特别喜欢集市，所以每个星期我都要带她去。圈在围栏里的小动物：山羊羔、兔子、母鸡、小鸭让她又笑又拍掌。还有集市上的气味，也让她脆弱的鼻孔发痒，比如面饼、油炸面食、热酒、栗子、烤肉的香味；声音也一样，男男女女的人声仿佛混杂在一个巨大的盆子里，有叫声、招呼声、小贩油嘴滑舌的叫卖声、卖圣像者的祈祷声，还有讨价还价的人群中发出的虚假怒吼声。但波朴切特最热中的，是维克托·海德基尔希带着他的手风琴来到集市，开始在露天奏出一些音符的那一刻，那些音符听起来有时像悲吟，有时像快乐的呼喊。有人给他让出位置，有人围着他。这时，集市里杂乱的噪音猛然消散，仿佛人人都在等待音乐，音乐在那一刻已经变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维克托，那是所有节日所有婚礼都少不了的人。在我们这里，唯有他懂得音乐，也只有他拥有一个还能弹奏的乐器。我相信在施罗斯客栈的小客厅里，就是那所谓的“觉醒联谊会”的成员聚会的小客厅里，一定有一架钢琴，也许还有一些铜管乐器——迪奥代姆曾对我证实这一点，因为，据他说，有一天，小客厅的门没有关严，他瞥见了那架钢琴。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消息挺灵通嘛，他好像对那间屋子很熟悉，也许实际上他就是那个团体的成员，他把脸一沉，要求我闭嘴。维克托的手风琴和他的嗓音，也可以说是我们难忘的记忆。就在那天，他吟诵了一首《约翰妮悲歌》，使妇女们落下了眼泪，连男人们的眼睛也红了。那是一首爱情和死亡的悲歌，歌词的起源已经年久失传了，讲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悲惨遭遇。她爱着一个男人却得不到那个男人的爱，她不愿看见那使她心跳的男人手挽着另一个姑娘，便在冬天的一个傍晚跳进施陶比河，永远躺在了冰冷的流水里。
艾梅莉亚有时陪我们一起去。我便挽起她的手臂，也带她去。她听任我给她带路，她的眼睛只看唯有她一个人能看见的东西。我即将叙述的谈话发生的那天，她坐在我的左边，一面哼着她那首歌，一面前后点着头，和着轻柔的节拍。波朴切特坐在我的右边，嚼着我刚给她买来的红肠。我们紧靠着菜市场最粗的一根柱子坐在那里。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老罗斯维尔达·克鲁根格哈尔，一个半疯癫半流浪的老妇人，正在垃圾堆里找烂菜和畜禽的下水。她找出一根歪歪扭扭的胡萝卜，在眼前晃来晃去仔细观看，然后开始对胡萝卜说话，好像那是她的一个老熟人。就在那一刻，从柱子后面传来了粗大的嗓音。我立即听出来那是哪些人的声音。
一共有四个男人：埃米尔·多尔夏，护林员；路德维希·普芬林，马厩小厮；贝恩·福格尔，白铁匠；卡斯帕尔·豪佐恩，镇政府办事员。那四个人从黎明开始豪饮，早已被所饮之物热了身，集市和集市的节日气氛又火上浇油，使他们更加兴奋。他们扯着嗓门说话，话语间有时还磕磕绊绊，用的是不由分说的口吻，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谈的是谁。
“你们看见他那包打听的模样和他那到处乱瞅的眼睛了吗？”多尔夏喊道。
“那畜生，是地道的坏东西，这是我说的，一肚子坏水，邪得很！”福格尔补充说道。
“他可没伤害过任何人，”普芬林提请大家注意，“他散散步，他看看，还老微笑。”
“你忘了这句谚语：笑里藏刀。再怎么说，你那么笨，又是近视眼，你到撒旦家里都看不见他使坏！”
适才说话的人是豪佐恩，他甩出那些话就像他扔石头子儿一样。他接着用和缓些的口气说：
“他到这里来肯定有什么事，而且是不太明朗的事，是对我们不大妙的事。”
“你想是啥事？”福格尔问他。
“还没想出来，我正绞尽脑汁呢，还不大清楚，反正像他那样的汉子，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想法。”
“他把什么都记在他的本子上，”多尔夏提醒说，“你们刚才没看见他站在武茨滕的羊羔面前吧？”
“瞧你说的，我们看见了，他停在那里好长时间，他写着，一边看羊羔，一边写着。”
“他没写，”普芬林纠正他说，“他画，我亲眼看见的，你再怎么说我看不见东西，他在干啥，我可看见了。再说了，他干得那么专心，你即便挠他的头，他也感觉不到。我当时站在他肩膀后面，我看来着。”
“画羊羔，那能说明啥？”多尔夏看着豪佐恩问道。
“我哪儿知道，我！你以为我啥问题都能回答？”
到此，谈话便停了下来。我还以为他们的闲聊真正停止，不会再继续了。但我错了。一个声音又传了过来，但我没法辨别这个嗓音，因为它变得非常低沉而严肃。
“羊羔，我们这里不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中不多……也许他画的一切，都像教堂的《圣经》里说的，是象征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是一种表达方式，说明大家现在如何，过去干过些什么，以便报告给他来的地方……”
我感到一股冷气穿过我的背部，刺着我的脊骨。我不喜欢那嗓音，也不喜欢它适才说过的话，尽管那些话的意思还有点模糊。
“这么说，那小本子，如果那本子起着你刚才说的作用，那就绝不能让它从我们这里出去！”
那是多尔夏作出的最后结论。他，我听出了他的声音。
“也许你有道理，”我始终没能听出来的前面那个声音又说话了，“也许那本子永远不应该去别的地方，或许是拥有小本子的那个人永远别想出去……”
接下去，什么也没有了。我在等待。我不敢动。过一会儿，我总算在柱子后面偏了偏头。连人影儿都没有了。那四个人已经离开，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在空气中消失，有如在四月的清晨，我们大山的山脊上那一团团轻雾在南风吹拂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甚至问自己是否在梦中听到了那一切。这时，波朴切特扯了扯我的袖子。
“回家，我爸爸，回家？”
她的小嘴上沾满红肠的肥油，亮光光的，微笑使她的眼睛显得格外美丽。我在她的额头狠狠吻了一下，然后把她放到我的双肩上。她双手抓住我的头发，又用双腿拍打我的胸脯：“吁，爸爸！吁，爸爸！”我抓住艾梅莉亚的手，让她站起身来。她听任我拉她。我把她拉过来紧贴着我，我抚摩着她美丽的脸庞，吻吻她的脸颊，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回到家里，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还一直回响着那些没露脸的男人的嗓音，以及那些声音传达出的威胁，这样的威胁犹如蓄势待发的种子。
古斯塔夫·德费尔终于在咖啡店的桌上睡着了，当然，更多是因为疲劳而非醉酒，身体的疲劳，抑或生命的疲劳。我已经好一阵没有同他的儿子谈“另外那个人”了，我们早已改变了话题。那孩子是个小鸟迷，这一点我以前并不知道。他执意要我告诉他我了解的或记录在我编写的一览表上的所有鸟类的品种。就这样，我们谈到了斑鸫，尤其是所谓的田鸫，以及别的鸟，如三月金翅鸟，正如它们的名字昭示的，这类鸟只在初春回到我们这里；然后是松林里比比皆是的交嘴雀、戴菊莺、山雀、乌鸫、雷鸟、大松鸡、山雉、蓝兵，这滑稽的名字来自它们胸前羽毛的颜色以及它们善斗的天才；还有小嘴乌鸦、乌鸦、灰雀、鹰和猫头鹰。
孩子今年十二岁，在他那被打得凹凸不平的脑壳下面隐藏着充满知识的大脑，他一谈到鸟类，眼神便活跃起来。相反，当他一转身看见我们的谈话使他暂时忘掉的父亲，发现他也在场时，他的眼珠又变得暗淡、沉浊了。于是，他凝视着自己的父亲：只见他大张着嘴打着呼噜，靠在旧木头桌上的脸显得扁平，他歪戴着鸭舌帽，白色的吐沫从嘴里流出来。
“我看见一只小鸟死了，”汉斯·德费尔对我说，“我就把它放在手里，我眼里就涌出泪水。我那是情不自禁呢。一只鸟死了，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它该死。但如果我的父亲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死掉了，就现在，一下子死了，我对您发誓，我一定会围着桌子跳舞，我还要请您喝酒。我说话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