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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7月15日，罗多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一个资产阶级、开明天主教家庭，母亲姓皮涅罗·利亚马斯（doña Rosario Piñeyro Llamas），出身于乌拉圭东岸自西班牙殖民时期便显赫的贵族，父亲罗多·哈内尔（don José Rodó Janer）是加泰罗尼亚人（“罗多”是塞法迪犹太人姓氏），经古巴而来，到罗多出生时已经在乌拉圭生活了三十年。(1)
18个月、4岁和11岁的罗多
罗多排行第七，4岁跟随姐姐伊莎贝尔认字读书，对文学和历史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有趣的是，他不仅能够很快吸收阅读的内容，而且从小就很有讲述的欲望和传播的意识：在乌拉圭国家图书馆文学档案库，以及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信管系的“乌拉圭作家”网站，可以看到二十余份罗多编写的“童年小报”（diarios infantiles），其中最早的（可以清晰辨认）大约是1881年2月2日的“政治和文学报”《普拉塔》（El Plata），共两页，手绘了多个版块、字体、花纹，设计了订阅方式和价格，最重要的是，在引言里表示“善和公正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在致意里用连续的感叹号高呼“致敬！！团结！！繁荣！！”这时候，他还不到10岁，该仰着一张稚气而严肃的脸。
1881年2月2日《普拉塔》报第一期
更加有趣的是，虽然一般的介绍都会省略这个“幼稚”的阶段，或者最多简单提及罗多与同学编写的一份半月小报《最初的曙光》（Los Primeros Albores），如果仔细翻阅，可以看到他执笔介绍了富兰克林生平、纪念玻利瓦尔诞辰百年、摘编1856年厦门某商人被施以不许睡觉的“恐怖刑罚”、加拿大名字的由来、非洲植物奇闻，等等。虽然一条“因课业繁忙”取消科学版的敬告“暴露了年龄”，但整体来说，刚满12岁的罗多显然深具放眼世界的胸怀、启发民智的理想。尤其重要的是，他1883年3—6月的小报都还全部是手抄，但大约8月初问世的《最初的曙光》已经变成了印刷版，四页的排版设计相当规范，而且在报头明确了社长、主管，罗多和贝雷塔（M. Beretta）为撰稿人，来自“埃尔维奥·费尔南德斯学校C班”。不难想见，罗多与同伴合作办报已经相当当真，不仅取得了一定的名气和认可，而且开始得到机构性的支持。由此反观，当时的乌拉圭社会享有比较开放、进步的思想和舆论氛围。
1883年8月6日《最初的曙光》报第二期（第一期首页缺失）
21岁的罗多
可惜的是，由于父亲做生意失败，又在他14岁的时候去世，家里经济条件开始恶化，他先是转入公立学校，后来直接从中学辍学，开始给书记员做助理，之后又担任了一些公职。
但如同许多“夜幕作家”一样，罗多成熟、敏感，不满足于日常浑浑噩噩的状态，保持着对生活、艺术、美学和道德的高度探测和深入思考，只在跟文人朋友的畅谈中，在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中才能感到平静。1895年，他开始正式在报纸上发表诗歌、杂文，与朋友合办《国家文学与社会科学杂志》（Revista Nacional de Literatura y Ciencias Sociales，1895—1897），陆续刊载文章《将要来的人》（El que vendrá，1896）、《新小说》（La novela nueva，1896），尝试分析当时社会普遍焦虑、沉郁的原因，在世纪末的“救世主”期待中提供另一种精神寄托，倡导建立新的友爱、和谐、和平秩序。
1898年，尽管学位不高，但因为作家、思想家的学力，他受聘蒙得维的亚大学（今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教授西方文学。他还代理过国家图书馆馆长，但最重要的是，1900年2月，《爱丽儿》出版了，向整个拉丁美洲包括西班牙逐渐扩出涟漪，(2)他的生活，年轻一代的生活，从此变得不同。
1900年初版《爱丽儿》封面
学而优则仕。罗多加入了乌拉圭红党（Partido Colorado），1902年担任蒙得维的亚市议员，但很快于1905年辞职，因为“总感到难以承受的敌意”，一方面满腹文化上的抱负，一方面感到无法施展，尤其厌倦“议会”（parlamento）变成“聊会”（charlamento）。这不仅仅是他的一个文字游戏，其实也显示他缺乏有计划的、坚定的意志去对抗腐败、暴力和职业政客的诡辩。
实际上，那一时期的乌拉圭在红党首领、后来当选总统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3)治下，取得了相当长足的进步，政治上政教分离、发展民主、改革宪法，经济上加强国家干预、国有化和民族工业发展，重视农业、提高农业技术，社会方面颁布一系列先进的劳动法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支持工人罢工、允许公立医院外科医生退休等），普及中学教育并推动各领域多层次教育的发展（如创建盲人学校）。(4)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让乌拉圭获得了“美洲瑞士”的类比——但罗多对这股潮流持审慎的态度，比如，打击外国资本使得英国对乌拉圭的控制减弱，却难道不是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5)1906年，他发表了新作《自由主义和雅各宾主义》（Liberalismo y Jacobismo），跟巴特列日渐疏远，尽管一年之后重回政坛，仍然出现一些精神上的抑郁症状，1908、1910年再度担任议员和此后的写作，如《海神普罗透斯变幻的动机》（Motivos de Proteo，1909）大量讨论人格的转变，志业、能力、意志和信仰，都是在以一种乐观主义的表象勉力对抗内心的悲观。
38岁的罗多
也许可以说，比起在众人面前大放异彩、一呼百应，罗多更多地希望与世俗名利保持距离，就像《爱丽儿》中的导师，总愿将自己的教诲寄托在精灵的光环之下。1913年，他出版了另一部重要文集《普洛斯帕罗瞭望台》（El mirador de Próspero），之后致力于总结和钻研“最重要的五个西语美洲人”，其中成文的包括鲁文·达里奥，(6)西蒙·玻利瓦尔，(7)胡安·蒙塔尔沃。(8)由于健康每况愈下，他向当时在阿根廷出版的杂志《面和面具》（Caras y Caretas）申请担任通讯记者，1916年7月14日出发欧游9个月，不断寄回他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见闻和交往（1918年结集出版(9)）。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此前是坚定的“欧洲派”，罗多日渐流露出对西欧文明国家深深的失望，以及一战期间沉痛的悲怆（“对英雄主义和光荣的恶心”）。(10)
1917年4月初，罗多住进西西里岛巴勒莫一家豪华酒店，原本打算再前往巴黎，不料于5月1日上午病发去世，终年45岁。(11)他的遗体三年后被带回祖国，葬于蒙得维的亚中央公墓先贤祠，位置在19世纪著名作家、外交部长胡安·卡洛斯·戈麦斯之下，正对乌拉圭民族英雄阿蒂加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