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拍之前
预定的准备时间是六个月,到了7月1日,便是开拍的日期了。试拍的内容我早已选定了《除妖乌鸡国》,它是《西游记》里在其他艺术形式里没有出现过的一段故事,情节比较曲折,景点比较集中,特技比较少,更主要的是师徒四人都出现了,我正式要验看师徒四人的表演和形象是否能被专家和观众认可,因此看好了这一集。
1982年的6月底,出发到第一个景点——扬州之前,我曾经召集剧组全体成员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西游记》就要开拍了,拍好这部戏,是我们大家的光荣和责任,我要求大家都拿出最大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前途:胜利或者失败。失败了,责任在我,是我的能力不够,辜负了领导的信任,浪费了国家资财;成功了,是我们大家的功劳。几位主演,师徒四人就可能全国闻名,还可能名扬四海,尤其是孙悟空!那时,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是大家的力量塑造了你们!”
“你们要努力塑造全新的唐僧师徒形象,让所有的观众认可。你们不要希望用别人的光来照亮自己,要发出自己的光芒去照耀别人!”
在我心中涌动着一种悲壮的感觉,一个以前连电视剧都不能够碰的我,领导给了这个重大的任务,能不下决心争这口气吗!我所组建的这个工作班子里,都是各方面的行家里手,我会依靠他们,全心全意地和他们一起去完成《西游记》的拍摄!
财权·人权
《西游记》即将投入拍摄,台领导对此特别重视,开了好几个会,成立了领导小组,专门研究《西游记》的问题。
副台长戴临风对我们说:“千万不要搞庸俗化,特别是猪八戒,不要故意去逗人笑,不要过分神怪,不要色情的东西,使得年轻人产生怪诞的追求。”
副台长洪民生说:“《西游记》能不能出新,靠你们大家。这是个重点工程,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杨洁要搞个蓝图,计划得周密些,一定要求高质量、高水平!”
台长王枫说:“杨洁,只要你能拍的超过日本的《西游记》,我就满意了!”
我回答他:“王枫同志,你的要求太低了!”
会上提出:《西游记》的工作班子仍然与以往一样,由各个工种给出最好的人选(以往的惯例就是由各部门指派,给谁就是谁)。但我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首先,领导要给我以组建班子的“人权”,《西游记》剧组要由台里和社会上的力量共同组成,我有物色合作者的权力,台里根本没有足够合适的人选,必须依靠社会上的力量。就是台里各部门提供的人,也要经过我同意,如果工作不合适,我有权更换。这一条领导同意了,我得到了可以物色我认为合适的工作人员的“人权”。
再就是“财权”:台里的财务制度很严格,没有发票是不能报销的。
1979年底,春节节目组到杭州去录制歌舞专题节目《八十年代第一春》。我们爬上了杭州的凤凰山上,大家又渴又累,我对文艺部带队的头儿说:“老苏,给大家来杯茶喝吧!”
老苏去问了茶馆的茶师傅:“喝茶能不能开发票?”茶馆的人奇怪:“喝茶哪儿有开发票的!”
老苏对我说:“别喝了!没有发票没法报账!”
我说:“那就来点白水吧!”
他说:“白水也得要钱!”
我生了气:“几杯水能用多少钱?”我自己掏钱给大家买了茶。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挺深。剧组里各个部门常常有不少小道具,像到自由市场去买个青菜萝卜之类的小东西,是不可能开发票的,这些东西又必不可少,不能报销怎么办?所以我又提出了剧组的“财权”:“拍戏必需的小东西,是不可能开发票的,要求允许开白条。只要有经手人、验收人,我有权审核报销。”领导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了我的要求:在规定的钱数内,我有审批的权力。
组建拍摄班子
工作班子必须很精悍。我们的钱不多,用的人越少越好,不能一个顶俩,也得一个顶一个,不能滥竽充数。我指名要来了台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名的“老黄牛”)曾心影来当我的制片主任之一,她能为我把好经济关。另外一位,是台里指派的段小常,他是搞技术的,转播科的科长。还有一位人物不能不提:他是台里的制景张瑞来,人们都叫他张木匠。他的手艺很巧,工作态度勤勤恳恳,他要求参加《西游记》,并说:“干什么都行!只要让我参加!”
台领导不同意,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是谁也说不动他。他对我说:“如果我死在剧组,绝不让剧组负责!”后来他居然写了个“生死文书”:本人自愿到《西游记》剧组,如果死在剧组,与剧组和领导无关……张瑞来在剧组当了道具管理和制作。
除了台里提供的人选以外,我请了两个中国京剧院演员——荀皓、任凤坡来当副导演,他们可以帮我辅导猪、猴的戏,在表演方面出些点子,还可以帮我排排场面。我以前在拍舞台戏曲《蝶恋花》时和他们合作过。京剧院三团的团长夏虎臣很爽快地答应把他们借给我,我又向他提出,想借李维康来演乌鸡国的王后,夏虎臣也同意了。
《西游记》的舞美工作很重要。虽然外景已经找到了不少,但有些还要稍做加工,不少细致的景点还要继续找寻;那些仙界、神界和魔界等现实中不存在的环境,必须要有有能力、有经验的美工师来制作。除了彭曼丽以外,我请来了中央芭蕾舞团的主要美工师马运洪和郑曰洋,他们俩是同事,也是师生关系。还有一位李相铎,是天津京剧院的美工师,他和小郑也是同学,合作很默契。
《西游记》的服装设计换了好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著名老服装设计师,他们设计的师徒四人的服装很好,我采用了,但是其他的人物就和我的要求有距离了。他们的设计太写实,缺乏神话色彩。后来,我选中了马运洪的妻子王蕴琦,她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服装设计,她所画的设计图艳丽、飘逸而且虚幻,符合我想象中的神话人物的穿着。
这里我想提一提服装管理李老师傅。介绍人说他是北京京剧院的老师傅,当年是某位著名京剧演员的“跟班”。他经验丰富,工作态度极好。《西游记》里的服装各色各样,折叠、烫熨、保管,都需要行家里手才行,所以我马上就请他进组了。
他让我吃了一惊,才六十多岁,看起来却像八十多岁的人。他弯腰驼背,满脸皱纹,又非常瘦弱,这样的身体状况能上《西游记》吗?这是个含辛茹苦、跋山涉水的工作,他的身体能顶得下来吗?但是这位老人家毫不迟疑地说:“再苦的日子我也过过!不用担心我的身子骨,我这一辈子就没有胖过!”于是,我就大胆把他留下了,让他管理服装,还交给他两个徒弟,让他带出新人来。
武打,是《西游记》中的重要部分。我请了北京体育学院的武术教练夏伯华来当武打设计,他兼演了试集《除妖乌鸡国》中的妖道。以后换成了林志谦。
两个场记是不得不提及的:马丽珠和于虹,也是两个美人儿,她们是我的得力助手。最开始的两个场记之一是沈慧芬,她曾演过“猪八戒撞天婚”里的爱爱。后来,她离开了,代替她的是从二炮文工团来的于虹。于虹以前做过场记,对工作比较熟悉。没想到的是,她一来就被“猴子”(章金莱在组里的昵称)看上了。他采取了种种不为人知的办法向姑娘示爱,获取姑娘的欢心,不久就两情相悦,搞起了地下工作。
他们的保密工作还真行,瞒得大家像铁桶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恋情。戏刚拍完,他们就宣布结婚。本来我对金莱有个不成文的约束,拍戏期间不许谈恋爱,免得影响拍戏。但是他能够做到两不误,也不容易!
马丽珠是剧组建组时就参加的。来组前她曾做过场记,但次数不多。她很快就熟悉了工作,细致严谨,不管工作多少,她从没有抱怨过。她不仅担任场记,还成了我的“秘书”。她有一个最符合我需要的特点,就是能够辨认我的草字。我的字从来没有写好过,又草又乱,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完整地读下我的一封信。我写的东西,时间长了自己都会不认识。可是马丽珠有这个本事,她不但能够辨认我的字迹,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我所有的修改剧本、报告、汇报和给领导的信件都由她来抄写,所以她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我对她特别倚重。她比较脆弱,任劳不任怨,和我相似。不同的是,遇见委屈的事我是火冒三丈,她却眼泪汪汪(女孩子的特点吧,这也算不得缺点)。她后来当上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
拍戏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林志谦成了我的“干弟弟”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董行佶也被我请来了。我曾经转播过他的《悭吝人》和《王昭君》,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和他充满激情的朗诵,听说他心情不好,整天郁郁寡欢,我想剧组的气氛也许可以解除他的郁闷。我到他的家里去邀请他,请他到剧组来辅导金莱的表演并给唐僧配音,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台领导提出:《除妖乌鸡国》要在10月1日播出,听取社会上的意见。阮若琳副台长担心《西游记》如果拍得不成功,社会舆论通不过。她好心地建议我,最好像《红楼梦》一样,组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顾问班子:“如果将来拍得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帮你说话。”
阮台长是一番好意,我却为难了:“顾问班子得请权威人物,如果有些问题他们和我看法不一样,我听还是不听他们的意见?听吧,我成了傀儡,不听吧,又不尊重权威。”
领导的意见还是要遵从,我就去找了夏衍和吴祖光来担任《西游记》的顾问。但是夏老说:“我老了,没有精力给你顾问了,你自己来吧!”吴祖光说:“嗨,要什么顾问,你导演自己负责啦!”我向老阮汇报,说他们都不干,并表态:“我也认为没有必要。我是导演,我不负责难道要别人来负责?”顾问班子的事就作罢了。
在《西游记》开拍前的动员会上,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佶认真听取杨洁导演发言,他在试集中为唐僧配音,辅助六小龄童的表演和台词,后因拍摄电影《廖仲恺》离组
我去吴祖光家征求拍摄意见,左一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唐远之,左二为吴祖光,右一为新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