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中南半岛的心脏

站在湄公河畔远眺，旱季的湄公河平静温和，岸边的河床裸露着，夕阳映照着放牛的孩童赶着水牛从河心沙洲上回来，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让人想象不到，这里其实是老挝首都万象的城市中心。

一年之后，第九届亚欧峰会将在这里召开，届时来自亚洲和欧洲48个国家的元首将齐聚于此，探讨加强沟通与合作的话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打造出可以接待元首的区域。这样的速度，估计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事实上，老挝也的确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了一家中国公司——中工国际（以下简称“中工”）。

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承包工程，对于中工这样一个在世界五大洲都有承包项目的企业来说，是一项远非艰难的任务；如果这是一个单纯的对外援助项目，相对于中国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来说，也是一个常规性的项目。但是，这一次的任务却并非这么简单。它既是一个政治任务，带有援建性质，要求必须在2012年峰会召开前完成接待设施的建设工作；同时又是一个投资行为，中工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完成从承包商到投资商的转变，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启动甚至可以说创造老挝的市场。

作为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公司，中工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已经与国际咨询机构合作，来完成这个项目的开发、策划和规划工作。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面对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不能按照成熟市场的思路去做。如果不能创造市场就难以打破僵局，但是要创造市场，就必须站在更高的尺度上，找到一种方式，既能够兼顾政府的要求，又能够开启市场的力量。

中工对这个项目期望极高，集团上下高度重视，不仅要在各国首脑面前大显身手，更希望找到一种合适的模式，完成从承包商到投资商的完美转身。由海外投资部老总姚剑直接兼任老挝公司老总，全面负责这一项目。对姚来说，元首别墅的建设已经按部就班，而目前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整体项目的突破上。

突破口在哪里？摸索之中的他看到工作室2010年出版的《重整河山》，其中毛里求斯经济合作区案例中的思路和观点给他极大的启发，于是几经周折找到工作室，敲定了合作。

“走出去”的新趋势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在与中工高层领导的交流中，王志纲这样评价道。

从历史上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外贸与外资也即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这两条腿走向世界。早期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辅；后来则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中国走向世界也要依靠这两条腿。虽然这两条腿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性质、作用方式和结果，但二者必须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目前，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暴露的核心问题在于商品贸易的腿太长，而资本输出的腿太短。从最初的商品和劳务输出开始，经过“入世”之后的爆发式增长阶段，到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9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大幅增长，2010年达到76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成为了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但是从总量上看，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460亿美元，仅占全球存量的1.3%，与海外2万亿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不成比例。

从行业上看，在海外投资中，能源和电力业占据了总投资的将近一半，其次是矿产以及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也是中国海外投资中备受指责的地方，认为中国人到全世界购买资源，为此在很多的并购活动中都承受了超出正常尺度的压力，直接导致2010年中国矿业投资只占全球矿业并购交易量的11%，同比下降过半。

从区域上看，中国海外投资的头号接收国是澳大利亚，过去6年来的重大投资和合同总计达到340亿美元;美国吸引281亿美元投资排名第二，再次是尼日利亚、伊朗、巴西、加拿大，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对东盟直接投资尤显不足，截止2009年投资存量不过百亿，其中城市国家新加坡还占了一多半，其它各国最多不足10亿元，这与中国与东盟年进出口3000亿美元的规模很不对称，也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区的地位不相适应，这种光凭贸易、缺乏直接投资支撑的合作也缺乏稳固根基。

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投资大国，接下来会经历一个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阶段。然而，走向投资大国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当大型央企国企走出去投资能源产业的时候，会遭受过度政治化的指责；而当散兵游勇的个体户走出去的时候，又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国家对于他们的支持也难以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

中国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打造一个既能承国家战略之上，又能启市场个体之下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及资金支持，都可以落到实处；这个平台所携带的巨大经济能量又能够极大地带动所在区域，使其实现跨越式地发展。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的产物。

三年前，我们在协助中国－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战略的时候，已经认识到同样的问题。项目最初的思路是借世界产业转移的天时，将产业转移到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低的地方，比如三十年前的珠三角地区正是凭借这一点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中。而相对于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的中非经贸合作区而言，毛里求斯一无丰富资源，二无巨大市场。这个面积不过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20万的岛国，人均GDP水平比中国要高，劳动力成本根本没有优势，从国内转移过剩产业的路子走不通。往毛里求斯转移过剩产业不现实，而毛里求斯自身又没有多大市场，但是毛里求斯自身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商务环境，它的背后有广阔的非洲市场和可以便利进入的欧美市场。如果我们不把眼光局限在毛里求斯，而是着眼非洲大陆，那么完全可以将毛里求斯作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的桥头堡和总部基地。

这个思路使天利合作区跳出了传统贸易加工区的简单思维，进入到一个高起点的服务型特别合作区上。这个方案最大限度地挖掘与提升毛里求斯环保生态和旅游天堂的价值，得到了毛里求斯政府高层的高度认可，从毛里求斯总统到总理各个方面都非常满意，毛里求斯总理先后两次借访华之机积极到中国招商。

从合作区到经济特区，从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园区到服务业主导的园区，这代表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一种方向。其实中工在老挝的作为与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所扮演的角色有几分类似，不同的是，中工所要做的是一个城市的中心区，它与当地的关联更为紧密，更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它的市场既包括在老挝的外国人，又包括老挝人。既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又能够实现中国走出去的投资收益。

“中工所做的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转型，而是在为中国走出去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在深入了解中工的战略以及老挝项目的情况之后，王老师这样评价道。

如果对中工国际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中工国际几乎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本。中国走出去的几个阶段，中工都一一经历。中国最初以商品走出去和劳务走出去为主，中工国际最初从事农业机械进出口业务，而后又以工程总包、EPC为主要业务。中国未来将要经历一个投资大幅增长的阶段，而中工正在探索的正是强化投资功能的转变。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一家央企，它正在探索的转型正是国家需要去实现的，一旦这条路能走通，将成为大型国企央企走出去的范本。

从工程到投资，看起来中工只需要再多跨半步。但是这无疑也是极为关键的半步。这半步意味着从操作思路到操作手段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承包商，它经常面对的是政府，作为投资商，面对的却是整个市场。面对政府，它可以以实力说话，以良好的关系来运作；而面对市场，它首先需要让人们认识它，了解它，接受它。

如何能够完成这惊险的一跳，完成这样一个角色的转换，找到这样一个项目的市场启动点？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开始了前往万象的旅程。

打造万象的国际中心

我们对老挝并不陌生。四年前参与西双版纳发展战略研究的时候，我们沿着昆曼大通道一路南下老缅泰，深入金三角，到过老挝旧都琅勃拉邦。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是老挝辉煌历史的见证，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相比之下，万象则让人没有那么多期待。拿到手的统计数据抽象而冷酷：2010年老挝国家GDP63.4亿美元，人均GDP984美元，远远落后于中国、泰国以及越南，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首都万象也不复杂，“一轴一带”就已经可以概括它的城市结构：沿河城市带从机场经过旧城区到使馆区，一条城市发展轴如同长安街，从总统府到凯旋门，再到精神图腾所在的塔銮。我们的项目正处在这“一轴一带”的交点上，区位条件很好，然而老挝的市场能力却让人担忧。

有钱人习惯的方式是找块地，自己盖栋房子，祖孙几代住在一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最难改变的是市场的消费习惯。卖给外国人？有政策瓶颈，老挝土地法规定，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和房产。老挝人不习惯买房，外国人又不能买。我们面对的仿佛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只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普通的项目，以常规的思路去做，往往会在现实的困境面前碰壁。如果不能深入挖掘其对老挝国家的意义，就难以取得突破。用工作室的语言来讲的话，它需要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上，看万象需要什么，它能够给万象带来什么。

在老挝的一周时间里，我们遍访外交部、文化部、建设部等部委，拜访了中国在老挝的企业和商会，也实地探寻了不少酒店和市场。在与各政府部门的访谈中，在与几十年前来到老挝的老一辈的交谈中，一幅鲜活的老挝发展史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既感受到一个后发国家的窘迫，也感受到它迫切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的急切心情。

八十年代末，老挝学习中国改革开放，实行革新开放战略。逐渐走出封闭的外交发展，企图摆脱从前对于越南和苏联的外交援助的过度依赖，开始拓展与中国、泰国、美国、日本、法国、澳洲等国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大量接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老挝在四大、五大上一直坚持这一路线，但是效果并不好。原因可想而知。作为东南亚的内陆国家，周边国家尚且在接受产业转移，没有多少经济力量可以辐射带动老挝。

如果说在上一轮的全球化潮流种老挝还没有挂上挡，那么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则是其不能失去的机会。从珠三角向越南的产业转移，泛亚大通道的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都使得这个地处中南半岛中心位置的国家受到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青睐。

在访谈中，我们还见证了中国工商银行老挝万象分行开业的盛况。这家世界最赚钱的银行几年来在海外动作频频。在欧洲、美洲以及东南亚开设多家分行，继去年收购泰国ACL银行之后就开始了万象分行的准备工作。与东南亚其它国家相比，老挝的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政局还算稳定，金融监管也比较少，再加上万象分行拿到全业务牌照，未来在工银东南亚的布局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与其雄心不怎么匹配的是它现在栖身于一栋两层小楼，而就是这个小楼也花费了筹办者不少力气，才终于赶在总部要求的一年期限内完成开业的任务。万象办公市场的稀缺可见一斑。

不仅是工银，还有一大批来到老挝的企业，包括华为、中海等都租住在民居之中办公，就连来到老挝已经十多年的中工，也是租住在合作伙伴的别墅之中。除了企业，还有众多的国际机构、使馆都是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限制了投资，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根本没有形成。

时光倒流三十年，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的阶段。80年代的北京，对外开放的步伐已经迈开，外贸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度增长，首都北京一时之间外商云集，但是城市的基础设施，酒店办公楼都跟不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便。当时的外经贸部提出了大胆的构想——在北京建一个“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选址就在今天的东三环（当时还没有）与长安街的交点上，毗邻建国门使馆区。当时那里还是一大批金属厂、器械厂所在，到了晚上杳无人迹。若是由外经贸部来开发，一是缺钱，二是缺乏经验。于是开始选择国际合作伙伴，当时日本兴业银行、加拿大海外建设公司和“亚洲糖王”郭鹤年都有兴趣加入，最后郭鹤年所属的香港嘉里集团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充分的准备胜出。

五年之后，国贸一期工程竣工，一座多元化、高质量、全方位的大型高档综合性商务服务区华丽现身：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包括一幢38层高达150米的写字楼、两幢30层的豪华公寓，1.7万平方米营业面积的国贸商场、1万平方米展出面积的国贸展览大厅、五星级的中国大饭店和四星级的国贸饭店、可容纳2000人的会议中心、北京规模最大的饭店附设健身中心以及多层停车场等。几年的时间，大北窑这个工厂区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京的地标。在随后的日子里，它的周边区域一下子炙手可热，逐渐演变成为中央商务区，成为带动北京城市发展的引擎之一。而作为这一核心区的合作者，嘉里又相继开发了二期、三期，国贸三期以330米的高度成为京城的制高点，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不可估量。

一个都心，荣耀一座城。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它是这个城市的形象区，代表了这个城市最靓丽的一面；它是城市的标志区，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它是这个城市与世界交流沟通的窗口。本地人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的潮流，世界也通过这个窗口来认识这个城市。

万象需要的无疑正是这样一个区域。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它正在努力跟上世界的节奏，正在从政治经济领域不断深化开放，吸引投资。但是正如所有后发的城市都要经历的阶段一样，硬件条件跟不上发展的节奏。国际机构、公司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国际人士找不到能够满足他们条件的生活区域。除了使馆、国际机构以外，更有许多公司看好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前景，纷纷抢滩中南半岛心脏国家。对于这些人来说，必要的办公和生活设施仍属稀缺。 

万象本身也有着旺盛消费力，而是没有相应的产品。虽然从整体上来说属于不发达国家，但是与泰国隔河相对的区位条件，已经使万象人习惯了泰国的消费水平。每天有许多人越过湄公河，前往泰国乌隆朗开购物。

在万象，我们还遇到了大量从中国来的商人。他们不少来自国内的偏远地区，虽然老挝不如中国，但是首都万象相比于他们的老家却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对于这些人，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配套的话，他们将会在万象继续发展。

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北京一样，万象也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前夜。它需要吸引投资，更需要能够吸引投资的投资。这种投资，一般的小企业做不了，而有着特定市场对象的企业又不太可能去偏离他们的主业，而这，正是中工国际所擅长的。

中工正在为万象打造的是它的国际中心。它将汇集这个城市的最高端人群，最高端设施，同时又不失本国的历史文化。它不仅是老挝国际交往中接待贵宾的场所，也是商务人士洽谈、工作的地方，它不仅是旅游者了解城市历史的地方，更是老挝向世人展示发展新面貌的地方。

从这里走向世界

2012年11月5号－6号，来自亚洲和欧洲48个国家的元首将齐聚老挝，举行第九届亚欧峰会。这个亚欧之间最高层次的会议于1994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起，每两年一次，旨在促进亚欧两大洲间新型、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举办这样一次国际性的峰会，对于老挝来说，不仅是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更是促进老挝及万象实现社会和经济升级的重要契机。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与周边区域共同发展，构筑和谐世界的良好契机。

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打造出万象的城市之心，不仅是给老挝，也是要在整个中南半岛的发展中国家中都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亚欧峰会的平台传递出中国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让东南亚国家认识到，跟中国的合作能给它带来什么。无疑是此项目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了。

工作室十年前首倡的“城市运营商”的概念，经过中国这些年来快速城市化的洗礼，已经逐渐深入人心。许多城市通过经营城市的方式，借助城市运营商之手实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介乎市场与政府之间，既能够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又充分调动市场力量方式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明。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概念加以扩展的话，在走出去过程中，这也将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式。

如果说走出去的个体是一个个散兵的话，那么运营商所扮演的就是航母的角色。它带过去的是一个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环境。比如中国的银行正在努力走出去，而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高，在海外的布局也不广，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不能充分满足需求，开拓市场的难度很大。而走出去的企业对国外的金融机构了解也不够，相互之间需要磨合的过程。与中国走出去的银行对接，相互支持。银行可以做运营的业务，运营商提供办公、生活平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有效配合海外扩张战略，降低融资成本。

而对于对象国来说，它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也不需要一个个地去面对众多的招商引资对象，一下子就可以获得一个强大的区域发展动力源。而且这个区域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本国居民同样可以在这里置业、就业、生活和休闲。它实际上是构筑起一个真正实现沟通交流的桥梁。

按照这样的思路，许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在和老挝政府的交流过程中，他们也对这样的方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在我们的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地时候，又传来老挝希望中工去开发万象新城的消息。

中工正在探索的，是作为拥有众多海外资源的企业，如何将这种资源转化成优势，将无形变成有形的平台，在平台上形成集聚，又通过这种集聚在帮助更多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带动当地的发展。这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方式。可以想见，在2012年亚欧首脑峰会上，当这个项目惊艳亮相的时候，它所展示的正是中国走出去的新模式。

中工已经是一个成功走出去的企业，它所要探索的是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资源的整合，能够成为国家战略更为有力的支点，同时也给更多走出去的企业搭建起共享的平台。可以想见，当中工按照这样一个新的思路和模式再度扬帆出海的时候，将会打开一片新的天地，驶入更加广阔的海洋。

过去的几十年中，“引进来”战略扮演了主导的作用，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走出去”战略无疑将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在这样一盘大棋中，我们需要更多像中工这样的运营商，去建设更多这样的阵地，实现“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梦想。

外交战略新思维

经济合作也是一个新的外交战场，甚至比正式的外交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有更深远的影响力。在提出“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十年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正在面临调整。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成长、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机制在2005年发表“919共同声明”，都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迈入了更加紧密、互利的新时代。

但是以2011年为标志，中国“睦邻”政策遭受到前所未有压力。六方会谈被搁置了三年仍然无法启动，上海合作组织除了反恐难以扮演更加活跃的区域安全和经济协调角色，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却无法有效降低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再加上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形势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新的低潮期。

从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南中国海领海之争，到与缅甸和泰国的紧张局势，曾经良好甚至可谓友善的邻邦关系突然之间风声鹤唳。2011年9月，缅甸决定搁置中国投资建设的密松大坝项目，令中国投资者感到措手不及。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遇害。中国向来稳固的南部和东南部边境，已有近20年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麻烦，为何现在对中国如此不友善？

中国还在大力修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工程，通过建设连接中国和包括缅甸在内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社会联系。比如在从昆明经老挝到新加坡的铁路；比如在缅甸，除了密松水坝之外，还包括一条连接缅甸和昆明的新输油管线，这一输油管线的建设成本估计为170亿美元。中国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项目破解马六甲困局，其价值意义不亚于二战期间的滇缅公路。

如果中国无法通过及时有效的政策保障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中国20年来在经济上推动与东盟的整合，实现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又有何意义？

就缅甸的问题而言，被叫停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上，环境与移民问题只是导火索，中资公司面对的考题将是公共关系管理策略、多元开放的社会沟通能力、海外投资应对方式，以及对投资环境的重新权衡。自2008年之后活跃并逐渐拥有“话语权”的缅甸民间组织，借助水电环境议题，寻求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寄望于缅甸政府更加开放。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领导人昂山素季在2011年8月发表一份《伊洛瓦底请愿书》，呼吁中缅双方重新考虑水电建设事宜，将反对风波推至高潮。

与中方签署合作协议的是缅甸前政府，而2010年民选产生、今年3月底就职的新政府，正力求改变此前几十年来处于军政府管制下的政治局面。吴登盛政府为了与缅甸动荡的克钦地区政治势力分享权力，从而削弱地方军阀，在密松大坝项目上明显迁就地方势力，不惜得罪中国。

而中国投资者太过依赖中缅政治关系，对缅甸新政局缺乏足够了解，低估了该项目的政治风险。在密松进行大坝投资和建设的中国电力海外投资公司，也暴露出大型国有企业海外商业操作模式上的缺陷。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年在海外市场取得了巨大成绩，也往往以为万一有什么商业风险，政府可以兜底，出了危机政府会出手援助，因而常常疏忽在投资对象国培育和营造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投资者，都应该认识到外交与商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只是外交为商业往来服务，商业的扩展，在当地培育和营造影响力同样反过来对于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商业开拓，不仅是“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在外交和战略上耕耘周边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其它国家诸如日本，在类似这样问题的处理上值得借鉴。上世纪70年代日本曾受到东盟国家民众的强烈批评，认为日本只关注掠夺东南亚国家资源，被称为“经济动物”，东盟的几个国家甚至掀起抵制日货、反对日本领导人来访的反日示威。此后，日本调整政策，“福田主义”出笼，强调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加强对东盟国家的援助，逐渐缓和了与东盟国家的矛盾。

今天，当我们到老挝，到越南不少地方，甚至城市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都是日本JICA协助制定的。他们对于城市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了解程度和影响力也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周边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需要不断评估、检讨和更新周边外交政策与行动。中国的周边外交如果不能走出新路子，单纯的“睦邻政策”很可能难以应对已经变化了的新现实。

中国应该加大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性影响，而不是仅注重政治高层往来和经贸商业投资。单纯基于互利的商业利益，周边外交仍然缺乏坚实基础。只有将中国在周边的良好政治往来、商业扩展，与中国形象和中国元素相结合，通过塑造和争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心”，中国才能真正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站稳脚跟，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

中国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树立形象并争取人心，不能仅是靠政府推进，而要发展多边社会交往。类似于中工老挝这样的项目，既解决了老挝政府的燃眉之急，又能够持续地长久地成为老挝首都的标志性区域，更能够和老挝方方面面的组织、机构、团体等建立广泛的联系，应该是未来对外投资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合理方式。

美、欧、日在东盟保持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智库和教育机构，与当地建立广泛联系。相比之下，中国主要还是靠政府机构和企业活动。如果我们能够大力资助和培养各种社会组织，鼓励它们在中国周边发展多层次的联系交往，对中国提升周边影响力将极有帮助。

为此，我们的对外宣传和形象推广需要有根本性的调整和体制性的改革。尤其应将对外宣传的主体从政府转向民间，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国家形象推广方面的作用。逐步建立广泛的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海外活动网络，是中国外交所需要的得力助手。这些社会组织所编制的网络系统，在信息搜集和反馈、加强多层次社会交往并建立多渠道接触影响机制等方面，这都将对中国政府大有帮助。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像中工这样的企业，深入地广泛地与对方国家展开合作，不仅仅与对方政府，更深入到各个社会团体；不仅仅去开发资源，更开发与各类消费者都密切关联的城市项目。比如万象的城市中心区，比如即将开发的老挝文化古都——琅勃拉邦旅游特区。

按照这种模式，中工正在充分发挥出多年积累的资源优势，除了老挝缅甸之外，在柬埔寨、泰国、尼泊尔等各个国家都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和思路去展开合作。如果说以前，我们还是以一种简单援助或者政府工程的思路，多半瞄准的是基础工程建设的话，那么现在的合作更多的面向市场，去做影响，做金字塔的塔尖，去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东西，去与当地的居民形成发展的共同体。

如果说中工国际体现的是走出去的国家队如何改变思路，扩大影响的话，那么还有一些以灵活见长的民营企业，以民间的方式开始，最终获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同样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