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走向世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

2008年，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堪称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领域，引发全球经济形势巨变，其严峻程度直逼1929年经济大萧条。而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世界经济的边缘重回中心。

三十年前，当中国再次以平等的姿态向世界开启大门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相信，短短三十年中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回首过去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有趣的历史现象：

一场变革常常从某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悄悄发起，伴随着这股浪潮逐渐壮大，一个朝气蓬勃的板块随之崛起，并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成为时代的宠儿。在这些先行者一如既往前行的时候，又有一些新的火种在萌发，吸引时代的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谁都想在舞台上停留地更长一些，但是时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何能够把握时势发展的规律，在机会到来之前做好准备？甚至把握时势发展的规律，创造条件，促使时机的成熟，从而实现区域的超越式发展？就一时一地来看，一个地方获得机遇仿佛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是放到全局的大棋盘上，我们却发现在看似偶然的机遇背后有着必然的规律。

开放自珠三角始，并不只是因为总设计师邓小平偶然地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其背后有着价值规律的作用。当时的中国一无技术二无资金，要想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只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利用劳动力优势做来料加工，所以距离世界级港口香港的珠三角成为首选。这种低端产业对于距离如此敏感，以至于珠江东岸和西岸在这一轮开放中都有相当大的差别。

广东成为改革初期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台发动机。它的成功为中国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继续开放还是关门之间摇摆，将近90岁的邓小平南巡广东，站在这片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的土地上说：“不改革就下台。看看我脚下的土地，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后的中国真正坚定地在改革开放之路一去不回头。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九十年代初启动浦东开发，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发力，凭借良好的资源条件以及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一举超过了珠三角地区。基于同样的逻辑，本世纪初启动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部发动机。

中国进入开放新时代

开放拉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完整意义上的开放包括“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战略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拓展沿海开放，依次启动北部湾战略和海西战略；另一方面在沿江、沿边和沿线开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92年国家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不久又增加了17个内陆开放城市，同时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

在沿海、内陆开放快速发展的同时，沿边开放却是许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于广大内陆省份来说，沿海开放对其经济拉动效应有限，它们需要打造自己的外向性引擎。经济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虽然一些地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沿边开放区域合作，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效应无法与沿海开放相提并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向全世界宣布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三角洲的宏大设想。计划拟筹资300亿美元把这块地方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国际经济合作区，但是直到现在在这块地缘条件如此优越的地方，中、俄、韩、朝、日五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也没能让这个构想落地。

在西北，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学者们提出打通大通道，构建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东到连云港，通过新疆到欧洲的鹿特丹，打通后东西方将会多一条沟通的桥梁，对中国内陆经济的拉动作用自不待言，但也没有成为现实。

在西南，90年代实行沿边开放战略后，毗邻缅甸、老挝和越南云南的边境贸易一度发展迅速。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云南省边贸额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比重逐年下滑，从2001年的占比17.3％降至2007年的11.5％。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的姐告经济贸易区是最早提出“境内关外”构想，并在全国首先实施特殊监管政策的中缅经济合作区，但是一直到08年区内共计利用外资才500万美元。

在沿边开放战略中国务院批准了黑河、绥芬河、丹东等13个沿边开放城市(镇)、112个边境口岸，呈点状散布在我国内陆的边境沿线，希望藉此打开沿边开放的新格局。这些地方的边境贸易一直都在进行，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大的突破，无法取得像珠三角、长三角对外开放的效果。

之所以中国的沿海开放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沿海城市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以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以这样的角色嵌进世界经济体系。而在沿边开放区域，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与周边国家的互补性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沿边开放远远没有办法和沿海开放相提并论。

但是今天，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沿边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国内的需求来看，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秉承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战略。这个战略到上世纪末完成了前半部分。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如果不解决均衡发展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就会脱节。所以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都是要解决东部和西部、东北和沿海差距拉大的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又一波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兴起，沿边开放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如果说沿海开放开启了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话，沿边开放则将接过接力棒，成为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从内部的发展需求来说沿边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外部环境上讲深化开放的时机也已经到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不限于引进来，而开始走出去。中国在亚洲、东欧、非洲建立的合作区蓬勃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开放拉动区域发展，而区域发展进一步促进开放。当我们回顾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时候，就会发现各个板块所拥有的发展机遇是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凭借自身资源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今天中国已经融入了这一浪潮之中，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必须在这个背景下。

时至今日，讨论的焦点已经不是开还是不开的问题，而是怎么开放的问题。

开放的战略问题

“一个成功的案例胜过一千打纲领”，作为一家处在市场前沿的战略咨询机构，在过去的几年中，工作室亲身参与到众多沿边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当中，感受到沿边开放的时代大潮汹涌。

俄罗斯振兴远东地区战略给黑龙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作室于2003年参与黑河城市战略研究，提出“两国一城”战略构想；2005年与呼伦贝尔政府合作，提出“大小金三角”战略构想；2006年参与牡丹江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完善“借港出海”的战略思路，借用俄罗斯海参崴的良港将货物转到长三角和珠三角，通过“借港出海，出海不出口”解决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受到山海关铁路运输瓶颈的限制问题。2007年参与研究乌昌一体化战略。新疆希望首先通过乌昌一体化提高乌鲁木齐在整个中亚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促进中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于中国西部的安全与发展意义重大。

2008年则无疑可以称为对外开放的“全面开花”之年。

年初，广西泛北部湾战略浮出水面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工作室应约参与北海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虽然同样拥有一流海港，但是广西并没有在沿海开放第一波行情中尝到甜头，甚至在云南举办世博会引领旅游浪潮的时候它也没有抢到先机，但是这一次在中国实力已经逐渐增强，周边区域与中国合作的意愿逐渐加强的大背景下，它抓住了这个机遇。

5月，工作室远赴毛里求斯，为中国-毛里求斯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进行战略咨询。之前工作室提出的“海外特区”方案获得中毛双方高度认同。6月，工作室深入金三角，研究西双版纳旅游发展战略，促进云南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8月，工作室又远赴珲春，研究国家制定《图们江规划》背景中的珲春战略。图们江流域合作在呼吁了二十余年后又迎来新动作，正在制定当中的“图们江规划”直接由国务院审批，甚至高于北部湾战略级别。

在参与几乎所有中国沿边开放节点城市的城市战略研究之后，我们在这里呈现的是工作室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平台来归纳、提炼和树立在进一步深化开放过程中的城市发展问题：

发展理念和主动性问题：时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觉察，等到更多人意识到时往往又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有可能把握这些机会的城市如何能够适度超前，后卫变前锋，站在国家战略上的重新考虑城市的定位。

城市定位问题：沿边城市共天时不共地利，如何落实差异化发展，错位发展？是成为枢纽城市，还是成为功能型城市，是从产业突破，还是主打休闲牌，每个城市侧重点不一样。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站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自身的定位与发展的方向。

产业发展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产业洗牌的大背景城市能够承接什么？需要承接什么？沿边城市不能变成垃圾箱，不能只看眼前，不顾将来，而要着眼于内外两种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最合适的产业。

城市营销问题：许多城市都意识到城市营销的作用，都想通过论坛、展览等活动吸引眼球，都想挤到聚光灯下，但是城市营销是城市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环节，不能舍本逐末，只有当城市价值挖掘清楚之后，与城市战略和资源结合清楚的前提条件下，借势借力，高举高打，打国际牌，唱地方戏，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效果？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实际研究中探索并试图解决的，也希望这些还带有泥土气息的鲜活案例能够给更多仍在摸索中的城市带去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