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正心
良田生嘉禾，朴石出美玉，志向由内心生发。正心是通过修养心性，让自己博大、宽容、高旷、开阔，为要从事的事业做好铺垫。欧阳修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66]要成就谦谦君子，需要内外兼修。曾国藩说得更具体：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67]
也是把正心作为修身立志的首要之务，强调正心是自修，是慎独，是让心灵无论在繁华处、还是在孤寂处，都能够守正如一。
人的一切行事，都是由心性来决定的。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正心是一个涵养心志、拓展格局，扩大境界的过程。人最难克服是自己内心的欲念，若不能够约束内心的阴暗与贪婪，发蒙内心的善良与纯真，心灵就会充满荒芜与粗鄙。
第一节 明心
心，在儒释道三家皆视为立身之本、做事之源，儒家认为“心”是人的道德来源，要正心；道家认为心是道的体现，要修心；佛家认为心是万法之源，要养心。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心”的本义，并修心养性呢？
一、善良
《孟子·公孙丑上》讲：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的全部道德来源于“心”，心，实际是人性善的本原。中华文化中讲的“脑”“心”，不是从器官上讲，是从功能上来讲。具体来说，中医讲的“心”，包括以心脏为中心的循环系统，也包括以大脑为核心的智能系统。中国文化中的“心”，不是心脏、心包之类的器质，而是具有思考、思索、思想功能的智能系统。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在讲人的善念、精神、教养、智力等功能来源。端，是根本，也是开始，更是本源。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说仁产生于恻隐之心。在孔子看来，人所有的情感与品德都是从“仁”生出来的。人有“仁心”，“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感情特质，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观点，将其总结为“性善”。人因都具有恻隐之心而性善，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例子说，看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小孩在井边玩耍，所有人心中都会“怵惕之”，也就是咯噔一下。这就是恻隐之心，出于人性中的善念，每个人心中都有。梁惠王要用一头牛去祭祀，当看到牛在发抖，便有些同情，让人把牛放掉了。这便是恻隐之心在作用，也是善念的发挥。孟子认为，心怀恻隐，就保有仁慈之想、为善之念，不仅会爱人，而且能爱物。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说义产生于人知道害羞、厌恶等体验。之所以会如此，在于人类确认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明确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了基本的价值共识，就对人的行为有了一个可资判断的依据，这是人之能群的保证。羞耻，是因为觉察到行事不合乎规范；憎恶，是感觉到某个事情不合乎群体要求。羞恶之心的产生，是按照人之能群的要求，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判断，从而使得社会有一个公共评价依据。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说礼产生于人的推辞谦让之心。孔融三岁让梨，是一种谦让。成年人遇事更应该懂得礼让三先，这是人的修养，也是社会礼仪，更是社会运行的内在规矩。礼是按照人之为人的仁、人之能群的义的要求，形成了具有道德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凡事都要抢夺，即便有了法制约束，最终也会变成明偷暗抢。人人具有辞让之心，该要的才要，不该要的坚决不要，这个社会才会本分、安分。行事要明礼仪，特别是在利益面前更要三思，这样才能彼此相安，才能彼此无事。否则，人类无穷滋生的羡慕、嫉妒、恨，不仅伤了个人心性，也会让社会秩序紊乱。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说智产生于是非判断。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是非判断，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判断的标准有人之为人的价值，是人之能群的责任，人之能分的规矩。有时候会根据利益来判断，但利益必须符合群体共识，不能是一己私利。儒家认为“仁、义、礼、智”，作为人类基本的社会共识，皆来自于人的内心。在这其中，“仁”被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作为人之为人的要求，成为人性本善的基点。韩婴说起善的形成：
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则独居而乐，德充而形。[68]
中心，是古人的说法，其实是心中。韩婴认为人心惟善，要坚守之，并且还要日新月异地发展善。心中既有善念，就要生发这些善念；若能如此，即使一人独处，也能心怀喜乐，道德充盈广大，人便能不必依附于外物而存在。人要想自立、成德行、成事业，要先求自心的完满充实。
关于人性，先秦时期的诸子有两个基本认知：一是来自孟子，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由此产生了仁、义、礼、智的善念，把人性理解为人的社会属性。把内心的善念发扬光大，付诸于行为，人便能成为坦坦荡荡的君子。宋明时期的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主张发挥人性之善，心性自然能够得到修炼，形成了尊德性的一派。二是来自荀子，把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一出生就有食、色的本能，本性为恶，必须用后天的教育约束、礼乐引导，人才能去恶存善。这一派后来发展到程朱理学，便要求用天理约束人的七情六欲，主张要把人的欲念抛弃掉，让人完全按照人之为人的善性修养自我，这需要自外而内地矫正。
我们这里讲的“明心”，是继承着思孟学派的观点，相信人的心性都是善良的，只要坚持本心之善，将善念推己及人，便能修养成温文尔雅的君子人格。
二、光明
人要把内心的善念发扬出来，便是明心。“明心”之“明”，是要做到内心的光明洁净。程颐讲：“人心贵乎光明洁净。”[69]光明，是心里清明、开朗；洁净，是没有秽浊、邪僻。我们有时说一个人内心阴暗，便是说其不能明心。
任何社会中都有光明与阴暗，任何人都会遇到成功与失意，倘若每个人都内心真诚，注重修养，社会就能慢慢好起来。儒家正是努力鼓励人性中的光明伟岸：
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70]
朱熹把明心视为人良心的发现。不昧，即是明，是说最初时一定要下决心，要“猛省提撕”。“猛省提撕”是宋朝的土语，是说要与原先的旧我脱离，才能使良心不昧。明心是一项要下工夫的本领，只有立起这项本领，才能下学而上达，内在修养才能用于外在事功。若没有这种“明心”，立不了这项本领，终究会做人浑浑噩噩、做事迷迷糊糊。
明心，是良心的发现，是善性的发挥，是立身做人的根本。胡达源在《茅蓬语录》中谈了自己的理解：
心术不正，其为材也必劣；学问不深，其为器也必浅。
没有善念，再有才华和学问也只是歪才、怪才和劣才。一个正直诚实、坦坦荡荡的普通人，即使知识欠缺、学问不深，也远比一个行为龌龊、心理阴暗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要大。
如何明心呢？道家注重修炼身心，有着更深的体验。《列子·汤问》里面说：
明心为情主，形实无知耳。所以道者贵乎养神也。
心，是万物之主、万情之主。心窍若被蒙蔽，任何的外在规定只能成为约束，不能成为动力。没有内在动力去修养，即使表现出来得体举止，也只是伪装、是演戏。内心若能清明纯净，不生妄思妄念，人就不会生出贪鄙之心、做出龌龊之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心，既要避免不良心性的生成，更要时时刻刻让善念充满。
中国文化认为明心不是让心变得更加聪明、更会算计，而是要更加明澈：
利害心愈明，则亲属不睦；贤愚心愈明，则交友不长；是非心愈明，则修道不成；好恶心愈明，则事理不契。
此处的“明”，应理解为“过度”，不是“明心见性”之“明”。在这其中，利害心，就是算计之心，整天在心中噼里啪啦打算盘，立足自己的利益疯狂算计，锱铢必较，寸土不让，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据为己有。这样的算计多了，不仅没有朋友，连亲戚都会背叛而去。
贤愚心，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能真诚相待、一视同仁。总在进行比较，以外在的、物质的因素来衡量人，把每个人都放在利益关系中去衡量，或者放在是否对自己有利中去判断，决定是否与之交往。若总是依据利益判断人际关系，不仅自己累，与之交往的人也会不胜其烦，这样很少交到真朋友，即使有了，也很难长久。
是非心，总盯着他人的是非评头论足，进行好人坏人之类的判断。为人处事若总在是非判断上下功夫，就会过多纠缠于小事、细节，不能通于大道、达于至理。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看待角度不同，判断也就不同，永远没有最全面和最高明的审视。如果非对即错，非此即彼，凡事都要论个理，那么烦恼会接踵而来。有时，人之所以烦恼，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而在于是非太过分明，无故自寻烦恼。
好恶心，是人的私情、私爱在作祟。人之常情，会先设定一个小圈圈，爱之就鸡犬升天，恨之就株连九族。内心不能公正、平和地看待周围的人事，用情绪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是非对错取决于喜怒哀乐，就会遮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偏离了正确、恰当的轨道，做事也就难免与理不契、与情不合。
正心，是要把“心”放在一个中正平和的位置，少一些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恶心，心就能守成中正。这样对外在人事的利害、贤愚、是非、好恶判断，就不再陷入了偏执而狭隘的困境中。
在现实中，我们要减少一些分别心。现在的“闪婚族”，结婚快，离婚也快，感情婚姻不能维持长久。除了年轻人的好冲动、不假思索等原因外，分别心是婚变的重要原因。大多数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接受父母全方位的照顾，没有养成给予的习惯。每到节日，通常都是父母在给子女打电话，主动给父母打电话的很少，有时候甚至对父母的电话还感到厌烦。这样养成的心性，恋爱或结婚，不自觉地会以自我为中心，对双方的财产、亲戚、老人的界限都分得很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因分别心而生诸多不满，形成诸多矛盾。两个人要组成家庭，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要通力赡养共同的老人、维持共同的财产、形成共同的事业，少生分别心，多体谅对方，就能平和、宽容得多。
三、端正
明心，不能空谈心性。了解明心的大用，可以作为事功的起点，修心养性的成果，要付诸于行事，见于事功：
经济出自学问，经济方有本源；心性见之事功，心性方为圆满。[71]
我们不希望读书越多越穷困，也不希望读书人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现在有人抱怨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待遇还是很差，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合适的机会，是“青椒”一族。但在抱怨之前，先要想想是否真的有学识、是否真的有能力、是否真的有修养？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自己学识渊博，能力出众，修养有法，但还是困顿如此。那不是我们错了，是这个世界错了。如果反省之后，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是自己抱怨错了。真的没有必要抱怨教育制度，再差的学校也有好学生；不能抱怨国家，正是有了问题才需要我们去解决，才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能做的，首先是让自己成长起来，反思自己是否把书读通了，是否把事想明白了，是否把人做好了。
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书，没有一个专业是教人变得更贫困，学了知识而不能有所用，便不是真正的学有所成。我们天天读《论语》、读《资治通鉴》，却弄得自己衣衫褴褛，那是因为自己学到的只是字句，而不是其中的道理。
当然，读书必须有经济来源，理工科做实验，文科要查阅资料、进行调研，必须有一定的经济保障。但更要明白“经济出于学问”，读书要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即使一时困顿艰难，也不要放弃对天下、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想透了，看清了，找准了，做事就有了切入点，很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空谈心性没有意义，正心的目的，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外在事功的成就，心性才有着落。就学问而言，为学不能只会讲一些行业术语，我们学理论、学知识的目的，是把理论、知识内化为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更加睿智地看待世界，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更加通透地参与世界，这才是“正心”的本义。正心需要宁静，思考需要灵通：
何思何虑，居心当如止水；勿取勿忘，为学当如流水。[72]
心如静水，波澜不惊，但绝非一潭死水，而是如古井一样深邃通透，在斗室中关注社会、关注天下。做学问要像流水一样，活泼泼地，汹涌澎湃地，气势充足地把天下、生民和社会都囊括其中。我们常用活水来比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73]不仅是形容他们的散文风格，更是形容他们的文章、学问与心性融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气质。
如何养心呢？
首先，要能够做到“宽心以容物，虚心以受善，平心以论事，潜心以观理，定心以应变”。让自己的心胸宽广起来，容天下可容、难容之物；让自己的心灵虚静起来，生发善念、接受善念；让自己的心态平实起来，论事气度冲和、不躁进；让自己的心性沉潜下来，明察人事道理，行事中于规矩；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遇事不慌乱，对变局能够坦然应对。
其次，还要做到“多静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欲以养心，诵古训以警心，悟至理以明心”。[74]每天要给自己安排一些安安静静、无需做事的时间，用来安心静坐、养气收心，让自己的心神在忙碌中能够静养一下，动以做事，静以养心。这些做法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恰恰是贤者智者的经验总结，流传千年。在《菜根谭》《格言联璧》《围炉夜话》《呻吟语》《小窗幽记》中有许多这样的格言，能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读这些书，多体悟其中的生活趣味，就可以在热闹中炼心，在行事时验心。
最后，还要能够守住内心，学会谛听内心的声音。一个人的境界，不是看他在冠冕堂皇时的举止得体，口若悬河，而是看他在孤独时的所作所为。有思想的人，他只有孤独，没有寂寞。孤独，是一个人的鹤立鸡群，或者在尘俗中难以找到共鸣。人的孤独，并不可怕，总有可以消遣的地方：读书、听音乐，或者去散步。但心灵的孤独，却是折磨思想者的利器。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所产生的疏离感，和现实中被逆淘汰所产生的无奈，是对高拔者的严重摧残。就像高原上的树，孤独地耸立在原野之上，花开花谢，日落日出，没有友朋，唯一可以和自己接近的，是暴风雨和雷电。这些瞬间的接近，是那么短暂，这才是高拔者之间的意会。
第二节 全性
在中国文化中，“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本性，即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性，是人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伦理、价值、道德，是人的社会属性。中国学者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什么？人生活于社会中的特征是什么？由此形成了诸多种学说。
一、辨性
先秦诸子和后代学者对“性”的认真讨论，形成了如下四种基本观点：
一是生性说，代表人物是告子。告子其人其书均不详，学说全赖《孟子》得以保存下来。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与孟子辩论何谓人的本性的问题。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通俗地说，他认为“性”就是人的肉体。用现在的概念来讲，性，是人的生命机能与肉体形态。既然“生之谓性”，“性”由人的肉体而生，它无善、无恶，如水一般，放到高处时会向东、西、南、北流，人性如此生发，自然而然。告子把“性”当作人自然而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特质。
二是天性说，代表人物是庄子。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人也不例外。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人是人道的产物，人性也是生于道中，就要道法自然，要合乎自然规律。实际上，庄子是把老子的“道”推展到人的精神世界，老子重天道而轻人道，认为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人道总是残缺的。老子讲的是宇宙间的大道理，是客观存在的至大层面。庄子认为这样何其累也，他转向重视人道，讨论人的精神生活。
庄子认为人之所以变坏，是由于在社会中受到了天性扭曲。人刚出生时天真善良，但成长时却总被要求按照礼乐教化行事，人被许多规范规矩束缚着，看似符合人道，实则违背天道。看似形成人性，实则违背天性。人要想活得潇洒，就不该受后天的约束，不必按社会规范做事，不能扭曲自己，也不要被异化、奴化。什么是奴化呢？人生在天地间，都是天地的派生物，不管是高贵还是贫贱，是富足还是贫穷，人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的人格是独立的、自尊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总会设计一些制度让有的人地位高起来、有的人地位低下去，有的人就会被奴役，过着委屈的、被侮辱的生活，这就是奴化。奴化的目的是异化，被异化的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是只能做该做的事，这是人性被扭曲。
庄子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残害，应该恢复天性。我们常说小孩子天性活泼，就是因为他们不受或者很少受后天约束，保持了那份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天性。庄子讨论人性时讲要恢复天性，追求的是精神的超越，这与告子认为的客观肉体正好相反相成：告子注重生性何以存在，庄子注重天性如何保全。
三是本性说。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为恶，荀子认为人有食、色的要求，就有贪婪占有的本能，这是本性之恶。荀子承认人性是善的，但人生下来的那一刻起，食、色的本性就受到后天污染。人一出生，就要进食，以满足个体的成长；长大后，人就要好色，以延续种群。离不开食、色，就会被引诱、被污染，欲念无穷无尽，没有约束，人就变得贪婪、自私、好利、不循礼法，这就是“性恶”。荀子认为要改变人的恶性、就要化性起伪，依靠后天的教育，改善人的心性。《荀子》开篇便是《劝学》，认为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后天的教育，才能把人内心中本来存在的阴暗、贪婪压制下去。
四是人性说。孟子认为人性有一种先验的善性，是随人的天命而来的道德体验。孟子的学说继承孔子，但孔子很少谈论“性”，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75]他注重谈论“仁”的问题。孔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人的社会性，他将之概括为“仁”，把“仁”作为道德的根源。孔子用“仁”作为衡量人心性修为的尺度，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都是仁的体现。
在孔子之后，有两个人具体发展了“仁”的学说。一是墨子，一是孟子。墨子最初学儒的，后来觉得儒家学说过于繁琐，便创立墨学。墨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兼爱”，就是对所有人都要相亲相爱，把孔子的“仁”无限扩大化为博爱。孟子开始思考何者为仁？他发现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点善念，他把这个善念叫“恻隐之心”。
孟子讨论何为仁、仁从何而来，认为每个人有恻隐之心，每个人都有原初的善念。如果能把善念扩展开来，先是对自己的家人，再是对周围的朋友，进而是对天下人的关心关爱，这便是仁。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作为仁、义、礼、智的发端。每个人都有善念，这个善念的哲学表达是“仁”，落实到心性上便是人性善。
荀子与孟子的分歧，成为后世谈论“全性”问题的两个方向。荀子认为人性在后天总容易被某些利益关系、利害关系所污染，必须用外在的礼仪制度来约束，让人回到合乎社会规范的道路上去。朱熹强调用天理来约束人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荀子讲的恶性。只有把恶性压制下去，人才能合于社会规范，才能形成有秩序的社会。孟子主张用内心之善关照万物，把心中的善念培植壮大，全部发挥出来。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便是鼓励人把内心打开，让善性融入到天地万物之中，融入到社会行为之中。这便是孟子所言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76]心正了，善性自然就能发挥出来；善性能发挥出来，人就走向善良。
二、见性
道家、佛家也都讲到了人性问题。《淮南子》是秦汉之际道家学说的概括，其中说：
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遭急迫难，精通于天。
性即天性，全性是保全天性；身即肉体，保真是不被后天污染。全性保真，不亏其身，注重肉体和精神的合一。
全性保真的思路，在道教中发展为“性命双修”说。性，是精神修养；命，是身体机能。张伯端《悟真篇》中讲：“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道家主张人既要断绝各种各样的欲念，又要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便将“性命双修”视为学说宗旨。性命双修，就是要让肉体和精神都能够自由，都能够保全、保真。早期道教强调神仙思想，相信人能够长生不老，要长生不老，就要保证肉体和精神一起走向永恒。唐朝后的道教，认为神仙可期不可学，追求肉体和精神永恒的学说经过调整，形成了“性命双修”的修炼之法，强调生性、天性要合二为一。
佛家也讲明心见性。佛教有三本入门的读物《心经》《金刚经》《坛经》。《心经》主要引导我们体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谛，知道世上万事既是缘，也是幻。《金刚经》则讲用智慧去斩断一切烦恼，破除一切妄念、不识，防意如防城，保持内心如金刚一样不坏。《坛经》讲顿悟之法，关注一个人从修炼到顿悟、到开悟，靠的是心灵的明澈，超凡脱俗。
中国哲学史一直在思考并试图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天人关系，一是心性涵育。其贯通的路径，是在心性上达到“明心见性”，进而实现天人合一。尤其强调用内心去关照万物，让人心更加清明、更加通透，引导人性向善、天性自由。由此做事，才能不负于天，不负于心。沈近思曾言：
养得性情和平，方可做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上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77]
人有七情六欲、自然有痛苦烦恼；要摆脱痛苦烦恼，至上境界应该是心情平静、性情平和。只有在平和时才能做事，才能沉着应对各种变局。
人要有沉静的功夫，但一定不能有懒散的懈怠。要把自己的心性修养用到正常的、健康的、有意义的事情中，做到无事应有事，以有事应无事。在面对烦琐之事时，才能超凡脱俗，在众人都找不到出路时找到出路，在众人惊慌失措时举重若轻，久而久之便能卓然自立。这种举重若轻，既是一种中流砥柱般的大将风度，也是能洞达事物根本的通彻能力。
自古以来，能做多大事，能成多少事，固然取决于能力，但根本取决于性情。古代学堂制定很多学规，要求内外兼修，以行为约束心性。《程董学则》言：“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习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更在于以此涵养性情。《礼记·乐记》讲的更全面：
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匿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正义。
聪，是耳朵好；明，是眼睛亮；聪明，即耳聪目明。君子耳目之内，不要有奸声乱色，不要有惑乱心志的声色犬马之事。中国人认为，声色玩乐之事不是绝对不可以有，即使有也不能入于本心，不能乱己之心。淫乐，是过度放纵享乐；匿礼，是逾矩之礼，对于这些不合礼乐之事，想都不要想，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8]更不要说让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接于心性。修心，是不要去触及懒惰、怠慢、奸邪、隐僻之类的事情，要维持心性的清澈。耳、目、鼻、口、心要能感知于天地万物，顺应正气。可见，礼乐教化的关键，是要保持内心不受后天的污染，不受各种各样邪僻事物的侵袭。
清代刘源渌在《读书日记》中总结存心缮性的方法：
须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
一要耐烦。耐烦，即“耐得下世俗烦恼，放得下世事纷扰”。烦恼有二：一是无事生烦恼，在闲散懈怠、无事可做的时候易生烦恼；二是太忙生烦恼，事情千头万绪，理不顺、做不完的时候就生烦恼。太忙碌、太空闲对人都没有好处，太闲时内心易空虚，太忙时内心则易疲倦。要处理好闲与忙的关系，就要用“弹钢琴”的方法，一个键按下去，另一个键就抬起来。事情虽千头万绪，做事总也不乱，张弛有度、条理分明。
二要耐苦。人来到这个世间，要想成就事业，苦难在所难免。只要有追求就有痛苦，求上进，就是不满足于现状。逃离现状便要付出，付出便是在无望中寻找希望，自然要经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三要耐惊。惊，是惊扰。人的心神容易受到惊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周围事物总有因事情而起的感伤，若不能恒定，心总被惊起，则意不能安，不能安就不能定心做事。
四要耐怕。即不畏恐惧。人要做事，最重要的是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前怕虎后怕狼，则陷在自我设定的困境中不能自拔。
三、内圣
内圣外王是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内圣在于修养，外王在于事功。要想做成点事，就先要让自己形成良好的心性修为，这就需要熏染耳目，不断长进。曾国藩总结自己的内圣修养工夫：
近来每苦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79]
在心情烦闷、毫无生机的时候，要找一些简单而又能愉悦身心的事情做。比如安安静静的休憩一下、平心静气的淡定下来读读书。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在独处时出了问题。人最可贵的品质在于能让自己沉静下来。看一个人境界的高低，全在看他独处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想什么问题，如何与自己相处。勤劳而后憩息，在努力奋进的间隙，稍稍慢一下、停一下，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下，这是一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勤劳之后的休憩，是一种认识自己价值之后的休憩，是对自己的奖赏，真能愉悦到心灵深处。尤其是在繁华浓艳处，在急雷迅风时，能够保持淡定，不去生妄念、生忮心，不产生过度的波动，始终保持喜乐的平常心。
曾国藩觉得在勤劳之余、至淡心境中读读书，也是最快乐的事。读书要读出金石之声，才是真正的读透、读懂了书中的道理。就四大名著来说，其中蕴含着深沉的人生思考。《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悲剧，《红楼梦》写的是文化悲剧，《西游记》写的是性格悲剧，《水浒传》写的是英雄悲剧。读通了书中人物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失败，便可把经验、教训都在做人处事中加以借鉴。内心静不下来，读一读《瓦尔登湖》，知道心该如何去纯净。读一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游思集》《新月集》，知道该如何保持灵性。
若有兴趣，还可以读读古人的家书，其中很多是写给孩子、侄子们的信。梁启超在家书中写了他修养性情的方法：
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气智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他日一切成就，皆基于此。[80]
求放心，把内心的善意全部展示出来，只有在静坐时才能细细体会。首先要达到清明在躬的境地，自己的身心能感觉到清新爽朗，这不能外求，只能内化。如果能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一想，看看春花，赏赏秋月，自然会神清目明。在身心清明之际，把心中的善念慢慢发展起来。人有善念，就能看到自然的勃勃生机，就能体会世界的温和优雅。平日里大家各行其是，心神难以清虚，静神凝思，反而难得。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晚上朦胧入睡时，反而觉得感官、意识非常清楚，夜间听雨入耳更清晰、思考问题也容易入神，在于这时心神脱离了繁杂事情的牵缠，进入了虚静状态，得以神清气爽。人若时常保持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就能够心性明澈，波澜不惊。
梁启超不算长寿，其中还搞维新、闹革命、中年流亡，但仍写了一千多万字的文章，还培养出有成就的子女，一在于其著述勤奋，二在于其心境恒定。我们常听很多人说：最近太忙了，要是闲了，将如何如何完成宏伟计划。这实际是推脱之辞，人关键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心境。梁启超在家书里经常写自己下午闲散了，读了什么诗，读了多少卷。有时候说自己昨日喝酒醉了，就跟孩子们说不要学这样子。他都是在很平常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展现自己的修养。梁启超说自己的一切成就“皆基于此”，正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处修身养性。
第三节 慎欲
正心，要对无底的欲望、不良的情绪进行纠偏。人的欲望，源自食、色。食，对小孩子而言是吃饭，对成年人来讲，就是要吃得好一些。食也就由此用来形容满足口腹之欲的要求，被视为贪欲的起点。有时候，人讲究吃，不是出于营养，而是出于身份。人生一世，追求吃得好、穿得好，无可厚非，但若没有限制、没有约束，则容易走上贪欲之道。同样，恋爱、婚姻是人之常情，若把色发展成占有，则成为无尽之恶。
人的欲望从日常中滋生，起自细微，若不加控制，就会不断扩大，招致亡身。《老子》告诫说：“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欲得。”世人总是欲望过盛，整日里想着篡权夺位，想着腐化堕落，从小处不检点，既得陇复望蜀，欲望无限膨胀，最终遗恨终生，正是从“不知足、欲得利”开始。孟子也讲“养心莫善于寡欲”，[81]要想让自己的心性发展，就要“寡欲”。亡国之君多是欲望过多，夏桀、殷纣、周幽王的亡国亡身，在于不知足的贪心和随心所欲的折腾。
一个人要成长，一定要清楚内心最根本的欲望是什么，一定要知道自己人性的缺点。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财、有人好官，人皆有最根本的欲求，成也在此，败也在此。有正当要求，可以为之求索、为之奋斗，成在于此；过度嗜欲则贪妄、逾矩，失足于人，失义于事，因此对待欲望要慎之又慎。
一、窒欲
窒欲，是让欲望有所控制，这是慎欲的首要。程颐曾教导学生说：“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82]有时候一念之差，酿成滔天大祸。一个成熟的人是靠理性来判断是非对错，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私欲。如何制欲呢？
外事无大小，中欲无浅深。有断则生，无断则死。大丈夫以断为主。[83]
做事不分小大，都应该诚以处之；遏制欲望也不应论深浅，都要及时为之。做人做事，都要把欲望尽量压制下去，不能使小的欲望变大，以致欲壑难平。要成就事业的人，必须有断绝欲念、断绝贪心的功夫。人的欲念没有止境，如果完全按照欲念来发展，是没有回头路的。为官放纵欲念，就是贪婪腐败；做学问放纵欲念，就过于虚荣，急功近利，充满浮躁之气。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人心中皆有无限欲望，有对锦衣玉食的追求，对功名利禄的向往，每一个人都不能免于梦想，但利人利己的梦想是理想，损人利己的梦想就是欲望，损人而不利己的梦想是邪恶。要摆脱来自名利的虚荣已经很难，更何况那些私欲？
李白才华横溢，洒脱旷达，目无下尘，连他也免却不了虚荣心。李白夫人不懂作诗，他就先写了一首诗作：“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84]让妻子寄还自己，他拿来品读，想着自己被妻子苦苦相思，便有莫大的心理安慰。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很多时候不是理想支持我们行动，而是欲念支配我们去做，只要一反省做事的动力，就能判断心性功夫的深浅。
教育孩子需要赏识教育，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要时刻鼓励孩子去做这样的人，并且相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时日长久，便在孩子心中确立起信念，在孩子成长中支配他、指引他，使他走上正确道路。每一个人都有向善的一面，也有向恶的一面，要懂得运用赏识、鼓励，把心中之善发挥出来，把心中之恶压抑下去。这便是制欲。
那么，如何“制欲”呢？
一是不使性。吕近溪《养正遗规》中讲：
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
正心时要能耐烦，遇事便能心平气和，不因纷扰而生气使性；性情暴躁、内心粗糙的人，一生做不了大事情。真正能成事业的人，都是有心之人，处处留心皆学问，处处用心皆修行。要在纷冗的事务中，常能心灵澄空，百念不俗，百思不烦。心若宁静空明，就少了许多贪妄，减了许多狭隘，以此修养，人心就能纯熟。
不使性子，内心平和，保持中正，心思不要来回游移。不能耐烦者，在于心思游移多变，以致进退失据。“心一模糊，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着，万事不得自然”，[85]心一模糊，就看不清真假、辨不明是非、做事缺少调理。
二是不疏忽。心思疏忽，会导致待人接物的失礼。别人用心交谈，自己却心不在焉，逆耳之言便会少。有时候细节不注意，关键没有把握住，不仅失去机会，而且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三是不过执。过执，是过于固执想得或者想抛弃，心中执念太重，欲求太强，就不能安然处事。无论是读书，还是应聘，心一执迷，就会觉得准备不够充分，生出不自信，生出不自然。如果能认清并正视自己的欲望，就能保持心境平和。
《小窗幽记·存养》言制欲之法：
以理听言，则中有主；以道窒欲，则心自清。
以理听言，即听别人对自己的劝解、告诫，一定要揣摩其中道理，揣摩内在逻辑、思想、见解，不停留在言词，形成自己的主见和思考。以道窒欲，即按照道义来控制欲望，心就自然变得清静。何为道义？就是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事情应该如何做，心中有理性的判断。李鸿章对“制欲静心”，也开出过药方：
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86]
一说“古人书”，很容易认为它是很破旧的东西。其实，古书之所以流传下来，在于其中记载着千锤百炼的经验。人要成长，一是读书汲取养分，尽可能多地获得间接经验；二是向师友学习长处，遇事能借鉴他人经验，有困难则从高人指点。
李鸿章觉得要想增加定力，需要思考天下之事，以拓展格局。“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87]不能思考大局的人，对于细节小事也很难谋划妥当。人要常思考天下之事、思考全局之事。这是在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能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大事难断，需要勇气、毅力，思考越多，就越深沉深刻，人的浮气便不断减损，而人生的定力便由此增加。人在年轻时，轻浮躁进之气多，一是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话都敢说，时间一长，就会说错话，不能收束，口无遮拦。二是做事躁进，缺少深思熟虑，很容易半途而废。三是容易受到别人影响，不知不觉陷入流俗之中。
高濂讲“制欲”要“忍”，他列出的规则是：
君子立心，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也。容则能恕人，忍则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当容人，不可为人容；当制欲，不可为欲制。[88]
儒家所言的学问，不只是知识，更多是修养。君子立心，是说修养心性是养成君子人格的要务，君子是有大格局之人，君子做事时就要能容忍，容忍则成功，不能容忍就会失败。冲动是魔鬼，不能压制一时冲动，就会败坏“立心”“制欲”的所有努力。
容，是对人涵容、宽恕；忍，是能忍耐繁杂、变化和不顺心，养成有屡败屡战的坚韧。不能容忍，是稍有拂却，就勃然大怒；稍有批评，就愤然发作，这便是缺乏浑厚、坚毅的表现。要成就事业，一要能容人，二要能够制欲。宽容别人，不能总是要别人来宽容自己的过失；控制欲望，不被自身欲望支配而毫无自主的能力。
包容是要容忍、接受、理解各种不同，其能让我们从昏暗走向光明的境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跟很多人相处时，有时候感受到对方的善意，有时候感受到对方的恶意，有时候心里会去思考他是怎么想的，而有时候又大度地发现，人家并没有这么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面对和自己想法不同、行为不同的人，这就要拓展我们的胸怀。
二、慎独
儒家认为，人的欲望常常不是在人前显示的，而是在独处时显现出来。《大学》讲“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人在独处的时候易于自欺，这就需要慎独以诚意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89]诚意，就是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想法，真诚地来面对自己的意念，不自己欺骗自己，不陶醉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慎独，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90]是一个人全部修养的衡量标尺，既有内在的诚实，又有外在的修养。
我们可以把作为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最真实的自己，是人的欲望无节制。下班后坐在阴暗的角落里，算计今天得到什么好处、明天又该怎样做。在隐秘的场合，本我最容易暴露；在最隐秘时，本我主导心思。因此对本我一定要慎之又慎。自我是生活中的我，半理性半感性，要靠理智与理性来约束、指导直觉的我，让自己回到人之常情的状态。超我是理想中的我，遵循着至善的原则，这才是一个人的最终决定力量。慎独，是能够放弃本我，保持自我，达到超我，依从至善的原则，依从于道，做到纤尘不染，纯洁明净。
君子慎独，要把“慎戒隐微”的精神用在做事上。很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过程决定结果，大事业就是从小事做起的。有的人讲在工作中领导不给机会，其实在无意时把信任丧失了。工作上交代的事，如果草率应付，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行了，第三次机会就不会再有。做事要注意细节，不要把别人的叮嘱、托付轻易地忘掉，不要把向人许下的诺言轻易地忘掉，这便是慎戒隐微的第一重含义。
中国文化将“慎独”作为涵养心性之法。杨继盛告诫子孙：
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91]
在独处时、在深夜中，一个人完全地面对自己，心中念头纷繁，一个念头出现，就要马上自问“这是好念还是恶念”？若是好念，想办法把它扩充起来，然后执行它；若是恶念，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一定要遏制住。在行事之前，要做这样的思量，要看是不是合乎天理、合乎道义。
儒家与法家的区别有二，一是法家看结果，儒家看动机，法家认为恶的念头可以有，做梦娶谁都不违法，只要不做出来。儒家认为不仅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心生恶念时，就已经在作恶了。二是法家讲因性，用人循名责实，利用人的好色、好货、好名之心，去驾驭别人，其不想改变别人，只想如何利用别人。儒家总忍不住要教化，想把天下一个个坏人都纠正过来。慎独，就是先纠正自己，让自己在反思中成长：
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到得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92]
人无事时，容易胡思乱想，闲念是无事生非之念，杂念是不该想之念，投机取巧、自作聪明、诓哄欺瞒、敷衍应付等等都是闲杂之念。人在有事时，要反思自己是不是粗浅浮躁、没有耐烦？是不是有压制不住的意气？写文章有这种粗浮意气，就不愿意去查资料，不愿意去翻检原文，写的文章皆为应付之学。人生在世，不必事事认真，也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持应付的态度，这就要抛却粗浮意气。人在得意、成功之时，一定要反思自己有没有骄矜之色，不能一时得意就开始放纵。失意时百事不顺，处处挨栽，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失望气馁，有没有在人前表露怨望之色。事情成功了，可以高兴，但不要得意忘形；事情一时失败了，摇头叹气可以，但不能因此沉沦崩溃。
人要时时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要把闲杂之念、粗浮意气、得意时的骄矜、失意时的怨望，都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地逐渐消除掉。从心中消除了这些不良习气，就能看清自己，行事也就能达到很高层次。能在学问中找到自己真正的志趣，把握到做学问的主旨，生活得更有情调，更有风度，人生就变得更优雅。
王阳明是大儒，不仅学问好，而且活得洒脱，还能建功立业。他从正心的角度讲修养的功夫：
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
内心端正，不要有邪念，自然行为也端正。心敬，是内心要有恭敬之念，外在的容貌也就会显得严肃庄重。心平，是心胸舒展，言行也就舒展自如。内心专一，看任何事物都能深入，体察入微。内心通达，做事就有条理。内心纯净，人就会谦卑、简让，不与人多计较，还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得到礼让有度。内心宏大、开朗，成功时不会张扬，失意时也不会松懈。心端、心敬、心平、心专、心通、心纯、心宏这七种修养功夫，不是在人前展现，而是来自于自我修为。
清朝名臣张英也从“心”的角度解读“十六字心法”，其中涉及如何慎独：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见之难而晦之易也。[93]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讲的是人心都是很危险的，要警惕之；道心精到，需要时时坚守之。人心危险，在于每个人都有私念、欲望，要加以控制，防意如防城，不能等到其崩溃而不可收拾。道心是义理之心，就像一盏灯，是黑暗的欲望世界里的一点光明，需要时时拨亮，使它烛照心性，才能约束人的贪欲。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欲念，用以满足个人需求。欲念会让人产生争夺之心，争夺之心对他人来讲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他人，就需要寻求一个道，作为人心的最大公约数，既能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又能形成群体共识。有了这个共识，就能够建立起认同、形成秩序，这个微妙的动态平衡，要时时保持“允执厥中”。即能够把大家的所思所想约束起来，同时又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便能实现彼此的合作，建立基本的社会信任。
曾国藩也言人如何慎独：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94]
要想做一番事业，绝对不能去妄求别人，首先应该是要树立起志向。每一次祸患磨难，每一次忧虑惊虞，都是自己品行、德行得以长进的时机。身心坦荡，就能够经得起磨砺，不但事业得以发展，心性也会因此健全。孔子、孟子曾周游列国而不遇，一生困苦；佛家修行，也是经历了无数劫难，心灵备受折磨而能坚韧，正是经历了无穷大难磨折而没有被挫败。心中踏实不虚浮，就会满是鲜灵之气，养出活泼泼的胸襟，见得到坦荡荡的景致。如此一来，虽然己身会有外物的侵袭，或者外物的引诱，但是内心会保持坚强，不再受到伤害了。
曾国藩本人，就受到了很大的磨难，最后能成为清朝的“中兴名臣”，在于他历经失败、磨难而不伤心志，不失理想。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只是会做得意事而不会做失意事，稍有一点失误、一点挫折，内心就不再坚守，轻易放弃。人要刚毅，才能顶得住压力；人要坚持，才能经得起磨难。
三、淡定
淡定，是内心平和，不去多思、多想、多虑，从容而淡定。从容，是面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慌乱，不会扰乱方寸；淡定，是内心平淡，对许多事情了然于心、了然于胸。正心时，淡定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境界。我们一般难做到淡定，是因为对外物引诱的抵抗力不足，不能做到放弃尘杂。读书时总是注意着外在的获得，而不是安心读书，更没有淡定心境来好好读书思考。参加工作后，什么都想得到，面对利益不肯舍弃，忙于争夺各种外在的名利，而放弃了自身的提高。
什么是成熟？一是废话越来越少，年少时可以和朋友议论天下大事，成年以后就要多关注手中要做的事情，减少不必要的闲聊和没有意义的争论。二是意识到了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年轻时，选择的可能性很多；成年之后，选择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一定要把握住现在可以走的路，把握住有把握的路。人能够淡定就意味着成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不平之气，不再去慷慨激昂地讲闲言碎语；淡定了，人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选择，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不会荒废了人生中难得的机遇。
欲望过多，会毁了人的心胸、心境，坏了人的心术，多了人的心事，压抑了人的心气：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人之心境，多欲则忙，寡欲则闲。人之心术，多欲则险，寡欲则平。人之心事，多欲则忧，寡欲则乐。人之心气，多欲则馁，寡欲则刚。[95]
欲望越多，人的心胸就会越狭窄，心境会越忙乱，心术会越险恶，心事会想得越多，心气也会下降而更容易放弃；欲望越少，心胸则会更开阔，心境更清闲，心术更平和，心事更少，心气也会更高。要能常消欲望，保持淡定的心境，要做到宽、闲、平、乐、刚，才是修养心性的关键。
有时，我们喜欢给自己订一大堆计划。在读大学时，有的同学就计划一年做所谓的十件大事，如过英语六级、计算机等级、找到女友、拿到优秀奖学金等，最后却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一年要做完这十件事，常人很难办到，他的欲望又太强、太急、太高，就更难做到。我们要淡定下来认真思考问题、确定目标，半年做成一件事就不错了，只要日积月累，成绩就会显现出来。不能什么都想要，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有可能劳而无功，劳而无获。
如何做到淡定呢？欲望要少、心思简约之外，还要学会情志淡泊。要保持心境永在自然之中，不轻易受外界干扰。“学者动静殊操、喧寂异趣，还是锻炼未熟，心神混淆故耳”，[96]不能因事物顺利而心浮气躁，不要因为事业停滞而改变节操，不能因境遇的繁华而心有旁骛，不要因为眼前冷清而变了趣味。我们年轻时没有经过千锤百炼，没有经历过太多世事，还透着青涩之气。中国文化锻炼培养人才有句老话：“老其才，砺其志。”才华要磨炼到纯熟，志向要磨砺到纯一，才能担负重任。如果心境能涵养到如定云止水般从容舒卷，内心又有鸢飞鱼跃的生机勃勃，秀外慧中，表里澄澈，有了这样的心性涵养，外界即使狂风骤雨，心中也依然波恬浪静。可以说，淡定，有处一化齐之妙，是达于至道的高明。
要做到淡定，要在日常行事上勤于修养。淡定的最高境界是：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97]
独处的时候能超然世外，和朋友相处时能和蔼可亲；无事闲散时保持澄明安静，有事忙碌时果断刚强；得意处一笑了之，失意时泰然自若。每时每处能淡下来，定下来，反观滚滚红尘中的你来我往，更能体会到精修的妙处：
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后知平日之心忙。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
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98]
坐得住、坐下来是静坐，静下来就能反思平日的轻浮之气。少说话，就能反思浮躁之言，对闲言碎语多几分怵然猛醒。反省，更清楚内心的芜杂，减少不必要的交际，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知己。清心寡欲时，才理解自己平时缺点之多。懂得人情世故，才能体会到意念、想法是不是过于尖刻。经过如此的反思，便不断精进，提升修为：“度量如海涵春育，应接如流水行云，操存如青天白日，威仪如丹凤祥麟，言论如敲金戛石，持身如玉洁冰清，襟抱如光风霁月，气概如乔岳泰山。”[99]这种修持功夫，是人人向往的理想，值得穷尽一生去修为。
第四节 养气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00]孟子心系天下，思考天地间的大事，他在游说列国的时候，与君王见面总是应对自如，见到君王不对就敢于批评，常常把君王辩得无话可说，顾左右而言他。当时的诸侯不能用孟子，在于孟子秉持浩然之气，那些心胸狭隘的君王容不下他。与孟子相反的则是韩非。秦王嬴政读完《韩非子》部分篇章时，顿生敬佩之心，一定要见到这个人才，便派兵攻打韩国，逼迫韩国把韩非派做使者到了秦国。但是秦王与韩非交谈过后，很失望，因为韩非一直想保全韩国，而不是要统一天下，秦王嬴政有混一宇内的大志向，觉得韩非格局不够，便听从了李斯的意见处死了韩非。
一个人若没有浩然之气，器量就会狭隘，难以赢得别人的尊重。浩然之气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坦荡之气、正义之气，进而表现出的大格局，吕坤总结说：
士君子要养心气，心气一衰，天下万事分毫做不得。[101]
匹夫，可从肉体上折磨、征服、消灭，扰乱其心志即可；对待英雄，则只能征服其心。古代受降仪式上，失败者光着脊背，跪着膝行，到战胜者眼前把贡物献上，正是要投降者从心里面彻底放弃抵抗，让百姓的心气完全丧失。人的心气一衰，就再没有志向和豪情去担负责任了。那么，如何来养浩然之气呢？
一、畅达
处理外在纷争而不扭曲，面对内心不足而不纠结，就是畅达。人不能做到畅达，首先是心气不顺：
忧愁则气结；忿怒则气逆；恐惧则气陷；拘迫则气郁；急遽则气耗。[102]
中医认为，忧愁总爱叹气，在于气不顺，只能靠叹气来解决了。老年人生气容易犯高血压，生气发怒就会头晕目眩，这是气逆。体内之气，顺着经络走，生气发怒时气的流转不正常，人体器官随之产生问题。恐惧的感觉是“觉得天塌了”，在于没有心气支撑，人便无法自立。拘迫是拘禁、压抑之感，长期处于压抑之下，气便会郁积。着急慌乱时，感觉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耗费了太多的气。
培养畅达之气，要在养神。中医认为神明是一个人生命的主宰。小孩子眼睛特别明亮，神明十足，神明从精神里透出来。老年人就耳不聪、目不明，在于神明衰退。神明一伤，人的心神就不再畅达，就不能主宰自己了。有哪些行为最伤神明呢？
一是嗜饮伤神，总是喝酒贪醉就容易六神无主、醉而欲眠，即使次日醒来，神情还是昏昏沉沉、靡顿不振。
二是贪色灭神，中国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三十九岁，其中被篡夺谋杀的暂且不论，多数的帝王因为后妃太多，沉迷于色欲，早早毁灭了神明，而寿命不永。
三是厚味昏神，厚味是鸡鸭鱼肉之类的腥燥之物，大吃大喝之后，血气凝滞，要么咳嗽多痰，要么瞌睡昏迷，总是感觉不舒服。嗜于厚味，昏昏沉沉，不能简淡下来。《左传·庄公十年》中载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不是信口开河，是有着医学依据的。
四是饱食闷神，人常在吃饱喝足以后容易犯困，要休息一会儿，这是因为饭后消化耗费大量气血，思考、辨析能力减弱了。如果整天酒肉穿肠过，看似潇洒，却容易昏庸困乏，缺少冥思，不能决断。
五是妄动乱神，妄动是静不下来。凡是坐下来后双腿爱不停抖动的人，做事就缺少恒心、缺乏定力，躁急无聊，一事无成。古代家教中，要求男子走路的时候不应该低头弯腰，女子走路时不该仰面向天，男子走路时不能低头，是在养成人的精气神。明清小说中的写妓女通用姿态，是仰脸、倚门、巧笑，以此表明其心性放荡。
六是多言伤神，话多耗气，气为神之导，讲话太多容易使得神气消散而缺少定力。
七是多忧郁神，话多有失，忧多有郁，总是忧虑别人在算计他，总是抱有提防之心，活得就难以洒脱。
八是多思劳神，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103]不是不要人去想，而是不要胡思乱想。越是空想，就越是糊涂，一场辛劳全是白费。
九是久睡倦神，越睡越不足，越睡越困倦。
十是久读枯神，读书不能一次读得太多，时间一久就会读不进去，读一段时间，就应该静心恢复，苦心孤诣会造成心神枯竭。读书不求时间久，而求效率高。若不够专心，一边喝水、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这样读书看着时间很长，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要读，就要认真读，专心读，保持活泼的心境来读。
畅达，是能想得开、放得下、看得破，这需要全面涵养，才能实现：
清明以养神，湛一以养虑，沈警以养识，高远以养志，果断以养才，凝重以养气，宽容以养量，刚正以养操，涵育以养深，浑厚以养天。[104]
要用清静、明晓来养神，用纯粹、专一养虑，用沉着、精辟养识，用高远、宽广养志向，用果敢、决断养才能，用凝神、稳重养气度，用宽和、容物养肚量，用刚强、正直养节操，用涵育、宽广养深厚，用浑朴、厚重养天性。一点一点做，才能从狭隘走向畅达。
二、乐天
正心，要求人向好处看、向高尚之处走，在这其中，内心快乐非常重要。我们要做乐天派，做到乐观自信，要相信世界上任何问题都能解决，相信社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绝对不是麻痹自己，而是激励自己为社会贡献力量，在做事的时候增加一份信念。
孔子赞美颜回，一是不贰过，二是能安贫乐道，他的评价是：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05]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颜回都能乐观自信。只有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街巷，生活勉强能维持下去，但颜回无忧无虑，好学守道。别人在此境遇下忧愁纠结，颜回却能快乐无比。孔子认为这才是有德行的人，才是真君子：即便穷困潦倒，依然不改其乐。这快乐来自于对道的坚持，对责任、品格、修养的坚守。
乐天，就是即便在困顿时，也能像颜回一样活着，能够在困穷中坚持操守。这话看似轻巧，实则有很深的道德寄托。奢侈的人无论有多少财富都不够挥霍，简朴的人即使贫困也常感到有余，原因在于欲望的多寡、道德的高下。欲望过盛而奢侈的人，心灵反而是贫瘠的；道德高尚却穷苦的人，心灵却是富足完满的。羡慕他人的富足，心生向往；见到他人的成功，心生嫉妒，这是常人之念，不是内心充实、道德自足人的想法。
《老子》第九章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事变化无常，哪有什么长保的事物，不如看透而暂且休止。人生苦短，即使金玉满堂，也总有消亡的那天；有的人富贵了就生骄慢之气，不待自然休亡，招来祸咎，自取身灭。高明的人能做到功遂身退，明白持而盈之的规律，才能远避祸患。“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106]当年楚王的台榭在哪里呢？残垣亦不可见，只有屈原的辞赋流传后世，如同日月光辉，垂丽万古。人生在世，从来没有长久的富贵，也没有长久的功名，与其羡慕富贵功名，不如珍惜眼前的幸福、身边的友情。懂得消息盈虚为“天之道”，就能够体会孔子对颜回的称赞。
古代诗人之中，生活最艰难困苦的莫过于杜甫。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逃难的路上甚至落到行乞的地步，建一个容身的草堂都要靠他人的帮助。年老之时饥寒交迫，在回家的船上冻饿而逝。但是，杜甫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一生即使如此艰辛，也能坦然处之。他在《写怀二首》中说：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不能显贵时，穷贱也不能让自己悲伤戚戚；不能富足时，贫苦也能心安。这是平和淡定的心境。草房被风吹破时，他能够由一身之寒冷，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07]杜甫如此博大，在于他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108]也有“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的认真努力，[109]合在一起，使得他不以自身辛苦而叹息，而以百姓安危为喜忧。
我们都吟诵过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10]只有心胸开阔了，一己之忧乐系于天下，人才不会潦倒，才能有恒定自如的心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君子，其高贵处不在于有多少财富、有什么功名，而在于拥有多高的道德和气节。许由、伯夷、叔齐人品高洁，田横、荆轲注重气节，是中华民族敬仰的君子、节士，就在于他们守死善道而不肯向流俗低头。
人应该追求道德气节，不能整天去讨论个人生计得失。有的朋友会说，这是现实所趋，我们很无辜、很无奈、很受伤。我们要谋生，但不能把谋生作为唯一的追求，这样在解决了生活问题之后就会无所适从，要在谋生之上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或注重知识的累积，探求人类的未知领域；或注重情志的培养，养成高雅的审美情趣；或注重道德操守，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之上多一分责任、多一分担当，即便做不成大事业，也可以为社会的向好、单位的发展尽一分力、尽一分责。
三、知足
中国文化认为，知足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荣辱安危。《格言联璧》言：“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人要是能知足，能够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受到他人的欺侮，不会留下终身的耻辱。
一是要明白做事总有边界。《大学》讲“知止而后能定”，一个人要定下志向，要有目标。志向、目标，作为为人行事的界限，作为决定何去何从的起点。人做事没有界限，就很容易自取其辱。人不知足，不知道说话、做事的边界，就不可避免地会做出狂妄之事，自取其辱，以致身败名裂。
二是要知道欲望的无尽。《老子》第四十四章讲：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不懂得知足，欲望过盛，难免会招来祸患。一个人对某种东西特别喜爱，总想占有，就会费心、费神、费力、费财地去追求。得到时便舍不得放弃，一定要深藏起来，惜之爱之。越是如此，其实失去的就越多。人要知道欲望没有止境，若能知足，就不会轻易自取其辱，也不会轻易招致败亡。
乐天是心境，知足是气度。要培养人的知足之气度，生活上不可吃尽、不可穿尽、不可说尽，意即做事都要留余地；做人则要洞得、做得、耐得。洞得，就是要洞晓世事、洞悉人性。做管理，做服务，交朋友，甚至恋爱、教育孩子需要明白晓畅，又能留有余地。做得，是在明白通晓之后，诚心实意去做，能做、会做。耐得，是做事要坚持，读书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做服务就要能耐得住繁杂琐碎。
知足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智慧，俗话讲：
难消之味休食；难得之物休蓄；难酬之恩休受；难久之友休交；
难再之时休失；难守之财休积；难雪之谤休辩；难释之忿休较。[111]
不好消化的东西不要吃，不好保存的东西不储存，这是在讲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给人终身都难以酬答的恩情，一定不要接受，要用一生去还，就容易将其美意辜负。人不能滥交朋友，要寻求真正志同道合的、能够长相切磋、相互扶助的人做知己。一日难再晨，一生难再少，珍惜光阴，就要立刻去行动。不义之财难守，以此积攒财富，早晚会有祸咎。同样，有毁谤、有误解而又解释不清，不要再去辩白，由此而起的无名之火，也要让它化解，不能太在意、太计较，否则就毁了自己要做的事。
知足是气度，也是博大的胸襟，要把自己与天下生民联系起来，只要想想百姓的艰辛、无助、无奈，就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平时在家无聊闲坐，或者觉得生活不幸福，去街上看看没有工作的人或者辛苦奔波却少收入的人，还有更多空有才华却无机遇的失意者，我们就能体会到淡饭简蔬的饱足，布衣粗帛的温暖，就会珍惜眼前的快乐，爱护难得的健康。与不停遭受祸患的人相比，我们会觉得平安是福分；与早夭短寿的人相比，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常能这样想，就会消除几分郁闷，获得一丝安慰，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
四、简约
简，是简朴、简单；约，是少而精粹。前面已讲，人的成熟有一个标志，就是闲言碎语的废话越来越少。清代赵翼评价陆游诗时说他：
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112]
说的是陆游的诗风转变，可以看作大多数人的人生三变：少年时，追求的是藻饰繁华，哪热闹往哪去。中年时境界开阔，开始追求一种壮大之美，哪里博大往哪里去。晚年时心态平和了，追求恬淡，哪里安逸就往哪里去。“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13]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总是在变化，从藻绘到宏肆，再到简约平淡。
什么是简约？简约，是少了装饰，洗尽铅华，变得纯粹朴素，追求宁静、平和之美。有时候我们面对的选择太多，内心无法端正、常常痛苦、做事迷茫。想法太多，欲望太盛，想得到的却又无法得到，内心就会痛苦。简约，就是让自己能够放下。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得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需要放下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可以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要放手的。王通曾讲：“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114]人不能勤劳，不能俭朴，就成不了高明的人，他把俭朴作为励志的动机，把辛勤作为成事的手段。
一个人德行如何，不在灯红酒绿之间，而是在其走投无路时、人生迷茫处，看他选择什么、追求什么。儒家讲“君子固穷”，足以见其德行。孔子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15]是言在穷困潦倒时，坚持道义，坚持理想，坚守信念。诸葛亮在《戒子书》中也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把俭朴视为养德的方式。认为想要提高修为，要宁静下来，宁静不是指身体安静，而是指心中要宁静，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放下。
明朝时，知识分子对富足、富贵的向往变得强烈起来。“三言”“二拍”里经常写到知识分子或是与仙女喜遇、或是出海巧遇、或是前世积下阴德，顿时荣华富贵起来。中国的读书人敢于把对金钱富贵的追求讲出来，不再隐藏，走到了很现实的层面。这种追求可以有，但不能成为唯一的欲望。到了一定阶段，还是要让内心简淡下来，回到平淡、宁静的心境里。
个人生活保持简约，有益于修德。韩非子言：
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116]
贫和富完全是靠个人作为，懒惰又奢侈的人就会贫穷，勤劳又俭朴的人就会富足。韩非认为贫穷不在于制度，在于个人，贫穷的人都是咎由自取。他强调人的努力，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孔丛子·公仪》也认为：“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富，是不取于人，能做的任何事情、得到的任何利益，是堂堂正正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不是从他人处乞求而来。贵，是不被别人侮辱，人多是先丧失了自尊，然后别人才来侮辱他。
国家保持俭约，有益于兴盛。西周初年，周文王能够与民同乐，受命于天而有天下。汉高祖刘邦攻下秦都咸阳，与民约法三章，“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117]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东汉光武刘秀时，后妃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刘秀衣着俭朴。唐朝初年唐太宗勤政，长孙皇后的衣饰与侍女的衣饰也很简单，即便如此，魏征仍多次谏言要求唐太宗更加节俭。
一个国家要稳固、要兴盛，在于讲勤、俭，勤能生财，俭能聚财。很多朝代中叶之后，不能保持勤俭，大肆修建宫阁楼台、对外穷兵黩武，国力很快衰弱，即使变法，也很难将臃肿机构、杂多人员裁撤，很难把繁文缛节、苛捐杂税削减掉，积重难返，最后只能改朝换代。欧阳修言：“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118]每一件溺爱的东西，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失，每一次放纵的欲望，都是祸患的积累，也是人走向堕落和衰亡的起点。
李商隐敏感而细腻，在迟暮的晚唐间阅尽王朝兴衰，他在《咏史》中总结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语道破天下兴亡的秘密，在于不知勤俭。古人治家常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119]告诫子孙只有简约才能立身，才能兴家，才能保国。
现在我们物质极其丰富，但仍要保持简约之风，不要有那么多的物欲，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不要那么复杂地生活，少些装饰，少些做作，少些算计，让内心安静下来，体验自然的优美，体味家庭的幸福，体味独处的乐趣，看似并没有灯红酒绿式的辉煌，其中的安逸祥和，却是权位、名利和财富换不来的神定气闲，从容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