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宗密的生平事迹、主要著述

第一节 宗密的生平事迹

圭峰宗密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圆寂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大致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

（一）宗密的自述。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即在他的著作中，涉及自己的出身、家世、学业、从师、学道、著述、传道等的记录。在其重要著作《圆觉经略疏钞》（以下简称《略疏钞》）、《圆觉经大疏》（以下简称《大疏》）、《大疏钞》等里面有不少相关的叙述。另外，在他给清凉澄观的书信《遥禀清凉国师书》中也有一段生平自述的文字。

（二）在历史文献中，关于宗密的传记史料。这是研究宗密事迹的第二手重要资料，虽然，这些记录，由于年代的先后等原因，在内容上各自存有不同的偏重点和倾向性，但对于宗密的人物形象的全方位把握，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佛教内外对宗密这个历史人物以及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等方面的认识，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按时代顺序，主要有如下十种文献资料可查寻参考。

（1）中唐时期裴休（797-870）^[1]在宗密圆寂十二年后的大中七年（853）所撰写的，在两年后的大中九年（855）年造立，由书法家柳公权（778-865）篆额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并序》（以下简称《传法碑》）^[2]。

（2）现存最早的禅宗史料之一《祖堂集》卷六所记的宗密事迹。此书为五代南唐时期的保大十年（952），由泉州昭庆寺的静法师、筠法师所编。中国未曾流传，于高丽时代雕版，今为韩国庆尚南道的伽耶山海印寺藏版。

（3）北宋太宗时的端拱元年（988），由赞宁撰述的《宋高僧传》卷6《义解篇》中以义解僧的角度记载了宗密的有关事迹。

（4）北宋真宗时的景德元年（1004），由道原编写、杨亿等奉诏刊行的《景德传灯录》在卷13中记录了宗密的事迹。

（5）北宋仁宗时的嘉祐六年（1061），滕州东山沙门契嵩（1007-1072）编修的《传法正宗记》卷7所记。

（6）南宋孝宗时的隆兴二年（1164），在祖琇编修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25中载其事迹。

（7）南宋理宗时的嘉熙元年（1237），在宗鉴编集的天台宗史书《释门正统》卷8《贤首相涉载记》中有关于宗密的记述。此书原是吴地的铠庵居士所起草，因去世未果，而后由宗鉴续之成书的。

（8）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在志磐（？—1270）编修的《佛祖统记》卷29《诸宗立教志第十三》中有关于宗密的记载。

（9）元代顺帝至正元年（1341），在念常编修的佛教编年史《佛祖历代通载》卷16中记录了有关宗密的事迹。

（10）清圣祖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夏，在钱塘慈云寺沙门续法撰写的华严宗传灯史书《法界宗五祖略记》中有五祖宗密的传记。

从如上资料中，可从各个侧面考察宗密的生平事迹。

首先，从宗密自己的著述当中来看一看他的自述。

在《圆觉经略疏》（以下简称《略疏》）的序文中，宗密对自己的学道过程有这样一段简洁的记述：

宗密髫专鲁诰，冠讨竺坟，俱溺筌罤，唯味糟糠。幸于涪上，针芥相投。禅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3]

而在他的《略疏钞》卷2中有一段对上文较为详尽的注释^[4]：

髫者，陆《韵》云小儿发也。髫龀之年，谓十岁之间矣。鲁诰即儒教也。教主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也，为鲁大夫，故呼为夫子。今目其国，故云鲁也。诰即典诰，谓鲁孔丘所传，述先王典诰也。故《尚书》有《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仲虺之诰》、《梓材之诰》等篇名。疏：冠讨竺坟者，冠谓束发戴冠，即年二十，当冠带之岁也。……竺坟者，释教也。竺者，天竺国也。坟者，亦是典坟。谓三皇五帝之书，谓之典坟，说大道常道也。今借此方之语，以目佛教中经论也。所言髫冠，但泛指初习之间岁数，若实而言之，即七岁乃至十六七为儒学士，十八九、二十一二之间，素服庄居，听习经论，兼覆疏讲。

二十三又却全功，专于儒学。乃至二十五岁，方遇良缘而出家矣。疏：俱溺筌蹄，唯味糟粕者，意言但专文言，不得其意。且儒教宗旨，意在道德：仁义礼智信，不在于驰骋名利，使之扬名后代者。以道德孝行为名，不以官名才艺为名也。释教意在通达自心，修习定慧，具于悲智灼然不在立身事业，当时虽习之而迷之。故云尔也。筌者，南人捕鱼之器；蹄者，兔迹，亦作罤字，即取兔之器，罝网之类也。筌喻言诠，蹄喻名教。……唯味糟粕者，酒糟麻粕也。……涪是东川，江名；山剑之南，巴蜀之水，皆名江也，如北地皆名河也。山南、梁洋是汉江，果、阆州嘉陵江，东川涪江，西川导江，亦名陀江、锦江。遂州在涪江西岸。宗密家贯果州，因遂州有义学院，大阐儒学，遂投诣进业。经二年后，和尚从西川游化至此州，遂得相遇，问法契心，如针芥相投也。……疏：禅遇南宗者，和尚所得之法，是岭南曹溪能和尚宗旨者，宗密为沙弥时，于彼州因赴斋请，到府吏任灌家，行经之次，受得此《圆觉经》，读之两纸已来，不觉身心喜跃，无可比喻。自此耽玩，乃至如今。……良由此经具法性、法相、破相三宗经论，南北顿渐两宗禅门，又分同华严圆教，具足悟修门户，难得其入也。宗密遂研精覃思，竟弗疲厌。后攻华严大部清凉广疏，穷本究末，又通阅藏经。……至元和十一年（816，宗密三十七岁）正月中，方在终南山智炬寺出科文，科之以为纲领，因转藏经，兼对诸疏，搜采其意，抄略相当，纂为二卷。后入京都（宗密入长安约四年）……（821，宗密四十二岁）正月又退居终南山草堂寺，绝迹息缘，养炼性智。至二年春，遂取先所制科文及两卷纂要，兼集数十部经论、数部诸家章疏，课虚扣寂，率愚为疏。至三年夏中，方遂功毕，余如下说。

疏：一言之下，心地开通者，目所悟心，犹如地也。见道证真，已去名十地者，义亦同此。……疏：一轴之中，义天朗曜者，于此一经，达一切义，《华严》序云：空空绝迹，义天之星象璨然。……^[5]

而《大疏》本序^[6]中的自述，与《略疏》之文大同，《大疏钞》卷1之下的相关注释，大抵与上面的引文（即《略疏钞》卷2）相同，只是在“疏：一言之下，心地开通者，目所悟心，犹如地也”之后，加上了“故古来皆目七祖禅印，为心地法门”^[7]一句。

此外，元和六年（811）九月十三日在东都洛阳永穆寺，宗密派遣弟子玄珪、智辉往长安，向清凉澄观所呈的《遥禀清凉国师书》中，也有一段对自己身世的自白：

宗密本巴江一贱士，志好道而不好艺，纵游艺而必欲根乎道。自龆年洎弱冠，虽则《诗》、《书》为业，每觉无归。而复旁求释宗，薄似有寄。决知业缘之报，如影响应乎形声，遂止荤茹。考经论、亲禅德、狎名僧，庄居屡置法筵，素服滥尝覆讲。但以学亏极教，悟匪圆宗，不造心源，惑情犹在。后遇遂州大云寺圆和尚，法门即荷泽之裔也。言下相契，师资道合，一心皎然，万德斯备。既知世业事艺本不相关，方始落发披缁，服勤敬事，习气损之又损，觉智百炼百精。然于身心、因果，犹怀漠漠；色空之理，未即于心。遂屡咨参方，蒙受与终南大师《华严法界观门》，佛法宝藏从此顿彰。同志四人，琢磨数载。……（元和五年，810）至于襄汉，于恢觉寺，遇灵峰阇梨，即和尚门下一哲人也。寝疾数月，渐至羸极，相见三日，才通其情，愿以同声之分。经及疏钞，悉蒙授与，议论未周，奄然迁逝。……^[8]

从宗密的疏文等自述中，可以看出他生平中的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1）他出身书香门第，富家子弟。少小习儒，弱冠前后，素服庄居，悉心学佛。究其弃儒学佛的原因，恐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在他的自述已有说明，就是他对当时学儒者以科举贪图功名利禄的风气心生厌恶和不满，认为这是违背了儒家道德准则和宗旨的。于是为通达心性、修炼定慧的佛教所感化，开始悉心学佛。另外一个原因宗密没有直接说明，这是隐约地以“素服庄居”一词来表达，“素服”可解释为“白色布衣”，即普通士民的衣着，但这里应解释为“服丧的白衣”更为妥帖。很可能在他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之间，由于父母相继去世的原因，而引发了他学佛的信念，并以之来追荐双亲。这可从他晚年所撰述的《盂兰盆经疏》中得到证实。其文曰：

宗密罪釁，早年丧亲。每履雪霜之悲，永怀风树之恨。^[9]

正因为宗密的早年丧亲，使他深感人生无常，有了出世之念。不过，此时他的出家因缘尚未成熟。

（2）素服守孝之后，也许是他终究难却族人对他走入仕途的期望，在二十三岁时，又从佛学转向儒学。为了科举应试，他离开故乡果州，往“大阐儒宗”的遂州义学院进学。

（3）两年后，遇上了来遂州游化的荷泽宗道圆禅师，两心相契，于是发心出家。

（4）做沙弥赴斋时，法会上幸得《圆觉经》，此经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哲学思想根源。

（5）元和初，出蜀游方，研究杜顺《华严法界观门》一书，在襄阳恢觉寺又遇病僧灵峰，得授清凉疏钞，感奋之极，遂生起拜澄观为师，精学华严的志愿。这是宗密一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大转折点。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给清凉的信中，只字不提他一生奉为至宝的《圆觉经》，足见他为了表示对华严疏主的尊重，实为用心良苦。

接下来，考察一下上文所列的史料文献中的宗密之生平事迹的内容。

（1）在裴休所撰的《传法碑》中，是这样记述的。

圭峰宗密，号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县人，释迦如来三十九代法孙也。……能传会为荷泽宗，荷泽于宗为第七祖。又传让，让传马，马于其法为江西宗。荷泽传磁州如，如传荆南张，张传遂州圆，又传东京照，圆传大师。大师于荷泽为五世，于达摩为十一世。……如此大师本豪家，少通儒书，欲干世以活生灵。偶谒遂州，遂州未与语。退游徒中，见其俨然若思而无念，朗然若照而无觉，欣然慕之，遂削染受教。道成乃谒荆南，荆南曰：“传教人也，当盛于帝都。”复谒东京照，照曰：“菩萨人也，谁能识之？”后谒上都华严观，观曰：“毗卢花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初在蜀，因斋次受经，得《圆觉》十三章，深达义趣，遂传《圆觉》。在汉上，因病僧付《华严》句义，未尝听受，遂讲《华严》。自后乃著《圆觉》、《华严》，及《涅槃》、《金刚》、《起信》、《唯识》、《盂兰》、《法界观》、《行愿经》等疏钞，及《法义类例》、《礼忏》、《修证图书》、《纂略》，又集诸宗禅言为《禅藏》，总而叙之，并酬答书偈议论等，凡九十余卷。……大师于建中元年（德宗庚申，780）生于世，元和二年（807）印心于圆和尚。又受具于拯律师。太和二年（828）庆成节，征入内殿，问法要，赐紫方袍，为大德。寻请回山，会昌元年（841）正月六日，坐灭于兴福塔院。……俗岁六十二，僧腊三十四。……

裴休所撰写的碑文，为宗密圆寂后十二年，加上与宗密生前有深交，其言可信度最高。当然，也因裴休与宗密的关系过密，免不了有些过誉或为宗密极力偏袒辩护的一面存在。譬如说，碑文中言及有世人讥宗密“不守禅行，而广讲经论，游名邑大都，以兴建为务，乃为多闻之所役乎？岂声利之所为忘乎？”时，裴休在碑文中用大段文字极力为之辩护。又譬如发生在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冬的那场“甘露之变”^[10]的事，在碑文中，也只字未提。

裴休在碑文中还提到宗密的临终遗嘱，其文曰：

遗戒：深明形质不可以久驻，而真灵永劫以长存。乃知化者无常，存者是我。死后举施虫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乱禅观。每清明上山，必讲道七日而后去，其余住持法行，皆有仪则，违者非我弟子。

从宗密临终示弟子们的遗训来看，他确是一位高风亮节的高僧。直到十二年之后，裴休执政做了宰相，才为宗密撰文、立碑，并请唐宣宗为宗密的墓塔追赐谥号，碑文中说：

今皇帝再阐真宗，追谥“定慧禅师青莲之塔”。则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斲，且使其教，自为一宗，而学者有所标仰也。

“定慧禅师”是宗密的谥号，“青莲之塔”是宗密墓塔的封号。宗密圆寂一年后的会昌二年（842），唐武宗就开始了空前绝后的灭佛运动，在客观条件上，宗密的弟子们也无法为宗密建立墓塔。

（2）现存最早的禅宗史料之一《祖堂集》卷6中的宗密传记。

《祖堂集》卷六中收录的宗密和尚传，是和投子和尚、神山和尚、洞山和尚、渐源和尚、石霜和尚的传记相并收的。此书的特色是完全以禅僧的角度来认识宗密，从其内容上看，撰述者一定参考了宗密的《承袭图》中的荷泽宗法系，即荷泽神会—磁州智如—益州惟忠（此处将惟忠和南印视为同一人物）—遂州道圆—宗密。《祖堂集》的作者也许没能参考到裴休的碑文资料，故说：“师讳宗密，未睹行录，不叙始终。”不过，《祖堂集》中却引用了《史山人（史制诚）十问草堂和尚》的材料，除了后代《景德传灯录》卷13《终南山圭峰宗密》章中有所收录之外，其他史料俱不见载。这是研究宗密思想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

（3）赞宁撰述的《宋高僧传》卷6的宗密传。

《宋高僧传》卷6中的宗密传，被赞宁收录在《义解篇第二之三》里，宗密与崇福寺惟悫、千福寺怀感、吴兴法海、佛授记寺慧苑、天台智威、国清寺湛然、湛然的弟子元浩、杭乌山智藏、《北山录》著者神清、大安国寺端甫、丹景山知玄等中唐一代的硕学名僧的传记同列在一起。赞宁没有把宗密看做唐代的重要禅僧，故不将之列入《习禅篇》里，而作为义解僧来立传，可以看出，除了因为宗密本身是个多产的学者外，宗密所属的荷泽宗没能延续下来，到了宋代已不再被人看做正统禅门来提起了。《宋高僧传》卷6的宗密传，基本上是参照了裴休的碑铭文字，不过，赞宁补充了裴休避而不谈的“甘露之变”，也许是赞宁除了要强调宗密是个学问僧之外，还有意识地将宗密作为一个与高层官僚有密切关系，并以此卷入权力斗争旋涡内的政僧（政治和尚）来看待。

（4）《景德传灯录》卷13中的宗密传。

赞宁的《宋高僧传》是一部继梁慧皎的《高僧传》和唐道宣的《续高僧传》之后、以传统形式来编修的高僧列传，与之不同的是，道原所编的《景德传灯录》，乃是一部完整的禅宗传灯史书。因此，在此书中登场的宗密，与怀让禅师及曹溪别出共七十七人一同列出。宗密是作为曹溪别出第五世遂州道圆禅师法嗣来立传的。从内容上来看，与上述的《传法碑》及《宋高僧传》相类似。不过，此书较详细地记述了宗密在蜀时喜得《圆觉经》之事，这也许与宋代盛行对《圆觉经》研究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宗密的一生与《圆觉经》的关系确实重要，道原在这一点上是独具慧眼的。此外，与前代的传记相比较，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宗密与清凉澄观相见的事，以及宗密撰述《禅源诸诠集》的因缘，并引用了《都序》和裴休的一段序文。可见，道原在编写宗密传时，无疑是读过宗密的《圆觉经》疏钞和《都序》等著作的。文中还记录了宗密针对萧俛相公所呈见解和山南温造尚书所问的注释文句，这是上述传记未涉及的内容。而书中所记的《答史山人十问》之内容，《祖堂集》已有收录，而且内容上大抵相同，也许是参照彼文的。可见，《景德传灯录》卷13中的宗密传，所记之内容比以前要充实得多。

（5）《传法正宗记》卷7中所记。

北宋仁宗时的嘉祐六年（1061），由滕州东山沙门契嵩编修的《传法正宗记》卷7中，对宗密的法统作了明确的论定：

大鉴之五世，曰遂州道圆禅师。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终南山圭峰宗密者。^[11]

（6）《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25中的记录。

南宋孝宗时的隆兴二年（1164），由祖琇编修了《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这部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来中土至五代为止九百余年间的佛教编年体史书。卷25中的宗密传记，基本上沿用了裴休撰写的碑铭内容。只是在传末，祖琇添加了一通对宗密的评论：

论曰：太和末宰相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克事败。训走终南山，依密禅师。其徒惧祸不内，密独保庇之。事急，训奔凤阳，为罗卒所获。宦官仇仕良以密匿训追之，将杀之。密怡然曰：“与训游久，吾法遇难即救，死固其分也。”仕良壮其不扰而释之。唐史书此，盖美其有大节也。密具彻法眼，达佛知见。以广大无碍辨才，阐绎宗教。功力具备，一旦遇死生不测之际，能自信道若此。昔韩退之文章未必过柳子厚，其后世所以推先者，特宣抚王廷湊一节胜耳。若圭峰史氏所书，乃万行中一行焉。尚尔焜耀竹帛。矧其开凿人天、绍隆法道，称菩萨人，不亦宜乎哉！然则吾祖，所谓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圭峰是矣。^[12]

祖琇对“甘露之变”中，宗密不惜身命护救李训的所作所为，极力赞扬。在南宋时，高僧与官僚、士大夫的交游更胜前代，这使人联想起，在祖琇编成《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的前一年，即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好是一代高僧大慧宗杲（1089-1163）圆寂之年，大慧也因为庇护主战派的礼部侍郎张九成而得罪权臣秦桧，曾被剥夺僧籍，流放南方烟瘴之地长达一十七年之久。唐宋之间，高僧与官僚、士大夫往来而被卷入政治风浪之事例，实非鲜见。^[13]

（7）宗鉴编集的《释门正统》卷8中有关宗密的记载。

南宋理宗时的嘉熙元年（1237），在宗鉴编集的天台宗史书《释门正统》卷8《贤首相涉载记》之中，收录了杜顺、法藏、澄观、宗密、子璿、净源、义和七人的传记。宗密的传记，基本是依照了《宋高僧传》的文字结构来写的，只是较为简略了一些。故也有涉及李训“甘露之变”的事情。在宗密传之后，有一段觉范、铠庵的注语，是以天台宗的立场来评论华严宗的，其文如下：

宗密何姓，果州西充人。年二十八进具，得法于荷泽会五世孙道圆。传《圆觉》于涪上，传清凉《华严》句义于病僧。即为他讲，故《圆觉》疏序有：讲虽滥泰，学且师安，叨沐犹吾之纳，谬当真子之印。盖清凉答书：子之所解，犹吾之心，转轮真子，诚所谓也。又语云：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著《圆觉》、《华严》、《涅槃》、《金刚》、《起信》、《唯识》、《兰盆》、《法界观》、《行愿经》等疏钞及《修证科仪》等，凡九十余卷。太和二年，文宗诏问佛法，赐紫方袍，为大德。会昌元年正月六日，坐灭于兴福塔院。赐谥定慧，塔曰青莲，裴相国铭。寿六十二，腊三十四。

李训败走终南，师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凤翔，为吏所执，训死。仇士良捕师诘之，师怡然曰：与训游久，吾法遇难则救，初无憎爱，死固吾分。洪觉范谓：比丘于唐，交士大夫者，多犯法辱教，而师独超然，吏亦欣然疾书，盖其履践明也。铠庵曰：东坡寄子由诗：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是非。杨龟山云：西铭会古人用心要处，为文正如杜顺和尚作法界观样。前辈士大夫留心学佛，但趋禅那一门，少知入道观法。二公所尚，诚为难矣。然以天台教观格之，曾未造其藩篱。盖凡立观，要令行人修证。必须依教，修何因？至何位？断何惑？证何理？如荆溪云：立三观，破三惑，显三谛，证三智，成三德。今法界观于彼宗五教中，未知定属何教？破惑显理，如何修证？若云依一乘圆教，立兹观门者，且五教建立始自贤首，岂贤首未判教，而杜顺先立观耶？抑杜顺立观，与贤首判教悬合乎？岂彼教宗贤首、观宗杜顺耶？

圭峰注法界观修字云：止观熏习，造诣不知。是何止观？若单止单观，乃属小乘偏空修证阿含比丘，当修二法，所谓止观。如何入华严称性法界？若三止三观，为次第耶？若次第者，须说先修何止观？到何位？断何惑？显何理？若一心者，亦须明说，何位圆融，而修何位圆融而证。倘如旧传，乃文殊示现，岂菩萨别为一缘，立此观法乎？不然岂免永明之讥？^[14]

（8）志磐编修的《佛祖统记》中有关宗密的记载。

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由志磐编修的《佛祖统记》也是一部以天台宗为主线而成的佛教通史。宗密在卷29《诸宗立教志第十三》中言及。《诸宗立教志》中，分为达摩禅宗、贤首宗教、慈恩宗教、瑜伽密教、南山律学来立传的。在贤首宗教中，将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子璿、净源、义和等八人立传，另外将李通玄列于附传之中。

宗密的传记，较为简洁，比起澄观的传记，还不及一半。而且内容上，全依据《释门正统》，所不同的是，将李训的内容全部省略，铠庵的那段批评华严宗观法的文字也不载入。不过，其中“圭峰注法界观修字云”一文，宗鉴在开始叙说时便引用，并加以批评曰：

圭峰之释修门，未免妄谈止观。密师注法界观修字云：止观熏习造诣……铠庵质之云：不知是何止观？若次第者，到何位？断何惑？显何理？若一字者，何位圆融而修？何位圆融而证？^[15]

然后是宗密的传记，与《释门正统》大同，全文如下：

法师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于荷泽会五世孙道圆。传《圆觉》于涪上，得《华严》句义于病僧。即为他讲，清凉语之曰：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又尝答其书云：子之所解，犹吾之心，转轮真子，诚所谓也。师所著《圆觉》序云：讲虽滥泰，学且师安，叨沐犹吾之纳，谬当真子之印。著《圆觉》、《华严》、《涅槃》、《金刚》、《起信》、《唯识》、《兰盆》、《法界观》、《行愿经》等疏钞及《修证科仪》，凡九十余卷。太和二年，文宗诏问佛法，赐紫方袍，为大德。会昌元年正月六日，坐亡于兴福塔院。谥定慧，塔曰青莲。^[16]

（9）念常编修的《佛祖历代通载》卷16中的宗密传。

元代顺帝至正元年（1341），由念常编修了佛教编年史《佛祖历代通载》，微笑道人虞集为之题序。另在至正四年（1344），又有觉岸的序文载入。卷16中的宗密传，与《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25中的记录，基本上一样。

（10）续法撰写的《法界宗五祖略记》中的五祖宗密传。

在钱塘慈云寺沙门续法撰写的华严宗传灯史书《法界宗五祖略记》中，记录了华严宗的五祖师，即初祖杜顺和尚、二祖智俨和尚、三祖贤首国师、四祖清凉国师、五祖圭峰大师的传记。据虎林复斋居士戴京会的序文，此书是在清圣祖的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夏写成的。

这部写于清初的唐代华严宗传灯史书，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五代宗祖的事迹。宗密的传记，从字面上来看，是参考了裴休的《传法碑》和《宋高僧传》的主要内容。而有关宗密喜得《圆觉经》及得到澄观的《华严》疏钞、与澄观师资道合的记录，大致和《景德传灯录》中的记载相同。不过，续法做了一件前人未做的事，即从宗密的诸种《圆觉》疏钞之中，抽出宗密对自己在何年何地撰述何书的自述，将之整理出来编入传中，其文如下：

至元和十一年春，在终南山智炬寺，出《圆觉科文》、《纂要》二卷。……十四年于兴福寺，出《金刚纂要疏》一卷、《钞》一卷。十五年春，于上都兴福、保寿二寺集《唯识疏》二卷。长庆元年，退居鄠县草堂寺。二年春，重治《圆觉》经解。又于南山丰德寺，制《华严纶贯》五卷。三年夏，于丰德寺，纂《四分律疏》三卷。至冬初，《圆觉》著述功就，《大疏》三卷、《大钞》十三卷，随后，又注《略疏》两卷、《小钞》六卷、《道场修证仪》十八卷。^[17]

可见，续法在撰述《法界宗五祖略记》中的宗密传时，阅读了宗密的诸种《圆觉》疏钞，并将宗密作为华严第五祖的身份推出，故《景德传灯录》卷13中有关《都序》撰写的因缘、萧俛相公见解注释及《答史山人十问》均不收录。虽然收进了宗密答山南温造尚书问的注释，但对《宋高僧传》卷6中关于李训“甘露之变”的记述，却删而不录。

以上是宗密著述中的自述及历代文献史料中有关宗密的传记资料。从中唐到清初为止，诸种史料从不同的侧面，记述了宗密的生平事迹。概而言之，从如上所述的史料中，可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禅僧的形象来立传，即荷泽宗神会下五世传人。《传法碑》、《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资料属此。其实，宗密本人在其著述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南宗正派荷泽下的嫡传，尤其是《承袭图》的撰述，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宗密这个意向。裴休和宗密关系密切，故特以“定慧禅师”的名目为宗密撰写了碑铭。

第二，以义解僧（学问僧）的形象立传。赞宁的《宋高僧传》明显表达了这种倾向。赞宁虽然也讲到了宗密师从道圆的经历，但重点把宗密放在教门，将他与中唐一代最有名的义学僧们列入义解篇中，和同时代的禅僧划清了界线。其实，这也并非赞宁个人的意图，宗密在世的时候，时人就指责他，大设讲筵，交游官僚，没有禅宗和尚的风格。连好友裴休在碑文中也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为其辩解。^[18]到了宋代，禅宗尽为马祖、石头派的子孙，荷泽门下早无传承，加上宗密一生不遗余力地注疏经论，大阐玄理，把他列为义解僧中，也不为过。在当时的佛教界中，也许是大家的共识。

第三，以华严宗传人的形象立传。宋代的《释门正统》、《佛祖统记》基本上是将宗密列入华严宗祖来记述的。而且从天台学者的立场上，对宗密的华严观法提出质疑，完全从教宗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清代续法的《法界宗五祖略记》，那就更为明确地将之以华严宗五祖来立传。其实，在宗密的《圆觉经》诸疏中也对华严宗法系的问题隐约其辞，但有时将之追崇到杜顺^[19]，有时以法藏为宗主^[20]，可见，到了宗密时，华严宗作为宗派的概念已成雏形，为后来宋代净源所主张的“梵华七祖说”作了伏笔。当然，宗密当时要强调的传承法系，主要是在传心地法门的达摩禅宗上。而续法的初祖杜顺和尚、二祖智俨和尚、三祖贤首国师、四祖清凉国师、五祖圭峰大师的“华严五祖说”，当是后来才形成的祖统说之一。^[21]

此外，关于圭峰宗密传记之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均有不少的论著。如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22]、高峰了州^[23]、镰田茂雄^[24]、山崎宏^[25]、古田绍钦^[26]、木村清孝^[27]等，以及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28]、中国学者董群^[29]等的论著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叙述，可作参考。作者意从客观的史料之中，包括宗密本人的自述，以及按时代先后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力求比较客观地反映宗密的人物形象。鉴于先行学者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故于此就不一一赘言了。

注释：

[1]裴休的生卒年，日本的石井修道在《禅学研究》1981年10月第60号《真福寺文庫所蔵の〈裴休拾遺問〉の翻刻》（《真福寺文库收藏的〈裴休拾遗问〉的翻刻》）中第71页文首，将其定在797-870。而杨曾文则定在约791-864，生年前后相差六年，参见杨曾文登载于《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7月第12期第219页的论文《唐代宗密及其禅教会通论》。此处权从石井之说。冉云华的《宗密》（第34页）没有记其具体的生卒之年，只说裴休要比宗密小二三十岁。现按石井说，则宗密比裴休年长17岁，按杨之说的话，则长11岁左右。看来，冉云华之说，稍稍言过其实。

[2]碑文可见《全唐文》卷743第7691页下~7694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王昶编《金石萃编》卷114的第6~7页。镰田茂雄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章的第49~52页可参考。《全唐文》与《金石萃编》的文字，稍有出入。

[3]《大正藏》第39卷，524页中。

[4]本书中所有下划线都表示强调、提示等意义，括号部分或为原著者夹注，或为笔者按，特此说明。

[5]《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9卷，837页上~838页下。

[6]见《续藏经》1-14-2，109页上~下。

[7]《续藏经》1-14-3，222页上~223页下。

[8]《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9卷，819页下~820页中。

[9]《大正藏》第39卷，505页上。

[10]“甘露之变”发生于文帝时，因宦官权力太盛，文帝欲利用心腹大臣李训的力量来铲除。于是在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一派的兵士，在内宫与宦官集团的禁军，开始了一场混战，不意以失败告终。李训单骑逃往终南山投方外之友宗密，宗密念与训有旧，想剃度匿藏，众人阻止。李训遂奔凤翔，被擒，在押送长安途中被杀。宗密因匿而不告之罪，险遭杀害。《旧唐书》卷169《李训传》中对此宫廷事变有这样的叙述：“是日，训中拳而仆，知事不济，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训与宗密素善，欲剃其发匿之，从者止之，乃趋凤翔，欲依郑注。……仇士良（779-841）以宗密容李训，遣人缚入左军，责以不告之罪，将杀之。宗密怡然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鱼弘志嘉之，奏释其罪。”宗密自这场政治风波之后，至他到死为止的六年内，深居简出。从现有的材料以及冉云华先生在他的《宗密》第40页中提到的那样，也许只有在最晚年时（836-840）回过一次老家果州祭过祖坟，在故乡留下了一篇自称“充国沙门宗密述”的佛教孝论《盂兰盆经疏》。

[11]《大正藏》第51卷，753页中。

[12]《续藏经》第2乙—3-4，337页上。

[13]参见拙著《中国宋代禪林高僧墨蹟の研究》，84～93页，东京，春秋社，2007年11月；《宋代高僧墨迹研究》，75～95页，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3月。

[14]《续藏经》第1-2乙—3-5，456页下。

[15]《大正藏》第49卷，292页下。

[16]《大正藏》第49卷，293页下。

[17]《卍续藏经》第134册，553页下~554页上。

[18]参见《全唐文》卷743。

[19]《续藏经》1-14-3第284页下《大疏钞》卷四之上：“疏问华严下，三对华严也。具十玄门者，彼宗中，俨尊者禀受于文殊化身杜顺和尚。”此处，慎终追远，似有追杜顺为初祖，智俨为二祖意在。但在《大正藏》第45卷第684页下宗密的《注法界观门》中说：“京终南山释杜顺集。姓杜，名顺。……是《华严》新旧二疏初之祖师。俨尊者为二祖，康藏国师为三祖。”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20]《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9卷第849页中《略疏钞》卷3：“初总判诸教，二初列章。此师是华严宗主，即康藏和尚也。姓康，名法藏。为帝师，敕谥号贤首大师。当今天下所传《华严》新旧二疏，皆出大师。门下皆宗承大师义门，制造《华严》广略、文义及诸经论、章疏，约三五十本、数百余卷。判一大藏经，总为五种教，阶降不同。以显顿、渐、偏、圆，大、小、权、实。一一教中，所诠法义，断证悟修，一切法数，各有行相，言五种者，如疏所列。”此文中，有法藏为初祖之义，故华严宗亦称贤首宗。

[21]参见吉田刚：《中国華厳の祖統説について》（《中国华严的祖统说》），见镰田茂雄博士古稀纪念会编：《华严学论集》，485~505页，东京，大藏出版，1997年11月10日。

[22]宇井伯寿译注：《都序》，236~243页，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1月。

[23]高峰了州：《华严思想史》，299~301页，东京，百华苑，1942年10月初版，1976年4月复刻版。

[24]镰田茂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章的第9~72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3月。

[25]山崎宏：《隋唐佛教史の研究》（《隋唐佛教史研究》），第十二章的第223~237页，京都，法藏馆，1967年3月。《圭峯宗密について》（《关于圭峰宗密》），见《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5卷第2号，1967年3月。

[26]古田绍钦：《圭峯宗密の研究―法系·行状·著作·弟子について》（《圭峰宗密的研究——法系、行状、著作、弟子等问题》），见《支那佛教史学》，第2卷2号，1938年9月。

[27]木村清孝：《中国华严思想史》，226~229页。

[28]冉云华：《宗密》，1~42页。

[2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1~2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