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父亲这辈子
一
父亲是塬上唯一的木匠。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唯一接到的活儿，是给人打棺材。
塬上是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子，这个小，主要说的是人口。记得通点儿风水的大伯有一年对我说，塬上这地方半坡半平的，不聚气，人口不敢超过六十，过六十，就有灾，待死过几个人，灾就过去了。开始不信，后来细数人丁往事，还真是的。这些年，死了走了多少人啊。从我记事起，人口好像真的没有过六十的限。
塬上虽然小，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张铁匠、李篾匠、刘瓦匠、景蛮匠……每家男人，都有点儿手艺，最不济的，也能给人打个土砖。土砖一块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块，一块块码起来，长城似的，需要一身蛮力气，这就是蛮匠。现在想来，人人习艺，这和今天的千军万马上大学如出一辙，本事才是生存的第一法门。
最风光的要数木匠。要是木匠干活儿不收钱，那就是以工换工，规矩是一换三，就是他干一天木工活儿，你得给他锄三天地。但木匠手艺没深浅，十年学徒不成艺的，大有人在。父亲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听奶奶说过，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请木匠打柜子，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人家吸袋烟的工夫，他就把家什捞在了手里。有天夜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人们早晨起来，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那是父亲一夜没睡，偷了师傅的工具，抢了板材，一夜打成的。那一年，他十三岁。
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游医。人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病症，医艺单纯了可不行，得样样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样，没有谁家嫁个姑娘，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不同的活路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有了十八般手艺，才能踩得动百家门头。
父亲是位有德行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家人盖房子，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儿，父亲是木工头。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梁多长，檩多长，前坡多少度，后坡多少度，配多高的山墙、多高的檐墙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岁了，大约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别人都不往里伸筷子，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有味，饭后大家问：“你没看见一只虫子吗？”父亲说：“早看见了。”
父亲十六岁独立干活儿，到死那年，行艺整整五十七年。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时长。连峡河的水都流得累了，都懒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过一场暴雨，才活过来一回。
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艺不过气时过气，人所谓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娶媳嫁女乔迁新家，家具店里品类齐全又便宜，连房子也已经没人再盖了。死前的十年，父亲已基本无活儿可干了。要说有活儿，那就是给人打棺材。
二
没有棺材打的时候，父亲经常站在村口，送村子里的吉普车走远，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
那几年，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开发，很多人开始越过洛河，去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干活儿。朱阳离我老家并不远，虽然是两个省，就只隔着一道洛河。洛河宽广，把它们隔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朱阳河的水混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浑稠尾渣汇入黄河，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
近水楼台，村里人一直有在矿山做工的传统。本乡的峡河云母矿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开采，它先期教会了人们许多后来的课程。
朝海和大牙第一次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的时候，父亲也在，他是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的。
朝海二十九岁，大牙三十九岁。朝海家离我家最近，说起来，是我表姐夫。大牙是我同学，一条板凳一年级坐到六年级。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特别能起早，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算我半个徒弟。
朝海虽然快三十岁了，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就像生离死别一样。旁边的大牙差点儿笑掉了镶金的门牙：“乖乖，又不是不回来了，要不，把她吞下肚算了。”
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的后备厢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里，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近乡同村的小伙子，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像朝海一样的新手。大牙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脚踹了两下，确认已经关死，才放下心。他把驾驶副座的车玻璃摇下来，立即一股热气冒了出来。他轰一声发动了车子。
父亲看着，已经忘记了，这是第几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了，但他记得这些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这会儿，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因为这些年，他也是这样送我的。
过了几天，我离家去天水。父亲洗了手脸，在祖先牌位前燃一炷香一阵咕哝，有时送过竹园，有时送到二道弯。他总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送他。他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他又说，不干这个不行？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铺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知道错了，也得走到底。这些年里，亲眼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
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我说，是。
从山下的乡公路到村里是一段坡路，是一九九〇年时村委会组织群众开云母矿修的简易公路，当年也曾无限繁忙风光，如今杂草丛生、垮垮塌塌，不少路段已经无法通过一辆三轮车了。
我从这条路走，又从这条路回。等我从天水回来时，拉着大牙和朝海尸骨的依维柯也到了。
大牙和朝海死于矿难。至于他们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去矿上谈判赔偿的人还在艰难谈判中，但人总得入土为安，趁着风高夜黑，先把尸骨拉回来再说。大牙和朝海被白布一层一层像裹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只能从个头儿的长短分辨谁是谁了。
一切都茫无头绪，棺材的事自然落在了父亲肩上，好在山上的树有的是。父亲指挥年轻人放树、解板、打棺材。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父亲打一副，埋掉一副，打得总是没有埋得快。棺里，装着老人也盛着青年。
父亲已经不能完全挥动工具了，但还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耐心。两天后，棺材打出来了，一大一小，因人而制，摆放在一起，像一双崭新的鞋子。女人们看着它们，又哭成了一片。父亲退到了一边，默默点起烟卷。
那天天上正飘着雪花，地上、远山都还没有存住，只有一些没掉落的橡树叶上落着一片两片，后一片刚到，前一片就化了。
三
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年轻人进城、进厂、进矿，村子的人也少了，因此父亲连棺材也不用打了。他像一位无人问津的过气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
那几年，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陲边地，我接到初中侄儿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
我打电话过去，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我听了一愣，一时无话可说。
东梁是整个村子唯一的制高点。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村子里的人听到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东梁上没有水，砌墙需要泥浆做黏合，土倒是现成的，脚底下就是。石料已经足够了，父亲一钻一锤，把它们打理得有棱有角。
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恰是我最劳碌紧张的时候。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无能为力。
我唯一帮过他一次，就是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时序正是四月，草木无限，乱花灼灼。梁下的村子了无生气，似乎在和这个季节反着方向走。有新房子建起来，更多的房屋在塌陷、在空置。出村的摩托车在盘盘绕绕的山路上，像梦一样既真实又虚无。
我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吃干粮。其实离家并不算远，完全可以回家吃饭的，但这样更简单省时些。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方便，一缕颤巍巍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那是父亲最拿手的一曲孝歌。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孝歌从哪里来，有人说源自湖北，有人说源自安徽，谁也说不清。唱婚丧嫁娶，忠善悲欣，古今风流，一年一年围着亡人的棺材唱。悲怆悠长的调门在风中传远，打了一溜旋儿，消失了。
二〇一〇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个小小神龛，一只供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可父亲实在是老了。翌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着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后，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的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儿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那毕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余响。
四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是父亲的七十岁生日。他的娘娘庙工程马上就要完成了，他真高兴啊。他对我母亲说：“你看，娘娘真是有灵呢，好几年了吧，咱村子多平安呀！孩子们每年都顺顺当当地挣回好多钱，孙子也考上大学了，塬上运势要回来了！”
那天，父亲再一次给我讲述家人迁来塬上的事。
那是一九五五年酷夏，爷爷带着奶奶、大伯、姑姑、我十二岁的父亲，牵着唯一的家当——一头黑色的牯牛，从桃坪乌龟岭，汗流浃背地来到塬上。塬上这时只有一户居民，老两口，无儿无女。老两口别提多高兴了：再没人来，这里就要绝人迹了。
塬上分为前塬、中塬、后塬，形成三级高山台地，每个台地都有三十亩以上面积，树木乱草都长疯了。这么好的地方能养活多少人啊！父亲他们死心塌地住下来了，占据了面积最大的中塬。后来，刘姓来了，张姓来了，景姓来了……父亲的一双眼睛，看着土地家园，由一到百，又由盛到衰。
那天，讲过故事，吃过母亲打了荷包蛋的一大碗长面，父亲收拾泥铲，准备去东梁。庙的主梁已经架好，毡也铺上了，今天的活儿是抹泥，抹了泥，洒了瓦，就算彻底成功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大雨，昨天回来时，虽然盖上了彩条雨布，四角压了石头，他还是不放心。娘娘大概也等得急了，不能再拖了。
脚刚要跨出门槛，一声炸雷从天上劈下来。开始的时候，谁也没听到声音，只感到一个东西从房瓦上滚下来，它滚得很慢，仿佛巨大无比也沉重无比，而房坡平了些，那东西滚动得有些吃力。待到了檐口，没了阻力，砰的一声坠落下来，在下落的过程里，伞一样，突然打开了，释放出千道光亮。
紧接着，大雨哗地泼下来了。雨挟着风，不眨眼地下满了整个中午。门前的老核桃树咔的一声被风折成了两段，指头大的青桃冰雹一样泼下来，在地上跳啊跳。
其实，已经不用再去梁上看了，父亲还是上了东梁。
只一眼，父亲就像泥浆一样从梁上滑了下来。
五
娘娘庙被冲垮后不久的一天，我喊父亲吃早饭，推开门，他还睡在床上。他说：“我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晚上，他犯了病，但已没有了力气喊人帮助。脑梗的最佳抢救时间是八小时内，父亲错过了时间，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行动。
此后，父亲再也不用去修娘娘庙了，或者说，再也无法去了。
这之后，父亲严重的心梗加脑梗，又犯了无数次，每次经过全家的努力都挺了过来，但他的生命也越来越衰弱。父亲安慰大家说：“没啥大不了的事，我们家族就没活过七十的人，还能挣扎得几年？”这一年，他六十三岁。也的确，爷爷六十九岁走的，大伯六十八岁离开。一个二百年前从安庆逃荒而来的家族，由大米改食玉米、土豆，由四季如春到承受猛烈的酷日和北风，机体适应的代价是生命的缩短。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医学课题研究的生命嬗变。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日，我和弟弟雇车把父亲送到了县医院，做最后挽救。没有人知道，此时距他的离开仅有六天。其时他已丧失吞咽功能。在医院，他被插上了胃管，接受鼻饲。在医院三天，父亲一日沉重一日，所有的药物在他身上效果为负。主治的医生说，还是快回家吧，再不回就没有时间了。
上车时，我想起来，三年前的某天，我用摩托车载着他沿丹江慢骑一圈，让他看看日益变化的县城和山外的生活。那天，带他来医院做脑CT，一切顺利，早早拿到了片子。而今天，已经没有慢行江城的意义了。
丹峦路，蜿蜒曲折百余里，奔走过多少时间的车马。三四十年前，尚没有公路，一条毛草小路连通南北。父亲每月三次担着一百多斤的供销社的担子，把乡供销社的山货送出去，把外面的新鲜物挑回来，一日完成往返任务。那时候谓之“挑脚”，是必须完成的义务工。他给我讲过许多路途的故事。父亲这一辈人，用肩膀担起过一方民生所需，一根扁担连通过一个时代物质与生活的传递。读懂上一代人残缺又丰富的人生，才是下一代人最基础的课程。
那天晚上，有一个细节，只有我注意到了。车到四十三公里碑处，父亲从昏厥中醒了，他挥了挥手，示意车停下。河对面的山畔上有一座天然石人，栩栩如生。这是父亲给我讲过的地方，当年的小路从石像下经过，年轻的他们曾在这里歇息、打尖。这一刻，他一定感应到了什么，到底是什么呢？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父亲走完了他在这个世界摇摆如风中草稞的一生。前一天，弟弟为他最后一次理了发。白发如雪纷落，掩盖了此后我所有的星辰。
六
二〇一六年冬天，在北京金盏乡皮村，在四处漏风的员工宿舍，我在一张木板床上，写下了一首给父亲的诗：
身下是平整的木板
头顶上方也是
它们让我又一次
嗅到了你的气息
淡淡悠长的松油味
父亲 我们已远
像戌时到辰时
中间隔着漫漫长夜
而一块木板打通阴阳
这里是北京
你一辈子向往的皇城
这里是皮村
其实你来过并且生活了一生
这里的人都是拆洗日子的人
人间日月 因为这样的劳动常新 弥久
我们都是赌命的人
不同的是
你选择了木头 而我
选择了更坚硬的石头
你雪一样的刨花和锯末
我铁一样的石块和尘屑
铺在各自的路上是那样分明
这一年你住在山上
而我几乎走遍千山万水
其实人的奔波不过是
黑发追赶白发的过程
我们想想
有什么不是为了活着呢
作为生者 奔跑在微小的事物中间
努力而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