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犯错儿
犯“好”错儿才有价值

科学家们常会问我，你们哲学家为什么要在哲学史的教学上花那么大的力气？化学家一般只掌握一些在我们读书时顺便积累下来的化学史基本知识，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似乎也不关心1950年之前在生物学领域里发生过什么。我的回答是：哲学史实际上是记录了一大堆非常有智慧的人犯下一大堆非常有诱惑力的错误的历史，如果你不了解它，就注定会再次犯下那些倒霉的错误。

因此我们要向学生教授哲学史，如果科学家们轻率地忽视哲学，那只能后果自负喽。没有哪种科学不包含哲学，只是有些科学家并不反思其中潜在的哲学假设。有时候，最聪明又最幸运的科学家很灵巧地躲开了陷阱，可能他们属于“天生的哲学家”，也可能他们确实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但他们只是稀有的例外。我并不是说专业的哲学家就不会再犯那些错误，甚至他们还会为那些旧的错误辩护。毕竟，如果问题很简单，也就不值得哲学家们费心思索了。

有时，你只是不想冒险犯错儿，如果能获得一些具体、清楚、确定的东西，犯点错儿也无妨。犯错儿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当然，有些时候真的一点错儿也不能犯，去问问外科医生和飞行员就知道了。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有时候犯错儿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很多在竞争激烈的大学中读书的学生都以自己不犯一丁点儿错为荣，他们认为，或者被人诱导着认为，这就是自己能比其他同学走得更远的原因。我发现我常常需要鼓励他们培养犯错儿的习惯，因为犯错儿才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学生们有时会患上“写作障碍”，浪费时间绝望地在起跑线上徘徊。“脱口而出！”我敦促他们。这时他们才能在纸上写点儿什么。

哲学家是犯错儿的专家。我知道这听上去像个拙劣的玩笑，但是请听我说完。当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专心地为定义好的问题寻找答案时，我们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地找寻那些含混不清、极其错误的东西，甚至无法确定正确的问题，更不要说正确答案了。提出错误的问题会令接下来的全部研究产生误入歧途的风险。只要发现了上述情况，你就可以认定自己做的是哲学家的工作没错！哲学是那种需要你首先想清楚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继续研究的学科，每个哲学领域中的研究都是如此。有些人讨厌这种事。他们宁愿自己需要回答的是现成的问题，这些问题做工精良，洗净了、熨平了，就等着他们来回答。这些人可以去做物理学、数学、历史学或者生物学研究。当然，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我们哲学家喜欢研究的就是那种必须先把它们厘清，然后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这个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不过，试试看吧，可能你会爱上它。

在这本书中，我时刻准备痛斥别人所犯的错误，可是我向你保证，我自己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错误制造者。我犯过一些很棒的错儿，希望还能再犯更多。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你们犯“好”错儿，也就是那些能增进大家理解的错误。

人们总说：“先理论，后实践。”但犯错儿不只是学习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人们学习或者做出真正创新的唯一机会。必须先做一个学习的人，然后才能学到东西。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人们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真正学到东西：要么自己进步，要么接受进步者的安排和改造。生物的进化就是以大量残酷的试错为基础展开的，如果没有错误，即便尝试也将一无所得。就像美国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的那样：“成功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人失败。”尝试可以是盲目的，也可以有着长远的考虑。对于已经拥有知识，但还没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你来说，可以冒一次险，冒一次有着长远考虑的险。你可以三思而后行，从而在一开始就被已知所引导。你不必瞎猜，不过也不要瞧不起“瞎猜”哟；在通过“瞎猜”产生的所有造物中，最奇妙的那个就是——你！

就像我所写的其他书一样，本书的主题之一也是进化论，原因很简单：不仅对于生命而言，对于知识、学习和理解而言，进化问题也是根本且核心的。如果没有合理而完备的进化论知识，想要理解意义与观念的世界、理解自由意志与道德、理解艺术与科学甚至哲学本身，我们都会感到力不从心。

稍后我们将看到一些在处理更有挑战的进化论问题时所用的思考工具，不过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些基本的认识。进化无法预测无目的突变通往何方，那是随机发生的DNA复制错误。大多数这种复制错误都没有结果，因为它们不会被读到，就像无关紧要的草稿纸，你没有也不准备把它们交给老师打分。一个物种的DNA就像一份打造新躯体的配方，大多数DNA从未参与建构身体的过程，因此它们常常被称为“垃圾DNA”。对于那些被读取出来并在生物体的生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DNA序列来说，大多数突变都是有害的，事实上很多突变是可以立即致死的。因为大多数突变基因的“性状表达”是有害的，自然选择实际上将突变率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你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都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复制机”。例如，你的体内有一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中都包含你的基因组的一个完美或几乎完美的复本，长度超过了30亿个字符，这是自你父母的精卵细胞结合时就为你的存在配好的配方。幸运的是，复制并不能做到绝对完美，因为如果它做到了，它更新的源头将会枯萎，进化终将停止。进化历程中的这些微小的瑕疵与“缺陷”反而是生命世界中一切美妙、复杂的设计的源头。我忍不住要说：如果真的存在什么称得上“原罪”的东西，那一定就是这些复制失误了。

犯错儿的要诀在于不去隐藏它们，尤其不能自我欺骗。与其在我们犯错儿后扭脸否认，不如成为自己错误的鉴赏家，打心眼儿里把它们视作一种艺术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艺术品。无论面对什么错误，我们的反应常常是：“好吧，我不会再犯这个错儿了。”而实际上自然选择并不会有这种想法，它只是在那些犯了错儿的家伙们能够繁衍后代之前把它们从地球上抹去；自然选择也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至少这比较罕见。能够学习的动物的大脑中有某种相同的选择功能，比如能够学会不发出噪音、躲避电线、选择自己的食物。B. F.斯金纳（B. F. Skinner）等行为主义者把这种需要称为“强化”学习，带来不良结果的反应不会被强化，更不会“灭绝”。我们人类把这个功能提升到了一个更迅速、更高效的水平上。实际上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反思自己刚刚做过的事：“好吧，我不会再犯这个错儿了！”当反思时，我们会直接面对每一个犯错者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到底错在哪儿了？究竟我刚才做了什么，使自己陷入了这个窘境？关键在于利用错误当中那些特殊的细节，这样你才能在下次尝试时对错误有所察觉，以免重蹈覆辙。

我们应该都听过那种可怜的托词：“好吧，不过它当时看起来是个好主意！”这种托词似乎是一种愚蠢的标志，一种傻瓜似的反省，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像欣赏智慧的基石一样欣赏它。任何存在，任何行动者，只要能够真心地说：“好吧，不过它当时看起来是个好主意！”那他就已经站在了通向卓越的门口。我们人类为自己的智慧而自豪，其标志之一就是我们能够记住自己之前的想法，并进行反思，反思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之前为什么会被它所吸引，以及哪里出了问题。就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能够想到这一点。如果它们能的话，那就几乎像我们一样聪明了。

所以，当你犯了错儿时，应该学会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然后尽你所能地冷静、毫不留情地检查你记住的错误。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人类对错误的自然反应是尴尬与愤怒（我们永远是对自己最生气），因此你必须努力克服这些情绪反应。尽管这是个有些古怪的实践，但是试着学会品尝你的错误吧，为将你引入歧途的怪癖被揭露出来而感到开心吧。当你把曾经所犯的错误中的所有养分吸干之后，就可以开心地把它们抛在脑后，向下一个伟大的机会前进了。不过这样做还不够：你应该积极地寻找机会去犯伟大的错误，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中吸取教训。

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我们在小学时就已经掌握的技能。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做长除法时的感受：你看着两个无法推算的大数，不得不琢磨从哪儿入手，那是多么陌生、多么令你望而生畏的感觉啊。被除数是除数的六倍、七倍还是八倍呢？谁知道呢？你不必知道，只需要试一试，随便挑一个你喜欢的数，算算结果如何。我记得当老师告诉我应该从“猜数”开始的时候，我几乎震惊了。这还是“数学”吗？我怎么能在如此严肃的活动中玩猜数游戏啊？但是最终我还是像大家一样学会了欣赏这种策略之美。如果发现选取的数小了，你就换个大一点的重新开始，如果发现选大了，那就换个小点的数呗。长除法的好处在于，你总是可以算个结果出来，即使你第一次选的时候特别笨，那也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

或多或少熟练地做出猜测，算出可能的结果，利用结果为下一步工作做出修正，这样的一般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所犯的错误要足够清楚、精确，使得出的结果足够确定。在全球定位系统（GPS）发明之前，水手们在海上为船只定位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做出猜测，他们会猜一个确切的经纬度，然后假设所猜的恰好就是他们实际所处的位置，按照这个位置推算出太阳此时在天空中“应处”的确切位置。当使用这一方法时，他们并不期待一击即中。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接下来还会测量此时太阳的实际仰角，并且比较前后两个数据。通过一番简单的计算之后，他们就会知道应该对最初的猜测朝哪个方向做出多少修正了。⁽⁸⁾使用这种方法时，一开始猜得很好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必定会出差错也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错误要犯得清楚、明确，这样才有东西供我们去校正。GPS导航仪也是使用同样的“猜测–修正法”来确定它与人造卫星之间的相对位置的。

当然，你面对的问题越复杂，分析起来就越困难。这在人工智能（AI）研究中被称为赞誉分配问题或责备分配问题。搞清楚什么应该获得赞誉，什么应该被责备，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这也是自然选择所面对的问题。

在讲完其一生跌宕起伏或平凡无奇的故事之后，地球上的每个生物终将死去。大自然如何能够看穿所有细节的迷雾，搞清楚哪些是应当鼓励的、让它们继续繁衍生息下去的正面因素，哪些是应当惩罚的、让它们无后而终的负面因素，进而做出自然选择呢？难道我们祖先的亲戚们真的是因为眼皮长错了形状才灭绝的吗？如果并非如此的话，如何用自然选择的过程来解释我们的眼皮为什么恰好长成这样？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其实我们已经能够猜到了，像那句老话说的：“如果东西没坏，何必要修。”把原来一切保守的设计方案都留下吧，冒险的时候先准备一张安全网。自然选择会自动地把那些“到现在为止”管用的东西都保留下来，同时无所畏惧地开展或大或小的创新。只是那些巨大创新几乎总会立即导致死亡。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不过没人能去计算。我们的眼皮早在人类存在以前，或者早在灵长类甚至哺乳类动物存在以前就被自然选择所造就了。它们用了超过一亿年的时间演变成了现在的形状，只在最后六百万年的时间里做了些小修小补，那时正值我们和黑猩猩、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生活的时代。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是：自然选择包含了大量的个案，即使是统计上的微小优势也会自动积累。答案的其余部分则过于技术化，超越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初级讨论的范围。

卡牌魔术师有一个效果惊人的绝招，起码最优秀的卡牌魔术师会这一招。我不想因揭秘一个魔术而激起魔术师们的公愤，因此我要讲的只是技巧背后的一般原理。一个好的卡牌魔术师明白，其实很多招数并不总是管用，反而要依赖运气。有些魔术成功的概率可能只有千分之一！这应该已经不能被称为一种魔术了。

我要讲的那一招是这样的：在告诉观众们你要表演魔术时，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是哪种魔术，你首先做那个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的魔术。当然，这个魔术几乎肯定要失败，这时你应该马上不动声色地做下一个魔术，比如一个成功率有百分之一的魔术，如果这也不成功（通常也会如此），那你就优雅地、悄无声息地开始第三个魔术，它的成功率可能有十分之一。现在最好也把第四个魔术准备好，假设它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这四个魔术都失败了（这种情况一般不太可能发生），你就表演一个不会给观众留下太多印象，但一定会成功的魔术吧。如果在表演时你总要依赖最后的安全网才能脱身，那可真是太不走运了。不过，只要高难度的魔术做成功了一次，观众们就会惊呆的。“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是我的牌？”啊哈！你并不知道，是你聪明的瞎猜法给了你回报。通过把所有“错误”不露马脚地隐藏起来，你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进化也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所有愚蠢的错误都慢慢消失了，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系列惊人的成功。你们知道吗，有史以来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没有后代，但我们的祖先中却没人遭此厄运。想想从你的祖先一直延续到你的这一连串多姿多彩的人生吧。

舞台魔术与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魔术师应当尽一切办法向观众隐瞒他们的错误，而科学家所犯的错误应该公开。你把自己的错误公布出来，才能让别人从中吸取教训。这样一来，你也能从别人的经验当中获益，避免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在批评他同事的工作时说过一句名言，他鄙视地说：“你的工作连错误都算不上。”一个给人以批评空间的清楚、明确的错误比一团糨糊要好多了。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们人类比其他物种聪明得多的一个原因。与其说我们胜在脑容量更大、大脑功能更强，或者具有反思自己过往错误的能力，不如说我们胜在可以相互分享个人在试错的历史中所获得的经验。⁽⁹⁾

我很惊讶有那么多真正的聪明人并不明白，你可以把你所犯的严重错误公布出来并且表现得一点儿也不在乎。我知道，杰出的学者在否认他们犯过的错误时可以变得多么强词夺理。显然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就算承认“哎呀，你是对的，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也没人会吃了你。实际上，人们“乐意”看到别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也都乐意指出别人的错误。看到你承认了错误，心胸宽广的人会感谢你给了他们帮忙的机会，并给予你回报；而心胸狭窄的人则乐呵呵地看你出洋相。无所谓喽！反正所有人都是赢家。

当然，一般人们并不乐意纠正别人犯的“愚蠢”错误。你必须犯一些值得纠正的错误，无论如何要犯得有原创性，例如有的错误需要人在犯这个错的同时搭建一座有挑战性的思维金字塔，这就犯得很有特色，就像我们在卡牌魔术中看到的那样。谨慎地利用别人的批评，能把你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如果你是一个勇于冒险的人，人们就乐意纠正你偶一为之的愚蠢错误，因为这些错误能够显得你不是那么特别，显得你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笨手笨脚的。

我认识一些特别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他们在工作中从来没有犯过明显的错误。这些人往往不愿意干得太多，他们做的那一点工作也是非常原始的，对于这些人来说，除此之外的工作都太冒险了。指出别人的错误是他们的专长，这可以说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服务了，但是只要他们犯了一点小错，别人却从来不会一笑而过。可以说，这是很不幸的，他们最好的工作也常常会因此蒙上一层阴影，比如被人们忽视，或被更大胆的思想家们驱动的当下的潮流所淹没。在第76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总的来说敢于犯错儿是件好事，但它也有不幸的一面。给你一个“元”忠告：对任何忠告都不要太认真哦！

02
归谬法
发现错误命题的妙招

它是理性研究的撬棍，它是贯彻一致性的伟大杠杆，它就是归谬法。顾名思义：归（推理）于荒谬。你把一个推论中的一些命题或假设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前后矛盾，或者是否隐含着荒谬之处。要是有，必须丢掉出问题的命题，或者重新推论。我们一直在这么理所当然地做着：“如果那是一头熊，那么熊就是头上长犄角的！”“他赶不上晚饭了，除非他像超人一样能飞。”

当一个命题有着复杂的理论争议时，撬棍通常舞得飞起，但在这里我们却很难区分公允的批评与嘲讽式的反驳。你的对手真的会笨到相信我们用几步轻巧的归谬就能推翻的命题吗？我以前给一个学生的论文打分时，发现了一处拼写错误，他把“parity”拼成了“parody”，创造了“以蠢类推”这个美妙词组⁽¹⁰⁾，我认为这是一个比“归谬法”还顺嘴的叫法，它在粗糙而混乱的科学、哲学的争论中得到了普遍使用。

记得几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了由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哲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主持的研讨会。在会上，从外地赶来参会的认知科学家如果没能讲得令观众们满意，就会收到滑稽的辩驳。有一天，人工智能理论家、认知心理学家罗杰·尚克（Roger Schank）成了大家的“眼中钉”，他是耶鲁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管，在乔姆斯基的口中，他简直蠢得冒烟。我很了解尚克和他的工作，虽然我自己并不完全赞同，可是我也难以苟同乔姆斯基的看法，于是我举起手来跟乔姆斯基说，他可能漏掉了尚克的立场中的一些微妙之处。“哦，不对，他就是那么想的！”乔姆斯基咯咯地笑着否定了我，然后就继续拿尚克的工作开涮，继续做这件最令听众们感到开心的事去了。几分钟以后，我实在忍不住又打岔道：“我不得不说，你批评的那种观点简直是太荒谬了。”乔姆斯基笑着点点头，我接着说道：“那我就想问问了，咱们干吗还要浪费时间来批评这种垃圾呀？”这桶冷水泼得！

我自己“归谬”别人的观点时又干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公允一点呢？下面举几个例子，你们来评判一下。在威尼斯的一次会议上，我曾和法国神经科学家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一起与澳大利亚神经科学家约翰·埃克尔斯（John Eccles）和奥地利籍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就意识和大脑的问题进行辩论。尚热与我是唯物论者，坚持心灵即大脑，而波普与埃克尔斯是二元论者，声称心灵不像大脑那样是物质的，而是属于某种能与大脑发生作用的第二实体。埃克尔斯在很多年前因发现突触而荣获诺贝尔奖，突触是神经元之间微小的间隙，每天有上万亿的谷氨酸分子和其他神经递质、神经调质通过这些间隙。根据埃克尔斯的说法，大脑是以上万亿的突触为琴键做成的强大的管风琴。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还认为，非物质的心灵，也就是不朽的灵魂以某种方式在量子层面上推动着谷氨酸分子，从而弹奏着突触琴键，真是激动人心啊！他说：“忘了所有那些关于神经网络之类的理论的讨论吧，都是些不相干的废话。心灵就在谷氨酸中！”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理解了他的观点。如果心灵就在谷氨酸中的话，我把一碗谷氨酸倒进下水道，是不是就是杀人了呢？“唔，”他有点吃惊地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不是吗？”⁽¹¹⁾

你可能会想，除了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之外，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翰·埃克尔斯与无神论的唯物论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之间不会有什么共同点了吧。其实，他们在关于意识问题的看法上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科学圈之外的人大多不了解“过度简化”在科学中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科学家们可以用这种“几乎”正确的工作方式绕开令人讨厌的复杂性，把纷乱的细节搁置一旁。

可以说，在科学史当中把“过度简化”用得最成功的要数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发现DNA结构时玩的那套“迂回战术”了，在他们公布这个发现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等人还在为厘清所有的细节而埋头苦干呢。克里克之所以赞同做这种大胆的尝试，在于他想着万一能够把问题一举攻克呢，但是这种做法显然并不总会奏效。我曾经在拉霍亚参加过克里克举办的一个著名的茶话会，这让我有机会证明这一点。这种午后讨论会是他们实验室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客人们也可以参与一般性的讨论并提出问题。恰好在这次讨论会上，克里克做了一个大胆的声明：“我们最近已经发现，大脑皮层V4区的神经元与颜色‘相关’，它能对不同的颜色产生不同的反应。”然后他就提出了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设想：以红色为例，人对红色的经验意识“就是”视网膜区域的红敏神经元的活动。嗯……我听着有些纳闷儿：“你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红光敏感神经元放到培养皿中并让它们保持活性，再用微电极刺激它们，那么在培养皿中也会出现对红色的意识吗？”

有一个可以对付归谬法的招数，那就是迎难而上、死不松口。自从澳大利亚哲学家J. J. C.斯马特（J. J. C. Smart）为了坚持他的伦理理论，惊世骇俗地说出“对呀，把一个无辜的人绞死有时候就是正确的”这种话以后，我就给这招起了个名字，叫“我比你斯马特”。⁽¹²⁾克里克决定他要比我更“斯马特”了，他说：“对呀，会有一种独立的对红色的意识！”谁对红色的意识呢？他没有说。虽然不久之后，他对这个设想做出了改进，但是在他与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一起寻找他们所谓的NCC（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时，克里克却表示他从未真正放弃过对这一想法的忠诚。

不过，或许我在另一个场合里对“‘培养皿中能有意识出现’这种想法到底荒唐在哪儿”这个问题的归谬更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和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Stuart Hameroff）一起建构了一种意识理论，他们认为意识并不是谷氨酸，而是神经元微管中的量子效应。微管是一种管状的蛋白链，它们作为支架与导管存在于所有细胞的细胞质中，而不只在神经元中。

在第二届图森会议，即第二届国际意识科学大会上，当哈梅罗夫表述了这种观点之后，我在观众席上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斯图尔特，你是一个麻醉学家吧？你有没有做过一种戏剧性的手术，就是那种给断手或者断胳膊的伤者做的再植手术？”他说他没做过，但知道这种手术。“那么好了，斯图尔特，如果我哪里搞错了就请你提醒我。假如你是一个再植手术的麻醉师的话，按照你的理论，你在道德上是不是有义务给那只断掉的手打麻药啊，它还躺在冰袋里呢，对不对？毕竟像神经系统中的其他微管一样，断手中的神经元微管还干着人家该干的事呢，所以那只手难道不会感受到剧痛吗？”此时斯图尔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情况。无论是对红色的意识、疼痛的意识，或者随便什么意识，说它是归某种神经网络所有，或者把它归于无数神经元的协调活动，这种想法可能最初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是这些“归谬”的尝试却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这种想法为什么应该被我们认真对待。

03
拉波波特法则
批评他人的正确方式

我们到底应该对对手的观点报以多大程度的宽容呢？如果对手所说的话中有非常明显的矛盾，那么你当然应当尽力把它指出来。如果他们的说法中潜藏着一些矛盾，你就应该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揭露出来，然后再施以攻击。但是，我们在寻找对方说法中隐藏的矛盾时常常容易走过头，变成鸡蛋里挑骨头，变成彻头彻尾的嘲弄，变成“海事律师的行当”⁽¹³⁾，就像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的一些例子一样。这种认定对手的想法中一定藏有矛盾的冲动，给了你一个容易击中的靶子，怂恿你对别人的看法做出无情的解读。可是，这个容易击中的靶子通常与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八竿子打不着，你只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耐心而已，最多是给支持你的观点的人提供了一点消遣。

很多年前，社会心理学家兼博弈论专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曾提出过一套规则，我认为对于那种讽刺对手的恶习，这套规则是最好的解毒剂。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囚徒困境锦标赛中胜出的策略“一报还一报”就是拉波波特的发明。⁽¹⁴⁾

拉波波特法则：如何撰写一篇成功的批评性评论。

遵循此法则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你的对手会因此乐于倾听你的批评。因为他们看到你已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理解了他们的想法，同时你也展示出了良好的判断力，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和他们达成了共识，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被他们说服了。

遵循拉波波特法则时总是令人倍感挣扎，起码对我而言是这样。说白了，有些对手不值得我们如此尊重。我不得不承认，把他们串起来烤了真是一件乐事。但当我们用了这个方法而且使用得当的时候，总是后果喜人。在我的《自由的进化》（Freedom Evolves, 2003）这本书中，我特别努力地试图公正对待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所持的那种“不相容论”，这是一种我非常不赞同的自由意志观。在我把那一章的初稿发给凯恩之后，他给我回了信，而这封信也被我珍藏了起来：

……你的文章真的让我非常欣赏，尽管我们的看法不同。你对我的观点的评论非常全面而公正，远远超出通常的批评。你考虑到了我的观点的复杂性以及我努力解决那个棘手问题时所抱有的严肃态度，而没有将它们一棍子打倒。为此，也为了你细致的批评，我非常感谢你。

我也遵循着拉波波特法则批评过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反应就没有这样亲切了。有时候，批评看起来越公正，接受起来反而越难。你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对于一位作者来说，如果你勇敢地为他的观点寻找根据，但什么也没找到的话，可能会比气呼呼地批评他的观点来得更有杀伤力。所以，我向大家推荐拉波波特法则。

04
史特金定律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在1953年9月，科幻作家泰德·史特金（Ted Sturgeon）在费城举办的世界科幻大会中的发言中提到：

当人们谈起悬疑小说时，会提到《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和《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当人们谈起西部小说时，会想到《西部新天地》（The Way West）与《原野奇侠》（Shane）。可当人们谈起科幻小说时却只会把它叫作“什么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之类的”，还说，“百分之九十的科幻小说都很‘渣’（crud）”。好吧，人家说的没错。百分之九十的科幻小说确实很渣。但是，任何事物当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渣滓，而其中那不是渣滓的百分之十才是有意义的。我敢说，那百分之十的科幻小说可以与人类从古至今写就的任何作品相媲美。

人们一般会把史特金定律表达得更粗俗一些：“任何事物当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垃圾（crap）。”百分之九十的分子生物学实验、百分之九十的诗歌、百分之九十的哲学书、数学系里百分之九十的同行评议文章，等等，都是垃圾。真的吗？嗯，这么说可能有点极端了，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每个领域中都有大量平庸的工作。有些个“爆脾气”觉得垃圾差不多得占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就不要跟着他们一块儿义愤填膺了。

从这一观察中我们应该学到的是：当你准备批评某一领域、某一流派、某一学科或者某一艺术形式的时候，请别在嘲笑垃圾上浪费自己和我们大家的时间！要么就追着优秀的东西批，要么就别干这活儿。可理论家们却常常罔顾这一忠告，被他们诋毁过的可太多了：分析哲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宏观经济学、整形手术、即兴表演、情景喜剧、哲理神学、推拿疗法，无奇不有。不论你要评论什么领域，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规定好：每个领域都有一大堆愚蠢、平庸、糟糕透顶的东西存在。然后，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和大家的耐心，请确保你关注的是你能找到的该领域最好的东西，比如获奖之作、杰出成果、大家都赞不绝口的精品，而非糟粕。

请记住，你不是个喜剧演员，你的主要目的不是讲个笑话逗人一乐，不是跟我们分享夸张的一幕。这一点与拉波波特法则紧密相关。我发现，当我们批评的是哲学家时尤其应当牢记这一点。从最伟大、最敏锐的古希腊先贤，到昨日的智性英雄——比如这四位非常不同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约翰·杜威、让–保罗·萨特——经过些许巧妙扭曲之后，他们最好的学说、最精妙的分析也会显得又臭又长，变成彻头彻尾的蠢话。别这样好不好？这样只会丢你自己的脸。

05
奥卡姆剃刀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这个思考工具得名于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一位14世纪的逻辑学家、哲学家，不过它实际上是一条古老的经验法则。它的拉丁语是“lex parsimoniae”，即节约律。在英文中人们常常用格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Do not multiply entities beyond necessity）来表达。这一想法非常简单：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更简单的理论，包含更少的因素、更少的实体，而它也一样可以很好地解释现象，就不要再构造一个大而无当的复杂理论了。比如，如果“暴露在极端寒冷的空气中”可以解释关于冻伤的一切症状，那就别再假定还存在未被发现的“雪细菌”或者“北极微生物”了。开普勒定律为行星的轨道给出了解释，所以我们不必假设地表下还藏着一个在控制台前驾驶行星的驾驶员。话讲到这儿，应该没人会有疑义，可当我们把这一原则扩展开去，就不一定总会获得认可了。

康维·劳埃德·摩根（Conwy Lloyd Morgan）是19世纪的英国心理学家，他把“奥卡姆剃刀”应用到了“动物是否拥有心智”这一问题中。摩根的节约律告诉我们，如果动物的行为可以用更简单的术语说明的话，就不要把高贵的心灵归于昆虫、鱼类，甚至海豚、狗和猫等哺乳动物。他说：

如果动物的行为能用刻画心理进化、心理发展的较低层次的术语来解释，就决不用刻画高级心理过程的术语来解释。（Morgan, 1894, p. 128）

扩展开来，这就相当于让我们把动物甚至人类看作是只有大脑却没有心灵的存在。正如我们以后会谈到的，人们考虑心灵这一主题时遇到的压力，不会因一种绝对禁令而消除。

很多人都想用“奥卡姆剃刀”把本来盘根错节的问题剃个干净，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是，有人声称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因为这种假定更简单、更节约。假定超自然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存在怎么就成了更节约的做法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聪明的办法来反驳它。我不想做过多的论证；我只想说，说到底奥卡姆剃刀只是一种经验法则、一条有益的建议。把它当作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或者理性的基本条件，期望用它来一举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就简直太荒谬了。这就像当你反驳一个量子力学的定理时说，那条定理违反了格言“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还有一些思想家把奥卡姆剃刀用得更加登峰造极，比如用它来否定时间、物质、数字、洞、美元、软件等种种事物的存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最早的“吝啬鬼”思想家，写在他的存在目录中的东西实在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就像我的一个学生在一次测验中写的：“巴门尼德就是那个说‘只有一物存在，而我也不是它’的人。”虽然我讨厌这么说，但这似乎就是巴门尼德想要告诉我们的。当然，他的思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我们哲学家习惯于认真对待巴门尼德这样的思想，就是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说一个想法是“疯狂”的，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次不正当、不明智的判断，那个思想会不会成了我们失败的想象力的受害者。

06
奥卡姆扫把
有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分子生物学家西德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最近发明了一种“奥卡姆剃刀”的新玩法，非常有趣，他称其为“奥卡姆扫把”，指某些理论的辩护者们本着智性上最大的不诚实把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往地毯下面扫。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吊杆托架”，第一个“反思想”工具，你们可要擦亮眼睛喔。宣传家们用这招来做群众工作时尤其阴险，因为就像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著名的“半夜狗不叫”的故事一样，只有专家才能注意到“缺席”的事实，而事实已经被“奥卡姆扫把”从现场扫走了。比如，创世论者就常常省略掉大量令他们的“理论”感到尴尬的棘手事实。对于一个不是生物学家的人来说，创世论者精心打造的论证可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看不出什么“被扫走了”。

我们到底该怎样提防那些看不出的东西呢？向专家们求助。美国哲学家斯蒂芬·C.迈耶（Stephen C. Meyer）在他所著的《细胞里的签名》（Signature in the Cell, 2009）一书中试图系统性地证明生命不可能有一个自然的（即非超自然的）起源，并对所有持自然起源观点的理论模型做了一番纵览，以显示它们都是多么地无药可救，即使是一个相当博学的读者也可能会认为这番纵览看起来是公正、详尽的。

迈耶的这本书写得真是打动人心，就连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都在2009年11月给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书评刊物之一《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写了一篇有关它的书评，说那本书是他心目中的年度最佳！在他那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曾与他通信，内格尔在信中信心满满地表示自己对生命起源研究的历史有着相当多的了解，足以让他信任自己的判断。就像他于2010年1月1日写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封信中所说：“在我看来，迈耶在真诚地写作这本书。”要是内格尔咨询了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学家们的意见的话，他就能够发现迈耶是怎样利用“奥卡姆扫把”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扫出视野之外的了，或许他还会失望地发现，迈耶并没有像对待他那样给那些专家们寄去样书，或在出版前询问他们的意见。发现他所赞美的这本书竟然是“秘密操作”，可能会动摇他对自己判断的信心吧，也可能不会。我们都知道，科研机构有时会不公正地压制那些叛逆的声音，所以有可能，仅仅是可能，迈耶别无选择，只能“发动偷袭”。但是内格尔在站出来替迈耶捧场之前还是应该谨慎地研究一下。确实，在关于生命起源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也并不存在一个完全正确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合适的候选，这恰恰是因为竞争者太多而不是太少。

阴谋论者都是使用“奥卡姆扫把”的大师，你可以在网上做一个有趣的练习：找到某个新鲜出炉的阴谋论，看看你作为该领域的外行，能不能在搜索专家对它进行反驳之前找到它的错误。布伦纳发明这个术语的时候并不是在谈神创论或者阴谋论，他想说的是，即使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有时也难以抵抗对某些数据的“忽视”，尤其是当那些数据会伤害到他们心爱的理论时。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需要抵御的诱惑。

07
外行做媒
既不“过少解释”，又不“惹恼行家”

我已经推荐这项技术很多年了，它可以很好地防止人们在不经意间挥动“奥卡姆扫把”，虽然它已经通过了多次考验，但次数还是没能达到我的期望。和我讲过的其他思考工具不同，这项技术的应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所以我希望有人能够把它大力推行一番，并报告推行的结果。在这儿我决定谈谈它，因为这里要谈的是人们使用其他一般性思考工具时也会面临的“沟通问题”。

不只是哲学，在很多领域中都有一些似乎永无止境的争论，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人为的：因为争论的双方各说各话，没有为有效的交流做出必要的努力。人的火气一上来，蔑视和嘲讽也就接踵而至。这时就连看热闹的人也会纷纷站队，即使他们还没有完全搞懂人家谈的是什么。

场面可能会变得很难看，而造成它的原因可能非常直接。当专家与专家对话时，不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否相同，总会错误地“过少解释”。理由很简单：跟一位专家过度解释某件事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就好比对他说：“用不用我教你怎么拼写啊？”没人愿意侮辱一位专家。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宁愿错误地“过少解释”。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非有意为之，而且要完全不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个优点，因为自觉保持礼貌终归是一种好品格。但是很不幸，“假装听众对你所说的内容已经非常了解”这种高尚的品格有一个副作用：专家们常常自说自话。

这个毛病没有办法直接治：假如我们在研讨班或者学术大会上恳请与会的专家们不要“过少解释”他们的立场，这或许会得到他们热切的同意，但即使如此也是没用的。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时人们反倒会对那些可能会侮辱到他人的话题更加敏感。

不过，有一种间接的方法相当有效：让专家们对一群充满好奇心的业余听众表达他们的观点（比如我们塔夫茨大学的这群聪明的本科生），同时让另外一些专家旁听。旁听的人不必偷听，我没有建议大家走“歪门邪道”。相反，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一实验的目的就是让参与者能够安心地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术语说话。由于讲话者是在对着作为诱饵的听众讲话，他们“根本”不必担心自己会侮辱其他专家，因为他们的话不是对着那些专家说的。我猜他们也有可能会担心侮辱到本科生，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专家A给本科生们解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时，专家B也在听。听着听着，B可能就会眼前一亮。“原来‘这’就是你想说的呀！我终于明白了。”也可能B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轮到他给同样的一群本科生讲解时，专家A会感到眼前一亮。这个方法可能并不完美，但一般都会进展顺利，让每个人都受益。专家们消除了一些人为的误会，本科生们也接受了一流的教育。

这项实验我在塔夫茨大学开展过很多次，多谢校方的慷慨支持。我亲自挑选了不到12位本科生，我在向他们简述他们的角色时说：“不要接受任何你们听不懂的话。如果遇到任何在你们看来混乱或者模糊的地方，我期望你们举起手来，打断专家的话，提醒他们做出解释。”他们确实需要提前仔细阅读必要的读物，保证他们不完全是相关领域的菜鸟，而是充满好奇心的初学者。他们喜爱这种角色，当然了，这可是让大人物给他们开小灶啊。同时专家们也会发现，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他们通常会找到一些前所未有的能更好地能解释自己观点的方式。这些专家常年被一群群同事、博士生、高年级研究生们“保护”着，有时，他们真的需要这种挑战。

08
跳出系统
打破惯性思维的好方法

我们很难发现别人使用了“奥卡姆扫把”，因为我们很难发现别人把哪些令他难堪的事实扫出了视野之外，但更难的是发现侯世达（Hofstadter, 1979, 1985）所说的“跳出系统”（jootsing）。跳出系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不仅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在艺术领域也是。创造力是一种让人梦寐以求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拥有的才具，它往往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孕育它的系统所设定的规则，也许是古典音乐的和谐体系，也许是十四行诗甚至打油诗中的格律与韵律，也许是某种艺术的审美“教规”、良好形式。又或者，它打破的是某些理论或研究领域中的假设与原则。有创造性不只意味着追求新奇的东西——因为新奇的东西谁都能得到，只要把材料随机排列一番就行了——难的是跳出一个既定的体系，并且跳得有道理。可当一个艺术传统真的达到了“怎样都行”的阶段时，那些想变得有创造力的人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反抗的固有规则、没有可以打破的预期了，让创造力显得惊人并且有意义的背景都失去了，那我们还能颠覆什么呢？如果你想颠覆传统，最好先去了解它。所以外行或新手很少能够想出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

你可以坐到钢琴前，试试能不能弹出一段既动听又新颖的旋律，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有多难。你可以按下所有的琴键，你可以选择所有的组合；但除非你能找到一些可依靠的东西，找到一些风格、流派、模式来遵循，并且在此基础上做些改变，否则你弹出的只可能是噪音。同时，并非所有违反规则的行为都能有好的效果。我认识至少两个成功的演奏爵士乐的竖琴师，但如果你想靠敲击邦加鼓演奏贝多芬的名曲来博取名声的话，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好计划了。这个道理对科学也是适用的：在任何理论的争论中都有很多未经证实的前提，但逐一找到它们的漏洞再一一否定掉这些前提，或许不是一种在科学和哲学中取得成功的好办法。这就好像你要改编一段作曲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曲子，并希望自己改编得有价值，但却一次改动一个音符一样。祝你好运吧！突变几乎总是有害的。事情会比我描述的还要困难，但你有时候也会走运。

建议某人以跳出系统的方式前进，有点像是建议一个投资者低买高卖。是啊，当然，就应该这么干，但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干？请注意，对投资的建议并不“完全”是空洞、无益的，号召人们跳出系统会更有帮助，因为它让你对自己的目标看得更清晰了，正如每个人都知道“更多的钱”是什么意思。当你面对一个科学或哲学问题时，需要跳出的系统常常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像你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令人不易察觉。一般来说，如果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似乎无法取得进展，双方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性，往往是因为他们都同意的某个东西其实是错误的。两方都认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是不言而喻的。发现这些不可见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对论战的专家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对于每个人来说也都是如此。所以你最好睁大眼睛去找出被双方共同默认的错误假设。这个建议不一定总能奏效，但至少当你有意去寻找，而且对目标是什么心中有数的时候，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

线索有时也存在。很多跳出系统的伟大时刻都与抛弃某些备受好评的东西有关，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燃素”曾被认为是构成火的基本成分，“热质”曾被看作是不可见的、彼此互斥的流体或气体，曾被认为是构成热的主要成分，但这些概念都被放弃了。同样还有“以太”，它被看作一种介质，像声音通过空气和水传播一样，光通过以太传播。其他值得赞赏的跳出系统不是在做减法而是做加法：比如细菌、电子，甚至可能还包括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一开始谁也无法认清我们是否应该跳出系统。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和我曾经论证过，我们应该放弃那个人们在讨论意识时几乎总是心照不宣的假设：意识是一种“最高级”“最核心”的心理现象。同时我也论证过：把意识理解为一种以太一般的特殊媒介，经验内容通过这一媒介被转化或翻译，也是一种流毒甚广且未经检验的惯性思维，也应当被打破。像很多人一样，我也曾论证过，如果你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理所当然地不相容的话，那你就犯了一个大错。关于这一点后面我还会再谈。

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有时候，一个理论中的问题可能是很久以前埋下的，那时可能有人说：“为了便于论证，让我们假设……”然后人们纷纷同意：“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就这样假设吧。”后来人们你来我往地讨论下去，却没有人记得最初的假设了！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哲学领域，有时候辩论双方是在享受争辩，以至于没人愿意冒险去彻底平息论辩，去检验让整个辩论得以开展的前提。我可以举两个古老的例子（当然它们都是充满争议的）：（1）“为什么存在某些东西而不是无物存在”是一个深刻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2）“到底是‘上帝因为某事是善的才命令人做某事’还是‘因为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某事是善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如果有人能漂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再把它们称作“不值得关心的假问题”就于心不安了，可是这不意味着我说错了。谁能说真理必须是有趣的呢？

09
古尔德的3种思考工具
“不如说”“故意堆积”和“古尔德两步”

已故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作为“吊杆托架”的开发者和设计师，简直是艺术家级的。在此，为了纪念这位人类中最精通此道的大师，我用“古尔丁”（Goulding）来命名三类有关的思考工具。

1．“不如说”

“不如说”能够轻快地令你滑入“虚假二分”。一般它是这样用的：“情况与其说是如何如何（你所相信的主流观点）；不如说是如此如此（彻底不同于前者）。”有时候这么说确实不错，因为有时你确实不得不二者择一，这时你并没有陷入虚假二分，而是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无法逃避的二分。但有时，“不如说”有点耍花招的意思，因为“不如说”这一短语暗示了：由它衔接的前后两种主张之间有一种重要的不相容性，而这一点无需论证。

我们可以在古尔德对“间断平衡理论”的论证中发现一个标准的“不如说”：

与其说变化是以整个物种渐变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不如说变化发生在孤立的小种群中，从地质学的角度上看，它们瞬间转变成了新的物种。（Gould, 1992b, p. 12）

上面这段话诱使我们相信，进化上的改变不可能既是“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是瞬间的”又是“在不知不觉中渐变的”。可是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物种的进化恰恰必须如此，除非古尔德想说进化是以突变的方式进行的，在某种“设计空间”中实现巨大的飞跃，可是他又坚持说自己从不支持“进化突变论”。物种的形成“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是瞬间的”，意味着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我们就假设五万年吧，几乎在大多数地层勘探中都无法探测到这么“短”的时间流逝。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中，我们假设有一种生物的体长从半米变成了一米，它的体长增长了百分之百，但是增长的速率可以是每一世纪增长一毫米，这又让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渐变。

我们再举些其他的例子，争取弄清“不如说”这一伎俩的本质：

与其说人类只是一种“潮湿的机器”，就像呆伯特⁽¹⁶⁾与很多认知科学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如说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并且为他们的善举和恶行负有道德责任。

我是还要问，为什么必须二者择一？他并没有论证为什么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并承担道德责任的人不能也是一种“潮湿的机器”。在这个例子中，作者利用了一个常见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也是有争议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与其像马克思那样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如说它是一个深刻的安慰性符号，它标志着人类对死亡无可避免的认识。

我还要再问一遍，为什么宗教不能既是“鸦片”又是安慰性的符号呢？我想你们现在已经看到要点了，而且，我们在一篇文献中寻找“不如说”比寻找虚假二分要容易多了，后者可没法这么找：在搜索栏里键入“不如说”并查看搜索结果。需要记住的是：不是所有使用“不如说”的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如说”；它们之中有些是合理的。同时，有些“不如说”并不使用“不如说”一词，有人会用“是……而不是……”。我可以从某些搞认知科学的空想理论家的著作中摘取一些素材，为大家造一个例子：

必须将神经系统看作是主动探测其所处环境，而不是像计算机一样被动地处理由感觉器官输入进来的信号。

谁说处理输入进来的信号的计算机就不能主动进行探测了？被动的、无趣的计算机与主动的、奇妙的有机体之间的常见对立从未得到过恰当的辩护，在我看来这是流毒最广的思维定势之一了。

2．故意堆积

古尔德频繁使用的另外一种思考工具是“不如说”的变种，我称之为“故意堆积”：

当我们谈论“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长途跋涉”时，好像进化是一条沿着不间断的谱系持续进步的道路。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Gould, 1989a, p. 14）

没有比哪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乍看起来，好像古尔德说的是在单细胞生物与我们人类之间不存在一条不间断的谱系。可是这种谱系确实存在呀，达尔文的伟大思想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那么古尔德这里所指的会是什么呢？假设我们把重点放在“进步的道路”上，那么他只是在说相信进步是“非常不现实的”。确实，进化之路是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但不是一条全球性的进步的谱系。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从古尔德的这段话中我们读到的意思就成了：进化论的标准命题有着严重的错误，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之间没有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但是，我们借用古尔德的话说，“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

3．古尔德两步

古尔德还有一个伎俩，被我称为“古尔德两步”，这个思考工具在我以前出版的书里介绍过了。进化理论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给这个思考工具命了名，当然还是以它的发明者命名的：

第一步，制造一个靶子，然后驳倒它。这个技巧谁都会。第二步才堪称天才：主动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一步驳论所用的证据上，这些证据本可以证明你的对手并未持有被你反驳的那种观点，而你则把它们诠释为对手面对你的攻击勉强让步了！（Dennett, 1993, p. 43）

英国达尔文主义哲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写过一本还不错的书《蚂蚁与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它受到了古尔德无礼的批评（Gould, 1992a）。两个月之后，我在给《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编辑所写的一封信中举了三个“古尔德两步”的例子。在这里我试举其中最简单的一例：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尔德发明的“外推主义”（extrapolationism），它被说成是对克罗宁的“适应主义”的一个合理的拓展。这种泛延续性、泛渐进主义的教条非常轻易地就被大灭绝的事实所推翻了。“但如果大灭绝确实打断了物种的延续性，如果在正常的时代缓慢建立起来的适应性不能对大灭绝之后的环境做出成功预测的话，那么外推主义将会失败，适应主义也将被打倒。”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适应论者会傻到承认任何一种“外推主义”式的观点，就像古尔德描述的那样，这种观念“纯粹”到连大灭绝在对生命之树的修剪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都要予以否认。很显然，当彗星撞击地球，发出百倍于我们制造过的氢弹当量总和的爆炸时，即便是进化得再完美的恐龙也必将屈服。而克罗宁的书里没有一个字支持那种错误的观点。如果说古尔德认为进化过程中大灭绝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与克罗宁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性选择”理论和“利他主义”有关，他也并没有指出关联何在。在克罗宁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她转向之前并未关注的内容，对物种的起源这一进化论的核心问题做了一番细致的讨论，指出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悬而未决。但古尔德却像是终于悟到了什么似的，抓住这一章不放，讽刺地说克罗宁在这里承认了她“泛适应主义”的失败。真是可笑！（Dennett, 1993, p. 44）

有一个好玩的项目可以让修辞学的学生来做：把古尔德出过的那么多书都梳理一遍，把他所发明的各式各样的“吊杆托架”编个目录，就从“不如说”“故意堆积”“古尔德两步”开始编吧！

10
小心“当然”这个词
一种让你无需思考就认同的花招

当你在阅读或浏览一篇论证性较强的文章，尤其是哲学类文章时，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帮你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个使用电脑检索的时代，这个小窍门尤其有效：在文档中搜索“当然”一词，然后仔细检查所有出现这个词的地方。尽管并非次次如此，但“当然”一词通常像盏信号灯一样可以定位出论证当中的弱点所在，它是一个警告标识，提醒人们那里可能有一个吊杆托架。为什么呢？因为它恰好标示出了那种作者确实相信并且期待读者也会相信的东西。如果作者真的认为所有读者都不会怀疑这一点的话，他也就用不着提“当然”了。在此，作者必须决定究竟是对这一点做出解释、提供理由，还是干脆直接做出断言，并理由充分地期待大家同意这一点。毕竟，人生短暂嘛！而恰恰在这种地方，我们会发现一些未经检验的“自明之理”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评论美国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的一篇文章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当然”是这么好用。在那篇文章中，直接反对我的意识理论的几个重要例子都使用了“当然”一词。为了醒目一些，布洛克还给那段话加了斜体⁽¹⁷⁾：

某些持续的大脑表征足以影响记忆、控制行为，等等。但是，这当然只是一种关于人的生物学事实，而不是文化建构。（Block, 1994, p. 27）

这意味着他想要不经论证就把我关于人类意识的理论打发掉，我的理论是人类的意识必须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系列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细微的认知习惯，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我评论道：“凡是布洛克说到‘当然’的地方，我们都得找一找所谓的心智障碍了⁽¹⁸⁾。”（Dennett, 1994a, p. 549）布洛克是“当然”高手中最肆意滥用的一位哲学家，其他一些人也总依赖它，每当这些人一用“当然”，我们都该敲响小警铃。“这就是无意识手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轻轻一推，眼睛一眨，错误的前提就被晃过去了。”（Dennett, 2007b, p. 252）

最近，我打算更系统地检验一下我对“当然”的感觉是否正确。我在哲学主题网站philpapers.org的心灵哲学板块中找了大约60篇论文，然后在检索中输入“当然”。我发现大部分文章根本没有用到这个词。我把每篇用了它的文章都检查了1～5遍，大多数明显是无辜的；有一小部分算是有争议；但还有6篇文章，警铃在我听来敲得是又响又脆。当然，对于什么算是明显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非常不同的阈值，因此我也没有费心把在这个不正式的实验中的得到的“数据”做成表格。我鼓励善于怀疑的大家展开自己的调查，看看你们能发现什么。在后面我还要仔细分析一个特别过分的例子，详情请见第64章。

11
反问
让你不好意思说“不”

就像应当警惕“当然”一样，你也应当对一个论证、一场争论中出现的反问句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因为像“当然”一样，使用反问句是作者想要走捷径的表现。反问句的句尾是个问号，但却不意味着它需要我们去回答。也就是说，作者根本懒得等你给答案，因为答案这么明显，你好意思说不吗？换句话说，大部分反问句都是压缩版的归谬法，明显到不用再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培养起一种好习惯：每当看到一个反问句，先试着自己悄悄地找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回答，如果你能找到，就说出来，给对你说反问句的人一个惊喜吧。

记得我很久以前看过一期《花生漫画》（Peanuts），它把这一招展现得棒极了。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反问式地说道：“那么现在，又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在漫画的下一格中，露西（Lucy）回答：“我呀。”

12
什么是“深马”
爱就一个字

我已故的好友，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一直渴望成为一位哲人，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他试图让自己的工作从技术性转向富有深意。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一天晚上，当他在饭桌前眉头紧锁、滔滔不绝地大谈了一番崇高理念之后，他的小女儿米丽娅姆说道：“哇哦！老爸又说了句深马（deepity）！”多么灵机一动的造词啊！⁽¹⁹⁾我决定采用它，并且把它当作分析的对象。

“深马”，就是一个“看上去”重要、正确、深刻的命题，但它之所以看上去有这种效果是由于它的模棱两可。你从一个角度读这句话，会发现它明显是错误的，但如果它是真的，会显得特别惊天动地；而从另一个角度读这句话，你又会发现它是真的，但是特别无聊。粗心的听众看到了第二种读法中的“真”，又看到了第一种读法中的震撼效果。“哇哦！这句话可深了。”他们想。

这里有一个例子。坐稳了，这句话很给力。

Love is just a word.

爱就一个字。

哇哦！真了不起。很带劲，是不是？错了。在一种读法中，这句话明显是错的。我不确定爱情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依赖、一种人际关系，也可能是人类心灵能达到的最高状态。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词。你在词典中可找不到爱情！

我们可以采用另一种读法：用咱们哲学家约定俗成的方式。当我们“谈及”一个词时，就把这个词用引号括起来，那句话就变成了：

"Love" is just a word.

“爱”就一个字。

确实如此，“Love”是一个英文单词，我们可以说它只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句子。它以“l”开头并由四个字母组成，在词典里它一般排在“lousy”与“low-browed”之间，它们也只不过是词。“芝士汉堡”也只不过是一个词。“词”只不过是一个词。

你会说：可是这不公平。显然，无论谁说出“爱情只不过是一个词”时都意指得更多。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更多的东西明说出来。也许他们的意思是“爱情”是一个像“独角兽”一样的词，它让人们误以为那是多么美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却并不存在；也许他们的意思是“爱情”这个词充满歧义，人们永远也无法说清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关系、事件。但这些解释看上去都没有那么有道理。或许“爱情”就是一个令人深感困扰的、难以定义的词，或许“爱情”就是一个难以定义的状态，但很明显，这些解释看起来既没有什么建设性也不深刻。

并非所有“深马”都这么容易分析。最近，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²⁰⁾又让我见识到了一句“深马”，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描述自己的信仰时说：

沉默地等待真理，在问号出现之处静坐并呼吸。

我就把对这句话的分析留给大家当作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