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一、人格的转化
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已经详尽论述了某种关于人的性格的理论，如果缺乏对这一理论的了解，我们就绝对无法理解某一时期——尤其是革命时期——人们行为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在这里，我择其要点介绍如下：
除了具有某些惯常的精神状态之外，每一个个体还具有一些变动不安的性格：前者一般来说，只要环境不发生变化，它就是稳定的；而后者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往往由突发事件引起。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所有环境的产物。整体的自我是由难以数计的小我构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积淀物。通过组合，这些要素达成了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不发生变化，这一平衡就能够持久保持下去；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比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些分崩离析的要素将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这全新的人格将由其思想、感觉和行为表现出来，这时我们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惊人变化，简直就是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我们看到，诚实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以友善著称的温文尔雅的政府官员竟然变得嗜血成性、残忍好杀。
所以，在环境的影响下，旧的人格可能会让位于一种全新的人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重大宗教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们看起来似乎与常人迥异，但实际上却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将塑造出同一种类型的人。
拿破仑对人性的这种特征了如指掌，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他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正常的人格开始解体，这时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的人格形成的途径有许多，但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对一种强烈信仰的痴迷，它为我们理解新人格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就像磁铁能够将金属屑聚拢过来构成规则的曲线一样神奇。
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特别是在像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会清晰观察到新的人格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变化微乎其微，因此我们通常只能看到现实生活中个体所具有的单一人格。但有时在特定的环境下，也会出现多种人格相互替代的现象。
这些人格之间可能是互不一致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这种与正常情况相背离的现象，在某些病理条件下会变得相当突出。在病态心理学中，单一个体具有多重人格的现象并不罕见，我们可以参见莫顿·普兰斯和皮埃尔·珍妮特两人征引的案例。
在所有这些人格变异的例子当中，人的智力并没有什么异常，而是构成性格的诸多情感发生了改变。
二、大革命时期突出的性格因素
在革命中，我们看到社会的约束被打破，正常情况下受到抑制的一些情感开始滋长，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发泄的机会。
这些社会约束包括法律、道德和传统，它们不可能完全被解除。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残存下来的那些约束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危险情感的恶性爆发。
在这些社会约束中最有力的约束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观察、体验和志愿的面貌；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遗传性习俗，再没有比习俗更强大的纽带了。
这种民族性的影响限制了一个民族的变化，而且在特定的范围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它的作用超出了一切表面上的变化。
仅以历史为例，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在一个世纪内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她就由大革命转向恺撒主义，进而复辟君主制，接下来革命再起，最后一位新的恺撒应运而生。表面上时局风起云涌，变幻莫测，而实际上社会根本却没有被触动。
在此，我们无意深究国民性变化的局限，却不能不考察某些情感因素的影响，在革命期间，这些情感因素的发展变化导致了个体和群体人格的变异。在这些情感因素中，我将特别提到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我们将考察它们在历史巨变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的案例。
仇恨
我们越深入研究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心理，就越会发现那些情感现象的作用是惊人的，仇恨就属于这样一种情感。对人的仇恨、对于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仅是憎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也憎恨自己的同党，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指控的话，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叛国者，他们夸夸其谈，腐败无能，干尽了暗杀的勾当，骨子里与暴君无异。”我们知道，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理，人们相互迫害，相互残杀：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罗伯斯庇尔派等等派别概莫能外。
产生仇恨心理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宽容，这些狂热的宗派主义者以使徒自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且同所有的信徒一样，他们无法容忍异端的见解。神秘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总是伴随着一种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的需要，它不可能被说服，而一旦大权在握，大屠杀就有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造成革命者处于分裂对立状态的仇恨具有理性起源的话，它们就不会如此持久，而一旦仇恨产生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人们就既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宽恕。仇恨心理的根源在不同的派别那里如出一辙，它们都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现有的文件已经证明，吉伦特派并不比山岳派温和到哪里去，正是他们最早宣称失势的党派应该被消失；奥拉尔先生指出，他们还试图为“九月屠杀”进行辩护。不应该把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简单地视为一种自卫的手段，而应该看作是胜利的信徒用来消灭其可恶对手的普遍做法。即便是那些能够容忍思想上存在巨大分歧的人，也不能容忍信仰上的差异。
在宗教战争或政治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休想得到任何宽恕。从割断两百多名罗马元老院议员喉管、屠戮了五六千罗马人的苏拉，到镇压巴黎公社之后，枪毙了两万多人的暴徒，这一血腥的法则屡试不爽。过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法则，恐怕未来也难逃这一铁律。
大革命中的仇恨心理并不完全出于信仰上的分歧，其他的一些感情——如嫉妒、野心以及自私等——也为仇恨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把那些不同派别的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送上了断头台。
此外，我们还应当记住，分裂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仇恨心理似乎已经成了拉丁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之一。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就曾因此丧失了独立，这一点给恺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因为人类进入知识的时代还为时尚短，所以迄今为止支配人类行为的还是感情和信仰，我们可以想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某军事院校的教授科林指挥官，对仇恨这种情感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如下评述：
科林指挥官也许应该将日俄战争补充进来，因为俄国人曾使日本人蒙受羞辱，所以日本人对俄国人怀有强烈的仇恨，也许这也算是日本人能够取胜的一个原因吧；而俄国的士兵根本就没有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仇恨了，这是俄国人失败的一个原因。
大革命期间，确实存在大量有关博爱的言论，但又有什么用呢？今天，这种言论更多了，“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团结”已经成为各种现代政党的流行口号，但又有谁知道，在这些大话、套话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深仇大恨呢？它对我们现代社会又将构成怎样的威胁呢？
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的作用一样重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个人表现的勇敢无畏与集体暴露的胆小懦弱并行不悖。
正如我们在重温革命议会的历史时看到的那样：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总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但是，当暴乱者闯入议会，发出种种威胁时，他们又常常显得十分懦弱，对那些荒谬透顶的要求和指令言听计从。
在大革命期间，各种形式的恐惧比比皆是：最流行的恐惧就是唯恐被人指斥为温和派，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比对手更激进、更进步。恐惧是这一时期一切罪行的主要根源之一。如果真的出现什么奇迹，使革命的议会能够免除恐惧，他们的举动可能就会大不一样，而革命本身也就可能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野心、嫉妒、虚荣等等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情感因素的影响都被严格限制在社会容许的范围之内，比如说野心，它必然会受到一种社会等级形式的限制。虽然士兵有时确实能够成为一名将军，但这只能是在长期的服役之后。而在革命时期，情况则大为不同，士兵想成为将军根本不需要等待。每个人几乎都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论功行赏，加官晋爵，所以个人的野心极度膨胀。连最卑微的人也都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最高的职位，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因此每个人的虚荣心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
所有的激情，包括野心和虚荣，在革命期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我们还将看到，对那些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人的羡慕之情和嫉妒之心也在不断增长。
在革命时期，嫉妒心的影响十分重要，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尤为明显。对贵族的嫉恨是这场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此前中产阶级在能力和财富上已经超过了贵族，并且已经越来越同贵族相融合，但他们依然有那种被贵族拒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引起了他们由衷的愤恨。这种心理状态使资产阶级不自觉地成了“平等”这一哲学教条的热诚拥护者。
受到伤害的自尊和嫉妒由此成为仇恨的根源，由于贵族今天在社会上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很难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中的许多代表——如卡里埃、马拉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在大贵族门下谋得一官半职，寄人篱下的耻辱成为他们的生平大恨；罗兰夫人终生不忘这样一件事：在旧制度下，她和她母亲曾应邀到一位贵妇家做客，结果就餐时她们被安排到仆人的席位上。
泰纳曾经引用过哲学家里伐罗尔的一段话，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受到伤害的自尊和嫉妒对革命仇恨的影响。
他写道：“到底是什么激怒了这个民族呢？不是苛捐杂税，不是国王的密札，也不是权力在其他方面的滥用；不是国家的管理者们有什么过错，更不是司法机关持久而致命的拖延；事实上，引起人们深仇大恨的正是贵族的偏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如下这一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钱人，也就是那些对贵族深怀嫉妒的人，发动了城市里的贫民以及乡下的农民起来造反的。”
这一言之凿凿的判断被拿破仑的格言部分验证，他说：“虚荣心造就了革命，自由不过是托词而已。”
革命始作俑者们的热情，丝毫不亚于那些宗教信仰的使徒，而且第一次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确实想过要建立一种宗教。他们试图彻底毁灭一个旧世界，并在它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没有什么比这一诱人的幻想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了。新教义宣称，平等和博爱将把所有的民族都带到永恒的幸福之境；未来的新生世界将沐浴在纯粹理性的光芒之中。人们依据最光辉、最雄辩的原则，翘首企盼黎明的到来。
但是，暴力很快就取代了这种热情，究其原因恰恰在于人们不可能长久沉醉在梦幻中，总有觉醒的那一天，而这对革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很容易想象，大革命的使徒们在攻击自己的梦想受到日常事务的掣肘时会是怎样的雷霆万钧，怒不可遏。革命者们原本试图否定过去，拒绝传统，改造人类以实现新生，但过去的阴影不仅是挥之不去，反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并且走出幻想的人们也开始拒绝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步履维艰的改革者们不会屈服，他们将借助暴力手段，强制推行他们的主张。这样的专政势必让人们对旧制度无限怀念，于是复辟最后也就不可避免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时心血来潮的激情在革命议会中并不能持续多久，但它却能够在军队中经久不衰，并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源泉。实事求是地说，在法国成为共和国之前，大革命的军队就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了；在共和政体被放弃之后很久，他们还一直坚持共和主义的信念。
回顾本章的内容，我们发现，人格的变异通常是以某些共同的渴望和环境的变化为条件的，它们最后会表现为少数几种非常同质化的心理状态。仅就比较典型的心理状态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雅各宾主义心理状态、神秘主义心理状态、革命心理状态和犯罪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