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一、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
虽然法国大革命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一个世纪的时间似乎还不足以让人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它。对于大革命，依然存在诸多截然对立的看法：在梅斯特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桩魔鬼的事业”，“这一举动的黑暗精神是如此昭然若揭，世所罕见”；而当代的雅各宾党人则认为它使人类获得了新生。
侨居在法国的外国人以为法国人自己对此尚难言说，何况外人？因此，至今在其交谈中还绝口不提这一事件。
巴雷特·温德尔写道：“这一记忆及其传统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富有魅力，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对它们无动于衷。它们既能引发人们的热情，也能激起人们的仇恨，人们在看待它们时无一不带有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派性精神。你越是理解法兰西，就越会发现，甚至直至今日还没有哪项对大革命的研究在法国人看来是切中肯綮、客观公允的。”
这一观点极其准确，假如想对某些历史事件做出毫无偏见的解释，那么，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件一定不能再产生什么实际的后果，并且不能涉及宗教的或政治的信仰，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信仰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宽容。
因此，我们对这种情况不必大惊小怪，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评价往往有天壤之别：一些人把它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种情形由来已久。研究法国大革命这一题材的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对法国大革命过程的叙述客观公允，但他们用以支撑其歧义百出的理论论证方式一般都是惊人的简单。有关的文献汗牛充栋，而且内容相互矛盾，他们有意无意地选择很容易使他们各自的理论得到证明。
老一辈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基内——虽然此人天分极高——以及米什莱本人在今天已经多少有些不吃香了。他们的学说过于简单，他们的著作中通常弥漫着一种历史宿命论。梯也尔把大革命看作是数百年君主专制带来的后果，而大恐怖则是外敌入侵的必然产物；基内认为1793年的僭越与过激是长期专制导致的，但他又宣称国民公会的暴政是不必要的，并且妨碍了大革命的事业；米什莱则简单地把大革命视为他盲目崇拜的人民事业，并首开先例对它赞誉有加，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历史学家在步其后尘。
所有这些历史学家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被泰纳一笔勾销了。虽然泰纳同样也对大革命满怀激情，但他的研究却闪烁着真知灼见，取代他的成果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不过，即使是如此重要的著作也难免有瑕疵。泰纳对事实和人物的叙述令人钦佩，但他试图依据理性逻辑的准则对根本不受理性支配的事件作出判断，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他的心理学在描述事实方面是卓越的，而当试图对事实进行解释时，却显得弱不禁风。仅仅断言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冬烘先生”并不能揭示他何以能够拥有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的绝对权力，并能够持续几个月之内进行肆无忌惮的屠杀。说泰纳洞若观火却不求甚解是非常公正的。
虽然存在这些缺陷，但他的著作仍然瑕不掩瑜，并且至今没有望其项背者。他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从他在正统雅各宾派的忠实辩护者中引起的恼怒足见其一斑。这些人中，当代主教、巴黎大学的奥拉尔教授花费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来反击泰纳，其字里行间无一不浸透着热情。但是，两年的代价换来的只是修正了少量材料上的错误，不仅是无关大体，而且同时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柯钦先生在评论奥拉尔的著作时指出，奥拉尔时不时地被其引证的材料蒙蔽，而泰纳所犯的错误则要少得多。这位历史学家还告诫我们不要相信奥拉尔使用的材料：
这些材料——会议记录、小册子、杂志以及爱国者的演说和著作确实是可信的爱国主义出版物，它们是爱国者们编辑的，通常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出版。事实上，奥拉尔应该把这些材料当作是被告的特殊答辩词；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套既定的对大革命史的认识，它逐一展示了“人民”的行动，从九月屠杀到牧月法令。这一先入为主的解释依据的正是被告对共和政体的辩护。
对于泰纳著作最公平的批评也许就是他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他着重研究了平民及其领袖在革命期间的作用。这一研究激起了他用数页之多来表达一种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义愤，但大革命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却逃过了他的眼睛。
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大革命，泰纳学派与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最小的分歧总是存在的。后一派学者认为至高无上的人民是值得赞美的，而前一派的学者则告诉我们，至高无上的人民一旦放纵自己的本能，摆脱一切社会约束，就会蜕化为原始的野蛮人。奥拉尔的观点与大众心理学的训诫是完全对立的，但它在现代雅各布布宾党人的眼里却依然像宗教信条一样神圣。他们以信徒的方式书写大革命的历史，并把那些虚幻的神学家的论证视为博学的著作。
二、大革命的宿命论
无论是大革命的鼓吹者还是诋毁者，他们都得承认，革命事件蕴涵着不可避免的天命。这一理论被完美地整合在埃米尔·奥利维尔所著的《大革命史》一书的如下段落中：
泰纳本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当三级会议召开时，观念与事件的进程不仅是已经注定，而且是可以预见的。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延续着过去，孕育着未来；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前，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当代的另一些作者虽然同泰纳一样对革命的暴力丝毫没有迁就之意，但他们对这种宿命论同样确信不疑。索列尔先是回顾了博絮埃关于古代革命的格言：“如果我们仅仅考虑事情的特殊缘由的话，一切事物都会令人惊异；但是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在按正常的秩序进行而已。”之后，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连他自己也没搞明白的意见：“在一些人看来，大革命是对旧欧洲世界的倾覆；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旧欧洲的再生。事实上，这场革命是欧洲历史自然必要的结果；而且，这场革命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出乎人的意料，它可以从这一段历史中得到验证，并可以从旧制度的惯例中得到解释。”
基佐先前也试图证明大革命完全合乎自然，并未引发什么革故鼎新之举，同时他非常错误地把它与英国革命相提并论：
无论我们是从总的原则，还是从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家的治理还是公民权利的立法，财产权还是人身权，自由还是权力——来看待这两次革命，我们都不会发现有什么事物是革命本身创造出来的，也没有什么事物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现，或者说不可以在我们称为正常的年代里产生。
所有这些论断只是让人回想起那条老套的定律，即一种现象仅仅是先前现象的结果，这样的一般性命题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我们千万不要试图用被如此多的理论家采纳的宿命论原则来解释太多的事件。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探讨过这些天命的意义，并指出文明的所有成就就在于竭力摆脱这些天命的控制。诚然，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必然性，但同样也充满了各种本不该发生、结果却发生了的偶然性事件。拿破仑本人在圣赫勒拿岛曾列举了对于他的伟大事业可能构成掣肘的六个环境因素，尤其是他提到1786年他在奥克兹纳洗浴时，因一座沙丘而幸运地逃过一劫。如果波拿巴当时死了的话，我们也许就得承认，另一位将军会接替，并成为独裁者；但是，没有这样一个天才人物来指挥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横扫欧陆各国的首都，帝国的丰功伟绩与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虽然把大革命部分地看作是一种必然性当然是可以的，但它首先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生于那些抱有一种全新理想的理论家与支配着人类、但尚未被理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律之间——这一点是前面引证的相信宿命论的作家们没有告诉我们的。由于理论家们不理解这些规律，因此他们试图指导事件进程的努力只能够以失败告终，他们被自己的失败激怒，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布法令宣布被称作指券的纸币应该成为黄金的等价物，但他们的威胁无法阻止这种货币的虚拟价值狂跌至分文不值；他们颁布最髙限价法令，结果反而增加了他们意欲救治的罪恶；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布：“所有无套裤者都将从由富人提供的公共财政中领取开支。”虽然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再加上断头台，但国库仍然空空如也。
大革命中的人们在打破了人类的所有限制之后才发现，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这些限制，根本就无法运行下去；但是，当人们打算建立新的规范时，他们又意识到哪怕是最强有力的社会，即使加上断头台的威胁，也无法取代过去的岁月在人们头脑中慢慢形成的风纪。至于说理解社会的演化，判断人类的心智，预见颁布的法律的效果，他们则几乎很少去考虑。
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结果，它们与其说是环境的结果，不如说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并且事情本来应该发生的与实际上发生的有天壤之别。如果路易十六能够从谏如流，或者制宪议会在群众起义时不那么胆怯的话，大革命还会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吗？革命定数论只有在以暴力不可避免的名义下为之辩护时才派得上用场。
无论是对待科学还是历史，我们都必须意识到隐匿在宿命论教条下的无知。以前大自然完全支配了我们的命运，如今科学的不断发展正设法使我们摆脱这些命运的控制。诚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精英人物的作用就是消除这些天命与定数。
三、近来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的种种犹疑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对于某些历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考察，发现他们非常热衷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囿于信仰的限制，他们不愿深入观察知识的王国，保王派作家视大革命为洪水猛兽，而自由派作家则为大革命的暴力百般辩解。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场运动正在兴起，它必然会促使对大革命的研究成为一种对科学现象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作者的成见与信仰的介入是如此之少，所以读者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怀疑。
不过，这一确信阶段尚未到达，我们仍处于怀疑阶段。过去是如此斗志昂扬的自由派作家们现在已经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大革命了，这种新的心理状态可以从最近一些作者的如下摘录中略见一斑。
曾经大肆渲染大革命功效的阿诺托发问：“为大革命的结果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他还补充说：
“历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犹疑不决，并且这种踌躇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马德林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表现出同样的犹疑：
只要细读一下大革命官方辩护者的最新作品，我们就可以对于这种旧观念的转换获得一个更明确的印象。以前他们仅仅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出发，为一切暴力行径辩护，而现在他们只限于为情有可原的情况辩护。我在供学校使用的《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这种新心绪的一个显著证据，在由奥拉尔和德比多尔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关于大恐怖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说法：
我们在这本著作的另一部分中看到，虽然两位作者中的第一位有着强硬的雅各宾主义立场，但他一点也没有对于他先前视之为“国民公会中的伟人”的那些人表示宽宥。
外国人对于我们大革命的评判一般都异常苛刻，当我们回想起在法国发生巨变的二十年中欧洲经历的痛苦时，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当中尤以德国人最苛刻，法居特对于他们的看法作了如下的总结：
对其他民族来说，无论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判断价值何在，我们也许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作家将带着浓厚的兴趣把它当作一个富有教益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嗜血的政府竟然将年过八旬的老人、豆蔻年华的少女以及懵懂无知的儿童拉上绞刑架，法兰西因此毁于一旦，然而在军事上它却成功击退了欧洲各国的入侵；奥地利的公主、法国的王后殒命于断头台，数年后另一位公主、前一位公主的亲戚嫁给了一个成为皇帝的陆军中尉，这些都是旷世罕见的悲剧。首先从这一段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应该是心理学家，但迄今为止他们对此关注不多。毫无疑问，他们最终会发现，除非他们摒弃虚构的理论，走出实验室来研究我们周围的人物和事件，否则心理学就不会有任何进展。[7]
我很乐意接受这一指责，大众期刊提供事实和社会现实远比充斥于《评论》之类杂志上的哲学作品更富有教益。
哲学家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种指责的幼稚了，威廉·詹姆斯先生写作他那四十卷皇皇巨著时肯定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写道：所有这些论述仅仅是“粗略观察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几条富有争议的探讨”。虽然他是现今最知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仍然认为“一门科学在任何一点上都经不起形而上学的批判”。虽然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心理学家们从事现实研究，但学院化的形而上学潮流从未得到逆转，当然它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
四、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
公正无私向来被认为是历史学家最本质的品性，自塔西佗以来的历史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他们公正无私。
但事实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就像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观察事物时带上自己的气质、特性和民族精神。
许多艺术家面对同样的风景不可避免地会把它理解为不同的样子，有些人会突出强调一些被其他人忽略的细节，因此每一种再现都将是一项个性化的工作，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独特的敏感性方式加以理解的。
作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并不比画家公正客观。
当然历史学家可以局限于对文献的复述，这正在成为一种时髦，但对于像大革命这样离我们较为晚近时期的文献，简直是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使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也不可能把它们浏览一遍。所以，历史学家们必须做出选择。
作者有时是自觉的，但更多情况下是不自觉地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政治、道德和社会观点非常吻合的材料。
因此，除非史家满足于简单的年代学，把每个事件用几句话和一个日期汇编在一起，否则就不可能写出一部真正公正客观的历史来。没有哪个作者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对此我们不必表示遗憾。当代普遍盛行的客观性主张的产物就是那些单调、沉闷、庞杂、乏味的著作，结果使对一个时期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可能。
难道历史学家应该在客观性的托词之下，逃避对人的判断——不愿以敬佩或憎恶的口吻谈论人与事吗？
我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每一种办法从各自假定的立场来看都相当正确，那就是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必须完全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而只能够根据社会利益来评判人物。正是由于社会的存在并希望继续存在下去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它必须采纳一定数量的规则，以确立一种不可触犯的善恶标准，从而对恶行与美德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样，社会就最终建立起一种普通人的模型，一定阶段的人由此多少可以紧密地凑合在一起，任何人离这一模型过远，都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伦理学家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必须依据的正是这些由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模型和规则，所以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訾誉臧否时，伦理学家试图确立一种道德模型，它是文明进程必不可少的，并值得其他人引为楷模。比如高乃依之类的诗人塑造的英雄往往高超于大多数人，几乎无法模仿，但他们可以极大地激发我们的努力。为了提升一个民族的心灵，永远需要英雄的榜样。
这是伦理学家的观点，而心理学家的观点则与此相去甚远。虽然一个社会可以有不宽容的权利，因为它的首要义务就是生存，但心理学家却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他可以像科学家那样考虑问题，不必计较功利价值，只求解释问题。
这就是他观察任何现象的立场。当读到卡里埃命令将其受害者掩埋至脖颈，使之失明并承受可怕的折磨时，我们显然无法无动于衷；但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这些行为的话，就必须像博物学家看着蜘蛛在慢慢享用一只苍蝇一般，不必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一旦理性受到鼓动，就不再是理性了，它将解释不了任何东西。
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职责并不一致，但我们却可以要求他们拥有一种解释事实的智慧，努力透过事物显而易见的表象，探索其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些无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