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
一、革命时代中政府的微弱抵抗
许多现代国家——如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在19世纪中革命迭起，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革命的发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政府则轻而易举地被推翻。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消息的渠道更加便捷，这使精神的传染变得异常迅速，因此革命的突发性不难理解。然而，一旦遭到革命的袭击，政府只能够做出微弱的抵抗，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它向我们表明，政府由于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盲目乐观，因此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发生。
不过，颠覆政府如探囊取物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仅是发生在那些通常是被宫廷政变推翻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会发生在那些得到公共舆论和人民代表支持的政府身上。
在这些迅速崩溃的体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之后，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国王仅在四天之内就被推翻了。查理十世的首相波里尼雅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王本人也自信巴黎平安无事，于是就外出狩猎了。同路易十六时代一样，军队丝毫没有反叛之意，但因为指挥失误，所以在一小撮起义者的进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虽然路易·菲利普在他统治时期并无独裁专制之举，但依然在顷刻间倒台，这就使他的例子更具有典型意义。这位国王并没有像査理十世那样最终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他的倒台起因于一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镇压下去的不起眼的小暴动。
一个以装备精良的军队为后盾、根基稳固的政府何以如此轻易就被少数几个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历史学家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把路易·菲利普的倒台归咎于某些所谓“深层”的原因。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玄奥，那些被委以防守之职的将军们的无能就是国王倒台的真正原因。在可资引用的例子中，这一案例最富教益，因此它值得我们花工夫去思考。在这一案例中，埃尔兴根将军亲历其中，以亲眼所见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根据埃尔兴根将军所做的记录，博纳尔将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当时在巴黎有三万六千名士兵，但软弱无能的军官们根本无力指挥他们。不仅是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而且最危险的是，普通民众竟被允许混杂于军队之中，以致后来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就这样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起义就成功了，国王被迫退位。
正是把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上述事件中，博纳尔将军向我们揭示了，导致路易·菲利普倒台的暴动，实际上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住。特别是他证明了，如果那些指挥官能够处惊不乱的话，只需要派出一支非常小的军队，就可以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当时的议会主要由保王派组成，他们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在其母摄政下继承王位。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当中。
这些事实表明，在一些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之中，常常会有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之而起，在其中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其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它同时告诉我们，对于普遍的历史规律，不可妄下断言。如果路易·菲利普不是被暴乱推翻的话，我们可能就看不到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也就没有什么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当然就不会有阿尔萨斯被割占之事了。
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革命中，军队在捍卫政府的过程中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它也没有背叛政府。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常常是军队引发了革命，土耳其和葡萄牙就是如此。在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军队更是进行了无数次的革命。
当革命受到军队的影响时，新的统治者必然会处在军队的支配之下。罗马帝国末期，皇帝的存亡废立皆取决于军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言。
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也可以得到验证，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从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中摘录下来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处在军队支配之下政府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军队的帮助或至少是中立的话，一场革命通常就很难取得胜利，但在军队还没有介入时革命就已经发生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0年革命都是如此。在1870年革命中，色当投降使法国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人们一举推翻了第二帝国。
大多数的革命都发生在首都，随后又借助传染的作用蔓延到全国，但有时也不尽然。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列塔尼和米迪等地就是自发起来反抗巴黎的。
二、政府的抵制如何才能克服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在上面列举的这些革命中，大多数的政府都是由于自身的软弱而毁灭，面对革命，政府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然而，并不是所有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无所作为。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就表明，只要政府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扼制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不是不可能。
对一个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革命更具有威胁了。在东方遭到惨败之后，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之下的俄国社会各阶级——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而起。铁路、邮局、通讯部门罢工不断，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由此中断。
构成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阶级本身，也开始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当时，俄罗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极为悲惨。在米尔制度下，他们被迫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于是，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以此来安抚这一庞大的阶级。为了迫使地主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政府通过了特别的法律，同时银行为那些土地购买者准备了必要的贷款，贷款的利息则由从每年的收成中抽取的小额养老金来支付。
由于确保了农民的中立，因此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那些狂热分子，这些人正在焚毁城镇，向人群中投弹，并不断挑起激烈的争端。所有这些人都应该被赶尽杀绝，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唯一办法。
取得胜利的政府知道，除了必须满足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之外，还应该另有作为，于是它建立了一个议会来指导立法，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的天然支持者逐一消亡时，它依然可以凭借其智慧和意志，克服一切棘手难缠的障碍。可以客观公正地说，没有哪个政府是被人推翻的，它们的失败常常是自取灭亡。
三、政府进行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政府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阻止一切革命，决不会革自己的命。有时出于暂时或长远需要的考虑，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进行一番改革；但是，他们却不会先于这些要求进行改革。然而，有时某些政府也会进行一些突发的改革，我们常称之为革命。这种改革努力的成败将取决于国民精神状态的稳定与否。
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话，他们就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们知道他是如何通过武力将那些半亚细亚的人口欧洲化的。
日本为我们提供了由政府发动革命的又一典型，但被彻底改造的不是它的精神，而是它的机器。
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哪怕是部分的完成，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并辅之以一个天才人物。改革者常常会发现，整个民族都会起来反抗他，因此与一般革命中的情形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是革命的，而人民则是保守的。只要做一番细心研究，你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上人民极端保守。
在这些尝试中，失败在所难免。不管革命是由上层阶级动员的，还是由下层阶级自发的，一般都不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状态，革命只能改变那些因时间的销蚀而行将崩溃的东西。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十分有趣却注定要失败的实验，它试图通过政府来一下子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古老的君主制王朝之所以被革命推翻，从间接原因上说，就是因为清政府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企图强制推行改革，结果引起普遍的不满而导致的。禁烟禁赌、改革军队、建立新式学校等改革措施必然要提高税收，这一后果连同改革本身都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因此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欧洲学校里接受过教育的少数几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借助这种不满，发动人民起义，并宣布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共和制根本就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
这种共和制注定不能持久，因为催生它的动力并不是一场进步的运动，而是一场反动的运动。“共和”一词即使对于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也仅仅意味着摆脱一切法律、习俗和长期建立起来的规范的束缚与羁绊而已。剪掉辫子，戴上帽子，自称为共和人士，年轻的华人试图控制他们的天性。这与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法国人接受的共和观念又是多么相似！
中国不久便会发现，如果一个社会被剥夺了长年累月铸就的盔甲的话，那等待它的命运将是什么。在经过了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后，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政权，其专制程度不可避免地比以前被推翻的政权要严重得多。
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魔戒，借助于它的力量能够不通过纪律来挽救一个社会。当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时，就没有必要强力加以规制；但是，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
作为上述断言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举最近在土耳其发生的一个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实验为例。几年前，几个在欧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满怀爱国热忱，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苏丹的政权，虽然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尚可忍受。当时的土耳其还是一个半文明半野蛮的国家，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革命者们对于规则的神奇力量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信，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代议制政体。
这一努力至今仍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们不得不认识到，虽然自己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统治方法却与苏丹政府使用的方法并无二致。他们既不能阻止草率的处决，也不能阻止对于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甚至无法废除某种陋习。
因此，责备他们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够做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宗教热情是如此强烈，以致伊斯兰教徒虽然只占少数，但可以根据他们的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里，民法与宗教法还没彻底分离，对于古兰经的信仰还是其民族思想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它的国教，谈何容易？
要想打破这种状态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然会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专制体制打着立宪主义的旗号掩人耳目地再次登台亮相——也就是旧制度将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尝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
四、革命后存留的社会要素
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使我们体会到了历史悠久的政府体系的力量，比如说古代的君主政体。一个君主政体很容易为一群反叛者所推翻。然而，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君主政体体现的原则，同这一原则相比，改朝换代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拿破仑下台后，取代他的并不是他的嫡亲子嗣，而是波旁王朝的后代，后者体现了一种古代原则，而“皇帝的儿子”这一人格化的观念尚未在人们的心目牢固确立。
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大臣虽然有旷世之才、盖世之功，但很少有能力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伟大的首相一手创建了德意志联盟，而他的主子却能够运其生死于掌上。在公共舆论支持的原则面前，单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即使通过政府体现的原则随着政府的变化而消失，该社会组织的要素也并不会同时一下子消失，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得出这一结论。
如果我们对于法国以前的历史一无所知，而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一个多世纪的动乱的话，我们也许就会认为这是一个陷入严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然而，法国的经济生活、工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现在却表现出一种连贯性，似乎超脱于一切革命与政府的影响之外。
事实上，除了历史上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这些琐事常常是名不见经传。它们必然受到那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横支配，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真实框架。
通过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名义上的法兰西政府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然而，当我们去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我们就会发现，与这些表面上的变迁相反，真实的法兰西政府几乎未有任何改变。
主宰一个民族命运的真正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王和大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却在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无足轻重。真正对一个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部门，它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而存在，政府的更迭也不足以对这些要素产生影响。行政部门守护着传统，人们很难说清它们，它们却经久不衰，一切其他的要素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神秘主义的力量。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它们的作用甚至达到这样一种危险的程度，以致它们可以在形式上的国家之外构成一个权力更强大的无名国家。因此，可以说法兰西实际上是由各部的首脑和政府职员统治的。我们越是深入考察革命的历史，就越会发现除了标签之外，它们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根本就无从说起。发动一场革命容易，但要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