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为了远离所有可能的干扰、烦乱和误解（由于我们的审美大众比较特别，这本书中的思想可能会引发这些干扰、烦乱和误解），也为了带着同样的冥想的愉悦写完这本书的介绍（这种愉悦充斥着这本书的每一页，凝聚着美好而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尊敬的朋友，我在想象你，在收到这部作品时的表情；我在想象你，也许是在冬天下雪的夜晚散步之后，如何看待那扉页上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9]，如何读我的名字，如何立刻确信不管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作者都有一些严肃而急迫的事情要说，并确信，在作者创作的所有内容当中，都像是在跟你当面交谈一样，也只能写下适合当面交谈的内容。

此时，你将记得，我收集这些思想的时候，正是你发表了不起的纪念贝多芬的乐章之时，也是人们沉浸在刚刚爆发的战争的震惊和激昂的情绪中之时。然而，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思想有一种与爱国热情截然相反的审美上的官能感受，认为这是一种与英勇的严肃不同的欢快游戏。这些人是大错特错的，真的阅读了这本书后，他们会相当惊讶地清楚认识到，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严重的德国问题，我们实际上将这些问题置于德国希望的正中心。

然而，当这些人看到这本书如此严肃地对待一个美学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觉得艺术只不过是愉快的消遣，是可有可无地提醒我们“生存的严肃性”的铃声（就好像没人知道这种对立的立场与这种“生存的严肃性”有什么关系一样），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有些欠妥。

对于严肃的读者，我想提醒他们：我确信艺术是生命最崇高的使命和最基本的形而上学的能力，现在我在这里将这本书献给在这条道路上鼓舞着我的先锋。

1871年12月，于巴塞尔[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