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名称谓趣谈

我们每个人都有名有姓，其中姓是一个家族区别于其他家族的徽号，也是各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共同继承和享有的权利。名则不同于姓，它是人们用来区分彼此的识别标识。

姓是一个家族独有的徽号，而名则是个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符号，同时也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与社交中的符号。简而言之，姓是家族的“专利”，而名是个人的“专利”，因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

在我国，关于姓氏的俗语就不少，比如：“李王张刘陈，天下一半人”“张王李赵遍地刘”。在我国人口最多的五个大姓中，王、李、张三大姓各自的人口都有将近1亿之众，刘、陈两大姓的人口也有5000万之多。也就是说，这五大姓的总人口有4亿，占了我国总人口的大约30.77%！在我国人口最多的100个大姓中，如乔姓、贺姓、赖姓、龚姓、文姓等是人数最少的姓，其各自人口也都在500万以上。由此可以想象，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如果每个人都只有姓的区别而没有名的区别，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名字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彼此之间区分开来的标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符号。

人名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呼或符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具有一定的特征和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专属性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名代表一个人，否则人名就失去了它的专指意义。例如，当我们说到“苏东坡”这个名字时，大家都会立即想到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这个人，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只要说到“雷锋”这个名字时，大家都会知道这是指人民的好战士、助人为乐的好青年，而不会想到另外的人。

二是简便性特征。中国人的名字一般由一个字或两个字组成，而不像外国人那样前后一大串。这种单字名和双字名既便于记忆，又便于传播，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与他人交往，减少因为记不住人名而带来的尴尬。

三是审美性特征。这是指人们在取名时一般会要求名字或响亮动听，或庄重典雅，或饱含期望，或富含深意，而不会取那些含有贬义、容易引起歧义或误解的名字。

人名除了上述主要属性特征之外，还具有稳定性、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因此，人名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名词，在取名时千万不可草率，而要有长远眼光，取一个能真正体现自己内心想法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人名是由姓氏、辈分（排号）、字号等多种要素组合而成的，现在则没有那么复杂，人们通常所说的名字有三个要素：一是姓氏，二是辈分，三是名字。将姓氏加上名字可以组成单字名，如果中间再加上辈分则可以组成双字名。

如王姓，取名“坚”，代表意志顽强坚定，可以取单字名叫“王坚”——这是由“姓+名”组成的名字。如果此人辈分为“宏”，还可以取双字名叫“王宏坚”——这是由“姓+辈分+名”组成的名字。这也是目前我国使用最广泛的取名方式。

一个人除了正式使用的姓名之外，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称谓，如乳名、学名、别名、字名、笔名、法名、艺名、官名、数名、化名、假名等。下面逐一介绍。

1.乳名

又称小名、奶名、幼名或小字。乳名一般是在孩子出生时，父母或长辈临时给取的名字，其目的一是为了和其他孩子区别开来，二是希望乳名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比如，张某夫妻生下一个孩子，取乳名毛毛，毛毛就成了这个孩子的名字，他的家里人、村里人、族里人甚至亲戚见到他都叫他毛毛。一般来说，人们不太讲究乳名是否雅致，只求符合内心愿望即可。例如，周朝时周公的长子名叫“禽”；孔子名“丘”；孔子的儿子叫“鲤”，因其诞时鲁昭公赐孔子一尾鲤鱼而得名；春秋时期魏公子名叫“虮虱”；汉代司马相如名叫“犬子”。可见人们在取乳名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就像现代人一样，觉得孩子乳名取得越低贱，就越好养大。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取乳名的习惯，上至帝王官宦，下至平民百姓，都会给孩子取乳名，而且乳名一般只在家庭或乡邻内部使用。在帝王的乳名中，有三国时魏武帝曹操乳名“阿瞒”，南朝宋武帝刘裕乳名“寄奴”，北朝魏太武帝拓跋焘乳名“狒狸伐”，北周文帝宇文泰乳名“黑獭”，宋孝宗赵眘乳名“小羊”，明太祖朱元璋乳名“重八”。在古代名人士大夫的乳名中，有王献之乳名“官奴”，陶渊明乳名“溪狗”，谢灵运乳名“客儿”，王安石乳名“獾郎”。

在近代名人中，有蔡元培乳名“阿培”，阎锡山乳名“万喜子”，萧锋乳名“未狗”，夏丏尊乳名“钊”，郭沫若乳名“文豹”，等等。

此外，一些女性也有乳名，如汉武帝皇后乳名“阿姣”，唐朝寿昌公主乳名“虫娘”，明代女画家马月娇乳名“元儿”，等等。

在我国，俗有“在外官居二品，回家三岁孩儿喊乳名”之说，意思是说乳名可以是家里人、同族同村人或乡里亲戚对某人的称呼。在这些相邻亲友中，某人的乳名可以一直叫到大，叫到老，而且不论此人将来长大后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生意，这些人仍然会叫他“毛毛”或“阿猫”等乳名。

2.学名

也称大名、正名、真名。学名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更改，尤其是现在我国公安机关采用新型现代化电脑联网、统一管理户籍和人口以来，学名输入电脑管理系统之后，除非有特殊原因或需要，一般是不予变更的。

学名一般是在孩子出生后至学龄前这一阶段取定的，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社会交往，例如读书、就业方面，以区别于其他人。学名往往是家人或乡里亲戚以外的人称呼，使用的场所更加广泛，因此在取学名时必须慎重，注意要有所讲究。

比如前面讲的张姓孩子毛毛，邻里都叫他毛毛，而不叫他张毛毛，因为邻里都知道他姓张，所以不需加姓便知他是张毛毛。在孩子入学前，父母给他取名叫张永恒，从他入学后到走向工作岗位，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叫他张永恒，“张永恒”就是他一生的符号标识。

3.别名

也称曾有名、曾用名。别名是在学名之外另取的名字，或某段时间曾经用过的名字，与学名有所区别。例如，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但是由于其兄长赵匡胤登基当了皇帝（即宋太祖），赵匡义为了避讳而将自己的名字“匡义”改成了“光义”，因此“赵匡义”也可以说是宋太宗的曾用名。

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许多人也有过曾用名。例如王若飞原名“荫生”，王稼祥原名“嘉祥”“稼蔷”，许光达原名“德华”，李立三原名“隆郅”，邓小平原名“先圣”“希贤”，周恩来曾用过“伍豪”等名字，这些名字都可以归入曾用名一类。

现在，我国的人口登记表、公务员履历表或各种有关的证明身份的表格中，都有“曾用名”这一栏，不过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别名。

4.笔名

笔名其实是别名的一种，是指作者在发表作品时，隐去真实姓名所署的名字。在我国明、清两代，由于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因此有些章回小说的作者使用笔名撰写作品，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名声。例如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用的就是笔名，其人真实姓名至今仍有待考实。到五四运动以后，使用笔名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例如，鲁迅原名周树人，但他除了使用鲁迅这个笔名之外，还曾使用过且介、何家干、仲度、白道、及锋等上百个笔名。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丁玲、艾青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文学大师，其实这些名字也都是笔名，他们的真实姓名为沈德鸿、李尧棠、舒庆春、万家宝、沈乃熙、蒋伟、蒋正涵，但是知道的人却并不多。作者使用笔名有着种种原因，但总的说来，使用笔名的好处是隐身、灵活、便捷。鲁迅《花边文学·序言》中说：“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做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巴金在《沉默集·序》中也写道：“我也用过别的笔名发表了几篇文章。”

5.法名

法名，是指皈依佛教或者信奉道教者所特取的名字。佛教称法号、戒名，或法讳，道教称道号或尊号。这是出家众于剃度仪式或入观仪式举行过后，或在家众于皈依三宝，或投入三清门下还有受戒时，或生前未皈依、受戒的在家人殁后于葬仪时，由禅师或者道长授予的名号。例如，描述唐僧西天取经的《西游记》中，“唐僧”其实是唐代和尚的总称，其本名陈祎，法名玄奘。唐僧取经途中，又收下了三位保他取经成功的大名鼎鼎的徒弟：齐天大圣（法名孙悟空）、猪八戒（法名猪悟能）、沙和尚（法名沙悟净）。

6.艺名

所谓艺名，是某些人在从事艺术活动中获得的名望，或者艺人在演出时所用的别名。这些从业人员，因为他们潜心钻研、努力创新，其职业或演出渐渐出了名，他们便以此给自己另外取的名字，或人们相沿成习给他们取的名字。

以技艺谋生的人，靠的就是自身过硬的技艺和本领。只有得到社会公认的技艺高超者，其艺名才能在社会上叫得响。例如，有一位号称“把子许”的许寿昌，曾介绍自己艺名的来由说：“我们这一家子，从我父亲到我们弟兄，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一家四代，老老少少，不是做盔头，就是做把子，可以说是制作戏衣戏具的世家了。多少年来，我在把子制作方面，不断学习钻研，改进工艺过程，做出的单刀、双刀、枪、剑等把子，不但坚固耐用、外形美观，而且逼真，深受演员们的称赞和欢迎。北京、天津、上海等剧种的演员，都喜爱我制作的把子，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把子许’。”

其他广为人知的艺名，如狗不理、泥人张、镊子张、常鱼王等，也都是因为职业、产品出名而被人送以艺名的。

艺名有俗有雅，根据各自不同的行业特点而各有区别。比如过去的街头艺人，艺名都比较俗，这“俗”显示出街头艺人所独有的特色。街头艺人在过去属于三教九流之列，他们的艺名多半来源于他们号中的俗号。艺名也有自定的，比如有些演员，他们的艺名多半是自定，而不是取用俗号。这种自定的艺名一般都比较文雅，例如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原名梅澜，取艺名“梅兰芳”，一方面显示了和原名的关联（“兰”和“澜”谐音），另一方面暗含了自己的旦角身份，因为在中国“兰芳”一般是女性的名字。

7.官名

官名又称职务名，是官职的专称。例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又人称“李中堂”，这个“中堂”其实是当时宰相的别称。在清朝末期，只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的人才称得上是宰相。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又担任军机大臣，所以人称“李中堂”。20世纪50—70年代，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只要提起“主席”二字，大家便都知道是毛泽东同志；只要提起“总理”，便知道是周恩来同志，而不会联想到其他人。其实，官职名称非常多见，几乎延伸到了各级行政单位和各行各业。在我国，各级行政机关都有党委支部书记，不管是什么人担任书记（或其他职务，如省长、市长、县长），在本行政辖区内，人们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称其×书记（或×省长、×市长、×县长）；甚至农村的村民小组长、部队的基层班长，以及工厂的车间组长，大家都会称其职务而不呼全名。

8.数字名

数字名就是用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名字，这种名字，有个人使用的，也有集体使用的，大都用于军队与国家重要保密部门或厂矿单位。

如各国军队都有统一的第几军、几师、几团的番号，对外称58679部队81分队，保密部门或厂矿则称“235信箱”等。

个人使用数字名，一般是在战时为了保密，不让敌方知道某位首长在什么位置，军队团以上的首长就有代号。

9.化名

化名是为了隐匿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而使用的名字。化名相近于笔名和假名，但又有不同的目的和含意。笔名可以把自己的原名字拆开和拼拢，如原名林木森，根据原姓名，可以取笔名林森木、林林林或六木子，还可以取谐音凌贸生等。化名则必须将自己的原姓名完成隐匿起来，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用某种目的的谐音较吉利的字取化名，化名大多是出于保护自己而取的。

例如在大革命时期，当时的共产党员还不能以正式身份公开活动，常常是从事“地下”工作，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很多人都采用化名和外人打交道。

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经常用笔名，他在1927年2月冒着生命危险，从江西九江到南昌去找朱德。当时他已经是被国民党通缉的政治要犯，“郭沫若”三个字已经寸步难行，为了顺利到达南昌找到朱德，他化名高浩然。继而，郭沫若又以化名发表讨蒋檄文，蒋介石恼羞成怒，又下令通缉高浩然。郭沫若随后又化名吴诚，闯关过隘，东渡日本，使蒋介石的通缉令成了一纸空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更是搞起了独裁，一心想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举歼灭。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所部20万正规军，进攻中共中央总指挥部所在地延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采用敌进我退的战术，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敌特密探四处活动，搜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踪迹。那时候，如果有人还和平常一样叫毛主席，领导的行踪和革命的力量就会泄露。为了迷惑敌人的耳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使用了化名。蒋介石延安“扫共”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中共领导人当时采用化名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上面的例子是出于革命需要而取化名，化名当然不是局限于革命者使用，如《红楼梦》里就有非常多的化名。

10.假名

假名近似于笔名和化名，但也有区别：笔名多为文人使用，化名多为政治需要，假名多为犯罪分子使用。

笔名大多围绕原名的字意、字形、因果关系、文章内容而取用，而且真名依然同时使用。如鲁迅（周树人），用了100多个笔名，其中鲁迅的“鲁”姓是他母亲的姓。假名则不然，假名完全隐匿原名，无规律、无原则地随意乱取，今天在甲地称张三，明天到乙地改叫李四，后天去丙地又变成了王五，甚至把其他人的真实姓名盗为己用。这类人采用假名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逃避惩罚或打击，在没有被抓捕之前，他的真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11.字名

在古代，很多人都有“名”有“字”，这里的“名”又叫“本名”，是指婴儿出生后由长辈取的名字；而“字”则称“表字”，是除本名之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古时候，男子在二十岁（成人）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则在十五岁行笄礼时取字。古代时，人的名与字是有区别的，人们常自称其名以表示谦称，称人之字以表示对人的尊称。

古人的名和字一般在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的联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字与名的含义相同或相近，彼此能起解释的作用。这是取字最常见的方法。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中解释为“广平曰原”；曹操，字孟德，操和德都是品行，故有德行、操行；刘备字玄德，备为有，玄德是高深、幽潜的德行，备有玄德，以字补充名；孙权，字仲谋，权为变通之意，而谋为计策，多变而能谋，另权谋有多变、深沉的谋略；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的含义非常接近；周瑜，字公瑾，“瑾”“瑜”都是美玉，《左传·宣公十五年》中说“瑾瑜匿瑕，国君含垢”。

第二，字与名的含义正好相反或相对。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字退之，愈的含义是“痊愈、越来越好”；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是明亮之意，而“晦”则是昏暗的意思。

第三，由此及彼，于联想中识雅趣。如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字云长，由鸟儿的羽毛联想到天空的浮云；张飞，字益德，益为溢之本体，有涨出、漫出之意，而飞有上升、散发之意；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就是云由龙所生，风由虎所造。

在“名”之外还有“字”，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们特有的姓名习俗文化之一，这种习俗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毛泽东同志，有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习惯称其“润之”，润之就是毛泽东的字，这个字甚至传到了远在欧洲的苏联。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党中央驻扎在西柏坡，苏共中央政治局派米高扬前往西柏坡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之后，米高扬问毛泽东谁是毛润之，毛泽东笑着说：“毛润之就是我毛泽东啊！”米高扬听了感到很奇怪，不解地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多名字啊？我们只知道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