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生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意义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到的，并非只是纯粹的环境；我们感受到的，始终都是对人类具有意义的环境。即便是寻根溯源，我们的感受也受到了人类的种种目的的限定。“木头”指的是“与人类相关的木头”，“石头”则是指“可以成为人类生活中一种要素的石头”。假如一个人试图逃避意义，只关注环境，那么他就会变得非常不幸：他会让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他的一举一动，对于自己和其他人来说，都会毫无用处。简而言之就是，他的行为将毫无意义。不过，没有人能够避开意义。我们始终都是通过赋予现实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了理解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们自然可以认为，这种意义往往或多或少是没有完成的、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意义永远都不是彻底正确的。意义这个领域，就是一个存在谬误的领域。

倘若我们问一个人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可能回答不上来。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自寻烦恼去想这个问题，也不会努力去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确，这个问题有如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还有年纪较大的人），经常也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来：“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是在自己遭遇了某种失败的时候，才会这样去问。只要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没有艰难的考验摆在他们面前的话，他们就绝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为过程中都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加以回答。假如堵上耳朵，不听其言，而是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具有属于其个人的“人生真义”，而他的所有心境、态度、举动、话语、癖好、抱负、习惯和性格缺陷，全都会与这种意义相一致。他的表现，就像是自己可以倚仗对于人生的某种诠释似的。他的所有行为当中，有一种隐含的、对整个世界及其自身的整体判断，也就是这样一种结论：“我像这个，世界就像那个。”这既是赋予他自身的一种意义，也是赋予人生的一种意义。

我们赋予人生的意义，就像世间芸芸众生那样繁多；并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可能每种意义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某种谬误。没有人拥有绝对的人生真义；而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一种真正有用的意义，都不能称之为绝对谬误。所有意义，都是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不同类型。然而，在这些类型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将那些回答得较好与回答得较差的意义区分开来，能够将其中谬误较小和其中谬误较大的意义区分开来。我们能够看出，那些回答得更好的意义之间具有什么共性，而那些回答得较差的意义当中又欠缺了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人生真义”，获得一种衡量真义的通行办法，获得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可以让我们在其涉及人类的范围内面对现实。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牢记，“真正”的意思，是指对人类而言是真正的，是指对人类的目的和目标来说是真正的。再也没有其他什么真理，会比这一真理更加重要；而且，就算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理，也绝不会涉及我们自身，我们也永远不可能了解，从而使得这种真理变得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拥有三种关系，我们必须重视的，也正是这三种关系，因为它们构成了每个人所处的现实。一个人面临的所有问题，指向的也都是这些关系。一个人始终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始终都在困扰着他；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会向我们表明这个人对于人生真义的看法。这些关系当中，第一种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颗贫瘠行星的表面，而不是生活在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在自身居住之地所设定的种种限制条件下，利用各种可能性来发展。我们在身心方面的发展，同样必须做到既让我们能够在世间继续自己的个人生活，同时又有助于确保人类未来的延续。这是一个需要每个人都来作出回答的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避。不管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自己对人类生活境况所作的回应，因为它们表明了我们认为哪些东西是必需的，哪些东西是合适的，哪些东西是可能的，哪些东西又是可取的。每一种回答，必定都会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制约，那就是我们属于人类一员，人类则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之上的生物。

注意，倘若我们考虑到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自身处境的不安全，那么我们就能看出，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将每个人的回答统一起来，使它们具有远见性与凝聚力才行。这就像是面对一个数学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找出解答方法来。我们不能盲目地去求解，也不能凭空猜测，而是必须利用手头已有的全部工具，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努力。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答案，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竭尽所能，找到一个接近完美、接近一劳永逸的答案才行。我们必须一直努力，找出一个更加完备的答案。这个答案，也必须始终直接适用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被束缚在地球这颗贫瘠行星的表面，而我们所处的位置也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优势与劣势。

接下来，就是第二种关系了。我们并不是人类这个物种中唯一的成员。我们的身边还有其他的人，我们与他们共同生活着。人类个体的脆弱与局限性，使得一个人不可能确保自己能在孤立之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试图靠自己来解决问题的话，这个人最终就会灭亡。他既无法延续自身的生命，也无法让人类的生命延续下去。一个人始终都与其他人息息相关；之所以与其他人息息相关，是因为一个人具有自身的弱点、不足与局限性。对于确保一个人自身的幸福与人类的幸福来说，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人们联合起来。因此，人生问题的每一种回答，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关系；都必须是基于我们是共同生活在一起，倘若单独生活就会灭亡这一事实而得出的一种答案。要想生存下去，哪怕是我们的情感，也必须与人类所有问题、目的和目标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方面保持一致才是，那就是：要通过与我们的同胞协作，既延续我们个人的生命，让整个人类的生命延续下去，同时又让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存续下去。

我们还受制于第三种关系。人类以两种性别的形式生存着。要延续个人的生命与共同的生存，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爱情与婚姻的问题，正属于这第三种关系。不管男女，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都必须给出一个回答。人类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所作所为，便是他们的回答。人类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的行为，始终都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这三种关系就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找到一份职业，从而令我们能够在地球自然条件的制约之下继续生存下去；如何在我们的同类当中找到一个位置，从而令我们可以相互合作，并且分享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如何让我们自身去适应这样一种现实，即我们是以两种性别生存着，人类的延续与发展依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

个体心理学已经发现，人生当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入职业、社会和性这三大问题的范畴当中去。正是在对这三大问题所作的回应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掘出其自身最深层的人生真义来，并且屡试不爽。比如说，假设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完美，在职业方面毫不努力，没有几个朋友，并且发现自己与同事们交流起来很痛苦，从其人生当中存在的这些局限与制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会觉得活着是一件艰难而危险的事情。因为活着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机会，反而带来了许多的挫败。他那种狭窄的活动领域，可以理解为一种判断：“人生的意义，就是保护我自己免受伤害，就是把我自己封闭起来，不受外界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假定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感情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甜蜜而融洽，工作上取得了许多成就，朋友众多，并且与同事的交流既广泛又富有成效，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会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历程，既给他提供了众多的机会，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可挽回的失败。他直面生活当中所有问题的这种勇气，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判断：“人生的意义，就是关注我的同类，就是成为人类整体当中的一分子，并且为了人类的幸福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既发现了所有错误的“人生真义”所通用的衡量标准，也发现了所有正确的“人生真义”所通用的衡量标准。所有的失败者，比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变态者和妓女，这些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全都缺乏人类的同感与社会兴趣。他们在对待职业、友谊和性方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不相信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协作加以解决。他们赋予人生的意义，都是一种个人的意义，即他们自身目标的实现不会给其他任何一个人带来好处，而他们关注的也只是自己。他们眼中的成功目标，都只是一些空洞而不实际的个人优势目标；而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己具有意义。许多杀人犯都承认，手中握着一瓶毒药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可他们这样做，显然都只是在向自己证明他们非常重要罢了；而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手握一瓶毒药，似乎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价值。所谓的个人意义，实际上就是毫无意义。意义只有在交流当中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只对某一个人具有意义的词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的目标与行为也是如此，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对于他人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会努力追求自身的重要性。不过，倘若人们没有明白，自己的全部重要性必须存在于他们对别人生活所作的贡献当中，他们往往就会犯错。

有一则逸闻，说的是一位小型宗教派别领袖的故事。有一天，她将自己的信徒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下个星期三就是世界末日。她的追随者全都信以为真，因而纷纷变卖家产，摒弃所有的世俗之念，激动地等待着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星期三过去了，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生。到了星期四，信徒们便一齐前去，要求那位领袖作出解释。“看看我们都陷入了什么样的麻烦当中吧，”他们说道，“我们抛弃了一切，完全没有保障了。我们告诉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说星期三就是世界末日。尽管他们都嘲笑我们，可我们并不气馁，而是一再声称，我们是从一个绝对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星期三已经过去了，可世界却仍安然无恙。”

“可我说的星期三，”那位女领袖回答道，“并不是你们所理解的星期三。”这样，她就用一种个人的意义保护了自己，回应了众人的质疑。因此，个人意义，是永远经受不住检验的。

所有正确的“人生真义”的标志，就在于它们都属于通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其他人可以共用的意义，都是其他人能够接受的有效意义。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好办法，往往也会为其他人扫清障碍，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办法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即便是“天才”一词，其定义也不过就是“最为有益”罢了。只有当其他人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对他们具有重要性的时候，他们才会称这个人为“天才”。这样一种人生当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意义，始终都将是：“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整个人类作出贡献。”在这里，我们说的并不是那种伪称的动机。我们不是听一个人说什么，而是看一个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凡是能够成功地应对人生问题的人，都会表现得就像是他们已经充分而自发地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关注他人和关注协作。这种人所作的一切，似乎都受到了同类利益的引领；而在遇到困难之时，这种人也只会通过符合人类利益的方法来努力克服困难。

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这是一种新颖的观点，因而他们可能会怀疑，我们赋予人生的意义是否的确应当是奉献、关注他人和协作。他们或许会问：“个人又怎么办呢？倘若一个人始终都在考虑别人，始终都在为他人的利益奉献着，难道就不会损及他自身的独立性吗？起码对一部分个人来说，要想正常成长的话，难道替自己考虑考虑也没有必要吗？难道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首先不应当学会保护自身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的个性吗？”我认为，这种观点大错特错，而由其引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假如一个人根据自身赋予人生的意义而希望作出某种贡献，假如他的激情全都指向这一目标的话，那么这个人自然而且必然会采取最佳的贡献形式。他会调整自身，来适应这一目标；他会培养自己的社会感，并且通过实践来获得技能。定下目标之后，相应的学习就会随之而来。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会开始作好准备，去解决人生当中的三大问题，去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我们不妨以爱情与婚姻问题为例。假如我们关注自己的伴侣，假如我们都在努力让伴侣的生活更加轻松、更丰富多彩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倘若我们认为必须孤立地发展自己的个性，而没有树立一种奉献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只会让自己变得专横跋扈，让自己变得令人生厌。

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由此理解到，奉献才是人生的真义。如今，倘若环顾一下四周，看一看我们从祖辈那里继承到的遗产，会看到什么呢？祖辈们所有留存下来的遗产，都是他们对整个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已经开垦耕作过的土地；我们看到了道路和建筑；我们看到了他们传承下来的生活经验，比如各种传统习俗、哲学思想、科学和艺术，以及应对人类所处各种境况的本领。这些遗产，全都是那些为人类福祉作出了贡献的人留存下来的。其他的人又怎么样了呢？那些从不协作的人，那些给人生赋予了一种不同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能从人生当中获得什么”的人，结果又如何呢？他们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他们并非仅仅是死去了，他们的整个人生，也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仿佛是我们的这个尘世曾经对他们说过：“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并不适合生存。你们的目标和追求，你们所珍视的那些价值观，以及你们的心智与灵魂，都是没有前途的。走开！没人需要你们。死去吧，消失得无影无踪吧！”对于那些给生命赋予了其他意义，而不是协作的人来说，社会对他们的最终评价始终都会是：“你们毫无用处。没人需要你们。滚！”当然，在目前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旦发现这种地方，我们就必须对其加以改变才是。不过，这种改变，始终都必须是一种推进人类利益的改变。

理解这一事实的，总是大有人在；这些人都明白，人生真义就是关注整个人类，因而他们总是努力去培养自己的社会兴趣和爱。在所有的宗教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于拯救人类的关注。世间所有的伟大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而宗教正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却经常被人们所曲解；而且，除非更加密切地将宗教应用到这种共同的使命上去，否则我们就很难看出，除了正在发挥的那些作用之外，宗教还能做些什么。个体心理学也科学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提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我相信，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许，通过增强人类对同胞的关注，通过增强人们对人类幸福的关注，科学能够比政治或宗教等其他运动更加靠近这一目标。虽说我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增强人类对他人的关注。

由于赋予人生的意义在发挥作用时，它仿佛就是我们职业生涯当中的守护天使或者纠缠不休的恶魔，因此非常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当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搞清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明白当这些意义中含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如何才能加以纠正。与生理学或者生物学不同，这个方面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就是理解意义对于人类幸福的作用，以及各种意义影响人类行为与命运的方式。从孩童时代伊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在无意识地探索这种“人生真义”。即便是一个婴儿，也会努力去评估自身的力量以及自己在生活中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到了五岁后，儿童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而具体的行为模式，具有了自己应对问题和完成任务的风格。此时的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持久的观念，明白自己应当对这个世界以及在自己身上期待些什么。从这个时候起，儿童就开始用一种稳定的统觉体系来看待世界了：经验要经过诠释才会接受，并且这种诠释始终都会与赋予人生的最初意义保持一致。即便是这种人生意义当中存有极其重大的谬误，即便是应对问题、完成使命的方法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不幸与痛苦，我们也绝不会轻易将其放弃。所赋予的人生意义当中存在的谬误，只有通过重新考虑作出此种错误诠释时的处境，认识到其中的失误，并且改变由此而形成的统觉体系，才有可能加以纠正。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人或许会因为错误方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被迫修改自己所赋予人生的意义，或许可以凭一己之力成功地作出这种改变。然而，倘若没有某种社会性的压力，他就决计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要是没有发现自己用原来的方法继续干下去将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他就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某个受过训练、理解这些意义、能够与之一起发现原始谬误并且帮忙提出一种更加恰当的意义的人的协助之下，才能更好地纠正自身所赋予人生的意义。

我们不妨简单地来说明一下那些可用于诠释童年处境的不同方法。童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可能被赋予大相径庭的意义。一个在童年时期曾经有过不幸经历的人，通过苦思冥想，从这些经历中领悟出一剂助其摆脱今后苦难的良药，他会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消除这些不幸的情况，确保我们的孩子处境更好。”另一种人则会觉得：“人生很不公平。别人往往都能大获成功。要是世界这样对待我的话，我又何必要善待世界呢？”有些父母正是这样说自己的孩子的：“我小的时候必须经受许多的艰难困苦，可还是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行呢？”第三种人则会认为：“因为我的童年很不幸，所以我什么义务都不应当承担。”在这三种人的行为当中，他们对不幸童年的诠释都是很明显的；并且，除非改变各自的诠释，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打破了宿命论。任何经历，都不是导致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我们并不会因为过去的经历所带来的打击，即所谓的“创伤”而承受痛苦，但我们会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了解到哪些东西适合我们的目标。我们被自己所赋予的这些经历的意义主宰着，而在我们把某些特殊经历当成未来生活的基础之时，往往很可能会出现某种谬误。意义并非由处境所决定，可我们却是由自身所赋予处境的意义支配着。

然而，童年时期还是有几种情况，会使人们极其经常地从中得出严重错误的意义来。绝大多数的失败者，也都来自有过这些处境的儿童。首先，我们必须考虑那些有生理缺陷、婴幼儿时期生过病或者体弱的儿童。这种儿童有着过重的思想负担，因此很难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这一点。除非有个亲近的人能够让他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去，让他们去关注别人，否则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主要是沉溺在自身的感受里。日后，他们可能就会跟周围的人进行对比并因而感到沮丧；并且，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文明阶段，他们的自卑感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同类的怜悯、嘲笑或者躲避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使得他们心事重重，失去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发挥有益作用的希望，并且觉得自己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羞辱。

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对生理上有缺陷或者内分泌异常的儿童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加以描述的人。这一学科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实际上并不是遵循我所乐见的原则发展的。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一种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而不是寻找一种理由，来把失败的责任推给遗传或者身体状况。没有哪种生理缺陷，必然会导致出现一种错误的生活态度。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哪两个孩子的器官具有同样的作用。可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孩子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出了非凡的有益本领。这样，个体心理学就不是对优生优育计划的一种极佳宣传了。许多极其杰出的人士，许多为我们的文化作出了伟大贡献的人士，起初都有生理缺陷，他们的身体状况通常都很不好，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英年早逝。可人类的种种进步，以及种种新的贡献，却主要来自这些曾经努力与身体及外部环境当中种种困难作出过斗争的人。这种斗争使他们坚强起来，从而使他们前进得更远。从身体来看，我们无法判断出心智的成长究竟是好是坏。然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一开始就有生理缺陷、器官不健全的孩子，都没有在正确的方向上得到培养；没人理解他们面临的诸多困难，因此他们关注的，主要都是自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看到，许多的失败者都来自那些从幼时起就背负着生理缺陷之苦的孩子。

经常为赋予人生的意义出现谬误而提供契机的第二种情况，就是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所处的情况。被娇惯了的孩子所习得的，就是期待别人会像对待律法一样来对待他的所有愿望。这种孩子无须努力去争取，就会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们通常都会觉得，这种高人一等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结果，待其进入一个不是把他们当成关注中心的环境，而别人的首要目标也并不是考虑他们的感受之后，他们就会变得茫然无措了。他们会觉得，自己所处的世界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期待，而不是给予。他们从来都没有学到应对问题的其他办法。由于别人对他们一直都是有求必应，因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不知道他们有自主行事的能力。他们关注的全都是自己，并且从不知道、从未理解协作的用处与必要性。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只有一种办法来应对，那就是对别人提要求。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重新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如果能够迫使别人承认他们都是特殊者，因而应当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那样的话（也只有那样），他们的境况似乎就会有所改善了。

这些已经长大成人却依然恃宠而娇的人，或许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危险的一个阶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极其反感别人的好意；为了确保自己得到一种横行霸道的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会变得极其“可爱”。可他们实际上却消极得很，不愿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人的工作中与别人协作。还有一些人则会采取更公开的反抗：倘若再也找不到自己熟悉的、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那种温暖和服从，他们就会觉得被别人背叛了；他们会觉得整个社会都对自己不怀好意，因而会尽力向所有同类进行报复。而且，倘若社会对他们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了敌意（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又会把这种敌意当成是他们个人受到了不公对待的新证据。惩罚之所以往往对他们没有效果，原因正在这里。除了证实他们认为“别人都跟我作对”这样一种观点之外，惩罚不可能起到别的什么作用。但是，不管娇生惯养的孩子是消极对抗呢，还是公开反抗，无论这种人是试图通过示弱来掌握主导地位呢，还是通过暴力来进行报复，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还有些人会在不同的时期两种方法都用。他们的目标始终都没有改变。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争得第一，就在于被别人承认是最重要的人，就在于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因此，只要继续给人生赋予这样一种意义，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就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很容易犯下错误的情形，就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孩子所处的情形。这种孩子，从不知道爱与协作究竟为何物。因此，他对人生所作的诠释当中，就不会包含这些友爱的因素。可以理解，当这种人面临人生当中的诸多问题时，他们会高估问题的困难程度，却低估自己在别人的帮助和好意之下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这种人已经发现，社会对他很冷酷，因而会料想社会始终都将冷酷无情。尤其是，这种人不会明白，他们可以通过作出一些对别人有益的行动而赢得别人的喜爱与尊重。因此，这种人会对别人戒心重重，并且连自己都信不过。实际上，没有哪种体验可以取代无私的爱。一位母亲的第一使命，就是要让孩子获得与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打交道的体验；然后，她必须拓宽和扩展这种信赖感，直到孩子所处环境中的其他方面也都融入到了此种信赖感之中。倘若这种第一使命没有完成好，即没有赢得孩子的关注、喜爱和协作，那么孩子就很难培养出社会兴趣，很难培养出自己对同类的那种友爱之感来。每个人都具有关注他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养和训练才行，否则的话，它的发展就会受挫。

如果世间存在一种纯粹受人忽视、纯粹招人讨厌或者纯粹没人想要的孩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这种孩子完全不知道世间还存在着协作。他会孤僻离群，无法与别人交流，并且对那些能够帮助他与人类共同生存的方面一无所知。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身处此种环境之中的人，将会灭亡。一个孩子可以熬过婴儿期并存活下来的这一事实，证明了人们给予了这个婴儿一定程度的照料与关注。因此，我们面对的，绝不会是那些纯粹被人忽视了的儿童；我们面对的，是那种受到的关注比通常情况少，或者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忽视但其他方面却并未受到忽视的儿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只需这样说：受到忽视的孩子，就是指那些从来没有确切地找到一个值得其信赖之人的儿童。许许多多的人生失败者原先都是孤儿或者非婚生子，而我们也必须将这些儿童整体上纳入被忽视儿童的范围之中，这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可真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啊。

有生理缺陷、娇生惯养和受到忽视这三种情况，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会让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人生真义；而在这些情形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则几乎无一例外，往往都需要获得帮助，才能纠正他们应对问题的方式。他们必须获得帮助，来形成一种更好的人生观。倘若我们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它们，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训练自身的话，它们都是真正重要的方面），我们就能明白这些方面在他们所作的一切当中的意义。梦境和关联分析最终可能会很有益处，因为人的个性在梦境和清醒生活中是相同的；但在梦境中，由于社会需求所带来的压力并没有清醒生活中那样严重，因此个性会在保护措施和隐藏手段较少的情况下得以呈现出来。然而，在帮助一个人迅速理解其赋予自身以及人生的意义的所有手段当中，最了不起的一种却是来自这个人的记忆。每一件往事，无论他认为这件往事是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向他呈现出某种值得记住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记住，是因为这种往事承载着他想象出来的一种人生，这就好像是往事在对他这样说似的：“这就是你必须期待的”或者“这就是你必须避免的”，或者“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历本身并不如留在记忆中而被凝结成生活意义的经验那么重要。每一种记忆，都是一种纪念。

儿童早期的记忆尤其有用，能够说明一个人自身独特的人生态度已存在多久，并且能指出最先构成其人生态度的具体环境。任何人的早期记忆之所以都值得注意，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中包含着对一个人及其处境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就是一个人最初的整体面貌，就是其自身或多或少完整的第一标志，以及造就了他这个人的种种需求。第二，这是他的主观出发点，也是他为自己所著传记的开始。因此，我们经常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认为自身所处的弱势、缺陷与他视为理想的力量、安全之间的区别来。至于一个人认为属于自己最初记忆的东西究竟是不是他能够回忆起来的最初事件，甚至是不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回忆，对心理学的目标而言并不重要。记忆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它们“主观认为”的那些东西，在于对它们的诠释，在于它们对当下和将来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来看一看它们所巩固的“人生真义”。“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人生！看到人生以此种方式开始的这位姑娘始终都有一种无助感，并且过高估计了人生中的危险与困难，我们就不该觉得惊讶了。如果她在内心深处责怪别人没有照顾好她，我们也不应当感到惊讶才是。让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面临着这样的危险，的确是有人太粗心了！另一种最初记忆，也会让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类似的图景：“我还记得，三岁的时候，我曾经从一辆婴儿车里掉了出来。”伴随着这种最初记忆的，则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梦境：“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空呈亮红色，火光冲天。星辰纷纷陨落，我们撞上了另一颗行星。不过，就在碰撞发生之前，我就惊醒了。”说这话的那位学生，当被问到他是否害怕什么东西时，他如此回答道：“我害怕自己不会有一种成功的人生。”很显然，他的最初记忆与这种反复出现的梦境，都起着让他感到沮丧的作用，并且证实了他那种害怕失败与灾祸的心理。

一个因为尿床并且经常与母亲对着干而被带到诊所里来的十二岁小男孩，是如此描述他的最初记忆的：“妈妈以为我走丢了，就跑到街上大声叫我，样子非常惊慌。其实我一直都藏在家中的一个橱柜里。”在这种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判断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制造麻烦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获得安全感的办法，就是通过欺骗。虽然我被别人忽视了，但我可以捉弄别人啊。”他的尿床也是一种手段，用来使他一直成为被担心和注意的中心，而他的母亲则通过对他感到焦虑、紧张而巩固了他对人生的这种诠释。正如前面所举几个例子当中的情形一样，这个男孩很早就形成了外部世界充满危险的印象，并且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只有别人担心他的一举一动，他才会安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感到安心，才会觉得一旦需要，别人就会前来保护他。

有位三十五岁的女性，她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我三岁的时候，曾经跑到地窖下面去。正当我站在地窖里的台阶上，周围漆黑一片的时候，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儿的堂兄打开门，跟着我下来了。我非常非常怕他。”从这样一种记忆中我们很可能看得出，她那时不习惯于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并且跟男孩子玩耍时尤其觉得不自在。我们猜测，她应该是家中的独女，而最终这种猜测也是对的。她到了三十五岁的年纪时，仍然没有结婚哩。

下面这种记忆，则表明了一种发展层次更高的社会感：“我记得妈妈曾经让我摇睡在摇篮里的小妹。”然而，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能还会找到种种迹象，说明这个人只有与弱者相处时才会觉得舒适；并且，或许还能看到这个人依恋母亲的迹象。孩子出生之后，让家中年纪较大的孩子帮忙照料，让他们关注新生儿和分担照料好新生儿的责任，始终都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倘若他们肯帮忙，那他们就不会不由自主地觉得，父母对新生儿的关注降低了他们自己在父母心中的重要性。

渴望与人为伴，并非总是一种真正关注他人的证据。有位姑娘，在被问到她的最初记忆时，如此回答道：“我正在跟姐姐和两个女孩朋友一起玩儿。”在这里，我们自然看得出她是一个习得了交际能力的孩子，不过，待她提到自己最害怕的事情是“我害怕没人理我”之后，我们对她的认识又会更进一步了。从这里，我们还能看出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只要找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人生的意义，我们就掌握了理解整个人格的钥匙。有的时候，人们会说人的性格是不可改变的，不过，可能只有那些从未发现过此种情形正确钥匙的人，才持有此种观点。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倘若没有发现原始的谬误，那么任何一种理由或者治疗办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改善这一点的唯一可能性，则在于习得一种更具协作性与更勇敢的人生态度。协作也是我们防止出现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唯一保障。因此最重要的是，应当训练并鼓励儿童的协作精神，应当允许儿童在同龄的孩子当中、在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游戏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任何妨碍合作的做法，都会产生最为严重的后果。例如，一个娇生惯养、已经习惯了只关注自己的孩子，会把这种不关注他人的心态带到学校里去。只是因为他觉得可以得到老师的喜欢，他才会对功课感兴趣；他也只会听那些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当他接近成年时，他在社会感方面的欠缺还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地具有灾难性。原始谬误出现之后，他就不会再培养自己的责任感与独立性了，而到了此时，他就会痛苦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应对任何人生考验的能力。

但在此时，我们却不能将有这些缺陷的责任归咎于他。我们只能在他开始感受到那些严重后果的时候，去帮助他纠正这些缺陷。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孩子，能够成功地答完一份地理试卷；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从未习得过合作性的孩子，在面临一些需要协作的任务时，能够正确地加以应对。不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一种协作能力才能加以解决；每一项人生使命，都必须在我们人类社会的框架范围之内加以掌控，并且用一种能够推进我们人类幸福的方式加以应对。只有那些理解了人生真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勇敢地应对自己面临的种种困难，才能够有获得成功的大好机会。

如果老师、家长和心理学家都理解了在为人生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谬误，假如他们本身不会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将来对他们自身的能力与人生的机遇就会拥有一种更好的感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放弃努力，就不会去寻求轻松的解脱之道，就不会想要逃避，或者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就不会要求别人善待他们并给他们以特殊关照，就不会觉得受到了羞辱并试图报复，也不会这样问了：“人生有什么用处呢？我从人生当中会得到什么呢？”相反，他们会这样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有能力应对这一使命。我们是自身行为的主人。假如必须有所创新，或者说假如必须淘汰掉某种旧的东西，需要行动起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倘若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人生，倘若独立自主的人类之间相互合作，我们就能看出，我们人类之间的交流就会获得无限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