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书的到来，完全是出自“计划”之外。
先是在2013年，我大体完成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准备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即对戊戌变法进行总体叙述。然尚有一项前期工作未进行，即对戊戌时期康有为以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作一番清理。我准备为此花费一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
然而，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多，不但没有能完成，反而是被迫中止了。我遇到了两个问题。
其一，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条陈与奏折，提出的改革建策（即政策设计），看起来都是非常西方化的；但若涉及其政治思想，就不那么西方化，若再进入其学术思想，就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西方化的内容，甚至是轻视、反对西方的。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康基本“中式”的学术思想到有小部分“西式”内容的政治思想，再到看起来非常“西式”的政策设计，如此迂回反转的思想流变，又该如何理解并解释？
其二，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完成并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学说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熟知。但是，两书的内容只表明了康的思考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结论；只会使康成为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而不会直接介入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那么，康有为这般学术思考后所得到的最终结论又是什么？他不甘心于书斋与讲堂，致使他舞剑于政坛的原因又是什么？
以上的问题都属于思想史的范畴，我查阅了相关的研究，仍不能解决我的困惑。我的研究陷于瓶颈。
我长期研究政治史，对经济史与社会史虽有兴趣，但从未真正涉足。我从来也不去碰思想史，自以为“经学”与“西学”功力皆不足，尚不可去治晚清的思想史。然前路已到了尽头，不得不拐弯。我只能从政治史的老路上转过身来，脱鞋趟水过河，从头学习相关的基础知识，开始研究思想史。数年间也颇有“老来学吹打”之感受。
说起来也算是幸运。当我在瓶颈中不能转身时，看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的图片。于是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该进呈本，先后完成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结集》《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两文，也就是本书的附编。为准确说明《变法通议》进呈本的内容与意义，我又将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全部著述重读一遍。虽说是重读，但心中已经有了疑问，结果是大不一样。让我感到振奋的是，我从梁的著述中看到了康此期的重要思想“大同三世说”。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初步揭示其“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我仔细查阅了一下，一共是十一条，语焉不详。梁启超在后来的著述，如《南海康先生传》（1901）、《清代学术概论》（1921）中皆清楚肯定地说明康在戊戌时期已有“大同”思想，并称康亦有其著述；但因康在《大同书》的著书日期上“倒填日期”，人们对于梁的这些说法也是将信将疑。然而，从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等著述中，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到“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由梁渡康，正好合璧。我由此写了《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即本书下编第一章。
学术界称康有为受西方思想之影响，大多举“进化论”为最主要的论据，此中也牵涉到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传播。我为此将康有为著述中的“天演”“进化”“竞争”的概念及其与“大同”思想的关联，大体查阅一遍，发现康本人并不了解西方“进化论”的真实含义，在许多地方更是望文生义。我由此写了《康有为与进化论》，即本书下编第二章。
完成以上两章后，大体可以解开我的困惑，我接手继续完成先前中断的研究——《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内容也大为扩张，即本书的上编。
此后的工作则是收尾性的。为了坐实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我又将《知新报》《时务报》翻阅一遍，从康有为诸多弟子的言说中再次看到了“大同三世说”，并理解了康党在戊戌时期“从上”“从下”两套策略及其具体操作。由此我写了《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即本书下编第三章。
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自然有着两个面相，一个方面是“中学”，另一个方面是“西学”；学术界言其“西学”者不太重视其“中学”的主体（尤其是对梁启超），言其“中学”者也不注视其“西学”的真相。若将两者相较，又是以何为主？且康、梁的“西学”内容究竟为何？由此我写了《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底色》，即本书下编第四章。我对康有为早期著作的完成时间颇有困惑，疑康后来多有修改，更兼我在康有为的讲授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学说，更能说明康在戊戌时期的知识水准与精神状态。由此我写了《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即本书下编第五章。
从上可见，我的研究或陷于瓶颈或临于突破，跌宕起伏不定；写作时更无计划，走一步是一步，全无章法可言——“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山水间光脚行走，思想的挣扎处处可见。到了最后结集时，我面对的是一堆各自独立的论文，并无严格的前后次序和融洽的逻辑关系，且叙说的内容多有重复。我也无法将之完全打散，重写一遍，于是分了上编、下编和附编，只是作了必要的文字调整。为了帮助读者之理解，我将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思路，撮述于下：
一、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思想。根据康的说法，这一思想是由孔子创立的，藏于《春秋》《易》等经、传、史籍之中，以待“后圣”之解开。康正是“后圣”，凭借孔子学说之精神传受而有意于“创制立教”。
二、“大同三世说”的基本内容为“三世六别”：“据乱世”以“力”，多君制，又可分“酋长之世”和“封建及世卿之世”；“升平世”以“智”，一君制，又可分“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太平世”以“仁”，民主制，又可分“有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世界大同）。根据这一学说，清朝正处于“升平世”的“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过渡阶段；根据这一学说，“君主之世”的清朝必将灭亡，而成为民主国（“有总统之世”）；中国也必将消亡，而实现世界大同（“无总统之世”）。
三、康有为一派在戊戌时期的基本策略分为两途：其一为“从上”，即通过上书来影响光绪帝，建立“制度局”“懋勤殿”之类的机构，康本人将通过这类机构来操控变法。这也是康从《上清帝第一书》至“百日维新”期间诸多上书所采用的策略。其二为“从下”，即通过办刊物、讲学、办学会等活动向士子们宣传其学说（“康学”），以图扩大其思想影响力，为“创制立教”建立基石。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以及湖南时务学堂中的活动，可视为该策略的运用。
四、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所接触到的“西学”，主要是江南制造局、同文馆或传教士所译的西书及《万国公报》之类的刊物。他们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是不知情、不了解的。他们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去解读、去理解西方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如“议院”“民主”等等。他们认定孔子的学说是高于一切的，已经包括了西学的全部精髓。康有为本人始终没有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各次上书中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也只有形似。
五、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中特别强调孔子“口说”的意义，康本人也确实将其学说以“口说”传授其弟子。由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许多著述今已不存世，而存世者或多有康后来的修改。若要了解戊戌时期的康有为，须得解读其弟子当时的著述，须得细究其弟子的听讲笔记，须得参考其弟子的再传授。我从康门弟子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和记录梁启超等人活动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所获甚多，以致我在解读康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时，基本没有引用康的直接著述，而是主要依靠康门弟子的笔记与言说。
啰啰嗦嗦写了以上的话，目的是自揭其短。本书之所言，我以为，尚不可以作为定论。
本书原拟题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以示我研究的连续性。就研究方法而言，自然是考证，但所叙内容是否为“史事”？想来想去仍无把握。（思想自然能成“史”，但能否称为“事”？）由此而改题《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我这里所称的“戊戌时期”，以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主，向前延伸到甲午战争之后，即战败后的中国朝野开始倡言“变法”之时。当然，对康有为本人的思想不免还须从头说起。我这里所称的“思想”，也有一些仍属于事功。本书引用清朝史料甚多，为避免纪年转换而造成的错误及行文混杂而引起的阅读不便，书中所言内容在清朝时期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纪年；在中华民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外国亦使用公元纪年。
从2013年年底起，我做了六年的思想史。目标似已达到，我也将回过头去重做政治史。六年中的顿挫顿进，又顿悟顿失，回旋转折反复，我个人的心态绝非可臻于“平常”，不免在行事与言辞上多有乖戾之处。由此敬请我的亲人、朋友、学生、同事与领导予以理解并原谅！也正是这段长达六年的生活中不显波澜、内心中颇多升降的日子，让我多次暗暗自问，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
茅海建
2019年12月于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