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实力和环境整洁

每个人都有恶习，这一点不需要回避，我们都是从动物进化过来的，没有恶习那才叫不正常。只不过在文明的时代，我们会克制自己，懂得在公共场合尽量使自己体现得文明优雅一些。

那么在家里呢？那就爱咋咋地吧，狗窝也是自己的窝。比如我，不怎么讲卫生，也不太爱收拾，关键是别人给我收拾了，还怪人家多管闲事。这倒不是我特别贱，就喜欢乱的环境，比方说书房里，别人看上去乱，像被土匪糟蹋过似的，可哪件东西放在哪里，我自己一清二楚，随手一拿就能拿得到，让人一整理，倒是齐整了，可我要的东西找不到了。

所以说人都有两面性，去公共场合时把自己捯饬得道貌岸然的，还彬彬有礼，一回家就变了个模样。不过这种行为无伤大雅，只要不危害公众，不破坏公共秩序，在自己的家里怎么都行。

这个章节我们要讨论的命题叫“经济和卫生”，有人可能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你这是要将经济和卫生挂钩，赤裸裸堂而皇之地鄙视穷人吗？

我也是穷人，还没蠢到自己鄙视自己的程度。经济和卫生这个命题是站在城市整体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说的，而这个环境也不是指空气质量之类的，特指法律、制度、教育等等综合因素。

听起来很高大上是不是？也可能有人会觉得，你后面写的章节越来越严肃正经了，这说的哪里还是什么闲事儿，你这是要干预国事，想上天啊！

其实不是的，想上天我也得先有翅膀啊。请不要过于担心我会大谈经济、法律领域的话题，其实归根结底，我要说的是城市的治理问题，但要说清楚城市的治理，就不免会涉及法律和制度这些具体的事情。

我前面说了，每个人都有恶习，能不能改正，或者可不可以克制、自我约束，这取决于平时的生活习惯和受教育程度。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需要两样东西来约束自己，一样是内在的，另一样则是外力，即自律和法律。

自律我就不说了，无非是约束、克制自己的行为，着重来谈谈法律。放心，我不是想给大家普法，这里要说的是古代在卫生治理方面的相关法律，了解完下面我要讲的这段内容后，你可能会大跌眼镜。先上一段古文，震一震大家：

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

这句话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应该不难理解，是说殷商时期，如果随地扔垃圾，直接剁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很多人到了双十一总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剁手，请穿越去古代吧，剁手这种小事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

言归正传，殷法虽简单粗暴，不过倒也直接，如果说扔个垃圾，就会被剁手，还有哪个手贱敢乱扔垃圾？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一米之外有个垃圾桶，你会乖乖地把垃圾放进桶里去，就算是在一公里之外，你也会乖乖地拿着垃圾，规规矩矩地把垃圾放进去，毕竟谁都知道一件小小的垃圾没有自己的手值钱。

珍爱生命从不乱扔垃圾开始。这种广告词到了秦朝同样适用，《秦法》规定：弃灰于道者刑。将乱扔垃圾的行为列为犯罪，上升到刑法，按扔多扔少量刑，虽说比殷商时期稍微人性化了点，但性质是一样的——扔垃圾是犯罪行为。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太严酷了？客观地说，是严酷了一些，毕竟乱扔垃圾只是行为上的不文明而已，不至于上升到犯罪的境地。但是，任何事情都得看具体的环境，我们必须承认垃圾治理是个让人头疼的顽疾，举个例子，当时的欧洲由于卫生条例的欠缺，整个城市简直就是天然的露天垃圾场，上完厕所之后开门去路边倒掉还算是文明的，有些人直接把便溺物包了后像沙包一样往窗外扔，你走在大街上，被粪包砸中的概率比捡到钱的概率要高出好几倍。

想象一下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简直是人间地狱。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古代把外国人视作是未开化的蛮夷，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不妨再想象一下，如果把当时欧洲的情景移植到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时欧洲的城市普遍只有几万人，他们眼里的超级大都市也不过几十万人而已，而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朝，动不动就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多的是，如果大家都在街上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只怕中华文明不可能流传至今，早让垃圾湮灭了。

好了，闲话表过，言归正传。我们来看唐朝是怎么对待乱扔垃圾这种陋习的。《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相对来说，唐朝对乱扔垃圾的处理方式要人性化一些，将垃圾像手榴弹一样扔出墙外的，杖六十，如果管理者看到有人扔垃圾而不管的，也要杖六十。

个人觉得，唐朝的规定很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大家都住高层，从高层将垃圾扔下去而砸到人这种事，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了，年年都有，其实这种行为完全可以入罪，因为从高层扔东西下去是可以致命的。还有泼水的，虽然说走在街上被泼到的概率比捡到钱还要低，但不是没有见到过，实在是可恶至极。

当然了，我们现在是文明社会，动不动就杖六十，显得太粗暴，但可以用其他处罚手段代替。那么杖六十是什么概念呢？相信大家在电视剧里都看到过类似的场景，官老爷一拍惊堂木，喊声打，两侧的衙役将犯人摁在地上，抡起水火棍照着屁股就打，被打者一般都会惨叫，那场面委实十分凶残。

可能在大多数人眼里，手臂样粗的棍子六十杖下去，不死也得残了，其实不一定。

所谓的杖刑，执行之杖的大小、重量是有限制的，换句话说，刑杖在全国是统一的，例如唐朝的杖，长三尺五寸，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实际大小如同荆条，就跟树枝差不多。

这么一解释，可能大家都明白了，谁在小时候没挨过父母的打啊，是不是？我小时候父母用的是竹梢儿，那玩意儿很细，但抽下来是真疼，皮肤火辣辣的。唐朝的杖虽没那么细，但打下去的效果应该差不多，六十杖下去估计会被抽出血来，满屁股的血痕，但绝对不会致残致死，起到的是一种警戒作用。然而，被父母打，其实无所谓，打了后也不会觉得是羞辱，更不会记恨在心，可如果是因为在路上扔了个垃圾，被拖到官府毒打一顿，而且为了起到警戒作用，还是公开打的，那就太羞耻了，谁还敢为了扔个垃圾冒这种险？

宋朝对乱扔垃圾的处理方式基本沿袭唐朝的制度，不过在管理上有所加强。

宋朝前期设有街道司，专门管理街道清洁、疏浚沟渠等这些事，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城管。到了绍兴十年（1140），宋高宗将街道司并入工部，不再单独设立官员和官署，街道司在宋朝历史上存在一百六十三年，为大宋城的清洁作出了巨大贡献。

街道司旗下有支规模较大的队伍，约五百人，每人穿着一种特殊服装，这种服装有个专用的名称，叫做青衫子，那五百人每月领钱二千。由于治理街道任务繁重，“工作甚重，事任非轻……恐日后不济……委本司招置少壮堪充功役之人……”这段话，分别引自宋真宗、宋仁宗时期的相关记载，可见皇帝对城市清洁的重视程度。

从上面的这一段内容里，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专门治理城市的机构，始于宋。同宋朝一样，明朝也有专门的机构，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就颁令：“若在京桥梁、道路，本部自行随时计工成造修理，果有系干动众，具奏施行。”意思是说，工部下面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部门，专门管理城市的清洁卫生，完善基础设施。

此外，又有《大明会典》记载：

凡京城该管地方，街道坍塌、沟渠壅塞，及皇城周围坍损，工部都水司行委分管填垫疏通。

成化十五年，又在虞衡司“添注员外郎一员，专一巡视在京街道、沟渠”。后虞衡司又称作“街道厅”，其职掌包括：“每年查理都城内外街道、桥梁、沟渠，各城河墙、红门、水关，及卢沟桥堤岸等处，或遇有坍坏，即动支都水司库银修理……每年春季开浚沟渠以通水道，以清积秽。”

这些内容都出自《大明会典》，并不难懂，我就不专门翻译，浪费篇幅了，继续往下讲。

在京师郊外地区，以及附近的府、县，负责治理的则是五城兵马司。关于五城兵马司这个部门，我在《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一书里有详细介绍，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北京兵马指挥司始设于永乐二年（1404），后来由于京师太大了，于永乐七年（1409），又增设了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统称五城兵马司，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四人。五城正副兵马使“各司一城，一城之中，又各司一坊”。其职责除了“防察奸宄，禁捕贼盗”外，还有“疏通沟渠，巡视风火”等职责，用大白话讲就是，除去管理城市卫生、秩序以外，还得负责防盗、抓捕等，如果发生火灾，还要充当火警去救火。

听着是不是感觉五城兵马司很辛苦？如果尽心尽职，五城兵马司的确会很辛苦，你想把火警、城管、环卫、派出所等机构的活儿都干了，怎么可能不辛苦？但是绝大部分衙门，时间一久，就容易形成官僚作风，工作浮于表面，“每年虚应故事而已（注：语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这算是官场上的一个顽疾了。景泰年间，为了对五城兵马司加强管理，建立了巡视五城御史公署，又称巡城察院，并责令锦衣卫巡视，目的是监督兵马司的作风，发现问题，提交巡城御史办理，如果御史不办，一起治罪。

增设巡城察院足以说明，五城兵马司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办事不力。这里有一则故事，话说在成化年间，大雨骤至，由于城中沟渠没有及时疏通，内河涨水，沟渠堵塞，放眼望去，京师街道形如汪洋，大水直接灌入民居，百姓来不及逃亡的，不乏溺死者。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官府不作为而闹出的事情太多了，这些事情只要不是很严重，一般都会被压下去，只有出了人命，才会被重视起来，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太残酷了。当时巡城御史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慌了，城中沟渠每年春季疏通一次早已是定例，平时每日巡视，查漏补缺，更是他们职责所在，但查是查了，也知道问题所在，却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总觉得问题不大，得过且过，及至灾情出现，后悔莫及，急令官兵倾府而出，营救百姓，争取把百姓伤亡、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这事过后，成化帝大怒：“京师沟渠，户部每年皆有拨款，工部修缮执行，何以还酿成大灾？”

工部自然不想背这个锅，因为他们出了条例，并且命令下面去执行了，该做的都做了，凭什么背锅呢？于是就推给巡城御史和锦衣卫，他们是具体的督察机构，就算没有直接责任，也该负领导和监管责任。可是巡城御史和锦衣卫也觉得冤啊，他们按例巡察了，也把发现的问题报给街道厅和五城兵马司了，是他们没有执行落实到位而已。

成化帝一瞧，照这趋势发展下去，你们都没责任，最后是不是得把这口锅扣在社会上招募的临时工身上去？各个部门之间踢皮球的行为，终于把成化帝惹火了，下旨将巡城御史、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和街道厅主要领导抓了，一并入狱。

从以上文字中不难看出，明朝对环境治理是动真格的，不可谓不严。那么效果如何呢？客观地讲，至少从京师的情况来看，并不怎么样。来看看当时的百姓是怎样抱怨环境的：

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矢，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屠隆在《在京与友人书》

这段话说的是在京师你要是想出门的话，必须戴面巾，不然的话，马蹄踏过街头，沙尘弥天，会把人给呛死，那简直就是场灾难。可是即便戴了面巾，口鼻遮挡了灰尘，依然难免受罪，回到家时，下了马，面巾一摘，两只鼻孔黑得像烟囱一样。要是遇上下雨，那就更惨了，马鞍和人的膝盖到处都是泥。

屠隆是明朝文人，万历五年的进士，为官清廉，关心民生，以他的秉性，涉及民生问题，断然不会信口胡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段话。

另外，还有一位明代文士谢肇淛，也曾抱怨过京师的环境问题，他说：京师“市上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儿不聊生……”

屠隆说的是沙尘，谢肇淛则说的是街上的卫生，说街市上到处都是粪便，人多的地方苍蝇也多，嗡嗡的到处飞，到了夏天，真的，没法过日子。

谢肇淛同屠隆一样，是耿直之辈，有事说事，更不会胡编乱造诋毁朝廷，我们也无须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一味说好话，北京的环境治理问题，固然有衙门为官不作为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自然环境因素，譬如沙尘治理，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将其彻底根治。

看到这里，小伙伴们可能会大吃一惊，京师啊，看电视剧的时候，那都是富丽堂皇、干干净净，而且是井然有序的，特别是街道上，青石板路都是干干净净的，像被狗舔过一样光洁，真有你说的那么脏吗？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电视剧里街道的场景都是创作者想象的产物，事实上脏乱差问题不光在明朝存在，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

毫无疑问，这自然有朝廷的责任，在本章节的开篇，我就说了，一座都城是否干净整洁，取决于居住百姓的素质，而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则取决于生活习惯和受教育程度。那么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京师达官贵人聚集之所，人才济济，莫非那些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素质都不高吗？

这是个好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前，请容许我先搬出另外一个问题，同样的一套制度，在京师行不通，为什么到了江南一带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城市，就行之有效，成了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了呢？这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明朝的文学家沈德符曾经对南京、开封和北京的街道进行过比较，他认为：“街道惟金陵最宽洁，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睹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屟，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

沈德符这个人，相信大家不会陌生，我曾多次提及，是《万历野获编》的作者，经他这么一比较，问题就更明显了，将这段话换个说法，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环境最差，北方次之，江南最好。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差别呢？这就又回到本章节提出的核心问题了：经济实力和环境整洁。

经济实力决定了城市的整洁，这个问题大概不需要我赘述了，江南富庶之地，人均收入相对均衡，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优于其他地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但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城市的结构问题。

细心的人可能还记得，前文中我曾提到，北京属消费型城市，除去文化之外，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而江南则不同，它是中外货物聚集之所，可以说全国用的、吃的、把玩的所有的东西，绝大部分出自江南，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那一条完整的商业链将不复存在。

那么江南是如何治理生态环境的呢，他们有怎样的妙方，可以做到既是商业之都，繁华之所，又是人间天堂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