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九六九年版前言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以《最后来的是乌鸦》为题出版了我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囊括了我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写的三十篇短篇小说，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也已经刊登在报纸上。

二十年后，我又被请来重新出版同一个选集，我只能说，一九五八年出版那套在主题上更宽泛的《短篇小说集》时指导我进行挑选的准则在现今仍然适用。但是这种选择不仅仅是价值取向上的选择——这在今天还会更为严格，人们从这个新版本中所期待的是一个基调被定性的时代，想读到一段特殊时期的特定风格，就算是走了模仿主义的路线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于是只能再次删除第一版中的几个短篇——那几篇在风格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后再替换上之后几年中写的几篇（后来也都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中），因为这后来的几篇总体上还属于之前的风格。

如果有人希望我从文献学上解释得更准确一些，我现在就来说说一九四九年那一版和这一版的区别。我删除了一九四五年写的三个短篇（《营房里的焦虑》《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在酒店里等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的第一批作品，那是给刚刚结束的经历找出其特定叙述方式的尝试，其时我的回忆还太情绪化；一九四六年的两个短篇也是这样（《秃枝上的拂晓》《父传子承》），不过这两篇更倾向于一种具有博物主义风格的乡村地方主义。

不过我还收入了几个写于一九四八年以后的短篇（一九四八年以后我写短篇的兴致减弱了，而且写作也开始分成两个流派：一方面，我的作品局限于带有表现主义讽刺漫画风格的政治寓言——都是一些专门为报刊而写的作品，从未被收录在任何选集中；另一方面，我的另一种写作风格也在日趋成熟，这种风格更为复杂但也更自由，这首先是从《一个士兵的奇遇》一文开始的，这也是一九四九年唯一一个被收录在第一版小说集中的作品），但以下这几篇我们还可以认为是老的写作手法：《一张过渡床》（写于一九四九年末），《大鱼，小鱼》，《好游戏玩不长》，《不可信的村庄》（这几篇分别写于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但是这几篇是重拾了几年前的创作灵感）。在第一版中没有被收入的另一篇是《你这样下去就不错》，这是从一九四七年一部失败的小说中抽取出的片段，后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说发表。

而在第一版中题为《很快就要重新出发了》和《与收割者共度午后时光》的两篇，被我改名成《巴尼亚思科兄弟》和《主人的眼睛》，此二篇已分别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以改后的名字刊登在报纸上。

在第一版中，短篇是根据互相之间的密切程度来排序的，但没有被分组处理；而在一九五八年的《短篇小说集》中，短篇的安排在结构方面更为讲究。在这里我更倾向于把这一版的短篇分为三部分，以此来突出我那些年在三个主题上的创作主线[2]。第一个是“抵抗运动”的主线（或者也可以说是战争篇或是暴力篇），读起来像是悬念奇遇或是恐怖冒险小说，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作家都是这种叙述风格。第二条主线在那几年的叙述风格中也很普遍，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流浪汉冒险题材，说的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物，谈的都是他们生理上的基本需求。在第三条主线中，利古里亚海岸的景色占主导地位，那里满是年轻人、少年和动物，好似一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记忆文学”。而如果你们发现这三条主线时常是重合的，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写的三个短篇，也就是第一版小说集结尾的那三篇，也放在了这一版的最后一部分[3]，因为比起其他短篇，在这三篇小说中的政治寓言意图压过了直接的观察和描写。这些“过时的”的短篇（或者也许，说到底整本书都是这样），在今天读起来，可以作为一种带有新表现主义意味的文献，这在那些年间意大利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是很常见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I.C.）

一九六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