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这部长篇是写我家乡的一些往事。我的家乡有一个非常剽悍的名字：野民岭。一个能引起人荒蛮联想的地名。我常常想，许多伟大或者渺小，悲壮或者卑劣的人物历史，都曾经不可改变地从地名开始。地名或者象征着一种命运？

先讲一个我认老乡的小故事。1973年，我已经在河南开封当了三年兵。

那年我写了一篇野民岭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讯，大概有两千多字，是那年春天回家探望生病的二姨时顺便采写的一些见闻。我写完后就把稿子寄给了《解放军报》社，时间不长就登出来了。文章登出来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连长派人把我喊到连部。我一进连部，连长正打电话，我看到他那高高的个子，突然认定他应该去打篮球。连长打完电话，对我说：“刘师长要见你。”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连长说刘师长要见我是什么意思。

连长说：“跟我走。”

我就跟着连长走。

连长一脸严肃，出门时低低地问我一句：“你认识刘师长吗？”

我怔怔地看着连长，老老实实地摇摇头：“认识。但是他不认识我。”

连长狐疑地看看我，不再说什么。

我们被团部派来的吉普车拉到刘师长的家。刘师长住在营房后边的平房里，我听说师首长们都住在这里，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刘师长的家门口种着一些菜蔬，绿绿的黄瓜，鲜亮的西红柿。连长说了一句：“都是师长种的。他病了。”连长说这话时，声音涩涩的，眉宇间藏着一种痛苦。我后来才知道刘师长得的是绝症。

我们进了刘师长家。

刘师长实在说不上英俊，个子矮矮的，一脸络腮胡子，且左腿有点儿跛。他正在跟我们的团长嘻嘻哈哈地说什么笑话。笑声在房间里滚动，有一种敲打硬金属的质感。

我立正敬礼：“首长好！”

刘师长说：“你好。”他的声音很洪亮。他走过来伸出手，和我握了握。

他的手劲很大，我的手被他握疼了。

“小老乡，请坐！大个子，你也坐。”师长招呼我和连长坐下。

“老乡？首长是——”

“我也是野民岭人。你写在报上的文章我看了，请你来是想认认老乡。抽烟。”

我忙说：“谢谢首长。我不会。”我一口气松了下来。

我问师长：“首长是野民岭哪个村的？”

师长说：“我是野民岭薛家集的，离你们李家寨六十多里山路。你去过薛家集没有？”

我说：“我没去过。首长去过李家寨没有？”

师长哈哈大笑起来：“去过去过，1942年我还在李家寨打过日本人的伏击呢。”

他收住笑，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李家寨出过一个李啸天。”

我心里一紧，忙说：“不知道。”

李啸天是我当过土匪首领的祖父。我不敢对师长说。

刘师长遗憾地摇摇头：“你们年轻，老辈人是知道的。”

刘师长又问我：“知道不知道野民岭出过狗头金？”

我回答说：“听老辈人说过，好像是在西岭韩家寨发现过，好像还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其实我还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卷入了那场因狗头金引起的野民岭浩劫的历史。当然，这些我也不敢对刘师长说。

刘师长又问我：“近年有没有地质队去野民岭找金矿？”

我说：“地质队去过，啥也没找到。听老人们说当年日本人也去找过，前岭后岭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找到，可能没有吧。”

刘师长摇头，不满意我的回答：“不能没有，不然那年怎么会发现那么大一块金子。”师长卖弄地看看团长、连长，伸出手比划了个洗脸盆样的尺码。

团长和连长惊讶地张大了嘴。他们大概第一次听刘师长说起。

我心里窃笑，听刘师长那口气，就好像他亲眼见过似的。

刘师长又问了问我在家乡的见闻。我至今记得他听得很专心，以至手上的香烟燃起长长的烟灰，竟忘记掸去。我体会出他浓浓的乡情。

我们一直聊到暮色涌上窗子，刘师长执意留我吃晚饭，他笑着对团长和连长说：“今天我招待小老乡，你们沾光哟！”

那天吃的饭是野民岭旧时的待客方式。野民岭的传统请客方式是不用盘子的，喝酒也不用杯子，一色的大碗肉大碗酒。若是远道来的亲朋好友，凡菜饭必上双份，以示敬重。主食是先水饺，再馒头，后米饭。席间，主人频频举碗敬酒，使客人难却。若逢客人酒量大，主人抵挡不住，便让妻子、孩子倾巢出动，依次敬酒。我曾到过许多地方，大多是喝到好处，便停杯动饭。而野民岭并无酒饭界限，吃到底，喝到底，直到主客双方统统吃饱醉倒方才罢休，大有同归于尽的味道。

那天，刘师长是用一色的大碗酒大碗肉招待我们的。酒是当地产的一种散白酒，度数很高，喝到嘴里，舌头像被点着了，一路烟熏火燎烧到肚子里，翻几个跟头才能安静下来。刘师长搓手遗憾道：“只是没有咱们家乡的山枣酒。”他用抱歉的目光看了看我。

席间，刘师长连连劝酒，直喝到月上中天，团长朝连长一使眼色，俩人同时后仰大叫：“醉了醉了，再不能喝了。”

刘师长豪气地大笑：“客随主便，喝不喝依不得你们，我先同小老乡干几碗，再收拾你们这俩稀泥软蛋。”说罢，他喊警卫员斟酒，他与我桌前各摆三只小碗，由警卫员斟满。

刘师长笑眯眯，两眼盯住我：“小老乡，能喝不能喝，这是最后三碗。不能喝倒，这是野民岭的规矩。三碗以内，滴一滴，罚三碗。三碗之外，各随其便。”

我知道自己酒量，自觉还能抵挡。而且团长、连长连连向我丢眼色，我误以为他们让我同师长斗酒，便爽爽地点头，事后才知领会错了。

刘师长端起酒碗，团长跳了起来，壮声壮色道：“老首长不减当年勇，这小鬼也是条汉子，我代首长会会他。”说罢伸手去抢师长的酒碗。

“屁话！我用不着你替。”刘师长眼一瞪。

“杀鸡焉用宰牛刀。”团长继续抢师长的酒碗。

刘师长机灵地一闪身，笑了：“你的花花肠子我知道，你怕我醉。告诉你，那年我在野民岭当土匪，一次喝过一篓子15斤，醉了三天三夜，醒过来照喝不误，你们信不信？”

当土匪，师长当过土匪？我惊了脸，忙说：“信。”

团长不买账，嘻嘻笑：“又是你那匪窝子的故事，老掉牙，不听。”他一边说，一边朝连长使眼色。连长机灵得像只猴子，窜过来夺走了师长的酒碗。

刘师长阴了脸，大喝一声：“放肆！”

连长吓得一吐舌头，乖乖物归原主。

那场酒喝到半夜方散，师长摇晃着送我们出来，拍拍我的肩膀：“小老乡，好好干。莫给野民岭丢人哟！”说罢，又想起什么，对我说：“小老乡上门，不能空手而归。”师长吩咐警卫员给我摘了一堆西红柿黄瓜，用一个塑料兜装好，让我带回去给班里的战士们吃。我受宠若惊地拿上了。

团长坐车送我和连长回连里。路上，连长突然变了脸，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他骂我不该跟师长斗酒。我一声不敢吭。

团长苦苦一笑：“莫吵吵了。酒是他的命。”良久，又叹道：“说起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们都不知道，那年在朝鲜，我只剩下一口气，是他从前沿上把我背下来的，他那条腿就是那次——”团长猛地打住，不再说。

我听得出，团长的声音哽咽了。我看着车窗外，那夜正满天水银。

刘师长是第二年春天死的。肝癌。听部队的战友们说，刘师长到死也没有去医院。他一直在军营里，总是不停地在操场上走着。看着战士们出操，后来他看不动了，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军营的卫生所里。那一天，他突然神清志明地坐起来，喊警卫员搬酒来，警卫员不敢去。医生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示意警卫员去搬。警卫员搬来一箱子酒，刘师长开怀畅饮，喝得甩了一地酒瓶子。他哈哈大笑，连连喊着：“痛快！痛快！”喊着，血就从嘴里喷出来。刘师长气绝而死。（写到这里，我想起野民岭一位诗人的一句诗：野民岭的汉子，生命是从酒碗里升腾而起，又在酒碗中溶化。或者如此？）

再一年我回家探亲，把这事跟二姨说了，问二姨认识不认识我们师长。二姨想了想说，那些年在野民岭当土匪的有许多薛家集的，后来也说不准谁当了八路军谁当了国民党谁当了汉奸。我说师长特能喝酒，二姨淡淡一笑：“野民岭人都那样，我当年也能喝。”二姨是野民岭名声响亮的人物，她的故事我在后边还要讲到。

以上算是野民岭的人文事例。

再说野民岭的自然经济地理。

野民岭分西岭，南岭。如今隶属保州市林山县野民岭区。属山地地貌。境内最高山是元胡山，海拔1253米。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有望龙山、铁鸡岭、晾甲台、马青山、断角岭、灶台山、太子崖等。最低海拔为205米，相对高差660米，坡度为25°—65°。这么多高山手挽手并肩站成了野民岭。远远望去，野民岭像一群壮壮的山汉，将头颅高高昂着。

野民岭夏季多冰雹，主要冰雹线自铁皮岭到仓南县一带。野民岭经济以农为主，兼营林果和畜牧。主要河流是南岭东侧的拒马河。河水由上游仓山县而来，沿野民岭山下流向仓南县。

野民岭的树木有杨、榆、柳等多种。主要是水青冈，即山毛榉。此类树种多产于南方，我不知道为什么野民岭却有极多这样的树。据专家说，野民岭的山毛榉材质不同于南方，硬度超过南方的此类树种。

野民岭区设西岭乡、南岭乡。两乡共辖52个自然村寨。按照1990年7月1日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两乡共有10175户，43965人。野民岭交通不便，两乡共有31个村寨不通公路。1958年省里的公路修到林山县，穿过野民岭，设野民岭站。近年县政府投资修了一些公路，如林山县到野民岭的两条二级公路。但靠近深山区的一些村寨，仍然没有公路。野民岭经济落后，现在还有26个村寨不通电。36%农户人均年收入在150元以下，口粮在300斤以下，生活十分困难，仍有17个村寨吃国家返销粮及补贴。近年省市的扶贫工程在野民岭多有建树，于是贫困情况略有好转。但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仍低于林山县其它区乡。

野民岭的确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野民岭区有两所中学。1978年到1986年先后设置高中。野民岭这两所中学的升学率却惊人地高出保州市其它县区许多。去年我回林山县采访，到了野民岭区，一个姓范的区长接待了我，范区长对我说：“这两年野民岭区共考上82名大学生，179名中技生。”范区长很自豪，我却黯然。我当然明白，学生之所以发愤读书，是为了逃离这个地方。读书，这似乎是惟一的出路。范区长似乎看出我的淡然，他笑道：“好多了。早年间，野民岭出个秀才都是罕事。”

范区长带我采访了那两所乡办中学，及十几所村办小学校，校舍大都简陋得很，教师们水平大都很低。南岭乡中学一个教化学的冯老师，是几年前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他的化学在高考时仅考了38分。若根据种子退化的道理，他教出的学生是极难考过38分的，而学生们却偏偏考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家是西岭李家寨。全村四百多户，95%户姓李。全村李姓皆同宗，按字排辈，宗室不乱，至今是一大特点。传说唐代李元成的后裔，怕被李世民加害，政治避难于此，逐渐演化成群的。如果这种传说真是历史，那么当年搞玄武门政变的李世民实在是专政无力，理应杀尽我的祖先，也就不会遗祸下来。1990年，林山县文联的同志给我寄来几本关于野民岭的三套集成，大约百万字。其中关于野民岭人造反暴动占山为王的传说故事竟有近二十万字，关于我曾祖父、我爷爷以及我的父辈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活动，都有较为详尽的描写。读来令人脸红心跳。我相信，林山县文联的同志，决不是为取悦读者而故意糟蹋我的祖宗和我的父辈们。

我的祖宗们的确是胆大妄为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于李家寨乡绅李远达即我曾祖父被林山县衙传讯致死，从而酿成了一场由数千名山民山匪洗劫林山县城的暴动。山民们攻进县衙，杀死知县，烧杀抢掠。由此，导致了我爷爷和我的父辈们放弃了山民的田园生活，而毕生投身于那种双手沾满鲜血的山匪生涯。

我羞于启齿但又不能不坦白地告诉读者的是：我的祖宗们发动这场暴动的初衷，决非是阶级觉悟所致，而是源于他们的贪婪。

我那雄壮而又可悲的家族啊！在这样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竟然做出那样石破天惊的事情。

老人们说，野民岭自古就是一个狼都不拉屎的穷山。旧时野民岭有两大特产：山民和山匪。

野民岭自古出刁民，匪患不绝，大匪小匪，密集如蚁。1983年，我到A省大学历史系参加一个座谈会。会间，我同张业教授谈及野民岭的匪患历史，张老说：吴晗先生曾专门研究过野民岭的匪患现象，考证颇多。遗憾的是，吴先生早已作古，他留下的著作中，并无关于野民岭的论述。但野民岭在历史上山民暴动的事件确有记载。康熙七年，野民岭大旱，万余山民攻进县城，砸仓抢粮，掠夺城内店铺商号。但未曾扩大战果，便被由仓南县赶来的清军镇压了。康熙皇帝由此钦定：凡林山县子民，世代不可科举入仕。到1736年，清高宗上台，天下大赦，才恢复林山县科举。张业教授又说起光绪三十四年，林山县曾发生的那一场山民暴动……

看来这场由我祖宗缘起的暴动，已经载入史书了。我点头说知道此事。但我没有说，这场暴动是我的祖宗发起的。

1985年7月，我到北京开会，认识了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姓毕的女教授。闲谈中，得知她对野民岭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在野民岭人的角色知觉中所发生的作用，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她告诉我：野民岭人不同于其它山区人的特点之一，是少年并不存在青春期的心理转折。她曾调查了与野民岭相邻的拖阳山地区、仓南山地区，那里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山民的行为方式和个性都与野民岭人不同，拖阳山和仓南山人，大多和平相处，男女老幼很少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合作和谐，性格温和，待人亲热，女性自卑感突出，在陌生人面前显得腼腆，此地域人选择职业多为商贩。而野民岭人则历来好斗。男女性格比较相似，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紧张，村落与村落之间时常发生相互攻击行为。仅据旧时的林山县县志1883—1893年的记载，各村落之间的械斗竟达397次，且有山匪卷入，造成民匪一家。民即匪、匪即民的特殊历史现象，使得械斗规模浩大，程度激烈。官府司空见惯，从不介入，导致械斗愈演愈烈。野民岭各股土匪乘机受雇于人，索取高价。光绪十五年六月，野民岭马山坡村与邻接冯家寨械斗，械斗三日，野民岭11股土匪先后被双方雇佣，械斗直线升级，漫山遍岭血肉横飞，持续26天方告结束，死伤山民土匪千余人。惨极！

毕教授的话我不大懂，但我听明白了她说的是：野民岭是一个民风悍烈的地域。

野民岭呵！写到此处，我的心情已经无法描述，在历史空远的背景里，野民岭已经被规定为一种历史角色，放纵地演义着荒蛮苍凉的个性。

野民岭的最后一股匪患是1950年绝迹的。

1949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A省军区，派兵进驻野民岭剿匪，至1950年3月，剿灭了野民岭最后五股土匪，野民岭沿延了数千年的匪患，至此绝迹。其中最大的一股土匪被解放军追剿了三个月零七天后，在野民岭最西端的柏岭被剿灭。我那当土匪头子的大姑李金枝宁死不降，被击毙在柏山顶上。

我写这本书的动因很复杂，我是想给我多年收集的家乡资料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以我父亲家族和我母亲家族为背景进行的。我不可能以几男几女作为主角开始这个故事，因此我必须选择一个样式，使我能够在书中随意地调换场景。但是无论是人物、主题还是日期，我都不可能杜撰。《家园笔记》的书名或许有我这种心情的影子。

然而，当我开笔写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关于野民岭这本书，我真的说不清楚为什么。

也许我无法逃避这个题材。

或许我害怕什么。多年来我一直认可那些假定的传说。即使是现在，当我决定抛开这些假定时，要把我所知道的家族故事告诉读者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某种迷茫。历史原本是一潭清水，却常常被人为地搅浑。死者不再辩解，后人任意编排，或褒或贬，于是便产生了演义。更悲哀的是，四十多年来，我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我那毁誉参半的父辈们和祖宗们的传说，诱使我花去了整整十年时间到处查阅关于他们的史料，能印证些什么的却极有限。历史渐渐忘记他们，传说却逐渐丰富他们。

我不甘心。我试图找一个立脚点，尽可能澄清些什么或剖析些什么。能否透视其底蕴？我怀疑自己的把握。但我还是大胆妄为地开笔写了。究竟是艺术形象，还是历史人物，我已很难说清。父辈们祖宗们若九泉有知，请原谅我的冒失与天真。我已不再害怕真实。

此为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