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狗头金事件
公元190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为光绪三十四年。论干支则为戊申。大清王朝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一年的正月，北方似乎有些地方发生了雪灾，但并不是很严重，所以并没有记载到清史中去。光绪皇帝仍被慈禧太后幽禁在深宫里，戊戌变法时的那一点儿豪情壮志，似乎也应该磨洗至尽了。慈禧太后似乎对几个月后她和光绪皇帝的先后突然死亡没有一点儿预兆。总之，朝野上下还算是平安无事。这年正月在野民岭发生的一场暴乱，也没有被记载到《清史稿》中去的。
引发野民岭这场暴乱的是野民岭西岭的三大姓氏。
野民岭在光绪末年的三家大姓氏是：古家庄的古姓；李家寨的李姓；韩家寨的韩姓。三大姓引发的这场暴乱是为了一块狗头金的争斗。这场暴乱缘起西岭古家庄大财主古鸿光的贪婪。后引起了李家寨李氏族长李远达的贪婪。贪婪之火终于像燃着的导火索一样，很快在野民岭发展成了大祸。
我根据数年来采访得来的材料，整理成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1908年正月的一个早上（林山县志记载是正月初九）。墨黑的天际刚刚扯开一角麻白，太阳还没有升起。正月的早晨在野民岭这样一个山区，当然是寒冷极了。粗猛的山风硬硬楞楞地吹着，满山的枯草哗哗地疯响。满山的石头们冻得在晨光中发呆。
野民岭南岭曹家集走出来一个名叫曹满川的中年汉子，他嫁到西岭韩家寨的姐姐死了，他一大早被人喊起来去吊丧。
曹满川大步往西岭韩家寨赶，冻得硬梆梆的山道被他踩得乱响。十几里的山路，他走了两个多时辰。太阳爬出山时，他已经走到韩家寨北面的山沟里，他突然感到肚中不适，本能地要采取一下人类最普通的处理方式：拉屎。
他蹲在沟底畅快地渲泻了一番之后，便要进行这个过程的收尾工作，即要找一块石头揩揩屁股。故事由此开始了。
曹满川摸到一块石头，他感觉手里的石头分量很重。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山民，就不会多想。偏偏曹满川是个见过些世面的。他是曹家集首富曹为仁的本家堂叔，曾随曹为仁的父亲到省城、京城贩过羊皮，进过赌场酒楼，逛过戏园妓院。金银这类东西，见的不少。他掂量着这块石头，心里猛地一跳，呼吸顿时急促起来，连便后的揩屁股动作也省略掉了，慌慌地提起裤子，揣起石头，就贼贼惶惶地跑回曹家集。吊丧的事情已经顾不得了。
曹满川满头大汗跑回曹家集时，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曹满川揣着一肚子的发财梦进了曹为仁家的院子。可是，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他泄气地出来了。他身后的大门重重地关上了。他让曹为仁奚落羞臊了一番之后，被轰出来了。曹为仁笑骂曹满川穷疯了，拿着一块破石头来撞骗。曹满川走出好远，转过身来又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破口大骂：“曹为仁，你他娘的有眼无珠！”骂完，他掏出那块石头细细地又看了一遍。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撒腿向西岭跑去。当然，他决不是去吊丧，他去了古家庄，他要找见过世面的古鸿光。
古家庄位于西岭北面半山坡上，进村需登31级台阶，原名野马台，后改名古家庄。根据1954年该村吴家坟出土的古墓碑刻（碑立于唐显庆二年即公元657年），该村至少应该是建于唐初。古家是古家庄大户。古家的族长是古鸿光。
古鸿光，字青舟，曾是野民岭响当当的人物。古鸿光八岁开始习武，光绪三十年，古鸿光到省里会试，考了一个武举回来，当时整个林山县都轰动了。
古家是古家庄的首富。据林山县志记载：古家在乾隆初年便大有名气了。古家的老祖宗是烤制红薯的小贩。野民岭盛产紫皮红瓤红薯，烤红薯至今仍是林山县的民间小吃。古家老祖宗心路活泛，把红薯弄到省城去烤，这种紫皮红瓤的红薯，省城罕见，一时市井争相来吃。巡抚大人知道了，就把古家老祖宗唤到府上来烤制红薯。巡抚大人尝过，味道好极了。巡抚大人便把古家老祖宗留在府上，专职烤红薯。后来，那巡抚大人失宠获罪，被革职充军，府上的佣人统统遣散，古家老祖宗竟在混乱之中裹挟了许多金银逃回野民岭，购置山地房产，古家由此暴富。此种传说真伪，不得而知。但到了道光年间，古家已占有野民岭大量土地和山林。在古家庄和林山县有庄园两处，家庭住宅在野民岭阔绰无比，有房楼三座，另有过街楼和一座戏楼，可惜1939年秋天被日本人放火烧毁了，不然应是野民岭的一景。古家雇佣长工、管家、奴婢、牛羊猪官百余人，另有家丁百余人，并在省城开有商号店铺货栈多处。古鸿光的曾祖父古居平曾自印银票在野民岭流通，其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野民岭的经济命脉。到古鸿光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因吸食鸦片，家业逐渐衰败，省城的买卖全部易主。到古鸿光这一代，古家已非昔日可比，但古鸿光雄心勃勃，要重振家业。
这里我要告诉读者：古鸿光是我的姥爷。古鸿光的小女儿古玉雪是我的母亲。为了我的出生，古玉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件事我在第五章才能说到，在此先伏下一笔。
我的姥爷古鸿光共兄弟三人。二弟古鸿明在灶台山拉杆为匪，人称“灶爷”。传说灶爷长得人高马大，面色黝黑，十分凶恶。姥爷的三弟古鸿洲，于1905年留学日本。古鸿洲应该是野民岭第一个走向世界的人物。1913年，他从日本回来，先在武昌任职，后来与同僚失和，回到林山县，做了林山县民国第一任县长。他任县长第一年，兴办了林山县第一个师范学堂，为后来出现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培养了一批干部人才。传说我三姥爷为人谦和，接人待物，绅士风度，不似我姥爷和二姥爷那样横行霸道。关于古鸿洲的故事，我后面还要提到。
太阳偏西的时候，曹满川进了古家庄，走进古鸿光家的院子。一个时辰之后，曹满川喜气洋洋地出来了。曹满川把捡到的那块石头，卖给了古鸿光。这是怎样的一块石头呢？
古鸿光懂眼，他认定这块石头就是传说中的狗头金。
古鸿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给了曹满川五百两银子。
这里要说明一下：曹满川用那块狗头金换了古鸿光五百两银子之后，第二天就失踪了。关于曹满川的失踪，野民岭有几种传说——第一种传说：曹满川是一个吃喝嫖赌的好手，那些银子，他自然不能在野民岭这个穷地方消费，他带上银子到省城吃喝玩乐去了。花光吃尽之后，死在了外边。第二种传说：曹满川被古鸿光灭口了，聪明过人的古鸿光怎么会相信曹满川不对别人讲狗头金的事情呢，古鸿光对这件事情需要保密。传说曹满川被古鸿光的家丁活活勒死，埋进了古家的猪圈。第三种传说：曹满川揣着五百银子回到曹家集，喝得大醉，被山匪劫走了银子，尸体被抛下山崖。
这件事情还有一句后话，曹为仁知道了那块石头的真实价值之后，那块石头已经被古鸿光买去了，曹为仁追悔莫及，很是心疼了一阵子。人们说，按讲曹为仁也算做是南岭的富户了。可他毕竟是个土财主，他无论如何也抵不上古鸿光的目光。
那天，古鸿光坐在他的书房里，掂量着从曹满川手里买来的那块石头，他细细想着，心就野了起来，他看中的不是这一块狗头金，他想到了韩家寨那条后沟。他认定那条后沟绝不会出产一块狗头金。古鸿光想了一会儿，就差家人到灶台山请灶爷下山商议这件事。然后又修书一封，派管家张华送到韩家寨的族长韩宗吾那里，商量买那条沟。
韩宗吾是韩家寨的财主。传说中的韩宗吾身高八尺，是一个武艺超人的大汉。韩宗吾曾经在省城的镖局做过镖头。后来年纪大了，便挂镖归田。也有传说他因为走丢了一趟镖，被镖局开缺回家的。韩宗吾脾气倔犟耿直，疏财善交，偶尔扶危济困，在野民岭颇有些名气。野民岭的土匪，大多都买他的面子，不到韩家寨生事。
韩宗吾抽着水烟袋，把古鸿光的信读了。他摇头笑笑，对张华说：“张管家，那沟是祖上留下的。我韩宗吾是不能卖的。”
张华笑道：“我家老爷说那是一条废沟，韩老爷闲着也是闲着。我家老爷说价钱上可以商量。”
韩宗吾冷笑了：“张管家说得很对，可既然是废沟，古老爷要买去用做什么呢？恐怕古老爷没有把它看成是废沟吧？”
张华结舌道：“这……韩老爷……”
韩宗吾笑了：“张管家请回，这沟是坚决不卖的。”
张华狼狈地告辞了。
后来有人猜测，韩宗吾鄙视古家兄弟的为人，再则也弄不清古家要买那条荒沟的真实用心，理所当然地一口拒绝了。
张华尴尬地回来复命时。“灶爷”古鸿明已经到了。兄弟二人正在商议狗头金的事。古鸿光阴着脸听完了张华的汇报之后，一声没吭。他抚摸着伏在腿上的猫，突然，那猫惨叫一声，竟是被古鸿光生生掐死了。古鸿光手一扬，那只死猫被扔了出去。古鸿明瞪着眼睛看着哥哥。他不知道哥哥想些什么。古鸿光就让张华取来一百两黄金。
张华取来一封黄金，放在桌上。
古鸿光朝弟弟说了三个字：“张五魁。”
古鸿明点点头，阴阴地笑了。他收起桌上的黄金，出门走了。
1908年农历正月十一日的晚上，应该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寒夜，天空胶黑胶黑的，像一盆稠稠的墨汁，淹死了无力的月亮。一场血腥的杀戮就要在山高地险的野民岭开始了。
古鸿光带着他的乡团一百余人，会同古鸿明从灶台山带来的几十个精壮的土匪，汇合了太子崖的匪首张五魁带来的一百多个山匪，在古家庄酒足饭饱之后，半夜潜入了韩家寨。事情完全不像古鸿光想象的那样困难，韩家寨竟没有一点提防。古鸿光兄弟和张五魁带着人一涌而入，韩宗吾未曾睁眼，便被几个土匪快刀砍死。韩家寨的乡团们从梦中醒来，仓皇迎战，却挡不住，有人发一声喊，便败逃出寨。韩宗吾的大儿子韩文远被砍成肉酱，二儿子韩文长逃走。后来有人统计，韩家寨百余户人家，五百余口人，只逃出去二百七十余人，余下的都被古鸿光凶残地杀戮了。
后人说，韩宗吾太大意了，他没有提防古家弟兄如此迅速地下毒手，否则，韩家寨也有百余名家丁，如果同古家庄真刀真枪对打，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韩宗吾死得窝囊了。
我的姥爷古鸿光就这样鲜血淋漓地占据了韩家寨。
天光放亮时，韩家寨已经归属古家所有了。这或许是韩家寨命中难逃的一劫？自古以来，凡是能找到黄金的地方，都会有类似的故事发生。
由此，野民岭这一场疯狂而荒唐的暴乱拉开了序幕。
插话：关于狗头金
狗头金，又名马蹄金。
1988年，我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省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黄立光所长，他具体地对我讲了些狗头金的情况。他告诉我，狗头金是天然产生的质地不纯，颗粒粗大，形态无规则的块金。它通常由自然金、石英和其它矿物集合组成。有人以其形似狗头，称之为狗头金，有人以其形似马蹄，称之为马蹄金。其实，这全是一回事。
狗头金在世界上分布稀少，找到它常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十九世纪中叶，一位木匠在美国西海岸路旁捡到一块重32公斤的狗头金，消息传开，潮水般的人群涌向这里，到处采挖，形成一个找金热潮，持续五十年后，一座新兴的旧金山市出现了。1954年，美国一位采金工人为死去的伙伴挖掘坟墓，无意间碰到一块狗头金，重约36公斤，卖了22700美元。
据B.N.索波列夫斯基的资料，迄今世界上已发现大于10公斤的狗头金约8000—10000块。世界上盛产狗头金首推澳大利亚，资料记载，仅澳大利亚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州就发现狗头金608块，其中大于62.2公斤的两块。
狗头金的发现，在我国古籍中屡有记载。《宋史·五行志》记载，公元一世纪我国湖南益阳山溪发现一块9.8斤的狗头金。《齐东野语》记载，公元十一世纪，仍在益阳地区共发现百余块狗头金，其中最大者49斤。现代发现狗头金的事例也很多，1909年，四川盐源县一位采金工人在井下作业，被顶上落下的石块砸伤了脚，他搬开石头，竟是一块狗头金，重31公斤。《人民日报》1982年10月6日报道，黑龙江省呼玛县兴隆沟有人用镐刨出一块重3325克的金子。
以上是黄立光高级工程师对我讲述的一些关于狗头金的知识。记录于此。
悲剧的是，野民岭迄今为止，再也没有找到第二块狗头金。1908年野民岭发现的那块狗头金，似乎是上苍同野民岭人开了一个玩笑。
但是梦幻般美丽的狗头金传说仍然纠缠着后来人。
1941年，日本侵华第四集团军下属驻保州市联队司令佐田大左，被野民岭狗头金的传说吸引，电报上峰。1942年初，日本派来几个地质学家，在野民岭勘查了一个多月，其间地质学家小林纠夫在望龙山考察时失足坠谷身亡。但没有发现任何矿物异常，这支勘查队失望而归。
1958年，A省地质局派来507地质大队，在林山县野民岭一带采集次生晕，只是发现了一个品位不高的磁铁矿体，并未发现金矿线索。
1984年，A省地矿局派地球物理综合地面普查队，进驻野民岭，沿山拉起400华里的测线，随即派飞机航磁探测，仍未发现有望异常。此次普查并航磁报告抄送林山县政府存档一份，我曾查阅，摘录如下：
野民岭地区露地层主要为前震旦系（基底）和震旦－寒武系（盖层），前震旦系野民岭西岭。南岭为深变质岩系，下部主要是浅变质岩陆源碎硝岩夹火山岩，上部为厚层碳酸盐岩，本区构造复杂，东西向构造为主要骨架，所提供各类异常呈带状展布，为地下水引起……没有发现异常。
野民岭没有金，对于野民岭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实。
悠悠岁月，野民岭人做了多少年的黄金梦，至此应该破灭。
我的姥爷古鸿光当然不会知道80年后这个结论。
1908年正月十二的早晨，即古鸿光鲜血淋漓地占据了韩家寨之后，送给了张五魁一千两金子作为报酬，送走了张五魁。古鸿光站在韩家寨的村口，远远地看着张五魁一干人马去了，古鸿光的目光里一定有着很热烈的光彩。我相信，贪婪已吞噬了他的理智。
古鸿光迫不及待地带人去了韩家寨的后沟，开始了疯狂的挖掘。而在这挖掘的同时，古姓与韩姓的仇恨也被深深种下了。前人种下的仇恨，自然要由后人来收割。古来如此。
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李宗仁手下的一个团长与孙连仲手下的一个营长在庆功会上相遇，俩人频频碰杯，亲热极了。酒席未散，那团长竟被那营长拔枪打死。经查，那营长喝醉了，李宗仁不相信，责令军法处再审，却怎么也审不出那营长有其它动机，那营长与那位倒霉的团长还是老乡，都是野民岭人。只好以酒醉失控误伤人命结论，降了那营长一级了事。据说李宗仁由此下令，凡酒宴与会者不得带枪入座。实际上，那营长是野民岭韩家寨人，是韩宗吾的本家侄子。那团长是古家庄人，且是古鸿光的同宗。个中仇恨，李宗仁怎能知晓。至到解放后，韩家寨与古家庄仍无来往。“文化大革命”中，韩家寨曾多次聚众到古家庄械斗，双方各有死伤。至今，古家庄人去林山县城，宁可多绕八里山路从王家庄走，也不愿抄近路走韩家寨。这种让后人忧伤的仇恨，不知道何时才能淡化。
那天夜里，韩文长连滚带爬逃出韩家寨，浑身是血跑进了李家寨，砸开我曾祖父李远达的院门，不等家人通报，便跌跌撞撞闯进我曾祖父的屋子里，扑通跪倒，放声大哭。
曾祖父惊了脸，草草穿好衣服，搀起韩文长扶他坐下，听他哭着说了韩家寨的灾难，曾祖父一时惊呆了，大呼：“亲家！槐花！”余下，竟一个字也喊不出了，只是哑哑地落泪。
槐花即是我的大姑奶奶，嫁给了韩宗吾的大儿子韩文远。传说我大姑奶奶长得绝色，嫁过去生下一子一女，均都出落得可爱，可怜一同毫无理由地做了古家的刀下冤鬼。
是时五更，窗外大夜如墨。悲风啸啸，似有千百鬼魂扑打着窗子。
曾祖父一共娶过三房，大祖奶奶给曾祖父生下两女一男。大女儿槐花嫁到韩家寨，落得如此下场。悲惨。
二女儿枣花嫁给南岭姚家集的姚成岳。姚成岳的父亲是个买卖人，在林山县城开过包子铺、客栈什么的，颇有些钱财。我怀疑曾祖父是看中了姚家的买卖，否则不会把女儿嫁到姚家集这样一个没有田产也没有势力的商业人家。姚家的包子极有名，据说传了几代，传到姚成岳这一代仍然兴盛。但到光绪二十六年惹了祸。那年，西太后出京途经A省，道台传话，各地有名小吃到省城献艺，以博老佛爷一笑。姚成岳父子也被风风火火传了去，在省城客栈制作姚家包子。姚成岳精工细作，不料蒸出的包子根本不是味道，姚家父子吓黄了脸，姚老爷子亲自动手，另起炉灶，格外精心，谁知结果依然糟糕。道台大怒，此等劣技，也敢欺世盗名，冒充风味。那道台大人还算开明，没割下姚家父子的脑袋，只把他们父子轰出省城了事。姚家父子回到林山县又羞又愧，姚老爷子由此一病不起，姚成岳便把包子铺盘给了同族的姚大奎，姚成岳便回到姚家集务农。后人说，姚家包子只认林山县水土，换了地场，便走了风味。这话颇有道理。姚大奎经营了十几年，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姚大奎便把包子铺关张。后来姚成岳的儿子姚士俊在林山县做了伪职，姚士俊把姚大奎儿子姚天庭喊到林山县，继续经营“姚家包子”。解放初期，姚家包子风光了几年，公私合营后，改名“林山包子”，“文革”中改名“工农包子”。“文革”后，又更正为“姚家包子”。近几年，林山县城“姚家包子”共有十余家，但没有一个姓姚的。由此看来，中国家族的东西是极容易失传的。既使几代之后，仍然苦苦支撑，或者发扬光大，恐怕都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了。
我大爷曾经是个极聪明的孩子，传说他一生下来就会笑。他三岁就被送到一个私塾先生那里学《三字经》，五岁就会背唐诗三百首，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可惜，后来大爷瞎了。谁也不知道大爷为什么会瞎了。传说他有一天中午到山上去玩，回来之后，就喊眼睛疼，睡过一夜之后，就成了瞎子。曾祖父到处求医问药，也无济于事。后来也就死心踏地了。大爷虽然瞎了，但是走山路却如正常人一般，满山飞跑，从未失足过。人们就传说他开了神目。但是开了神目的大爷，后来竟变得疯傻，长到十多岁，疯傻得更厉害。光着腚眼满山跑，不知羞耻。后来曾祖父给他娶过一房媳妇，是王家庄的一个独目姑娘，可是傻爷根本就不懂搂着媳妇睡觉，还往死揍媳妇，那媳妇夜夜如厉鬼长嚎。结果那媳妇给他打跑了。傻爷便没再娶，依旧疯疯颠颠野跑，有时十天半月不归家。林山县的各村寨差不多都认识他。有时他在外边闯了祸，打了人家的孩子，偷吃了人家东西，人家找到李家寨，曾祖父便向人家道歉或拿出银子赔人家。曾祖父从不对我傻爷使用武力，因为大祖奶奶疼我傻爷。傻爷后来成了野民岭有神秘色彩的人物。1903年，林山县大旱，野民岭各村寨乡绅约定聚众到林山县城的龙王庙求雨。求雨那天早上，当各村寨乡绅率众抵达龙王庙前，傻爷竟盘腿坐在庙门前，对人们哈哈大笑：“都回去都回去，十天后下大雨。”说完便起身走了，一路野笑。人们进了庙，发现供桌前腥臭无比，是傻爷撒的屎尿，人们气得要揍傻爷，已寻不见他。十天后，野民岭果然落了一场瓢泼大雨。人们被傻爷的先知能力惊呆了。从此，常有人来找傻爷问卜，傻爷只是嘿嘿笑，或说些谁也听不明白的傻话来回答。于是人们便说大爷不是傻，而是神灵附体。人们更加迷信他，崇拜他，传说他是山里的狐仙转世。我曾听父亲说，1933年，我那在望龙山当了土匪头子的爷爷李啸天从林山县办了“生意”带人回山，其中我父亲也在内，走到望龙山下，一个白胡子老汉挡住去路，爷爷催马过来，老汉并不躲闪，原来是个瞎子。爷爷手下人大怒，就要挥鞭打过去，爷爷却猛喊：“住手！”爷爷打量了一下瞎子，便惊呆了，发声喊：“大哥！”果然是傻爷，几十年未见，他几乎让爷爷认不出了。傻爷哈哈一笑，转身就走，爷爷策马紧追，竟追不上，不一会儿，傻爷便不见了，似化进了山中。父亲绘声绘色对我讲，说是他亲眼所见，不由得我不信。用今天遍地气功大师的现象来解释，或许我傻爷真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奇人。
传说曾祖父同我祖奶奶感情笃深，如果不是她生育质量不好，曾祖父也许就不再娶了。我的傻爷成了瞎子的第二年，曾祖父便又娶了二祖奶奶（即我祖奶奶），很努力地依次生下我爷爷和二爷、三爷、四爷、五爷。生下五爷时，我祖奶奶中风死了。又过了几年，曾祖父从县城里娶了三祖奶奶回来。三祖奶奶姓周，是林山县城的大户人家的千金。但三祖奶娶过来不久，就患了肺痨，没有生养，病病歪歪了四年，其间，曾祖父多次花重金把林山县的名医姜秋林大夫请到李家寨给三祖奶奶治病，姜秋林很是用心地医治了几次，开过许多汤药丸药，但无济于事。我三祖奶奶还是死了。我想，曾祖父如果不在1908年那场暴乱毙命，曾祖父一定还要娶的。
曾祖父一共弟兄两个。二曾祖也曾娶过三房，但没有生养下一个儿女，这自然是他老人家出了毛病。于是他泄了气，没再娶，把我四爷过继了。李家寨有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是我同宗远房的爷爷，据他们说，我二曾祖脾气相当暴躁，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醉，喝醉了便找人寻衅斗殴，且不讲道理。所以，二曾祖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痞。我断定二曾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不能生育的男子的心理应该是残缺的。
曾祖父哭了一会儿，就收住泪，喊下人安顿韩文长去歇息，然后派人连夜到古家庄打探消息，曾祖父要弄清古鸿光兄弟血洗韩家寨的缘由，然后又让二曾祖去望龙山，请望龙山的山大王刘海儿来李家寨商量这件事。这时，天光渐亮，悲愤至极的曾祖父没有一点睡意，就走到院子里，扯起一杆长矛演练。那长矛被他舞得上下翻飞，枪头寒光乱闪。
吃过早饭的时候，派到古家庄的人回来了，打探到了古家庄血洗韩家寨的目的。曾祖父惊得呆了。韩家寨会有金子？
吃中午饭的时候，二曾祖陪着刘海儿匆匆赶到李家寨。曾祖父在村口迎住。传说刘海儿个子很高，仪表堂堂，很威武的一条汉子。
刘海儿见到我曾祖父，拱手道：“远达兄多日不见。”
曾祖父拱手笑道：“海儿贤弟，有买卖可做了。”说罢，俩人挽了手，往村里走，极亲热的样子。
刘海儿是河南人，厨师出身。那一年流浪到林山县，在街上摆地摊，卖些十三香之类的调料。那天我曾祖父到林山县城赶庙会，正遇到一帮地痞同刘海儿纠缠。曾祖父与那些地痞相识，便替刘海儿解了围。刘海儿一身拳脚使得好，曾祖父认定他是条好汉，便邀他来李家寨小住。刘海儿住了几日，二人谈得投机，便拜了兄弟。曾祖父赠了刘海儿许多银两，让刘海儿在林山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刘海儿手艺很好，据说能在12个灶上同时炒菜；他还能做一个绝活：菊花油炸鸡，十分叫座。于是他的买卖很是红火了几年。后因被告杀了县衙的捕快，吃了人命官司，官府缉拿他，他便又逃到野民岭，曾祖父便介绍他到望龙山落草。
那时，望龙山的土匪头子是康大鹏。传说康大鹏是察北人，早年卖艺到林山，因跟串子们在街上争斗，显出一身武艺，被县衙看中，留下做了捕快，后来又做了捕头。后来康大鹏因设滚钉板，屠杀串子，犯了命案，被下了死牢，后越狱逃进望龙山落草。传说康大鹏凶恶狰狞，绑来的票若到时间不赎走，便被他掏出心肝肺下酒吃掉。我曾祖父与康大鹏曾是饮血盟誓的生死兄弟，望龙山聚义的第二把交椅从来是空的，那便是我曾祖父的位置。望龙山的绿林武装，是我曾祖父和康大鹏一手创建的。原来望龙山的山大王姓吴，被我曾祖父请到李家寨喝酒，死在了李家寨。传说我曾祖父那天在酒里下了砒霜，康大鹏由此做了望龙山一把手。曾祖父便成了望龙山的第二号首领。至于我那阴毒的曾祖父为什么不肯上山落草，真刀真枪地去干，是不是舍不得他的家产呢？内心活动，已无据可查。
刘海儿上山后，康大鹏只让刘海儿做了一个小头领，没有给刘海儿参与望龙山政务的权力。同一年，康大鹏下山劫官车，被官府捉住，在林山县斩了脑袋。传说康大鹏是让我曾祖父出卖的，因为康大鹏与我曾祖父已有了矛盾，而且不和曾祖父商量就封了他的一个妻舅坐了第三把交椅，曾祖父在望龙山空置的那第二把交椅，也悄悄地被康大鹏撤掉了。怀恨在心的曾祖父不动声色，勾结官府，设了圈套，弄掉了康大鹏。
也有传说并不是我曾祖父设计弄掉康大鹏的，理由之一即我曾祖父跟官府素无来往，怎会勾打连环。但康大鹏与我曾祖父感情疏远却是事实。刘海儿上山，曾祖父本意要他做三号或四号首领的，但康大鹏不给曾祖父面子，只让刘海儿在下边管理三四个小喽罗，相当现在车间里的班组长。我推测，曾祖父肯定与望龙山这场政变有关，他至少参与了把康大鹏送上断头台的阴谋。
传说康大鹏死的非常壮烈。那天他被从县衙的死牢里押出来，没有上木笼囚车，是拖着重重的铁镣走到林山县西门口的，因为刑场就设在那里。重重的铁镣带起一路尘土飞扬，康大鹏一路喝了街两旁的酒家饭铺的几十碗水酒。他哈哈大笑，面无惧色。因他血债太多，本来被判决凌迟处死，即一刀刀剐死，那将会是无限痛苦。还传说我曾祖父花了银子到县衙运动，方判了个斩立决。刑时，刽子手的大刀竟砍崩了两杆，康大鹏的首级竟是取不下。再有传说康大鹏暗暗运动了丹田硬气，刽子手惊的手软，监斩官慌的令人抬来山民伐木的大锯，锯康大鹏的脖腔。四个刽子手扯动那大锯，发出骨殖断裂的涩响，康大鹏惨笑数声，那头方被锯下。他的首级在城门口挂了三天示众，眼睛凶凶地睁着，十分骇人，似乎仍在恨天恨地。后来曾祖父托人买下那首级，缝在腔子上，埋在了望龙山后边的乱葬岗里。由此可见，曾祖父还算仁义。
康大鹏死后，曾祖父亲自上望龙山，把康大鹏的妻舅等几个人宰杀了，主持让刘海儿坐了第一把交椅。刘海儿头脑灵活，且爱结交江湖朋友，连年招降纳叛，望龙山的声势越来越壮，成了野民岭最盛的一股土匪。关于康大鹏和刘海儿的故事，我在后边的人物补遗里还要提到，这里先伏下一笔。
曾祖父和二曾祖同刘海儿关门密谈了半夜，商定了攻打古鸿光的事情。刘海儿耽心曹家集等几个同古家庄一向修好的村寨会插手这件事。曾祖父想了想，当即给曹家集几个村寨写了信，讲明他要攻打古鸿光，给亲家韩宗吾报仇，希望这些村寨不要插手。然后派了几个人把信分头给这个几个村寨送去。天光大亮时，那些送信的先后都回来了，说这几个村寨都很气愤古鸿光血屠韩家寨。如果李家寨攻打古鸿光，他们决不插手。刘海儿听罢，放了心，便回望龙山了。
第二天夜里，曾祖父在李家寨祠堂前摆下几十桌酒肉。
李家祠堂是李家寨村前的一座大庙，大庙盖的很气势。庙里供奉的是太上老君也称做老君庙。太上老君姓李，于是，李氏家族的人便把太上老君当做了祖先，这庙便当做了李家祠堂。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人说，此庙是唐代李元成的后人所盖，是为了纪念被李世民杀害的李元成。所以，村里也有人讲，李家寨的人都是李元成的后代。
老君庙的门前有一块石碑。1960年我到李家寨看到过，上边刻着“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人民公社”等等口号。听大人们讲，这都是大跃进那年重新刻写的。解放前上边刻着的是李家寨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什么的。听村里的老人们讲，碑文上规定得十分严厉，凡是李氏家族的人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姓。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李家寨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让我感到好笑的是，碑文所规定的那些村约，实在是官样文章。李家寨人怎么会是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我的曾祖父与山匪们勾打连环，以至后来我爷爷上山为匪，这都与这李家祠堂的碑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由此说，我们对一些乡间民俗文化实在信不得真。
那天夜里，刘海儿带着二百多名土匪，悄然进了李家寨，曾祖父也集合了李家寨壮丁三百余人，两下里涌到李氏祠堂前猛吃海喝了一席，然后，按照曾祖父的部署，以花会为掩护，奔袭韩家寨。
花会即散花会。这是野民岭正月里的文化生活之一，至今一些村寨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节目：即一些人反穿羊皮袄，手举灯花（薄纸搓成灯花，浸油点燃）沿山狂跑，引逗青少年满山狂追乱喊，全村寨人尽情欢乐。还有一种晃花，把碎木炭和铁渣掺匀包在一起，置于铁丝罩内，系丈余长的绳子，先点燃木炭，然后使人握住绳子两端用力摇晃，十几分钟后，炭火熔化了铁渣，即爆出火花，越晃火花越多。
这天夜里，曾祖父和刘海儿带着五百多人，一手举灯花，一手操刀枪棍棒，扑向韩家寨。
此时，古鸿光、古鸿明正在热火朝天地带着人在韩家寨后沟挖金，他们已经挖了两天两夜，什么也没挖到。正在焦躁，被杀来的李家寨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混战了半夜，双方各有死伤，古家庄的人渐渐抵挡不住。古鸿光眼见李家寨攻势愈猛，便发声喊，带人败回古家庄。
刘海儿劝曾祖父一鼓作气，血洗古家庄，不留后患。
这时，天已大亮。曾祖父看看刘海儿，皱眉说：“古家庄易守难攻，还要从长计议才好。”
“那槐花的仇你不报了？”大祖奶怒冲冲地问曾祖父。
“报，当然要报，只是……”曾祖父望着那条已经被挖得一片狼藉的后沟，似乎想着什么。
“远达兄，纵虎容易擒虎难呵！”刘海儿焦虑地说。
“是你们当家还是我当家？”曾祖父恼了，拂袖而去。
那块狗头金的传闻，已经强烈地燃烧起我曾祖父发财的欲望，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和古鸿光打仗，槐花的仇也只能暂且放下。当天，他就让刘海儿和二曾祖带人在整个韩家寨掘地三尺找狗头金。他拎着一条鞭子在韩家寨跑前跑后，不容人们稍有怠工。
几天过去，韩家寨已被掘得千疮百孔。
韩文长已经冷了心，来向曾祖父告辞，说要到江湖上闯闯。
曾祖父脸一红：“贤侄，你可等我喘息几日，再找古家庄清算。”
韩文长凄然一笑：“不敢再劳烦贵寨，家父家母的血仇我刻不敢忘，只要叔父记得槐花嫂嫂的大仇未报就是了。”
刘海儿在一旁劝道：“血仇未报，韩公子不好行色匆匆。”
韩文长泪就落下来，他长叹一声：“求人莫若求己。”
曾祖父不再挽留，让人取了些盘缠，韩文长摇头一笑，竟是分文未取。他只身走出韩家寨，又回头扑通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狠命地哭了一阵，便起身下岭走了。
大祖奶奶送韩文长下岭，一直送到岭下。大祖奶奶颤声问一句：“文长，啥时能回来？”
韩文长凄然道：“我已经家破人亡，一只断线的风筝，飘荡哪里，我也说不准。”
大祖奶奶长叹一声，不再问。
送到山口，韩文长不让大祖奶奶再送。韩文长给大祖奶奶磕了个头，便走出山口。山口有风，韩文长衣袂飘飘。
大祖奶奶在后边猛地喊了一句：“文长贤侄，日后得了势，记得回来报仇。”
山口卷过一阵大风，雾腾腾淹没了韩文长。韩文长真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刮走了。
大祖奶奶站在山口，直到望不见了韩文长，身子仍是一动不动。如火的夕阳泼洒下来，大祖奶奶变成一个鲜红的血人儿。
这传说颇有些根据，旧时野民岭女子衣着喜红，头发前边蓬起，后边用红绸或线绳扎成长髻，形似弯弓。扁簪长八寸许，长簪铜制或银制，附有蛇蝎、蜘蛛、蜈蚣、蟾蜍、壁虎等图形，着以红漆，俗称“五毒花”。耳环每对重约八钱，也均着红色。冬季上衣无领，下身多穿红套裤，扎花裤腿，穿船形尖套鞋，富户人家多为缎面，贫苦人家多为土布，也染成红色。男子也多穿大襟短衣，内穿红腰，扎红腰带。考其来历，皆明代遗风相沿所致。解放后，首先从县、乡干部等“公家人”多穿制服起，野民岭青少年多有效仿，逐渐成风。于今野民岭服饰大为改观，男女老幼多为现代服装，妇女烫发习以为常，西服革履满山皆是。
送走韩文长，大祖奶奶便回郑家庄住娘家。曾祖父派人去请，大祖奶奶不肯回来，只是捎话给曾祖父：“我两个妹子都走在了前头，我也多病，无力侍奉，他再续一房就是。”说完，满脸是泪，开始哭槐花。
曾祖父得了回话，快然不乐，不说话，只是叹气。
传说，大祖奶奶再没见我曾祖父，直到曾祖父死后，她才回来为我曾祖父发丧。
韩文长当然不是断线的风筝，六年之后他还是回来了。那时，大清亡，民国立，韩文长当了护国军的一名营长，带了一百多士兵回到野民岭，杀奔古家庄。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天古鸿光全家被古鸿明请到灶台山饮酒，家中只留下管家张华和一些家仆佣人。于是，古家五十余口家仆佣人被韩文长杀尽。韩文长亲手割了管家张华的人头，回韩家寨祭了，然后去攻灶台山。灶台山几天几夜枪声大作，热锅炒豆子一般。古家兄弟满山躲避，没有被捉住，灶台山的土匪被韩文长的队伍消灭过半。捉不到古家兄弟，韩文长便悻悻地走了。但是他放下了一句让古家兄弟心惊胆怕的话：两年后回来找古家兄弟讨命。
我的姥爷古鸿光心惊胆战在灶台山上躲了两年，竟没见韩文长回来。
古鸿明招兵买马，准备和韩文长死拼。
韩文长竟没再回来，野民岭传说他在南京做了官，后来死在南京。这一只断线的风筝，终于遗魂他乡了。
1980年，我在云南采写蔡锷民国五年云南起义的一些史料，无意间发现一份资料，得知韩文长曾随蔡锷参加讨袁斗争，1916年攻占博罗时牺牲。上边记载：韩文长，字君如，A省野民岭人。时年廿另八岁。
韩文长的后裔现在何处，已经不得而知。
根据我采访得来的材料推测，正当曾祖父带人在韩家寨采掘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姥爷古鸿光眼红至极，第二天便跑到林山县衙密告了，并献上了那块狗头金。
这块罕物，惊得林山县知县梁裕明亲自解往省城，献呈巡抚石羽。石羽大喜过望，星夜派人解往北京，而后又派出精壮兵丁一千人，随梁裕明回林山县韩家寨掘宝。
这块狗头金送到北京后，便不知下落。我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查询，1908年－1911年清宫造册登记全国各地贡奉献宝的清单，均无此物在记。至今野民岭留有两种传说。
第一种传说：此物在京城被李莲英截获入了私囊。李莲英死后，此物被他的干儿子卖到首饰商店，熔化了。
第二种传说：此物在解往京城的途中，被强人劫走，后流落民间，再后来被日本人所得，几易其主，最后被英国人买走，现在英国博物馆收藏。我没到英国去过，便不能印证这种传说的真伪。
梁裕明回到林山县，鞍马不歇，带人直奔韩家寨，驱散了李家寨的人，梁裕明现场指挥采掘狗头金。
此时，曾祖父已让人昼夜不停苦苦采掘了几日，没有掘到任何结果，早已经泄了气，就带人回了李家寨。
梁裕明指挥官兵挖掘了几日，韩家寨周围挖个底儿掉，鬼影也没挖出来。梁裕明无奈，带人回县衙，并差人告知我曾祖父一同去县衙商议掘金事宜。
曾祖父不得不往。
二曾祖要随曾祖父去，曾祖父笑道：“我此一去，怕是凶多吉少，你又何必搭上。我走之后，家中之事还要你来支撑。”说罢，朝刘海儿拱手道：“还要拜托海儿兄弟帮我看护村寨。”
刘海儿拱手道：“远达兄放心便是。”
那天早上，李家寨父老拥到山下，送曾祖父上路。曾祖父揖别众人，带着几个家丁上马，随梁裕明奔林山县城去了。
野民岭距离林山县城约40里山路。
曾祖父还未走出野民岭，路旁山坡草丛中闪出一人，拦住曾祖父的马头。
此人便是我傻爷。
曾祖父问道：“你不回家，在这里做甚？”
傻爷不说话，痴呆呆拦着曾祖父，一双瞎眼哀哀地垂泪。
曾祖父叹了口气：“回家吧。”他拨马绕过傻爷便走。
傻爷再追上来，索性扯住马头，不让曾祖父走，这时泪已经流了满面。
曾祖父恼了，抡起马鞭子，抽打傻爷。
傻爷手上脸上就暴起了血痕，放声长嚎，还是不松手。
曾祖父软了手，叹了一口气，喊家丁拖开傻爷，催马便走。
傻爷突然在后边哈哈大笑，那笑声吓人，震得曾祖父心慌。他停住马，回头看，傻爷跳入草丛没了踪影，只见大片的阳光在草尖上惊慌地跳动。
曾祖父一路怏怏不乐。
到了县衙，梁裕明升堂。两班衙役整齐站立。曾祖父走上大堂，不见梁裕明让座，便在堂前站定。
梁裕明冷笑一声：“李远达，你可知罪？”
曾祖父道：“是大老爷要小民前来议事，小民何罪之有？”
梁裕明怒道：“狗头金乃大清国宝，你私自开掘，坏了大清龙气。今传你到此，即要你如数交出所掘的狗头金。”
曾祖父上前一步跪倒：“小民掘倒是掘过，但不曾掘出过狗头金。”
梁裕明一拍桌案：“古鸿光已将你告下，你还敢抵赖？”
曾祖父怒道：“那古鸿光杀人越货，韩家寨数百余口无辜，皆遭涂炭，大老爷不查不询，何故？”
梁裕明冷笑：“野民岭民匪械斗，死伤自取。你休要巧言令色，顾左右而言他，今日只要你交上掘出的狗头金。否则，你休想回去了。”
曾祖父道：“小民实实交不出。”
梁裕明怒道：“果然刁民，来呀！”他一挥手，几个精壮的衙役从后边抬出一双烧红的铁靴，放在堂上。那热力逼得左右衙役后退闪身。
梁裕明一碗茶泼过去，那铁靴登时暴出一团水气，滋滋乱叫，唬得人心颤。
梁裕明阴笑道：“你若穿上这铁靴，走出大堂，本县即可放你回去。”
曾祖父怒目而视，脸色渐渐涨红了。
梁裕明鼻子里哼了一声：“本县劝你知难而退。”
曾祖父站起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山民野夫，生就一双臭脚，愿意一试。”说罢，甩去鞋子，赤脚走近那双暗红的铁靴。
满堂惊了脸，而且都捏紧了心。
曾祖父发一声喊，纵身一跃，就踏进了那双铁靴。霎那间，他金刚怒目，试图迈动，但那铁靴似生了根。他汗如雨下，撕心裂肺地暴叫一声，就似一根被斩断的木桩，硬硬地仆倒在堂上。
一股皮肉的焦臭味立时弥满了大堂。
梁裕明气急败坏，喊一声：“退堂！”然后就起身大步走了。
在堂外等候的家丁们冲进来，抬起昏死过去的曾祖父，那双脚，只剩下了白生生的骨头，皮肉全脱化在靴子里了。
家丁们抬着曾祖父往野民岭狂奔。
曾祖父还是死在了半道。
传说，那血从担架上滴淌了几十里山路。太阳一照，呈黑紫色，暗得让人眼晕。
1908年2月11日，李家寨为我曾祖父发丧。曹家集的曹为仁以及西岭南岭的一些大户都来人吊丧。
按照野民岭的丧俗，我猜想曾祖父被置坐于椅上，放在炕上，身着黑布寿衣，依旧很威风的样子。左右跪着我大祖奶和二曾祖，炕上跪着我的爷爷们和奶奶们，哭声一片。
至今，野民岭的丧祭活动仍保留着这种古时沿袭下来的特点，人死后，置椅于炕上，左右由妻子和兄弟跪扶椅腿，炕下跪着儿孙。一般是一天一夜，水米不沾，不许大小便。此谓“跪送”。完毕，每人叩头至地四个。取人三鬼四之说。而后，由妻子儿女烧纸恸哭，沿街报丧，兄弟姐妹则在家接待吊丧的亲朋邻里。出殡时，妇女多以手抓破脸，血泪俱下，以表哀痛之切。也有不肯自毁容貌者，便以红颜料或鸡血代之，也不被责问。殡期为大吊，亲友送祭供于村外，家中放鞭，沿途放炮，彼此呼应。棺前棺后伴有纸糊或布缝的驴马牛羊猪狗六畜相拥，并请道士在棺前念经安神。一般三、七、九日发丧，沿途撒放纸钱，与外阜相似。解放后，这种旧俗屡禁渐绝，至“文革”，则倡导新事新办，一般死人，便悄没言声，遣儿女到亲朋好友处报丧，最多三日出殡，较为简单，后实行火化，则更不闹动静，不报邻里，一般夜里抬出，悄悄埋掉，以逃避火葬。村干部睁眼闭眼，因自家也要死人。葬后几日，亲友邻里方去吊丧。“文革”后，尤其是近几年，丧祭活动复旧，且在继承中大有发展，花样翻新。棺前棺后，以纸扎或布缝（多为的确良）汽车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并组合家俱簇拥，驴马牛羊猪狗六畜队伍扩大，熊猫盼盼唐老鸭之流也挤进来，十分隆重。棺前有吹鼓手开道，有男女梆子演员清唱（大多为县剧团演员“走穴”）凄绝哀婉，催人泪下。旧时唱词已不可考，今人唱词花样翻新，不伦不类，如下一首：
白衣白鞋白孝帽，
子孙满堂哭嚎啕。
请过灵牌儿孙抱，
叫声亡人听真了。
想你生前千般好，
点点珠泪往下抛。
亲朋好友说厚道，
街坊邻里夸勤劳。
亡人恩情儿孙报，
亡人声名后人标。
亡人上了奈何桥，
阴阳界上路两条。
改革开放这样好，
如何走得这样早？
吃得好来穿得好，
如何撒手就走了？
亡人啊……
大凡请不起吹鼓手及清唱演员的，便以录音机放唱带来代替。但唱经道士是必请的，从不放空。
野民岭崇奉道士，起因迷信狐仙。大凡野民岭人，遇有小疾或不幸之事，即烧香祷告狐仙，重者，请道士唱经安神。解放后，破除迷信，崇奉狐仙之风稍有收敛，多以伟人像代之。“文革”后，狐仙之风又烈。据林山县政府1998年扫六害调查，野民岭90%的人信奉狐仙，一些党员干部也在所难免。有的虔诚至极，设龛专事供奉。每年秋后，大多家中进行安神活动，即备香案，请安神道士（大多是邻县游手好闲的农民）唱经，道士身穿道服，手击木鱼，口中念念有词，念一夜，安神即毕。丧祭活动，则念三夜、五夜方可。每夜道士所得10元—100元不等（视其水平及名气付酬），并安排食宿。
据林山县志记载，这种迷信活动，由来已久。野民岭信奉狐仙而排斥其它宗教道会门，尤对洋教排斥最烈。光绪二十八年，曾有法兰西传教士菲力浦率二十余名武装随从到此传教，终无成效，并与野民岭山民发生殴斗，菲力浦失望而归。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下午，野民岭是一个大风的天气。曾祖父的棺椁被埋进了李家寨后坡的李家坟地里。
就在我曾祖父的棺椁入土的时候，野民岭荒凉的山道上，杀气腾腾地走来了二百余名官兵和捕快。
二曾祖和我祖奶奶及我的爷爷们，为我曾祖父出了殡，刚刚回到村里，便与梁裕明派来的二百余名兵丁捕快发生了冲突。
李氏家族的人及前来奔丧的刘海儿百余山匪，被官兵团团围在李家寨，捕快当场绑了我二曾祖和祖奶奶，要他们交出狗头金，否则便带进县衙用刑。
西斜的太阳胆怯地躲进了望龙山里，凄厉的西北风卷着枯干的野草，贴着山坡滚动，不停地撞击着枯枝、乱岩，发出一阵阵破碎的沙沙声。村寨前的树丛里，不时传出鸟儿凄切的聒噪，使李家寨显得空旷、荒寂。李家寨的人们木木怔怔地站着，他们身上连出殡的孝衣还没有来得及脱去，就像一群没有生命的石头在风中兀立着。
“交不交呵？”为首的官兵首领不耐烦地吼叫着。
“阿—嚏！”一个捕快经不住山风的袭击，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
二曾祖突然仰头大笑，笑声刺耳，杂夹着一种哑哑的颤声，笑得十分凄怆惨烈，笑得人们毛骨悚然。
二曾祖猛然收住笑，转身吼道：“诸位同宗，各位英雄，我大哥纯属被昏官所害。今日又来绑人，要鬼没影的狗头金。脚下千条路，留给咱的只有韭菜叶宽，这叫官逼民反，有种的跟我杀了这些混蛋！”说罢，暴喝一声，挣脱了绑绳，扑向了官兵。
刘海儿一干人，都是些杀人越货的好手，早已按捺不住，撞出人群野野地吼起来：“反了吧！反了吧！”喊着，直奔官兵扑去。
人群登时大乱。
红了眼睛的李家寨人嗷嗷叫着，疯扑过来，那二百余名官兵捕快立即被吞没了。一场混战，这些官兵捕快都被杀死，尸首丢下山谷。
二曾祖和我祖奶奶浑身是血，在李家祠堂召集众人商议。
二曾祖一脸杀气：“我等已惹下滔天大祸，杀官差是死，宰皇上也是死，不如去杀了县太爷，出口恶气！”
大祖奶奶朝刘海儿等几个匪首拱拱手：“李家寨的事，不好牵扯各位外姓朋友，请回避。”
刘海儿冷笑一声：“嫂子何出此言，我等干的便是杀人放火的买卖。”
“那好，仰仗各位英雄了。”二曾祖操起一把短刀，刺破中指，血汩汩地滴入酒碗。
这天子夜，李家寨人和刘海儿等几股土匪及西岭十几个村寨应约暴乱的山民近两千余人，涌出野民岭。他们踩得山道乱颤，直奔了林山县城。
城门被撞开，山民们潮水般涌进去，守城的官兵被暴乱的山民吓懵了，稍稍抵抗了片刻，便做鸟兽散了。刘海儿和我二曾祖大祖奶奶带人冲进县衙，二曾祖从后房里揪出缩成一团的梁裕明，大祖奶奶两眼冒火：“二弟，割下他的狗头，祭你兄长！”
二曾祖环眼暴裂，举起大砍刀，寒光一闪，扬起一道血雾，梁知县的脑袋顿时滚了出去，那血直扑得二曾祖满身满脸。
1987年6月，我在A省大学中文系参加了一个清代诗歌研讨会，得知梁裕明是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市人），别号云永，曾作林山知县。此人还写过不少诗，诗亦不错，部分作品还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他的诗今存不多，现摘录一首：
云岭遥遥客不前，
风吹野树带炊烟。
国亦兵破强歌舞，
民为官差失井田。
如此说，梁裕明还是个忧国忧民的官，不似我以上写得那样残忍无情。但林山县志记载，他确实参与了追查狗头金一案，并杀戮了野民岭一些百姓，其中也包括害死了我曾祖父，从而逼得野民岭人造反，以至自己身首异处了。
杀了梁裕明，这支两千余暴乱的山民，开始在林山县城烧杀抢掠，以刘海儿为首的几股土匪五百余人，更是如鱼得水，连梁裕明的三房老婆也被抢去分掉了。县里各商贾店铺，被抢劫一空，无一幸免。
我无意在这里替我的祖宗们辩护，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农民起义的暴动，本不像某些小说家们所描写得那样杀富济贫，那样好看。我的祖宗们，一方面对封建压迫有着本能的反抗，一方面生性贪婪，他们自私自利的占有欲会贯穿整个暴动的始终。由此我冒失地推测，任何失去了较高革命目标的农民暴动，都会像我的祖宗们一样烧杀抢劫。
这场由我的祖宗发起的野民岭山民暴乱，使林山县城的老百姓蒙受了极大的灾难。1925年出版的《A省简史》载：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野民岭强人两千余众攻入林山县，知县梁裕明毙命。民匪抢掠府库，焚街市，火光达霄汉，延亘两昼夜。官府财物，荡然一空。商贾店铺，均遭洗劫。林山县衙，悉成灰烬。
林山县衙，据考为明万历年间所建，至清乾隆十年扩建，占地39亩，比一般县衙建筑气派。史考，清道光年间曾一度想在林山建府制，这或许是林山县衙修建排场的原因之一。林山县衙若保存至今，定是国家重点文物，可惜被我胆大妄为的祖宗们烧毁了。野民岭气候冬暖夏凉，是避暑的好去处，近年旅游业开放，每年夏天，游客如云，县城里几乎满街开旅馆，经营此业发财者不在少数。林山县几届领导班子都有过重修林山县衙的想法，借以招徕游客，发展林山县的旅游事业，但都因财力不逮，作罢。听说去年又一次打报告给A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请求拨款整修，但至今未果。
野民岭山民暴动，被快马报到了北京。朝廷震惊，惟恐蔓延成为气候，于是便责令A省巡抚石羽驱兵来林山县镇压，并封闭野民岭金矿，严禁民间滥采。
1908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清晨，天阴蒙蒙的让人心沉，西北风像醉汉一样在山上狂吼，西岭各村寨的狗吠声响成一片，黑胖胖的石羽带着几千名手持洋枪的清兵开进了野民岭，一时枪声大作。
李家寨便有了这一个血浸的日子。
一些在林山县城里抢足了东西的土匪，回到李家寨喝饱了山枣酒，早已各自溜了。
我二曾祖带着李姓族人及刘海儿一干土匪同石羽进行了殊死搏斗。李姓族人三百余口被乱枪打死，与李家寨邻接的胡家岗、石门庄、杨寨三个村子，也殃及伤亡二百余口。我祖奶奶死在村东的一个石阶上，她的后背被打了许多枪洞，那血洇红了石阶。她双手掐住了一个清兵的脖子，那清兵是活活被她掐死的。我的二爷、三爷均被乱枪打死。我奶奶抱着我大伯、二伯跑进了南岭曹家集，被曹家集的曹为仁收留，躲过了这场劫难。后来，曹为仁将我奶奶和大伯、二伯送上了望龙山，这是后话了。
刘海儿那天夜里杀得浑身是伤，带着我爷爷逃出来，跑进了望龙山。
二曾祖背着我五爷，牵着我四爷，从村西的陡壁上滑下去，逃出野民岭。他们沿途乞讨，最后逃到了直隶保定府。
那天，官军的屠杀一直进行到夜幕垂下。风停了，天晴了，惨白的月亮迟疑着从东山上爬出来，野民岭一片死寂。李家寨里堆满了死尸，如屠场，鲜血在清冷的月光下凝结了。弥漫着浓烈血腥味的空气胶在了一起，风已经沉沉地刮不动了，情形真是惨极。
那天夜里，石羽从野民岭各村寨抓来七百余强壮的山民，继续在韩家寨一带挖掘，挖掘了十几日，依然没有找到第二块狗头金。这时来了一场倒春寒，野民岭下了一场没膝的大雪，随后，岭上刀一般尖利的寒风疯狂地横扫下来，几个守夜的官兵被冻死。石羽只好悻悻地撤出野民岭。
官军还没走出野民岭，一个衣衫褴缕的汉子在山上狂喊乱叫，并不停地朝官军们扔石头，砸伤了几个官军。石羽大怒，让手下上山捉那汉子，几十个官军气喘吁吁包抄着冲上山，竟不见了那汉子。官军悻悻下山，那汉子又出现在山顶，狂喊着扔石头，官军又去捉，又寻不见。如此几次，石羽胆怯了，认定是狐仙作怪，再仰头去看，见那汉子在山顶哈哈乱笑，笑得官军们心惊肉跳。石羽就狠命抽打坐骑，狂奔出了野民岭。
那汉子便是我傻爷。
传说石羽回去不久便得了热病，后来便死了。死前说了许多昏话。传说他在野民岭招了邪。
写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父亲的家族和我母亲的家族从此有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常常顽固地认为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结合是有悖祖宗的事情。
经过这一场荒唐的劫难，李家寨仅剩下百余人口。我从儿时起，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为我贪婪的祖宗给李家寨带来的沉重灾难而愧疚不安。但我奇怪李家寨那些上了年纪的山民一概都是豪气冲天地向我伸大拇指，说我的祖宗们是李家寨顶天立地的好汉，做过杀人放火的大事情，杀过县太爷。
野民岭人崇尚野性的壮烈，不在乎鲜血和生命的消费。
野民岭哦！
插话：关于野民岭血性的话题
今天重新提及关于野民岭人血性这个话题，真是尴尬了一些。
1997年5月，我由省城去林山县采访，但没有想到，途中竟遇到了抢劫。那天长途汽车行到野民岭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车上忽然窜出几个手拿着刀子劫财的汉子，当时整个车里没有一个人敢喊。售票员和汽车司机一声不吭，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乘客们默默地往外掏着钱，汉子们都说着野民岭当地的土话。当劫到我的车座时，我自视在部队学过几路拳脚，就与这几个汉子打斗起来。然而悲哀的是，整个车厢，那么多被劫过的乘客，竟没人过来帮助我，他们好像在看一部打斗片一样。我还听到一声尖尖的口哨，好像是被这个精彩的武打场面吸引了。
冷漠。让人心碎的冷漠。整个车里四十多人，竟无一个人上前帮我一把。面对横暴邪恶，人们就只会这样退避龟缩嘛？我不好狠心地想他们的心肺本来就已经被自私、怯弱的毒水浸泡得没有一点弹性了。他们也许只剩下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古训来维系自己良好的感觉了。或者说这就是一种麻木，一种十分清醒的麻木，已经到了泯灭正义与良知的地步。我看到了人类劣根性中那种卑劣。我相信，我们的民族，如果有毁灭的那一天，必定是沿着这种堕落滑下去的。这是一种没有回归的堕落。而这一切，都在当今的一些场合中被事先平静地原谅了，被事先可悲地允许了，被事先麻木地宽容了，接纳了，认可了。接下去，好像就是深深地忘却。
有人说，在痛苦面前，忘却比清醒更重要，木讷比敏感更实用，否则还要医院里的麻醉师干什么！理直气壮得让你哑口无言。
记得我的头当时似乎被一个啤酒瓶子砸了一下，整个身体就软软地飘起来，似乎是跌进了一个黑黑的世界。等我醒来时，已经被人抬下了车。那个大个子司机很不耐烦地告诉我，这是林山县。
我在林山县住进了医院。当天晚上，报社派记者老刘来探视。老刘把一兜子水果放在床下，就用一种无奈的目光看着我，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啊，怎么又管起闲事来了。咱们上次在林山县闹得事情还小啊，忘了？这地方，人都是稀泥软蛋，你管闲事，谁管你啊？”
老刘眉头拧紧，像看一个傻瓜似的看着我。我苦苦地一笑。老刘的背后，是铅白色的墙壁，白得让我心悠悠地抽紧了。我突然想到了死亡，如果我醒不过来，那人间的一切我都看不到了。死亡真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老刘提及的是我和他在林山县遇到的另一件十分倒霉的事情。
1995年秋天，我和老刘到林山县采访。那天中午，我们从一家饭店吃完饭出来，在门口遇到了一群殴斗的人。人群围得很紧，我们挤进去看，见其中两个人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几个打人的汉子凶凶地站在旁边骂着。一个脸上带疤的汉子，恶恶地在那两个人的胸上踢着，我看到那两个躺倒的人，鼻子嘴巴里淌出了红红的液体，痛苦地呻吟着。血在马路上急促促地流淌，阳光照在上边，晃得人眼晕。那个疤脸汉子仍不罢休，还是猛烈地踢着，像踢两只破麻袋，嘴里还骂着极难听的脏话。我欲过去劝说，被老刘死死扯住，他悄声地说：“你呆啊，这不是去找死嘛？”当时，自责就像虫子一样咬着我的心脏。
眼睁睁看着那几个战胜者丢下这两个半死的人，扬长而去了。我和老刘跑上去，在路中央截着车。可是却没能截住一辆。站在那里，我破口大骂这些司机们没有了人性。而两个钟头之后，我才明白，这些司机是多么明智啊。
我们终于截住了一辆车。这是一辆警车。车上跳下来一个胖警察，张嘴就骂道：“不想活了！真操蛋！”我忙上去讲了情况，他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两个重伤的人，瞪了我们一眼，很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别罗嗦了。快上车吧，往上抬啊！”
我和老刘便往车上抬那两个人。我招呼着围观的人：“来啊，搭把手啊。”
没人过来，我的招呼变得十分尴尬。我看到有两个中年男人转身走开了，而且走得很急。
老刘泄气地说：“别喊了，快抬吧。”我听出他的语气里有抱怨我的意思。
我们俩将地上那两个死沉沉的人抬上了车。
我们刚刚要闪到一边，那个胖警察过来了，指着我和老刘说：“你们两个跟着去一趟。”
我一怔，就笑道：“我们还有事的。”
胖警察冷笑道：“有事也得去。走！”说着，上前就揪住了我的脖领子。
我急了，问那警察：“你这是干什么啊？”
胖警察骂道：“你们截住了我，也他妈的得去作个见证啊。”
旁边就有人哄笑：“去吧去吧。好人做到底吧。”
我后悔了。我猜测刚才这场义举使我们陷入了一场麻烦。我无奈地对老刘说：“好人做到底，咱们就跟着去一趟吧。”
我们就上了车。到了医院，把那俩人抬到了急诊室，我和老刘就想出来。那个胖警察喊住我们：“你们两个还得跟我去一趟派出所。”
老刘急忙说：“我们还有事情的。”
胖警察吼道：“别废话，跟我走！”
我们跟着胖警察到了派出所。一个刀条脸的警察大概是个领导，迎出来，问胖警察：“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胖警察骂道：“这两个小子非拦住我，让我拉人。西街打坏了两个人，刚刚送到了医院。这两个都是在场的嫌疑，得好好问问了。”
我喊道：“你这叫什么话？我们是……”
刀条脸嘿嘿笑了：“是什么？鸡巴蛋啊。你们是好心好意救人？鬼才信呢。过来吧，我得好好问问你们了。这些日子街面上乱乱的，就是你们这些外地流窜做案的太多了。把你们的证件都掏出来，快点儿。”
还没容我说话，就过来几个便衣把我们兜里的东西掏尽了，堆放在桌上。刀条脸慢条斯理地一样一样翻看着。我的肺简直都要气炸了，我恨恨地盯着刀条脸说：“你看清了没有？”
刀条脸翻着我们的记者证，不相信地看着我们：“你们是记者？”
我点点头。
刀条脸打量着照片，又看看我们：“不大像嘛。这年头什么都有假的，报上说假记者多了。你们先留下，等我们查实了你们的身份再说。”
我生气地说：“我们要见你们的领导。”
刀条脸把脸一横：“我就是这里的领导，现在我就接见你们两个。在没弄清你们两个的真实身份之前，你们得呆在这里。走吧。”
身后就有两个警察狠狠地把我和老刘推进了一间屋子。我感觉到我的后腰被人用一件金属器件狠狠捅了一下，顿感生疼。然后门就咣地关死了，黑暗立刻淹没了我们。
我们俩人被整整关了三天，才被放出来。刀条脸不见了，大概是躲起来了。一个胖警察淡淡地向我们道了两句歉。当我问这个警察为什么关我们的时候，胖警察友好地笑笑说：“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啊。对了，这是你们的东西，你们清点一下，别少了什么。”他指指桌上的一堆东西。
我一下子就火了：“那我们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
胖警察眯起眼睛看着我：“你自己说呢？行了，快走吧。”他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出来，还远远地朝我们摆摆手。
我悲哀极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家乡吗？
十天之后，我出院从林山县回到省城，全家人为我在车上的遭遇愤慨。愤慨之后，他们都怪我太傻了，说你把钱给他们不就行了，犯得上吗！幸亏没出大事，真要是……
我无言答对。我难道做得有什么不对吗？难道我就该像一只驯服的小猫小狗一样，乖乖地交枪不杀才是明智之举吗？
人们都活得没有血性了。只要不把命丢掉，什么都可以拿走的。人们不再谈论英雄，英雄在这个时代的词典里，好像是一个被删掉了的条目。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们，以至像刘文学那样生死不顾的少年英雄，也已经被人们忘记了。
人们啊，真是“活明白了”？
野民岭，你的血性去哪里了？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作为报社的记者，我参加过的一次林山县的盛会。
1996年10月21日，林山县委宣传部、公安局、林山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在林山县政府会堂隆重召开了第一次林山县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在会上，我见到了12名见义勇为的先进分子。他们中有扶危济困的农民，有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工人，有正气凛然、奋斗邪恶的干部、教师，也有急公好义，无私奉献的白发老人、青年学子。我看到了林山县钢厂女工程师乔雪，我不敢相信这位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弱女子，为抢救一个小孩子，在街头与歹徒赤手空拳地搏斗。他被歹徒砍了二十多刀，事后，为抢救她的生命，林山县医院的医生们做了21个小时的手术。然而，我的思绪却一下子无视会堂里那些欢迎英雄的鲜花和掌声，在这些英雄的后面，我看到了那么多本不该有的羞耻和悲哀。当乔雪在街头与那个坏人搏斗的时候，却有那么多年轻力壮的男人围观，哪怕只有一个人上前相助一下，乔雪何至于被砍成重伤？其实至少也会抚慰一下我们心中的伤痛。我又想到不久前在林山县街头，竟有数百人围观歹徒撕脱孕妇衣裤的怪事，也无一人上前相救。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伸手支援一下，也多多少少能缓解一下我们事后的绝望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正义落荒而逃了。我还想到，33岁的林山县纺纱厂工人章环宇，为了抢救一个落水司机及其车主而遇难，家里只留下贫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当有人找到司机时，那司机竟讲出读者绝然想不出的话：“谁让他章环宇救人来着？他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在这丧尽天良的话背后，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类事情太多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我感觉我的心在淌血。我也不愿意读者由我这些文字而对林山县失望。）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我当时是怎样泪眼蒙蒙地从林山县政府的会堂里走出来的了，我被这些英雄们震撼着，而我又深深地悲哀着。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我在林山县刚刚修建的宽宽的大街上孤孤地行走着，我想得很多，我的心绪渐渐大乱。我仰头看天，天空中，一轮好像极度缺血的月亮升起来了，一层麻木的云在空中毫无目的地移动着。
林山县政府会堂的英雄表彰大会，使得人们泪飞如雨。无疑，当代林山县人的心灵中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尚未泯灭。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已经退却到只能在报告会会场里体会崇高？难道我们只不过像享受冰激凌一样享受一次感动？就如同我们步入了肃穆的教堂，体会了一次神圣，然后就很快又融入喧嚣的尘世？那红尘万丈的喧嚣中，人们融入得无影无踪。
然而我深深明白，在这个金钱滚滚的年代，能够真正体验一次悲壮，能够产生一次感动，能够认同一次英雄，已经不是一件易事。
夜更深了，大街上，已经空空荡荡。路灯眨着夜的眼睛。我心中大颤，已经是泪飞如雨。
我还是忍不住要告诉读者一个让人眼热鼻酸的事例。当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趴在地上，一百多名围观者竟然无人伸出救援之手。这的确是真的，那人在泥血中趴伏了整整一夜，用残喘的生命度量出当代林山县的一些公民道德普遍丧失的真实刻度。
报载：1996年6月25日晚，林山县商业局干部邓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汽车撞成重伤，撞人的司机逃跑了。邓某被撞得人事不知，趴在地上等待救助。而行人、目击者都是神色从容地走过，无人伸出援手。更为让人感觉到齿冷的是，邓某的妻子和儿子回家，路经此地，伤者挣扎着伸手抓住儿子的脚，母子两人竟认为他是酒疯子，一脚踢开了他。
我相信读者和我一样无法想象，自己的亲人在泥血中挣扎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人们躲开相认的双眼？我们也许更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心态和潜意识，能让一个个原本可能是很善良的人，当自己的同胞在危难中痛苦呻吟时，产生出视而不见的麻木。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时代真是离我们远去了？
有人讲得更痛快：“如果再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件，那么，这相助的对象一定是大款。否则，人们没有理由去救他们。”这话听得让人心中滴血。现实回过头来，又一次嘲弄了林山县的历史。
我们仅仅是呼唤社会的良知吗？我们仅仅是呼唤让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吗？可能已经远远不是了。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林山县见义勇为基金会来自全市的捐款已达20万人民币。仅仅野民岭区的基金，已经达到上万的巨额。如果我们退到问题的另一端，我们也许设问：难道，林山县人的见义勇为的精神，只剩下了用奖金来刺激来安抚的惟一之途了吗？那个邓某的妻子，后来希望有良知的目击者揭发肇事者，设奖一万元，她真诚地“呼唤正义”。而正义是这一万元的奖金能买到的吗？难道这也是一种时尚？
我相信，许多人都在思考：我的林山县，我的野民岭，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处世心态？我由此想到我们的国家。
是否可以说，林山县以及野民岭的当今现象，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呢？我知道这样说会招来非议。
《留侯论》曾经嘲笑那种“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血性汉子，歌颂“无故加之而不怒，悴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林山人是不是已经深得要领了？他们都做到了无故加之而不怒了？猝然临之而不惊了？《留侯论》在宣扬什么？一种没有血性的奴性？如果允许我再偏激一点儿，那么也许正是这种贫血的性格，导致了当年的八国联军长驱直入了北京。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啊，如果作为修身养性的律令，尚可。如果作为一种奋进搏击的文化，它的确缺少了一种刚猛霸气的东西。中国的文化不是一直在抨击着血性，赞扬着中庸吗？
我深深感激近代那一批心急如焚的思想家，他们苦思苦想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他们费尽心机地想把中国人训练得刚猛。然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岁月匆匆，国人依旧，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汗牛充栋荡气回肠的读物。
这一切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多的只是妥协的智慧呢？社会已经开始“沙化”，在丢失了共同的承诺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共同的中国。而这一切却没有一点儿浪漫和幽默可言。人们只是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更加爱护个体的生命，人们不再对共同的中国做出任何承诺。真是透顶的悲哀啊！
也许留在中国人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散去。我们这种惟恐树叶砸破头的文化心态，应该说首先是被张春桥、姚文元这帮文化告密者搞坏了。当人们战战兢兢从那个年代走出之后，长长嘘出一口闷气之后，明哲保身似乎成了人生第一信条。是谁讲过，当一个社会灾难过去之后，许许多多跪着的人就会连身上的泥泞也顾不及拍打，就勇敢地喊着：“我控诉！”几乎没有几个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当一个社会灾难卷地涌来之时，许许多多的人竟又是重新跪下：“我忏悔。”几乎少有几个挺身站起：“我控诉！”我相信，历史绝不会在这里指责哪一个人。历史思考的是一种共性的东西。
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卷地而来的时候，人们又似潮水一样在自己制造的金钱神话面前心悦诚服地跪倒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一败涂地了。曾经在几千年中高喊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中国人，果真就是这样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吗？
金钱，曾被莎士比亚定义过的这个美好而又丑恶的东西，而今已经被失去了生活真情的中国人奉为生命的终极追求。不错，我们都曾受到过它的奴役。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我们当然是再也不想过了。我们饿过肚皮。我们曾经吃过每天五两粮食。摆脱饥饿，是全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这个紧紧纠缠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魔影。（当然，我们不能无视全中国还有少数人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但我们也绝没有想到，金钱，会在一夜之间抢占了我们全部生活的制高点。它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它可以买通一切。它制造着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当我们的日子里充满了腐败和阴暗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在受人欺骗和愚弄中苟活着的时候，当我们在恐惧中、在谎言中、在不满中苟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否发现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填饱了肚皮就满足的动物。当人性、人道、真实、尊严、激情突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我们在四野茫茫的人世间，我们已经倍感孤独与凄凉。我们发现我们被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推上了精神生活的绝境。
天苍苍，野茫茫。
报载的那个邓某之死，或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许我写到这里时，我颤抖的笔已经太偏激了一些。生活中见义勇为者、救死扶伤者并不乏见。但是我不能不说，正是这个几乎太极端了的例子，如电裂长空一样，要惊醒我们一些什么呢？从“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句中国人曾经人人会唱会说的民谚，到现在是亲人也视做路人，我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情感转变呢？邓某的死，会给他的儿子带来什么样的终生的负疚呢？而留给社会的更是些什么样的遗憾呢？这件事，的确应该成为我们九十年代中国公民一个道德感的标尺。
我深深思考着野民岭的血性。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