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被下狱的太史令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好也就是武帝封禅之后的第十年，在蒙古草原的西北山地，两支军队遭遇了。其中一方是西汉将领李陵所率领的五千步兵，而另一方则是汉朝的宿敌——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铁骑。
五千步卒面对三万骑兵，这个仗怎么打？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处于绝对劣势的汉军，居然差一点就击败了人数和装备都远胜于自己的匈奴军队。不幸的是，汉军的虚实被一个投降匈奴的俘虏捅给了本来已打算弃战撤军的单于。这支孤军深入的西汉远征部队最终全军覆没。更让人八辈子都猜不到的是，这一场战役的结果，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司马迁后半生的命运。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西汉自开国以来休养生息七十余年所累积下来的雄厚国力，于元光六年（前129）主动出击匈奴，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匈奴战争的序幕。从那时起到天汉二年，每次主要的军事行动，出动的兵力均不下于一万骑兵。其中有两次著名的远征，更是达到十万骑兵的规模。为什么独独在天汉二年，西汉竟会派出一支人数只有五千，而且全是步兵的军队深入匈奴？
这要从率领这支军队的将军——李陵说起。李陵是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家自李广以下，三世为将，具有令名。李广一生都在与匈奴作战，自称“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曾担任右北平的太守，匈奴畏惧，数岁不敢犯边。“飞将军”的外号就反映了匈奴对这位劲敌的畏惧和尊敬。李广之子李敢，曾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的旗鼓，杀敌甚多。他因此获得关内侯的爵位，是西汉二十等爵位里仅次于通侯的最高级爵号。身为名将之后的李陵被武帝任命为建章宫监，骑射皆精，爱士卒，能得人死力。
天汉二年，武帝决定再次进攻匈奴，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这时李陵正好领兵戍守在李广利大军出发的酒泉、张掖一带。武帝想让李陵为李广利护卫辎重，但是李陵满心不愿意。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李广利本来与他哥哥李延年同为武帝的乐师。他们的妹妹长得很漂亮，是汉武帝的宠姬。这就是说，李广利和他之前的卫青、霍去病一样，是靠着裙带关系才得到汉武帝的照顾，由以成为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在这之前不久，武帝为帮助李广利建功封侯，曾派他做统帅出征西域的大宛国（首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他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因为不爱惜部下，军队的损失很大。虽然可以借这场胜仗封他一个“海西侯”，但连武帝自己都知道，李广利因此封侯，不足以使天下心服。所以武帝接下来又命令李广利带三万骑兵征讨匈奴的右贤王，并让李陵配合李广利的军事行动。
李陵身为将门之后，自然不屑跟在皇帝的这个平庸无能的大舅子后面走。他向汉武帝要求自为一军，单独行动，以分散、牵制匈奴的兵力。汉武帝大概也察觉到了李陵对李广利的轻视，说：“你不愿意受李广利的节制吗？我派出的军队已经太多，再也没有骑兵可以派给你了！”不料李陵豪迈地回答：“不用骑兵，臣愿率五千步卒直捣单于王庭！”武帝被李陵的壮勇打动，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武帝曾指派另一名将军路博德掩护李陵。路博德也不甘心做李陵的后援，七搞八搞，他后来竟被另外调遣。这样李陵的五千步兵就成了一支深蹈不测之险的孤军！
李陵面对的，是由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单于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便下令对李陵的军队发动进攻。不料这五千汉军异常勇猛，非但打退了匈奴骑兵的冲锋，还乘胜追击，杀敌数千人。单于这才知道遇到了劲敌，连忙益兵至八万骑，围攻李陵。李陵且战且走，慢慢向汉朝边塞撤退。匈奴也紧追不舍，战斗最激烈时一天交战数十回。单于越追越没有信心：八万骑兵打五千步兵，非但拿不下，还搞得自己伤亡惨重；更可疑的是，这支小部队似乎是在把自己往南面引。难道汉军在边塞附近设了埋伏？他是否正在往人家的口袋里钻？单于犹豫起来，打算停止对汉军的追击。
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陵的军中出了一个叛将。大概实在没有再苦战下去的勇气，他投奔到匈奴一边。这一来，单于就完全掌握了李陵的底牌：他既没有后援，而且箭也快用完了。匈奴军队现在毫无后顾之忧，死死咬住李陵不放。汉军的箭全部用尽，斩断车轮的辐条作为武器，连军中的文员都手持短刀上阵搏杀。最后一场鏖战后的夜晚，李陵试图突围失败，部队被完全打散。只有三四百人陆续逃回到汉朝边塞。李陵回想当初的豪言壮语，反观眼下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深感没脸回去见汉武帝，便投降了匈奴。
李陵之降，不但给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造成巨大的悲剧，他的案子还把当时正在宫廷里担任“太史令”官职的司马迁也一起牵连了进去。
李陵兵败前，曾派遣校尉陈步乐向武帝汇报军情。陈步乐说，李陵深得士卒之心，这支远征军士气高昂。那时武帝非常高兴，公卿王侯都争先恐后地赞扬武帝有知人之明，朝中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汉军覆亡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变了一副面孔，纷纷指责李陵。汉武帝为向远方的李陵施加压力，所以把他的老母亲和妻子抓到首都看管起来，欲驱促李陵以死报国。但是不久便获得进一步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他非常失望，变得郁闷寡言，食不知味。群臣见皇帝如此，更加惶恐忧惧，不知所措。
面对这样的情景，一种仗义执言的冲动在司马迁胸中像潮水一样地起伏涨落。他与世代出名将的李家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但也不是毫无因缘的陌路人。李广在司马迁最初进入汉武帝的内廷担任郎中时，刚刚离开统领郎中的长官，即郎中令的职位；而接任李广、成为司马迁顶头上司的人，就是李广的儿子李敢。李广之孙李陵又与他同在内朝做侍卫性质的官，可以算半个同事。因此可以说，司马迁一直是在不远处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家子所遭遇的不寻常的命运。对李广被迫自杀、李敢又因冲撞卫青而被霍去病害死，司马迁大概一向怀有不平之心。如今李陵孤军深入，作战到矢尽力竭才被迫投降，而那班贪生怕死、卑鄙势利的“全躯保妻子之臣”就忙着对李陵落井下石。这更使司马迁为李陵感到不公平。他的侠义心肠一定是在激励着他，使他不能对此报以沉默。另一方面，看到皇帝一副“惨怆怛悼”的样子，他也很想为皇帝分忧解愁，来报答武帝提拔他为太史令的知遇之恩。
恰恰在这时候，汉武帝问起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司马迁满心以为这是一个替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并且好好安慰一下武帝本人的良机，所以就把自己郁积多日的话一股脑儿倒将出来了。他对武帝的话，大意是说：李陵平素对同僚“绝甘分少”（无争利之心，取少予多），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士兵们都肯用命效死。古代名将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他虽然投降，看他的意图，无非是想寻找适当的时机，报答皇帝对他的恩遇。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再说，他击败匈奴的战功，也足以向天下表白自己奋力报国的心迹了。
如果司马迁只是强调李陵有“国士之风”，他的投降不过是留有用之身以图后报，情况或许还不会像后来发生的那般糟。但是司马迁的心里少了一根弦。为说动武帝，他还在那里竭力赞扬李陵的战功。这就正好触痛了被武帝刻意隐藏着的他的一个心病！
和李陵同时出塞进攻匈奴的，还有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他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歼敌一万余人。但在回来的路上中了埋伏，士卒损失十之六七。就像不久前远征大宛一样，李广利又一次白白辜负了武帝一心一意为他创造的建立辉煌战功的机会。这在武帝内心引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挫折感。在司马迁看来，他赞扬李陵的战功是为了告诉汉武帝，李陵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欠的只有一死；而李陵之所以不死，又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在汉武帝看来，李陵率五千步兵所创的战绩越大，就越显得统领三万骑兵的李广利是何等无能。司马迁这么说，分明是为了打击李广利而有意抬高李陵！进一步去想，这也就是在指责皇帝任人唯亲，用人不当，以至于真正有能力的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给国家带来那么大损失的无能之辈却有过不罚，依然享受高爵厚禄。自己心里有了鬼，就难免变得异常敏感。专制皇帝的喜怒无常，很容易地就直接转化成当事另一方的生死之灾。司马迁被下狱了！他的一伙朋友谁也不敢出来奔走营救，甚至连去探一探监都没有勇气。武帝左右的亲贵更没有谁肯为他讲一句话。廷讯的结果，司马迁被定了一个“诬罔”的罪名。这是在天汉二年岁末前后。
但在定罪之后不久，情况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好转。当汉武帝从满腹的愤怒和猜忌中清醒过来时，他发现司马迁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他甚至对自己在当年的调度失当也有了些许反省。他后悔地说，其实当初应该等到李陵出塞之后，再指派路博德作他的后援。这样，路博德就再也不敢寻找借口拒绝配合，而李陵也就不至于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危局之中了。作为补偿，武帝下令慰劳逃回来的那四百多名李陵所部残军。天汉四年（前97），武帝又出动二十万大军，分几路攻入蒙古草原。其中由公孙敖率领的一支，包括骑兵万人、步卒三万，特别奉命要注意寻找李陵，把他接回到汉朝来。可见司马迁的劝说起了一点作用。关在监狱里的司马迁，以及李陵妻子老母的命运，而今全都取决于公孙敖此行的结果如何了！
不幸的是，公孙敖在草原上吃了败仗，因此也就不可能纵横敌方疆域去寻找李陵。更加不幸的是，他非但没有寻获李陵，反而带回来一个坏消息：据一个匈奴俘虏说，李陵已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以专门对付汉军。后来的消息证明，真正帮助匈奴练兵的人，其实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名叫李绪的汉朝降将。但这已是后话了。由于公孙敖的这个并不确切的情报，汉武帝一年多以来正在逐渐平息下去的怒火，一下子又被吊升到顶点。李陵的母亲和妻子被处死。对早已被判定的司马迁的“诬罔”之罪进行惩处，现在终于也提上议事日程了。
“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就这样被尖锐地搁置在司马迁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