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艰难的抉择

司马迁的所谓“诬罔”之罪，也就是欺君之罪。这在当时是要被处以腰斩的。不过，那时放在司马迁面前的，还可能有三种选择。

一是拿钱来赎死罪。恰巧就在他的处罚将被执行之前，西汉政府公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这就是说，犯了死罪的人，若出钱五十万，便可以按照轻一等的处罚来执刑。所谓轻一等，当时指的是用竹杖责打三百杖。这条法令公布在天汉四年九月。司马迁后来回忆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可见上述法令在他受刑时已经存在了。有人甚至认为，它最初就是针对处罚司马迁而颁布的。五十万钱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西汉的官俸，也就是现在所谓官员工资，是按每年多少石谷子来衡量的。太史令是一个每年六百石的官职，实际支取数则是每月七十石。司马迁是在武帝封禅的第三年，也就是元封三年（前108）被任命为太史令的。从那时直到天汉二年被下狱，司马迁一共做了十年的太史令。他在这十年内的总收入为八千四百石，按当日市价折合铜钱，为一百万八千钱。也就是说，死刑的赎金，相当于司马迁做十年太史令所得全部收入的一半。但是他实际上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是不是有人肯解囊相助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做“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许他们怕的还不是出点钱，而是怕因为帮助了直接得罪皇帝的人而招来横祸。因此用钱来赎死，这条路对司马迁根本不现实。

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宫刑来代替死刑。说到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下，宫刑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对汉朝时候的人，尤其是对汉朝的士大夫，又意味着什么？

中国古代处罚罪犯的刑法种类，一般称为“五刑”，由轻到重分别是墨刑（把犯罪人的额头皮肤割开，然后在伤口处下墨汁，留下终身擦不去的墨印。又叫“黯刑”）、劓刑（割去鼻子）、刖刑（截腿，或是剥去膝盖上的髌骨，所以又叫“膑刑”，后来稍微减轻一点，改为斩断左趾或右趾，叫“断趾”，断趾之刑在秦代十分流行）；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官即睾丸，女子则幽闭在宫中，终生不得婚配；最后一种便是死刑。死刑的执行方式除斩首外，还有“轘”（音“环”，即用四辆车或五辆车对犯人实施“车裂”，把受刑者的身首四肢活生生地撕扯开来）、椹质（即腰斩）、枭首（处死后将首级挂在高杆上示众）等。可见最初所谓“五刑”，有四项属于身体刑，一项是生命刑；其中没有包括自由刑（就是用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来处置罪犯的徒刑）。徒刑要到秦王朝时期才比较常用。将犯人的头发剃光，男人去筑城墙（包括修筑万里长城），女人用来替官府舂谷子。

五刑里的宫刑，在远古时候，曾经是专门惩治淫乱的一种刑法。所以仁井田陞以为，它最初属于“对应处罚刑”。即罪犯使用身体的什么部位来实施犯罪，就用残毁犯人相应部分肢体的方式来予以惩治。古代印度对偷窃者处以砍手、对在高贵的人面前放屁处以在臀部烫上烙印，也都是“对应处罚刑”。后来，宫刑逐渐地不止于用来惩治淫乱。它被视为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又叫“下蚕室”。古人相信受宫刑后的疮口若经风吹，便要感染，导致“破伤风”，所以受刑时以及受刑后的一段时间里，必须呆在像饲养蚕茧的屋子那样温暖而不透风的地方。

大约在司马迁出生之前的近三十年，汉朝政府已经颁布了废止肉刑的明令。但从这以后刑罚执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停止使用的仅限于劓刑和斩断脚趾的刑罚；黯刑与宫刑仍然在使用，尽管终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盛行了。宫刑最终被废除，还要等到隋朝前期，那已是在7世纪前后。隋唐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五刑”体系，包括生命刑一等，也就是死刑（分斩、绞两种），自由刑两等，也就是流刑和徒刑，身体刑也有两等，即杖刑和笞刑（分别用木棍和竹板责打臀部）。所以，中国取消施加于肉体的酷刑，要比西欧社会早得多。在那里，火刑、车刑、溺刑、剜目刑、割耳割鼻刑、断手刑、烹刑、断舌刑之类五花八门的肉刑，要等到16世纪才被取消。

按中国传统的观念，身体发肤都受之父母，损伤身体发肤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肤发尚且不允许伤及，像宫刑这样对身体的残害，当然就更无法接受了！被施行这样的刑法，成为“刀锯之余”，不仅是侮辱自身，而且是对父母、祖先莫大的侮辱。司马迁说，“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就是这个意思。常人即已无法接受，对士大夫中间的一员，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侮辱。

也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贵为士大夫，本应保持一种比常人更高尊严的问题。西汉虽紧接在暴秦的专制统治之后，但秦历年不久，还没有能把古代士大夫的贵族传统完全消灭。因此当时还多少保留着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贵族观念，叫作“刑不上大夫”，或者叫“士可杀不可辱”。士大夫即使被认定有罪，一般也不肯接受被下狱、受监禁、面对刀笔吏盘问案情的下场。事实上，天子亦不敢轻易地就这样处置他们。高级官员一旦有涉案嫌疑，往往便手捧“盘水加剑”（盘水表示天子执法公正如水，加剑象征自裁），入请罪之室，等待天子发落。无论中罪、大罪，闻天子之命，即自杀身死。皇帝不会对他们加以捆绑、施以刑法，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是莫大的人生侮辱，是比逼他们自裁更为严厉的处罚。有的人一时下不了死的决心，或者没有机会自裁，不幸被下狱。但在这之后，他们也常常面对法官不出一言，拒绝任何答复，最后以绝食了却一生。

比司马迁晚一些，西汉有一个名儒叫萧望之，以皇帝老师的身份被小人告发。朝廷要召他到官府问话，就派首都卫戍军把他的住宅包围起来。萧望之打算自杀，妻子劝阻他。他又向身边的学生征求意见。这学生是个“好节”之士，一口赞同导师本人的主张。萧望之长叹一口气说：“我曾经贵为将相，年纪也已到六十岁。老入牢狱，苟求一命，且不是太卑鄙了吗？”他于是对学生说：“去拿绝命药，不要再阻挡我去死。”他就这样自杀了。

可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对一个士大夫来说，接受宫刑事实上比被处死更加不堪忍受。这样看来，司马迁也许只有走第三条路了。那就是坦然面对死刑，甚至是抢在受刑之前寻找机会自裁而死。

实情情况是，司马迁并没有采取上述第三种选择。就像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并不怕死。但他害怕身死名灭，他还有一件不容放弃的事要做。他需要活下来，以便将父子两代的心血最终转换为一部不朽的巨著。他为此已经花费了近十年的艰巨劳动，自觉离开这个目标的实现已经不太遥远。所以现在他还不能死，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一个伟大的学者与一个同等伟大然而残暴的专制君王，就这样合演了一幕悲壮而荒诞的历史剧。司马迁终于被执行宫刑。他在同时代人们投向他的怜悯和鄙视的目光下活着。他在充满内心冲突的痛苦中活着。他的《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烈火煎熬之中完成的。

不过所有这些，本来都应是后话。现在且让我们回过头来，从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的幼年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