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穿插（四）
一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在宁全地区追上主力部队，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天敌后奔波的生活。我向赵政委汇报了营救安南父女的详细情况，并把十根金条和两千九百九十块银元交给了组织。我说任务完成得不好，前后经过的时间太长了，差点儿没有追上队伍。赵政委说，总体来说是不错的，营救了安南父女，给红军带来了声誉。你们带回来的经费也非常重要，可以买很多武器。
我回到特务营继续担任营长，何子非还是我的副营长。那段时间部队在岐山休整待命，进行政治学习。何子非告诉我，现在是战略转移，这一路虽然打仗不多，但是减员不少，一些下层官兵开了小差。好在我们特务营是直属营，官兵的觉悟相对高一些，只跑了十二个人。
我说，这真是没想到的事情，我们参加红军，是铁了心地干革命，怎么还有开小差的事情？
何子非笑笑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很多士兵是因为吃饭、因为逃债、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参加红军的，部队走路很累，打仗很苦，看不到好处，就会产生动摇。所以只要有时间，就要进行学习，提高觉悟。没有统一的意志，就是一盘散沙，有了武器也白搭。
我说，老何，分别不到一个月，你的觉悟又提高了。
何子非说，这些话都是赵政委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红军的这一套是非常有效的。
有一次，何子非问我，听说你在旺宣城营救安南父女的故事很传奇，可是你为什么把土匪巴根放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他，可能是觉得他不该杀。
何子非说，难道你没有想到隐患？
我说，凭直觉，我认为巴根不会加害安南父女，再说，安屏小姐已经准备到瑞士去，安南先生回到其中坪，也应该是安全的。
何子非若有所思地说，我说的隐患，还不是指这个。
我问，那是什么？
何子非说，我也说不好。
何子非这样一说，引起了我的警觉。我说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我会回头走那几步，确实不知道我会放了巴根，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着我。
何子非说，这个人可能跟你前世有缘，前世他救过你，今世你来报答他。只是，这件事情可能要给你带来麻烦。
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况且我已经向赵政委汇报了。
何子非说，你别放在心上，或许我多虑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何子非的多虑不是多余的。
岐山整训，一个主题是针对战略转移途中的逃兵现象，团以下的官兵都要向组织汇报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参加红军的动机。在这方面我没有问题，我虽然出身小商，但是参加红军较早，有四年以上战斗经历，从未被俘，战功卓著，这些硬当当的资本足以证明我根正苗红。
但是，随着整训的深入，我还是发现有种无形的压力正在向我迫近。
本来，组织上安排我给连以上干部讲一次课，关于尊重民俗和宗教问题，可是到了上课的前一天，整训班的主任、现任师部保卫科长马苏通知我，这堂课取消了。我问为什么，马苏说，现在不是讲尊重民俗和宗教的时候，现在要清理思想。
接着，我发现政治部的同志频繁找特务营的同志谈话，特别是当初跟我到其中坪执行任务的同志，于众兴和张有田被约谈的次数最多。
有一次张有田谈话回来之后，气愤地告诉我，政治部的同志反复询问我们到其中坪干什么，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后来又问我们同谢谷是什么关系，鹰嘴岩战斗为什么没有把敌人消灭掉？好像我们跟敌人有勾结似的。
刚开始，我把政治部的调查理解为检查群众纪律和战术研究，可是又过了几天，我发现情况不对了，因为于众兴和张有田被约谈回来之后，不再主动找我汇报了，见面也是闪烁其词。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不过心里还是坦然的，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执行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没有做过危害革命的事。
后来他们连于众兴也不找了。何子非跟我说，他们信不过于众兴，因为于众兴家庭出身小商。他们最信得过的是张有田这样的赤贫革命者，整训班里有十个表现好的赤贫革命者，据说是作为政治骨干培养的。
我说，那好啊，张有田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打仗勇敢，我希望他有更大的进步。
何子非笑笑，没再说话。
记得那是个朝霞漫天的清晨，吃罢早饭，我和何子非一起搬着小板凳到整训班听课。走到门口，政治部的一名同志让我到另一间房子里接受任务，进去一看，马苏在里面，他一挥手，上来两个战士，把我的枪下了，让我立正。
马苏整整衣服，走到房间中央，冷峻地看了我一眼，宣布，凌云峰同志，从现在开始，隔离审查。
我盯着马苏的眼睛，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隔离审查我？
马苏说，这是组织决定，个人无权过问。
我说，马苏同志，我们还是战友，山涧峰战斗，你还配属我指挥，你总得让我明白我错在哪里啊！
马苏抬抬眼镜，从镜片后面射出两道锐利的目光，扫视我一眼说，我说过，这是组织决定，你应该遵守政治纪律。
我一动不动，看着马苏，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马苏严厉地补充了一句，关于山涧峰战斗，以后不要挂在嘴上了，历史并不能说明一切。
讲完这句话之后，马苏又挥挥手，两个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着我，推推搡搡出门。路过整训班教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向里面看了一眼。我看见何子非和于众兴惊讶地看着我，只有张有田的目光有些躲闪，我知道这家伙心虚了。
我被关在一间谷仓里，有一个小桌子，放着纸和笔。政治部的同志板着脸交代我，要一丝不苟地写明我在其中坪同国民党密谋的经过，然后就带着两个战士出门了，门被关上，我听见外面咔嚓一声，好像是上了锁。从此我就同外面的世界隔着两重天了。
没有床，只有一堆乱蓬蓬的茅草，上面放着我的铺盖卷。我突然想起，我的桃木匣子呢？我手忙脚乱打开铺盖卷，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的桃木匣子也被没收了。
躺在茅草堆上，我反复回想眼前这一幕，打破脑袋我也想不出来，我和国民党反动派怎么就勾结在一起呢，怎么就密谋了呢？哦，对了，我是曾经听何子非说过谢谷有过被怀疑是共产党的经历，我想起了那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可是，这是一场被证实了的误会，再说，如果谢谷真的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勾结的关系，而是接头的关系。
我想啊想啊，终于，一道亮光闪电般地划过我的脑海——桃木匣子，一定是它出了问题，因为桃木匣子是用来装金银首饰的，而这个匣子到了我的手里，被我像宝贝似的东藏西藏。一个红军干部，珍藏一个金银首饰匣子，这说明什么？不是问题也是问题。
我明白过来之后，就从草堆上跳起来，跳到窗前大喊，同志，同志……
看守的战士过来了，呵斥道，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有什么事？
我激动地说，误会，误会，我知道误会的原因了，请向政治部的同志报告，我要澄清事实真相。
那个战士还好，只是警告我两句，说有事要报告，不要大声嚷嚷，然后他就走了。
不一会儿，马苏亲自过来了。我把桃木匣子的事情说了一遍，从头到尾，马苏没有说一句话。我说现在问题清楚了，放我出去吧，我还要学习呢。
马苏说，什么清楚了，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安屏小姐，她为什么要送给你桃木匣子？还同时送给国民党军官，好像你们是双胞胎似的。
我愣住了，是啊，安屏小姐为什么要送给我一个桃木匣子，而且还同样送给谢谷一个，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马苏说，你知道安屏是什么人吗，听听你的称呼，安屏小姐，一听就是资产阶级的臭小姐。
我说，安屏小姐的父亲是民族资本家，是我们的朋友，是支持我们红军的。
马苏说，难道他们仅仅支持红军，她不是同样送给国民党反动军官一个桃木匣子吗？
马苏这么一问，我又傻眼了，这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说，我去其中坪执行任务，是赵政委派我去的，我要见赵政委。
马苏顿了顿，过了一会儿才阴阳怪气地说，你认为赵政委会见你吗，他现在忙得很，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我无话可说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只能等你们调查处理了。我相信我是清白的，我相信你们会调查清楚的。我啥也不干了，我要睡觉了。
马苏说，大白天的你睡觉，那就是对抗组织。
我说，我说话你们不信，我睡觉你们说我对抗组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马苏说，写啊，这不是有纸有笔吗？
我说，我说的你们不相信，我写在纸上，你们就相信了吗？
马苏说，那也得写，白纸黑字。
马苏离开之后，我恨不得拿头撞墙。我想明白了，我不能写，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万一我留下白纸黑字，造成更大的误会，那就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中午给我送来了饭菜，送饭的战士特意说，我现在还是内部矛盾，还能吃上咸菜和饭团。要是升级到敌我矛盾，那就只能吃麦麸饼了。
下午政治部的同志过来检查我的交代笔录，一看纸上什么都没有，大发雷霆，说我负隅顽抗，更证明组织对我采取措施是必要的。
我说，你们枪毙我吧，上帝会证明我是无辜的。
没想到这句话又被他们抓住了把柄，说我相信上帝，不相信革命，说我到其中坪，就是同上帝接头。
晚上的饭菜果然降低了标准，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红薯叶子汤，加上一块巴掌大的玉米饼子。这样的饭菜我一连吃了三天，差不多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二
到了第四天的上午，何子非来了。
看守我的战士离开之后，何子非压低声音对我说，他们让我来做你的工作，劝你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我抵触地说，我有什么问题，你不清楚吗？
何子非说，你有什么问题，我当然不清楚。你们到其中坪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还在地方军里面吃辣子鸡丁呢……讲到这里他突然打了个寒噤，鬼鬼祟祟地向门外看了一眼，犹豫着，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说，老何你也别做我的工作了，你出去后，尽快找到赵政委，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他。
何子非低声说，我跟你说一件事，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看何子非的表情，预感不妙，可能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我。我说，你说吧，老子身经百战，什么没有见过，大不了一死。
何子非说，你可不能死啊，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
何子非说，你最后一次见到赵政委是什么时候？
我回忆了一下说，就是我们追上队伍那天，在岐山师部我向赵政委汇报，他还表扬了我。
何子非说，你想一下，过去办培训班、学习班，是不是每次赵政委都要讲课？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怎么，难道赵政委……
何子非说，我也觉得奇怪，整训班都开课十几天了，一直没有见到赵政委来讲课。我暗中打听了一下，师部的两个熟人也说，他们有些日子没有见到赵政委了。
我愣住了，问何子非，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子非说，我听说最近领导层在开展斗争，反“右倾路线”，什么是“右倾路线”？就是对敌斗争心慈手软，包庇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
我说，赵政委很早就投身革命，还在国外受过教育，我们跟随他从云华山到葱茏山，打仗的时候他一直身先士卒，他怎么可能是右倾路线？
何子非说，你知道赵政委是什么家庭出身吗？
我说，这个我不知道，首长的家世我怎么能知道？
何子非说，你家是茶叶商，我家是盐商，把你家和我家的全部家产加起来，也顶不上赵政委家产的百分之一。他是一家轮船公司的二公子。
我瞠目结舌，我没想到赵政委出身大资本家。我说，这又怎么样，我党很多领导人都是出身于资本家或者地主家庭。再说，我从来没有发现赵政委包庇资产阶级地主富农。
何子非说，我跟你讲，你可以认为安南先生是民族资本家，但是换一个说法，他就是剥削阶级。而且，外国传教士里面确实有很多帝国主义分子，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认识的那个理查德教士就是好人？
我说，我……我没有发现他们有反革命行为。
何子非说，你没有发现并不等于没有。
我的冷汗出来了，何子非的话是有道理的。
何子非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把你抓起来，就是要找赵政委“右倾”的证据。
我盯着何子非的眼睛说，这么说，你也认为我是执行了一项错误的任务？
何子非说，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组织这么认为。
我说，赵政委他现在在哪里？
何子非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说不定也被关起来了。
我冷静下来，做个了送客的手势。我说老何，这件事情你我说不清楚，我坚决不认为我们到其中坪对革命有任何危害。我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旨，还筹集了大量的经费。
何子非说，好吧，你再想想。
说完这话，何子非从身上取出一个柞绸袋，交给我说，辣子鸡丁是吃不上了，我答应他们经常来做你的工作，也好借机给你带点吃的东西。
何子非给我的柞绸袋，正是装桃木匣子用的。我说，老何，你知道我的桃木匣子在哪里吗？
何子非说，我不知道，我就看见营部的旮旯里有这个柞绸袋，拿它给你装吃的。
我说，老何，我求你一件事情，把我的桃木匣子找到。
何子非说，匣子被马苏他们抄走了，我从哪里给你找？弄得不好，我还受牵连。
我叹了一口气说，人倒霉了，就没有朋友了。
何子非说，别酸了，我们都是务实的人。
我说，不，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有感情的人。
何子非说，感情？你说是安屏给你的礼物，可是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你被骗了。
我说，不可能，一定是匣子丢在山路上，东西被别人捡走了。
何子非说，我也告诉你，不可能。这个柞绸袋，加上一个桃木匣子，至少值一块大洋，要是山民捡到了，不可能把里面的东西取走，把袋子和匣子留下。
我愣住了，这么说，桃木匣子里面本来就没有东西？
何子非说，也许，安屏送给你的礼物就是桃木匣子，因为桃木匣子辟邪。
我说，还是不可能，她同时送给我和谢谷每人一个，而谢谷就是我的邪，难道她让我们互相辟邪？
何子非不吭气，半天才说，会不会隐含对你们去其中坪的不满啊，或许是一个咒语，无礼非礼，来而不往。你和那家伙都是其中坪不欢迎的人。
我蒙了，我说你讲得太玄了，我听不懂。
何子非说，是玄，我也不是太清楚，只是有个感觉，这个礼物送得蹊跷，可能同宗教有关。
我说，我不同意你说的，其中坪不欢迎我们。
何子非说，我们？你和谢谷？其中坪同时欢迎你们两个？
我愣住了。
何子非离开之后，我背对窗户，坐在草堆上，看着眼前一面黑乎乎的土墙，反复地琢磨何子非的话。关于这个桃木匣子，本来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奇特，但是，在旺宣，安屏没有告诉我，安南先生也没有告诉我，它从无到有，失而复得，来去无踪，高深莫测，越搞越复杂。我觉得它不应该这么复杂，我决定不再想它，我决定忘记它，管它是什么。
我接着想眼前的问题。
回想我被隔离的这些日子，马苏和政治部的同志反反复复问我，到其中坪是奉谁的命令，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他们特别问我，有没有高级干部同安南先生和外国传教士来往的信件。显然，何子非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种种迹象表明，矛头确实是针对赵政委的。
我后悔啊，我为什么要说到其中坪执行任务是赵政委布置的？如果，如果我知道会引起这样的风波，打死我我也不会这么说。那么，我又能怎么说呢，我说我自作主张，自己带着部队到其中坪打土豪，自己到其中坪侦察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这可能吗，能自圆其说吗？再说，我也不能对组织说假话啊。
我在心里想，赵政委啊，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可是我没有办法。
下午，又有人来看我，居然是张有田。我明白，这是马苏他们搞的车轮攻心战，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再来硬的，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手段。
张有田进门的时候，给我敬了一个礼，我向他点点头。等看守的战士离开后，张有田说，营长，你已经知道了，我跟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我说，我不知道你都说了些什么。
张有田说，我都交代了，在其中坪你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起吃饭，一起照相，还一起接受了资产阶级小姐的礼物。
我的血冲上了脑门，咬紧牙关说，这是事实，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张有田说，那些道理我不懂，我只说经过。
我问，我们和谢谷斗智斗勇，我们在鹰嘴岩的战斗，其中坪给红军送去的药品和财物，你说了没有？
张有田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了，他们说这些事情不用我说。
我说，我明白了，他们就想抓我的问题，对于成绩自然视而不见。你还说了什么？
张有田看看我，避开我的眼神，低下头说，我还说了，我们营救安南父女，已经把土匪巴根抓住了，可是你又把他放了。
我吃了一惊，顿时想起何子非的话，看来这件事情真的要给我带来麻烦了。我说，是他们让你说的吗？
张有田仍然低着头说，不是，是我主动说的。
我看着张有田松松垮垮的样子，突然攥紧了拳头，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这个卖主求荣的小人，我真想一拳把他打得满脸开花。
张有田似乎已经感觉到我的愤怒了，猛地抬头，迎着我火星直冒的目光，脖子一梗说，营长，你可以骂我，但是，我说的是事实。这件事情，大伙对你都有意见。
我想起来了，放巴根的时候，张有田的嘴巴嚅动，好像说了什么话，但是我没有听清。我问，张有田，那天我命令放掉巴根的时候，你最后是不是说了一句话？
张有田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我骂你是神经病。
我说，哦，我明白了，你心里有恨。
张有田说，不是恨，是不满。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已经感觉到我的精神崩溃了，好像我真的得了神经病。我知道，我早晚会得神经病的。我疲惫地向张有田点点头说，张有田，你做得没错，难得战友一场，谢谢你跟我讲了实话。
张有田面红耳赤地看着我，身体微微摇晃起来，从破布鞋里露出趾头的右脚在地上蹭了几下，哭丧着脸说，营长，我们都佩服你作战勇敢，有勇有谋。可是，有些事情，你确实有些意气用事，你的身上有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我说，张有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张有田不安地扭动着脚板，有点踌躇，但还是说了，营长，你的身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我把目光从张有田的脸上移开，仰头看着黑乎乎的屋顶，突然哈哈大笑，张有田啊张有田，好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说的没错，我凌云峰，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那就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
自从张有田来过之后，我再也不大喊大叫了，再也不鸣冤叫屈了。我忍受了一切，包括挨打、挨骂、挨饿、挨冻，我认识到，一切都是我活该“挨”的。
由于擅自释放土匪头子巴根，我的问题升级了。张有田因为有功，晋升为营政委，而他过去的直接领导于众兴，则在他的营里当副营长，成了他的下级。
部队在岐山整训十多天，向剑阁关行军的时候，我的双手被反绑起来，并和其他十几个“犯人”串在一起，组成一个“管教队”，由特务营的一个排押着往前走。
走在这样的行列里，最难受的还不是我，而是我过去的那些兵，他们始终不敢同我对视。特别是张有田，每次见到我都是满脸尴尬，既不敢跟我套近乎，又不敢像对别人那样斥责我，好像他的升迁真的跟出卖我有关。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老部下们，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臭毛病，给他们带来了难堪。
有一次单独跟张有田在一起，我说，有田，你不用内疚，我知道，你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应该向组织说实话。
张有田说，营长，老营长，他们让我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我说的是实话，可是，谁知道你的问题那么大呢？
有时候，看看身边被反绑双手串在一起的“难友”，我的心里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啊，有开小差的一个排长和三个兵，有两个拒不缴纳罚款的土豪，有两个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居然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巫婆。当然，更多的还是像我这样在反“右倾”路线斗争中落网的红军干部，一共七个。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但是我知道，每个人大大小小都有问题，他们成为“犯人”，总是有原因的，至少也是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
经过深刻的反省，我终于拿起了纸和笔，写了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我把赵政委交给我的任务，变成我自己的自告奋勇，并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赵政委关于“如果发现反动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走狗有散布谣言、诬蔑红军的言行，即予逮捕”的要求；把事后赵政委对我的表扬变成对我的批评，批评我没有识破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假面具，等等。总而言之，我想用这种手法把责任尽量往自己的身上揽，尽量地让赵政委少承担一些责任。而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导致革命的坚定性不强，对敌斗争有温情主义。
在写这份检查的时候，我的内心对张有田充满了感激，我并不记恨张有田出卖我，不，他从来没有出卖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尽管事实的背后还有另一番道理，但是要想说清这道理，那不是张有田的事情。张有田的一句“小资产阶级臭毛病”，就像神医之手点中了病人的穴位，让我大梦初醒。
但是，我还是太天真了。我以为我这样大包大揽，就会减轻赵政委的压力，我以为我这样掏心掏肺地检讨就能获取组织的信任，让我早日重返战场。可是，检查交上去十几天，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我还是跟“管教队”的犯人们一起，吃喝拉撒须臾不离左右，牛鬼蛇神都是一丘之貉。
二月二龙抬头，红军在一个叫晃甸的集镇上同当地民团打了一仗，并抓获了当地唯一一家棺材铺的老板，因为群众揭发这个老板同民团勾结，垄断了方圆十里的棺材生意，发了大财。马苏勒令棺材铺老板的家属，在红军离开晃甸之前，缴纳一千块洋钱，否则就以恶霸的名义处决棺材铺老板。
我也觉得这个棺材铺老板死有余辜，问题是，他加入“犯人”的行列，给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损失。马苏担心这个棺材铺老板会被冻死，没收了我的铺盖，盖在棺材铺老板的身上。直到这个家伙真的被冻死了——其实是吓死的，铺盖才回到我的身上，而我已经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三个夜晚，身上只有一套单衣裤，而且破得千疮百孔。
我原本有一双布鞋，是年前在旺宣城买的，一直舍不得穿。在岐山整训期间，我央求何子非帮我寻找桃木匣子，桃木匣子没有找到，何子非把这双布鞋偷偷地送到隔离室，我一直把它别在后腰上，在转移途中，我要么穿草鞋，要么光着脚走，就是为了省下这双布鞋，准备在最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
有一次行军，马苏骑马从后面追上我，发现我的后背鼓鼓囊囊的，让战士把我的绳子解开，命令我把上衣脱掉。
我的胸前有三处伤疤，马苏就像看不见似的，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裤带上掖着一双布鞋。马苏命令我立即交出来。
我说这是我个人的东西，你没有权力没收我的。
马苏说，无产阶级没有个人的东西，一切都必须拿出来由组织分配。
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马让我骑？
马苏说，这是组织分配的，我是团级干部，而你现在是个反革命。
我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只是一个有臭毛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组织上并没有给我定性我反革命。
马苏说，都一样，早晚会给你定性的。现在，把鞋交出来！
没有办法，我只好乖乖地把鞋从背后取出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就在马苏伸出手来准备接鞋的时候，我突然把手收回来了，我二话不说，把鞋套在我的血迹斑斑的脚上，跳起来狂奔。
马苏掏出手枪说，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
我当然没有站住，马苏也没有开枪，因为我并没有逃跑，而是围着马苏转圈。马苏举着手枪，奇怪地看着我，他大约怀疑我疯了。我跑了几圈，累得呼呼喘气，我把布鞋从脚上脱下来扔给马苏。我说，好歹我总算穿它一回了，现在我把它交给组织。
马苏把枪管对准我，手在颤抖。就在这时候，张有田从后面冲上来了，挡在我的前面对马苏说，首长，你不能开枪，你要是把他打死了，他怎么交代问题呢？
马苏没有开枪，让战士把鞋捡起来，交给他，他抓起布鞋看看，拍拍，然后骑上马走了。
后来，在剑阁关战斗开始之前，我发现我的布鞋穿在马苏的脚上。我说马首长，这鞋合脚吗？马苏说，不合脚，这鞋有点大，我给它垫上棉花，舒服得很。我说，你穿反革命的鞋，就不怕天黑路滑，掉下悬崖？马苏冷笑一声说，反革命分子，你想得美，老子就算掉下悬崖，也是为了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
唉，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了，现在想想，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候，我可真是不懂事，竟然对马苏说出那样恶毒的话。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既不是为了诉苦，也不是为了发泄，更不是假装心胸开阔。说真的，我真的要感谢那场运动，感谢马苏他们。路才刚刚走了不到三分之一，我的双脚就烂了，奇怪的是，每次烂了之后，很快又好了，长出厚厚的茧子，越长越厚，越长越结实，好像长在我脚上的皮袜子。不是夸张，这双皮袜子让我的身高都增加了。到了后来，我的脚，除了我自己打的草鞋，任何鞋子都穿不进去了。你想想，有了这么一双铁脚板，在转移路上是多么重要。能够长出这样的铁脚板，还有什么苦我不能吃呢？苦难让软弱者更加软弱，让坚强者更加坚强，就是这么回事。
四
一九三五年三月，为了渡过峪雨江，红军准备突破南岸的剑阁关阵地，我们特务营，也包括特务营押解的“管教队”，受命在幻龙崖一带构筑工事，防止敌人从侧翼反突击。
当时的营长是何子非，他带着勤务连和工兵排到江岸勘察搭浮桥的地点。侦察连和其余分队由营政委张有田和副营长于众兴带领，配属给三团的副团长姚志远指挥。
构筑防御工事，是重体力活，我们“管教队”自然“首当其冲”，分配的工段也是最艰苦的，加上工具不顺手，我们十几个人挖了半天，才构筑了长不到十米、深不过半米的工事。我越挖越觉得不对劲，干脆不挖了，把铁锹一扔，跳到工事上面去了。
我手搭凉棚察看对面的地形，脑子里马上就出现了一幅地图，这是跟何子非学的本事。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防御工事的位置不对。那时候我忘记了身份，突然喊了起来，我大声嚷嚷，他妈的这是谁指挥的，哪有这样打仗的？
于众兴从工事里跑过来，看见我在那里指手画脚，一时间有些发蒙，老老实实地说，我们现在归三团管，是姚副团长指挥。我说，赶快把姚副团长叫来，必须立即调整防御位置。
于众兴看着我，有些为难。
就在这个时候，姚志远来了，他奇怪地看着我问，你是谁？我说我是特务营的营长凌云峰。姚志远更奇怪了，问于众兴，你们特务营有两个营长？于众兴说，凌……老凌是从前的营长，他现在是——
我打断于众兴的话头，我说我现在是师部的参谋，是临时来检查防御的。
姚志远疑惑地看着于众兴，于众兴没有吭气。姚志远看看我的上身，又看看我的赤脚说，你怎么搞成这样，破破烂烂的，浑身都是臭烘烘的。
我说我刚从其他阵地过来，不要管我怎么臭烘烘的，当务之急是调整防御位置。
姚志远阴沉着脸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们虽然是防御，但是从来不会是被动地防御，摆在那里等敌人进攻，那是傻子。
姚志远认真了，摊开地图说，可是，一旦敌人反突击，这里是必经之路，你让我调整到哪里去？
我说是的，是必经之路，但是在这个必经之路上，你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而且一旦他反突击，这里也是他火力准备的重要目标。
姚志远说，你讲得有道理，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地图拿过来，让他蹲下，他迟疑了一下，蹲了下去。
我指着地图说，看清了没，这里，把防御工事前出五十米，在这里占领制高点，一旦敌人反突击，集中兵力火力，死守两个高地，把敌人驱赶到山下河谷，在那里打伏击。
姚志远在图上琢磨了很久，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我要是听你的，这个仗打砸了，谁负责？
我说，当然是你负责，不过，你可以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姚志远突然咧嘴笑了，我想起来了，什么师部参谋，你他妈的是“改造犯”，竟然敢指挥防御最高责任者。于副营长，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押回去，给我好好地挖工事。
于众兴期期艾艾地对我说，老营长，咱们还是挖工事吧。
我说好，我倒是要看看，这个仗你怎么收场。
再回到工事里，我就没有办法安心干活了，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那块地形，想象着即将发生的战斗。说真的，我似乎已经看到在敌人炮火覆盖下的牺牲，看到幻龙崖阵地土崩瓦解，看到姚志远绝望地喊叫……我甚至还想到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还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借战斗混乱的机会，我跳进右侧的树林里，滚到山下的河谷，然后逃之夭夭，给他们来一个“失踪”。当然，我不会逃到国民党那边，我一定要回到师部，我要见赵政委——这个念头一闪，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我不能跑，我必须在这里战斗。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关键时刻，老何的话在我的耳边清晰地响起，我不能死，也不能逃。
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姚志远虽然没有全盘接受我的建议，没有放弃构筑正面工事，但是他同时也在我画圈的那两个位置配属了两个排的兵力，并且各放了一挺轻机枪。
师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方剑阁关正面进攻战斗开始后，敌人果然从幻龙崖向我方实施反突击。
战斗发起不到十分钟，张有田来了，通知我到指挥所去。
我一到指挥所，姚志远就递给我一块玉米饼子说，老凌，边吃边谈，敌人的火力准备已经实施了，幸亏听了你的一半建议，没有放大部队，避免了很大的损失。现在两翼打得很激烈，我担心敌人不会改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说，他当然不会主动改道，但是我们必须让他改道，只能死打硬拼，把他往河谷里驱赶。可以组织突击队，从侧翼穿插，打乱他后方阵脚，减轻我们正面压力。
姚志远沉吟片刻说，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担心主阵地兵力过于空虚，万一失守，责任就大了。师部交给我的任务是死守主阵地，死在主阵地上，是我的光荣，死在侧翼，我要承担指挥失误的责任。
我说，要不这样，你把侧翼交给我，给我三十颗手榴弹，我从“管教队”里选几个人，我带领他们突击。
姚志远闻言大喜，说，这样最好……讲完这句话，他的眼睛一闪，拉长脸说，可是，你们都是“管教犯”，我怎么能担保你们不会借机逃跑？
我说，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还是让我回去挖工事吧。
说着，我转身就走。
姚志远一把扯住我说，让我再想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说，打仗就是冒险，没有四平八稳的事情。
姚志远的眉头皱了很长时间，像是思想斗争很激烈，终于下了决心，掐着我的胳膊说，好，老凌，我就相信你一次。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一定向组织上反映你的战斗表现，你就戴罪立功吧。
我说，狗屁，老子不是戴罪，老子只会立功。
这就说好了，姚志远不仅给了我三十颗手榴弹，还给了我六条汉阳造，加上一把大刀——姚志远跟我讲，他只相信我，如果发现有人反常，就用大刀解决。
我从“管教队”里挑了六个人，原先都是经常打仗的红军干部，也都是平时我看好的，职务最低的也是个副连长，都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我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宣布成立敢死队，讲清战术意图，大家一听都明白了。
我挥动手臂说，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战斗中证明，我们是坚定的革命者，是英勇的红军战士，我们要用我们的鲜血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大家群情激昂，只有一个同志，那个年轻的副连长陈海说，总得吃顿饱饭吧，不然跑不动。
我正想批评陈海，姚志远亲自给我们送行来了，还给每个人发了半块玉米饼子。姚志远说，同志们，我能做到的就这些了，这是指挥所一天的干粮。
我说，谢谢姚副团长，我们一定把指挥所的干粮缴获回来。
说完这话，我就让这支小小的敢死队出发了。我的计划是，先期翻过幻龙崖，潜伏在二号高地至主阵地之间，在主阵地受到攻击的时候，突然从侧翼出击。
我走在后面，姚志远拉住我悄悄地说，老凌，你们可得回来啊，你们要是跑了，我就是革命的罪人啊！
我说，你要是不放心，现在把我的枪下了，还来得及。
姚志远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还有那几个同志……
我明白了，拍拍姚志远的肩膀说，放心吧，只要我在，他们就不会跑。
姚志远想想说，可是，万一你们牺牲了，也得把尸体给我运回来。
我冷笑一声说，他妈的老姚，你不像一个军人，这么婆婆妈妈的。我知道了，我跟他们讲，就算是牺牲，也要等见到你之后才咽气。这下你放心了吧？
姚志远嘿嘿一笑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次战斗，打得空前激烈。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配属重火器，轮番炮击幻龙崖主阵地，姚志远指挥不到五个连的兵力，采取移动阵地的战术，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得神出鬼没。
我趴在洼地里，密切关注主阵地的形势，眼看敌人又一轮进攻得手，步兵蜂拥冲向我主阵地的时候，我一声令下，我们敢死队从潜伏的洼地里突然跳出来，穿插前进。每个人手里都是拉好弦的手榴弹，七个人，排成一排，一边走一边扔手榴弹。前面立即升起一道烟幕，我们就在这烟幕里，像齐步走一样，大踏步前进。
直到距离敌人只有二十米的距离，我才下令开枪，这么近的距离，当然是弹无虚发。如果我们有轻机枪和卡宾枪，那效果就更好了，遗憾的是，姚志远当时还是不放心我们，没有给我们好武器。
据俘虏后来说，那场战斗，让他们大开眼界，不知道我们红军用了什么新式武器，可以制造一面烟幕墙，让红军躲在烟幕墙后面袭击他们。
当然，这个烟幕墙不可能一直存在，手榴弹扔光了，我们就地隐蔽射击。一个指挥官发现我们并不是天兵天将，而且人数很少，指挥已经退到山下的一股敌人，从两侧包抄我们，他们已经放弃进攻主阵地了，把全部的火力都集中在我们这里。
这时候，姚志远已经在主阵地上站稳了阵脚，派了一个排过来接应我们。我指挥敢死队边打边撤，就在快要回到主阵地的时候，一颗子弹从后面追上我，穿过我背上的大刀，嵌进我的后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背后中枪。
五
姚志远带人把我抢下来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察觉我负伤了，当然也是清醒的，但是姚志远还是叫上担架，把我送到营部包扎所，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直到下午，在师医院，楚兰医生给我做手术，取出了那枚弹丸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楚兰医生讲，这次中弹是不幸中的万幸，弹丸钻进我的骨头之后，居然只走了三分之一，就不再深入了，否则，我就是不死，也会成为瘫子。
我说，这个小小的弹丸，连骨头都没有穿透，我居然昏迷这么久，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伤啊？
楚兰医生笑笑说，检查过了，其他地方只有伤疤，没有伤。你是饿昏的。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幻龙崖战斗前，姚志远给我的半块玉米饼子我没有吃，而是把他送给那个年轻的大肚汉了。
剑阁关战役结束后，部队迅速渡江，继续北上。头几天楚兰医生让我一直躺在担架上，楚兰医生说，不是因为负伤，而是你的身体太虚了。你好像很多天没有吃饭了。
我笑笑说，每天都吃，但是每天都等于没吃，吃的东西很少。
楚兰医生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的事情，幻龙崖战斗，再次证明你是好样的，相信组织上会很快甄别你的问题。你放心养伤吧。
我说，我也不能老是跟着医院，我当红军以来，三分之一时间在走路，三分之一时间在打仗，三分之一时间住医院，这算怎么回事啊？
楚兰医生说，如果你离开医院，还得跟着“管教队”行动，还不如跟医院走。你选择吧。
我说，我当然选择跟医院走。
有一次在一个村庄宿营，我看见一群女红军到河边洗绷带，其中一个有点面熟，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张婆娘。那人一愣，回过头来看看我，我一看，正是张婆娘。还没等我说话，张婆娘就板起脸朝我吼了一声，你这个反革命，乱喊什么？
说完，张婆娘推着伙伴到河边去了。
张婆娘她们走了之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妈的，老子打了一个胜仗，她还把我当反革命看。我这个黑锅什么时候才能卸掉啊？
吃晚饭的时候，张婆娘到伤员住的院子来了，我假装没有看见她，把头扭到一边。张婆娘走到我跟前说，嗨，反革命，你生我的气吗？
我说，我能不生气吗，凤凰落毛不如鸡，连你都喊我反革命。
张婆娘说，你还说，你居然当着一群新战士喊我张婆娘！
我说，你不就是张婆娘吗？
张婆娘说，早就跟你说过了，老子现在叫张达理。
我一拍脑门说，哦，这事忘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叫你张婆娘更亲切一些。
张婆娘的变化很大。我记得最初在长洲南城“婆娘饭店”见到她的时候，就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厨娘，如今一身红军军装穿在身上，人瘦了很多，脸也小了不少，居然有了几分姿色。我琢磨，在我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何子非和她应该有来往，说不定，又吃上了辣子鸡丁。
张婆娘——张达理问我，你好好的怎么成反革命了？
我说，你问我，我问谁？
张达理说，听说你在旺宣城把一个土匪头子给放了，这家伙后来袭击我们一个乡的苏维埃，打死我们三名同志。
我一听这话，如五雷击顶。实话说，自从进了“管教队”，我前前后后地反思我的问题，虽然我承认我有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但我知道这并没有给革命带来损失。唯独释放巴根这件事情，让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觉得不应该，万一这个家伙匪性不改，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那我真是革命的罪人了。
我问张达理，你是从哪儿听到的消息？
张达理说，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
我说，我放走的土匪袭击了乡苏维埃，造成我们同志的牺牲，我脸色能好看吗？那个袭击乡苏维埃的土匪，他叫什么名字？
张达理说，我是听何半仙说的，那个土匪的名字叫巴根。
我闭上了眼睛，我终于明白了。组织上把我隔离审查，让我跟“管教队”的犯人在一起，是多么的正确，我的小资产阶级臭毛病，它不是个小毛病，它是我致命的弱点。
幻龙崖战斗之后，我经常想，根据我的战斗表现，组织上一定会对我的问题有新的结论，一旦决定恢复我的红军战士的身份，我一定要向组织坦白释放巴根的事情。我甚至想，向组织提出来，让我秘密返回葱茏山，我一定要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的脑袋拧下来，祭奠因为我的臭毛病而牺牲的同志。
但是，组织上一直没有找我谈话，只是过了丰源镇的时候，取消了我坐担架的资格，让我继续回到“管教队”，同时也回到了特务营。不过，不再用绳子捆我了，还给了我一双草鞋。
据于众兴和张有田说，剑阁关战斗之后，姚志远确实带着他们找到师部反映我们“管教队”的战斗表现。马苏听完之后说，凌云峰打仗有一套，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打仗勇敢和政治表现是两回事。
我不知道姚志远是怎么回答的，张有田转述的马苏的话却让我刻骨铭心。马苏对姚志远说，我告诉你，凌云峰那么干，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想以他的战斗表现证明他是革命者，他没有问题，是无辜的。第二，你怎么知道凌云峰没有别的想法，比如找机会逃脱，比如以牺牲来对抗组织的调查。
我听到这个情况，对马苏顿时肃然起敬，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孙悟空，可以钻进芭蕉公主的肚子里，把里面的花花肠子看得一清二楚。
老实说，我在战斗过程中，确实有私心。我想，老子打一仗给你们看看，你们就知道我凌云峰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万一我牺牲了，让你们惭愧吧，让你们在我的尸体面前洒下羞愧的泪水。再有，找机会逃脱的念头，我确实有，不仅是在幻龙崖战斗中，在此前，在此后，就是在现在，也还是有。只要用绳子捆住我，我就想逃跑，就想离开这里，只是，我并没有打算逃离红军。
随着我对马苏同志的认识，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就是要向组织坦白巴根的事情，我要主动承担责任，主动接受组织上更严厉的惩罚。
然而，那段时间很奇怪，自从剑阁关战役之后，虽然没有打什么大仗，却很少见到马苏，好像他很忙似的。
后来有一天，何子非来看我。我说老何，你帮帮忙，向马苏同志报告，我要向组织坦白问题。
何子非问我是什么问题，我说是巴根的问题，就是我放走的那个土匪头子，听说他袭击了我们一个乡苏维埃，打死了我们三名同志，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何子非问我听谁说的，我说是张达理。
何子非愣了一下，突然咧嘴一笑说，假的，张达理问我为什么把你打成反革命，我编了一个故事，就说你放走的那个巴根，杀了三名苏维埃干部。
我一听，愣了半晌，我突然脱掉草鞋，向何子非扔过去。何子非一边躲一边说，老凌，老凌，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这件事情要说没有影子，也不是，我跟你讲啊，有一天我做梦，梦见的就是这回事，因为这件事情，组织上把你枪毙了，我大哭了一场，醒来之后，耳朵里还有泪水。
我说，记得你说过，老做噩梦会得神经病，你犯不着为我得神经病。
何子非说，我不是为你做噩梦啊，我确实得神经病了。我觉得咱俩现在就像是一个人，你替我活着，我替你活着。
我说，这叫什么话，我们两个各活各的。再说，你也用不着为我担心。凭我的感觉，巴根不会做那样的事。
何子非说，看看，这就是你的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在作怪。你当心，没准这家伙真会给你惹麻烦，让你罪上加罪。
我说，那我没有办法，我现在也不可能去找到他，再把他杀一次。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走路。
渐渐地，身后的国民党追兵少了，可是前面的村庄也越来越少，供给越来越困难。作战部队尚且没有饭吃，我们“管教队”的伙食自然更差，饿死人的情况开始发生。
只要到了一个宿营地，看守的战士就让我们去挖野菜，有一次我在一个水洼子里抓到几只小虾，还没从沟里上来，我就把它们吞进肚子里了。
这样大约走了五六天，终于到了一个稍微像样的村子，名叫卓洛，有二十几户人家。特务营的营部住在一家稍微宽敞的院子里，我们“管教队”住在羊圈里，一进去，那股腥膻的气味扑面而来，差点儿把我推出一丈开外。我寻思要不要找张有田或者于众兴通融一下，给我换个地方，想想又算了，他们都是我的老部下，我不能让他们为难。
那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院子里露营，外面又太冷，感觉那个地方海拔已经很高了，属于高原，虽然是春天，夜里也是寒风刺骨。
到了半夜，总算有点睡意了，突然听到羊圈的柴门被推开了，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看见，有人从外面扔进一个东西。
起先我没有在意，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动了一下，我感觉奇怪，就爬起来推推那东西，感觉还热乎乎的。那东西又动了几下，再动几下，就坐了起来，原来是一个人。
黑暗中我问他，你是谁，干什么的？
那人没有吭气。我从怀里摸出洋火，擦了一根，凑到那人眼前一看，激动得叫了起来，他妈的，这不是贺之发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贺之发憋了半天才瓮声瓮气地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凌云峰啊，就是那个……不让他们打你左腿的红军特务营长啊！
贺之发愣了一下，半明半暗中我看他把头伸过来，我又擦了一根洋火，我说老贺，老朋友了，你怎么了，你不认识我了吗？
贺之发看清了，重新坐下说，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你不让他们打我的左腿，可是你让他们打我的右腿。
我说，我没让他们打你的两条腿。
贺之发说，没想到你也住在羊圈里。
我说，我现在正在修身养性，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贺之发说，狗屁，我知道，你们红军搞运动，你小子倒霉了。
我说，嘿嘿，这回不是什么搞运动，这回是反“右倾”。咱们现在都是羊圈里的客人，说说，你是怎么来的？
起先贺之发不想跟我多说，我一个劲地跟他讲，现在我们扯平了，外面天寒地冻，月明星稀，里面臭味相投，腥膻难耐，咱们聊聊天吧。
渐渐地，贺之发打开了话匣子。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的，正是去年进攻长洲的地方军部队。跟我们的情况相似，因为粮饷无着，饿死一些，跑掉一些，上峰派他抄近道到卓洛一带，想抢在红军的前面弄点粮食，不料他们刚刚搜刮到一马车青稞，就被红军截获了，他也因此成了俘虏。
那天晚上，我和贺之发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兄弟，聊了很长时间。我向他打听谢谷的情况，他又告诉了一件更让我高兴的事情。原来在山涧峰战斗之后，谢谷也被关进监狱蹲了一段时间。
经过是这样的，长洲城发生痢疾那次，我们不是抓获了贺之发吗，放他的时候我让他给谢谷捎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兽心打黑枪，老子依旧笑春风。贺之发回去交给谢谷一看，谢谷随手就扔了，说，什么破诗，简直亵渎斯文。
他这一扔不要紧，正好被他的卫兵收起来了。这个卫兵是上峰派来监视他的，而那个上峰，正好是当年在黄埔军校跟他争风吃醋的教官，教官联想到当初黄埔军校共产党组织的接头暗号，再次对谢谷产生了怀疑，认为这首诗还是共产党给谢谷的接头暗号。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山涧峰战斗，谢谷的部队在进攻中受挫，上峰怀疑他和红军里应外合，找个理由把他抓起来，给他上了老虎凳，灌了辣椒水，差点儿呜呼哀哉了。
听贺之发这么一说，我别提多高兴了。我说谢谷这个反动军官，真是罪有应得。可是，我不希望他死，我总觉得，我们两个的交道，才刚刚开始，我们早晚会一决雌雄。
贺之发说，幸亏我帮了他的忙，我知道底细，那是因为地方军警惕中央军派来的嫡系骨干，一直想把他们撵走，故意找碴。后来我向军部陶副官长报告了谢谷被捕的情况，陶副官长出面作保，才把他放了出去。
我问贺之发，谢谷现在在哪里，贺之发说，就在这附近，今夜估计在大黄宿营，离这不到三十里。
我说，啊这么近，怎么这些天一直没有遭遇？
贺之发说，嗨，地方军追你们，是迫不得已，做做样子。再说，这一马平川，部队行动，老远就能看见，谁进攻谁吃亏。我们的政策是，追而不击，围而不攻。
我又问贺之发，谢谷知道前面的部队里有我吗？
黑暗中我听到贺之发的嗓子眼里一阵咕咚，他嘿嘿一笑说，谁知道你啊，一个无名之辈，况且还住在羊圈里。我们长官告诉我们，前面是从葱茏山杀出来的红军，凶得很，尽量不要靠近。
我说，他妈的你们还看不起老子，知道剑阁关幻龙崖战斗吗，那就是老子指挥的。
贺之发愣了一下说，啊，你这个阶下囚，还能指挥打仗啊？
我说，当然，这就是我们红军同国民党军的区别，我们该坐牢的时候坐牢，该打仗的时候打仗。
贺之发咂咂嘴说，想不通，想不通。
六
第二天天不亮，看守的战士就吆喝我们起床，到村外挖野菜。这时候我才发现，贺之发的腿并没有断掉，也不怎么瘸，只不过右腿有点外八字，走起路来稍微往外画圈而已。
我说老贺，你这样走路，是不是很舒服？
贺之发白了我一眼反问，你说呢？要不我给你一枪你试试？
我说，老贺你不聪明，你有这样的腿，打仗的时候，可退可进，你想保命的时候，你就对长官说，你的腿行动不便，可以躲在后面。你想发财的时候，你可以说，轻伤不下火线，你可以冲锋陷阵发战争财。
贺之发恨恨地说，那好，有机会我把你的腿也搞断一条。
我哈哈大笑说，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贺之发的到来，给我的流放生活带来很多乐趣。挖野菜的时候，“管教队”的其他人看着我们两个有说不完的话，都感到很奇怪。我跟他们说，不打不成交，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们感到更奇怪，弄不明白我们两个阵营不同的人怎么会成为老朋友。
我们在卓洛村住了四天，后面几天，羊圈的气味好多了。离开的时候，我跟贺之发说，这一辈子，我们住过很多地方，但是，我们两个一起享受羊的待遇，还是第一次，以后恐怕很难有这个机会了。我们作一首诗纪念如何？
贺之发说，我是个粮秣官，只会打算盘，作诗不在行。
我说，那这样，我来作，万一你能活着回去，把这首诗带给谢谷。
贺之发叫了起来，什么叫万一活着啊，你们长官说了，只要我的部队送来一千块洋钱，就放我回去。
我说，你的部队会给你送一千块大洋吗？
贺之发说，当然，我已经派了两个兵去找部队，谢谷团长一定会救我的，我帮了他那么多忙。
我说，那好，你听着。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羊圈喜相逢。人面各奔东西去，羊圈依旧臭烘烘。
贺之发说，狗屁，你这诗臭不可闻！
我和贺之发分手，是在第二天的傍晚。
那天下午我们行军约三十里，一路上没有见到一个村庄，也没有见到山，最后看到了一棵树。因为有了这棵树，我们才记住了一个地名：大柳树。
大柳树其实并不大，也就是两丈多高，好在树皮没有被剥去吃掉，冬天里没有叶子，只有密密匝匝的枝条，远远看去，像一团烟雾。
部队在这里小憩，何子非策马从后面追上来，代表组织宣布，让贺之发自行其便。
我知道，一定是谢谷的赎金到了。我说不上来是嫉妒还是不舍，我拉着贺之发的手说，记住咱们的羊圈啊，记住我的那首诗啊，以后万一咱们都还活着，咱们一起回到这个地方，把羊圈修得像皇宫一样，咱俩在那里喝酒吃辣子鸡丁。
贺之发显然心情也很复杂，摇着我的手问，到那时候，要不要请上谢谷？
我说，你跟他讲，不要替反动派卖命了，如果他以后不再继续与人民为敌，如果他以后没有被我消灭掉，如果他以后成了红军的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请他到咱们的羊圈里，把酒怀旧。
贺之发说，一言为定。
我说，后会有期。
贺之发由两个士兵护送，离开大柳树。几团黑影向西边走去，越来越小，消失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之中。
贺之发走了之后，何子非告诉我，谢谷给我们送来的赎金是一半，五百块洋钱，另一半要见到贺之发，由我们派去的红军战士带回来。不过，现在钱不是重要的，因为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谢谷答应，尾随我们的距离增加十公里，前面四十里有个大集镇麻垌，有八十多户人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寺庙，估计会有粮食，他们保证不打麻垌的主意。
我说，好啊，谢谷跟我们越来越近乎了，我真想见到他。
何子非说，你见他干什么，你要是见到他，不是他当俘虏，就是你当俘虏。
我说，我今夜就跑出去，到谢谷部队里走一趟。
何子非脸都吓白了，看看我说，你没事吧？
我说，我怎么啦？
何子非说，你不是真的得了神经病吧？
我说，你们天天说，你这么说，张有田这么说，没准于众兴背后也这么说，老子早晚会得神经病。
何子非说，你想见谢谷干什么，难道你又想跟他决斗，为了那个女孩？
我说，我的桃木匣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想知道我的桃木匣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我只能找谢谷了，他的桃木匣子和我一模一样。
何子非说，哦，还是那个桃木匣子……可是，你怎么知道他的桃木匣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个臭小姐给你们的东西未必一样。
我说，我的天哪……那我就更想知道了。
就是那天，我发现我真的非常渴望见到谢谷，哪怕面对面地打一仗。我越是想知道我的桃木匣子里面是什么，越是想见到谢谷。
也是那天，何子非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少看见马苏了？我告诉你，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听说他们整赵政委整过火了，事情弄到中央红军那边，连某首长都过问了。赵政委是什么人啊，那是同中央首长一起到外国勤工俭学的老革命，是久经考验的红军高级干部。中央红军那边过问了，赵政委已经恢复了自由，并且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那些整他的人正在忙着做检查。你很快就有出头之日了。
我心里一阵激动，但是我表面不动声色，我说无所谓了，我发现在“管教队”里也挺好的，“管教队”是个大学校，在这里我学到很多东西。再说，在“管教队”，我同样能指挥打仗。
何子非笑笑说，你这个人，终于学会说假话了。
我说，我说的是真话，我发现，在“管教队”这些日子，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考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精神意志得到了锻炼。如果还有出头之日，我想，我以后会少犯很多错误。
何子非说，这倒是真的，磨难使我们成熟。
我说，老何，我刚被隔离审查的时候，你去看我，我觉得那时候你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还满嘴的名词。
何子非说，啊，这个你不理解？
我说，我理解什么，我差点儿把你当成马苏的助手了。
何子非挤眉弄眼地笑笑说，马苏的助手？嘿嘿，马苏他会让我当助手？我跟你讲，你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因为我是国民党军官出身，当过少校营长，要不是因为需要我架浮桥，我就和你一样进“管教队”了。
我说，难怪你那么谨小慎微的。
何子非说，那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首先得活着，并且活得很好，才能为革命做大事。你想啊，他们要是把我抓起来，峪雨江的浮桥谁来架呢，浮桥架得不顺利，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
我说，老何，你这个逻辑让我很受教育，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革命，我们都把自己当作革命领袖了。
不久，老何的分析就应验了。
部队进驻麻垌集之后的一天，我们“管教队”全体被召集到大觉寺广场，我看到了赵禹主任。他穿了一套新军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似乎瘦了一些，但是精神焕发。
赵主任给我们做报告说，革命就是斗争，斗争就有牺牲，在战争环境里，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搞得明明白白，有时候，在没有澄清事实真相之前，果断地采取某些措施，是必要的。
赵主任的话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确实是这个道理。
赵主任又说，经过调查和战斗检验，“管教队”的多数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真金不怕火炼，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们的同志会更加坚定，更加成熟。同志们要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前面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们。
赵主任的简短动员，就像春雨一样落进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致向首长表态，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立即放下包袱，继续战斗。
赵主任让我单独留下，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想回特务营，哪怕当个排长，我要在战斗中证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赵主任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又问了我对隔离审查的看法。我说，我明白了，我们红军毕竟年轻，战斗生活又是那么艰苦，生死都是瞬间的事。确实有些同志信念不坚定，思想不端正，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调查历史和革命动机，是为了进一步纯洁队伍。随着战斗经验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会逐渐走上正轨，以后像这样的冤假错案会越来越少。
赵主任听我这样说，很高兴，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好，你有这样的认识，很不简单。坏事变成好事，冤枉变成学校，这是反“右倾”运动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很想问问，赵主任前段时间是不是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话到嘴边，我又把它咽了下去。
赵主任说，现在全国抗日的呼声高涨，国民党对我们的政策也有改变，很有可能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到那时候，你们这些同志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七
我终于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管教队”生活，回到部队，在特务营协助何子非和张有田工作。暂时没有明确职务，我不在乎，只要有仗打，我还是我。
麻垌是一个十字形集镇，据当地人说，因为有一口井，方圆二十里活着的人都住在这里，每天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人等在井口提水。
看到这个情况，我琢磨，有一口井，就说明有地下水。我向何子非建议，利用这段休整时间，多打两口井，免得这样拥挤。
何子非说，架桥我可以，但是打井我不在行。你一个协助工作的人，不要给我出难题，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要开拔打仗了。我现在只负责指挥打仗。
我又去找张有田和于众兴商量，决定勘查地形，找到泉脉，打井。这两个人的态度都很暧昧，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后来我自作主张，带着几个战士，研究泉眼的来路，估计是从西边的雪山来的。我们就在麻垌西边的一块湿地上下锹，一连挖了三天，挖了一个十多米的深坑，第四天终于看见，这个深坑有一个八仙桌面大小的水洼，战士们非常激动，又往下挖。
我们干得正起劲，何子非来了，看了看水洼对我说，我打算写一个报告，要么把我调离特务营，要么把你调离特务营。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
何子非说，咱俩在一起没法工作，你领导我可以，我领导你不行。你这个人，太有主见。
我说，那还是我滚蛋吧，我总不能把你的营长位置篡夺了。
没想到，当天中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赵主任把我和何子非叫到大觉寺，首先问我，假如让一个犯过错误、伤害过你的同志跟你一起工作，比如，你当连长，他当指导员，你会接受吗？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说马苏。
我说，除了马苏，别的同志我都能接受。
赵主任说，为什么要除了马苏？
我说，这个人政治品质差，我怀疑他会当叛徒。
赵主任看看我，本来是和颜悦色的，突然把脸一板，喝了一声，凌云峰同志。
我本能地双脚一碰，立正应道，到！
赵主任背起手，在我面前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劈头盖脸把我训了一顿，什么心胸狭窄，什么个人主义，什么觉悟不高，什么军阀作风，全来了。
我立正，但是昂首挺胸。赵主任的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不以为然。马苏一不会打仗，二不会做人，我为什么要和马苏一起工作？
赵主任见我昂着头，知道我内心不服，向我们透露了有关首长的一项考虑，原特务营扩编为军直属特务团，打算让凌云峰任该团团长，马苏同志为该团政治处主任。
我和何子非都傻眼了。
赵主任问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可以接受马苏同志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我只有一个条件，马苏同志到特务团工作的第一个月，不能穿鞋，只能光脚。
赵主任盯着我足足看了两分钟，我感觉他的手在颤抖，还往腰间摸了摸，摸到手枪的把子上。赵主任走到我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凌云峰同志，不要以为你受了委屈，打了胜仗，你就是革命功臣了，你就可以向组织讨价还价了。不，你差得很远，你的错误还有一大把，如果不是因为战斗，组织上会慢慢调查你处理你。
我决不屈服。我说，赵主任，要么你不让我当团长，枪毙我，要么你同意，马苏同志到特务团工作的前一个月，不能穿鞋，只能赤脚。
赵主任说，你在要挟组织？
我说，我在向组织提出请求。
赵主任看看我，又看看其他人，说了一句，他妈的，那你就等着吧。
自从这次以后，关于特务团扩编的事情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估计这个团长我是当不上了。我已经打定主意，组织上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决不同马苏在一起工作。
我和上级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随时等待上级更加严厉的处置。
转折出现在新井竣工的那天，是的，我们终于找到了泉脉，挖出了一口二十多米深的水井。望着汩汩喷涌的泉水，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对何子非说，红军为人民，我们走到哪里，就要把井挖到哪里，还记得长洲横洞的“红军桥”吗？
何子非也是热泪盈眶，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凌，何必跟组织对抗，排斥马苏，你太小家子气了。
我说，士可杀不可辱，马苏同志他把我的鞋抢走不说，他还侮辱老子，我能咽下这口气？
何子非说，量小非君子，你老凌应该是大度的。
我说，对于马苏，别的我都能原谅，唯独不能原谅他抢走我的布鞋，这是他所有错误里面最本质的错误。
何子非说，我听说军部已经做出决定，任命你为特务团三连连长，马苏同志为特务团政治委员，这以后，他领导你，咋办啊？
我也一愣，这个后果是我没想到的。我说，老何你放心，我决定，下一场战斗，我就光荣，我不给你们出难题，更不让马苏直接领导我。
果然，两天以后，上级的命令下来了，没想到，我还是军直特务团的团长，并且兼任政治委员，马苏还是特务团的政治处主任。这下我没有退路了，要么坚持，继续同组织对抗，要么，那个话不说了。怎么办呢？
我一夜没有睡好，直到第二天，何子非告诉我说马苏来了。我一见马苏，脑袋就大了。马苏光着脚，手里提着已经稀烂的一双布鞋，在我的门前恭恭敬敬地向我敬了一个礼说，团长，我来报到，请指示。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手忙脚乱地说，马苏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请你把鞋子穿上。
马苏说，我在运动中犯了错误，我希望能在凌团长的领导下，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这时候，我的心里涌起一丝愧疚。是的，马苏犯了错误，正因为他犯了错误，才需要帮助，可是像我这样，一棍子把人打死，岂不是错上加错？
我跟马苏说，我们都还年轻，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互相谅解吧，请你把鞋穿上。
马苏说，这个鞋子，我会记住一辈子，这不是因为你提出了这个条件，而是我给自己找到的一本教材，我要深刻地记住这个教训。
后来，赵主任跟我谈话时说，让我兼任政治委员，并不是说我的政治素质很高，而是因为我有文化，会讲，能不能胜任政治委员的职责，还要在战争中考验。
八
这年五月，军直特务团在麻垌组建完毕。当时，我们红军往往是大编制小结构，多数团级部队，只有五六个连队，中间没有营级建制，而我们那个特务团，有一个特务营、一个野战营，还有工兵、通信、机炮三个独立连，全团员额一千二百多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独立作战单位。不客气地说，有些师的建制，都没有我们特务团的战斗力强。
特务团组建之后，作为先遣部队继续北上，一路上大大小小打了五六仗，士气高昂，所向披靡，一直打到茂松县，直接跟国民党嫡系部队胡宗南的部队干上了。
为了渡过珉陵江，我们架桥铺路，先攻后防，马不停蹄，始终处在作战的第一线。这一路征战，和特务团始终配合的是姚志远的三团。
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即将同中央红军会合，大家的兴奋可想而知。大约是上午九点，我们全团集中在茂松县中学东头的大戏台，配合军宣传队排练庆祝会师的文艺节目。
排练开始之前，赵禹主任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两个男的穿中山装，两个女的一个穿白衬衫，一个穿灰制服。远远望去，我感觉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有点像安屏小姐，我又使劲地向大戏台那边看了一眼，但是看不见了，那群人被宣传队员簇拥着，走进大戏台北边的棚房里。
我回过神来，我知道我又犯了小资产阶级的臭毛病，产生了幻觉。安屏小姐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呢，她应该早就到瑞士了。
那天的排练活动，我们特务团配合军宣传队，跟他们一起大合唱和扭秧歌。主要是政治处主任马苏负责指挥，不用我操心。马苏是个读书人，很会讲话，他往台前一站，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眼镜片后面的小眼睛闪闪发光。马苏说，同志们，我们就要实现伟大的会师，我们将见证一个伟大的时刻，在这个伟大的时刻里，我们军宣传队来同我们特务团一起排练，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搞好配合。
马苏讲完，宣传队开始表演。
宣传队刚刚成立不久，我也是第一次看他们的表演，节目搞得红红火火，五花八门，有江西民歌《送红军》，也有花鼓戏《木兰从军》，还有抗日活报剧《还我东三省》。当地上千军民观看，掌声一阵接着一阵。演活报剧的时候，马苏还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动派！团结起来，全民抗战，收复东三省……
台上马苏喊一声，下面立刻一阵山呼海啸，战士们激情昂扬，有的同志把眼泪都喊出来了。
我突然产生一个看法，这个文艺节目真的不得了，把我们的政策，把群众的愿望，把我们战士的英勇气概，都表达出来了。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心里抓挠，我们想说而又说不好的话，它说出来了，我们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来的感情，它表达出来了。
我想起有一次我跟何子非议论他那本“关于信仰的书”，他说，那里面的故事，每一个都可以编成一台戏，西方传教士，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传经的。我甚至想，要是每次战斗都来上这么一场文艺节目，我们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增强。我甚至想，以后有条件的时候，我们特务团要成立一个锣鼓队，打仗的时候，鼓乐齐鸣，战斗结束，鸣金收兵。
在我胡思乱想时，台上的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下一步，我们特务团要配合大合唱和扭秧歌。马苏一头热汗从台上跑到我面前说，团长，赵主任让你上台。
我吃了一惊，让我上台干什么，我又不会扭秧歌。
马苏说，赵主任让你上台讲几句，给特务团做做动员，好好配合。
我一听，坏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还要讲话，我讲什么呀，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正紧张着，赵主任从戏台一边走到中央说，凌团长呢？上来，给大家讲几句。
没有办法，我只好站起来，一边往戏台上走，一边想词儿。我把刚才的思路理了一下，决定讲讲文艺节目和战斗力的关系，我突然想起何子非讲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的脑子里灵光一现，渐渐涌上了一些话语，故事，道理，信仰，三言二拍……我稳住神，一步一步走到台前，先给赵主任敬了一个礼，再给台下敬了一个礼，放松地呼出两口气，清清嗓子说，打仗靠什么，靠精神，靠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我们红军的宣传队，携带着革命者的精神，用文艺的手段，把信仰传播给我们，激发我们的战斗意志，鼓励我们的战斗勇气，鞭策我们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的特务团和宣传队同在，我们红军战士同革命的信仰同在，让我们跳起来唱起来，向着胜利高歌猛进吧！
我的个天啊，我在台上越讲越有感觉，越讲越有激情。我似乎看见了我的部属们瞪着大眼睛，敬佩地看着我。我甚至感觉到，两边棚房的人也惊喜地看着我。
我讲完了，戏台上下响起噼里啪啦的掌声。我擦着一头冷汗，左顾右盼，我不知道我是该留在台上还是下台。
赵主任又从戏台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凌云峰同志，讲得很好，没想到你很懂红军文艺的功能啊，我看你可以到宣传队当队长。怎么样，你同意吗？
我吓了一跳，我的肠子都悔青了，我干吗要到大戏台上卖弄口才啊，要是因为这番演讲，把我调到军宣传队当队长，那我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以后我怎么打仗呢？
我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不同意！
赵主任诧异地看着我说，我是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
我继续立正，我说，报告首长，我神经过敏，我太……太……我太紧张了，我有神经病。
赵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说，放心，我们不会让一个作战的团长去当宣传队长，再说，当团长你可以，当一个宣传队长，你还不够格。
我说，我可以下去了吗？
赵主任说，等一下，我让你上来，就不会轻易让你下去。
我心里一振，感觉到赵主任话里有话。
赵主任又说，我让你上台，就是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了——难道？
赵主任向戏台北边一挥手，我向那边看去，天哪，不是做梦，是真的，我的预感被证实了——从戏台的北边，笑盈盈地走出了一个女孩，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正是安屏小姐。
安屏小姐落落大方地走到我的面前，弯腰给我鞠了一躬，对我说，想不到吧，红军哥哥。
我傻眼了，手足无措，望着台下，队伍依然正襟危坐，但是头顶的空气明显发生了变化。
我又看看赵主任，赵主任向我笑笑说，你们的故事一会儿你们自己说，现在，我宣布一个消息。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赵主任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吗，戏台上的这个女孩，她叫安屏，是一位民族资本家的千金，她本来是要到国外深造的，但就在前不久，她改变了主意，把她的留学经费，全部带到我们的部队，支持革命事业。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认识了我们的一位红军干部，从他的身上，她看出了我们红军的政治信念，看见了红军战士的人格魅力。这个红军干部是谁呢？他就是你们的凌云峰团长。
大约过了一秒钟，静寂的台下突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抬臂向部队敬礼，安屏小姐弯腰鞠躬，她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睛泪花闪烁。
九
会师文艺排练之后，我和何子非刚刚回到驻地，马苏就带着几个人追上来了，我一看，心口就跳了起来，是那个穿灰制服的女子和安屏小姐。
我看着安屏小姐，安屏小姐看着我，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也有点不自在。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把握我和她的关系，我没话找话地说，没有想到，你会出现在这里。
安屏说，在旺宣城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当然记得，上帝与你同在，后会有期。
安屏指着那个穿灰制服的女子说，这是我的表姐启明，我就是通过她找到你们的，她是《大同报》的记者。
我这才注意到，这个制服女子其实也很面熟，我说，这不是启迪吗？
安屏说，她是启迪的姐姐。
启明向我一笑说，久闻凌先生大名，幸会。
我说，一介武夫，无名之辈，幸会启明女士。
启明说，我知道你到过其中坪，据说是串亲戚，你跟哪家有亲啊？
我愣住了，倏忽想起当时我对谢谷说的话，炎黄子孙，血浓于水之类的。我笑笑说，其中坪的百姓都是我们红军的亲人。
启明哈哈一笑说，凌团长，当真好口才，可以搞政治或者当外交官，带兵打仗可惜了。
我说，谢谢，我更喜欢带兵打仗。
我转向安屏说，为什么没有去瑞士，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安屏说，是有变化，找机会我跟你慢慢说。启明表姐有公干，要采访红军哥哥，稿子要得很急。
我只好说，那怎么办，老何，你把安屏小姐带到团部，中午能不能搞几个菜？
何子非说，啊好，我马上派人把张婆娘请来，做个辣子鸡丁。
安屏却当真了，说，我不吃辣子鸡丁。
我说，我这个何副团长，他是个笑话大王。
何子非带着安屏出门后，我请启明坐下。她瞅瞅看起来黑乎乎的板凳，犹豫了一下，很谨慎地坐下，然后采访就开始了。
从启明进门开始，我就发现这个女人不同寻常，非常冷静。我想，可能她对我们红军并不了解，不像安屏那样千里迢迢来找红军哥哥。此前我对《大同报》有一点了解，知道它是民主人士办的报纸，号称中立，呼吁爱国，但是政治立场并不清晰。作为一个红军团长，尤其还兼着政治委员，我接受采访，必须把握分寸。
我说，启明女士，我是军人，不会讲话，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启明说，凌先生过谦了，您今天的讲话太精彩了，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红军军官的风采。
我说，谢谢。
启明说，凌团长，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一场战斗取得胜利，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我暗暗吃惊，启明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专业的。我想了一下说，首先是不怕死，其次是讲战术，再次是能吃苦——
启明说，请等一下，我们一条一条地讲。第一，不怕死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是没有深入地想过，我理了理思路说，不怕死的理由，第一是有信仰，第二是有胆量，第三是有——
启明再次打断我的话说，对不起，请等一下，第一有信仰指的是什么？
我发现，我有麻烦了。这个启明女士，不知道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这种一根筋式的采访，我很不适应。要是何子非在这里就好了，我发现她和何子非很像。
我不得不调动我有限的知识储存，思考了一阵才说，所谓有信仰，就是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知道战争的目的和结果——
启明向我示意暂停，对不起，我还得打断一下，那么，请你谈谈，你们红军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
我的后背很快就湿透了。我挖空心思，我搜肠刮肚，我说，我们红军是为人民而战，为国家而战，为未来而战……
说到这里，我自己停住了，等待再一次暂停。可是，这一次启明没有再做手势，等我讲完了她才说，凌团长，能不能谈谈，你怎么理解“人民”这两个字？
我有点力不从心地说，我……我理解，人民就是……人民。
启明说，凌团长，请你再具体一点，人民是谁，你见过人民吗？
我真的有些吃不消了，安屏的表姐，此刻在我的眼里变得像个女魔，我定定神说，人民就是上帝。
启明诧异地看着我，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我暗自得意，我觉得她也拿不准我说的对不对。但是很快她又问，你见过人民吗？
我说，启明女士，你见过上帝吗？
启明肯定地点点头说，我见过。
这回，轮到我诧异了，我知道，她肯定没有见过上帝，我诧异的是她这么肯定地回答。我没有接茬，我等待她的下文，可是，没有下文。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我终于悟出来她说的“我见过”是什么意思了。我说，那我告诉你，我也见过，我和你一样，见过人民，他就是那些善良勤劳的老百姓，我和你一样，把他们装在心里。
没想到，我这带有一点情绪的话，让启明女士高兴起来。她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采访你了吧？
我一怔，问她，你也是为了心中的上帝？
她说，当然，每个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信仰。
采访就这样接近尾声了，启明最后的问题是，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连想都不用想，我们红军干部认识得最深刻，我对启明说，国民政府这个政策就是卖国政策，我们红军一句话就能说到它的本质，“让外必先按内”。
启明琢磨了一下，明白了，哈哈一笑说，精辟！
那个中午，我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我在心里说，赶快结束吧，我还要见安屏呢。看样子，她这次来，很快就要离开，我一直关心那个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到瑞士去，她的变化，和我放走土匪头子巴根，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有，我的桃木匣子……
采访终于结束了，我们想留启明女士和安屏吃饭，马苏过来说，不行，中午茂松县的士绅拜会红军首长，赵主任请西安来的客人一起参加，马车在团部外面等着。
分别的时候，我问安屏，你们不会很快走吧？
安屏说，至少我不会。
我说，我不想听你说，后会有期。
安屏一愣，笑笑说，那你想听我说什么？
我知道刻不容缓，抓紧时机说，桃木匣子，桃木匣子，我的桃木匣子……
安屏看着我说，桃木匣子——
天哪，千钧一发之际，何子非这个半吊子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何子非一杠子插进来说，他想听你说，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安屏突然笑了，俏皮地问我，是吗？
我横了何子非一眼，我说，是的，我想知道，桃木匣子，还有，你为什么没有到瑞士去？
安屏说，那好，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中午吃饭，我和何子非蹲在一块石礅边上喝稀饭，我说老何，你真是我的天敌，你捣什么乱啊？
何子非说，我怎么捣乱了？
我说，我问安屏桃木匣子，眼看她话都到嘴边了，你这个程咬金……
何子非说，什么话都到嘴边了，我跟你说，既然你没有看见里面的东西，她就不会说，那是一道神仙题，必须你自己悟。
我说，那你告诉我。
何子非说，我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
我泄气了，我说好吧，那你说说，刚才安屏和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说我在其中坪的事？
何子非说，她没有说其中坪，她跟我说今天排练会上你的讲话很精彩，她问我，凌云峰打了多少仗，穿过多少草鞋，吃了多少辣子鸡丁……
我终于火了，把何子非面前的半块馒头一把抢过来，狠狠地啃了一口，我说，胡说，她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何子非眨眨眼睛说，她采访我啊！
我说，她又不是记者，她采访你干什么？
何子非说，她是义务采访。她说你是英雄，自从在旺宣你替换他们爷俩当人质，她就知道你是英雄，所以她要采访我，啊不，让我说说你的事迹。
何子非明明在胡扯，可是这一会儿，我却丧失了辨别能力，我的情绪来了。我说，她问了你一些什么？
何子非说，主要问你的战斗表现，我说我们凌团长，那不得了，山涧峰防御战指挥部队进退自如，西可岭避实就虚出神入化，剑阁关穿插迂回出奇制胜……
我不耐烦地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差没有说当代诸葛亮了。
何子非说，嘿嘿，她还问我，你有哪些缺点。
我不知是计，警惕地看着何子非问，你是怎么说的？
何子非说，我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说，凌云峰这个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我说，老何，你要是没正经，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我吃了饭还要检查训练。
何子非说，我说的是真的啊，我起先就是这么说的，可是，后来她一再追问，让我再想想，凌云峰这个人突出的缺点是什么，我只好说了……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我说，你说吧，我不生气。
何子非说，我跟她说，要说缺点，就一条，爱吃辣子鸡丁，吃辣子鸡丁下酒，喝醉了就喊安屏小姐，梦里还在喊。
我说，老何，不会吧，这是我干的事吗？
何子非说，辣子鸡丁你总吃过吧，安屏你总说过吧？我说这些也不算假话，也是为你好。
我认真地观察何子非的眼睛，这回我确实有点拿不准，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说了，这家伙，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何子非端着稀饭碗，见我盯着他，掩饰着大喝一口，突然呛住了，把一口稀饭喷出大半，咳了半天才大笑说，情到深处梦亦浓，我骗你的。安屏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忙着写稿呢。
十
在茂松县待命的那段日子，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讨厌那个启明女士。就是因为她，占用了那宝贵的一个多小时，从而造成我和安屏近在咫尺远在天边。那个中午过后，我再也没有看见安屏了。
当天晚上，我让张有田以送战利品为名，到军部打听。张有田带着一个骑兵班跑了十多里地，在军部鬼鬼祟祟到处窥探，差点儿被当作特务抓了起来。张有田回报说，西安来的客人，当天从县城参加完宴会，直接回西安了。
我听了半天不语，交代张有田，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再也不要提了。
张有田说，好，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保密吗？
我说，岂有此理，我一个团长，还不比你一个营政委知道的秘密多，还要你交代我？
张有田说，这个秘密主要是针对你的，不让跟你说，我跟你说了，你一定不能对外说。
我傻眼了，我说，说不说由你，老子爱说不说。
张有田说，军部一个参谋跟我讲，安屏小姐还带来了一千双草鞋，就是你在其中坪打的那种，柞蚕丝和稻草混编的，指名道姓给咱们特务团的，可是被供给部卡住了，说是首先要保障首长机关。
我一听就急了，我说简直是拦路打劫，不行，我得找供给部算账去。
张有田一把拉住我说，看看，我就知道你保不住密，你去找供给部算账，那不是把我出卖了吗，是我向你泄的密啊。
我冷静下来想，供给部卡我们的草鞋固然不对，可是眼下，我们条件艰苦，那样高级的草鞋，保障首长机关，也在情理之中。这样一想，我就没有再找供给部。后来，供给部还是给特务团分了一百双。我到军部受领任务的时候，发现赵主任也穿着这样的草鞋，见到我高兴地说，我们知道了，这个草鞋是你凌云峰发明的，以后我们不叫它马克思鞋了，我们叫它凌云峰鞋。
我的天哪，我成草鞋大王了。
部队在茂松县住了两个多月。离开的前一天，赵主任派人给特务团送来十张《大同报》，在醒目位置上发表了署名启明的文章《夜阑卧听风吹雨——红军团长凌云峰谈战争制胜的关键》，里面引经据典，介绍了红军的作战法宝，以主义信仰培养英雄精神，以主义目标牵引爱国精神……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希望那些仍然坚持“让外必先按内”的先生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光复东北，光复上海，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送给我的那份报纸的边缘，密密麻麻写着赵主任的批注：这是一篇爱国主义的檄文，也是《大同报》公开表达爱国立场的宣言，希望广大官兵认真领会，再接再厉，打好每一场战斗，实现红军主力会师，担负抗日救国的重任！
这篇文章让我对启明女士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隐隐感觉到，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任务也可能要发生改变。
不久，我接到一个任务，带领一个连队护送几位重要的民主人士到白川。我和何子非带着张有田手下的一个连队，当夜从山路绕开胡宗南部队，赶到江右县的一个小镇子，在地下交通站接到几位士绅，没想到，其中一位居然是安南先生。
前往白川的路上，安南先生告诉我，去年年底，自旺宣分手之后，他带着安屏到了西安，把安屏交给理查德的外国朋友之后，就返回其中坪了。安屏在西安等了半个多月，未能成行，原因是，理查德又向安南先生提出追加安屏出国的费用，安南先生一时筹不到那么多钱，只好干等。安屏在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找到她的表姐，也就是《大同报》在西安的记者启明。启明劝安屏，国难当头，索性暂时不去外国，参加抗日工作。安屏其实也不想孤零零地悬在国外，加上理查德贪得无厌，安南先生越来越不放心，几封电报往来之后，安屏就放弃了出国的计划，于是就有了会师文艺排练会上安屏登台捐献的一幕。
我问安南先生，以后巴根那些土匪有没有到其中坪报复，安南先生笑笑说，巴根不仅没有找麻烦，相反还变好了。我问怎么回事，安南先生说，年前巴根倒是到其中坪去了一趟，专门去道歉的，表示要痛改前非，再也不当土匪了，希望安南先生原谅他，接收他在其中坪当一名公仆，做个好人。
一直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我问，巴根现在在哪里，安南先生说，到了白川，也许你能见到他。
我想问问，到了白川，我能不能见到安屏，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安南先生透露，他们此次白川之行，是组织联合抗日促进会，动员西北少数民族起来反蒋抗日，实行少数民族自治，支援红军。
我作为一名红军基层指挥员，对于上层决策并不清楚，只是隐隐担心这个促进会能不能达到目的。但是对于安南先生这样的士绅能够同我们合作，还是很高兴的，我感觉安屏离我又近了一步。
我们把安南先生等人送到白川，只待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返回茂松县了，自然也没有见到安屏。
那段时间，我们同地方军和胡宗南的部队连续打了几仗，得到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消息，不久，我们两支红军主力就在懋功会师，全军官兵无不欢欣鼓舞，感觉这下我们就能紧密团结，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
可是哪里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呢？
上层的情况，我们下面的干部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在那场分歧中，我的老首长赵禹主任又因为反对南下而犯了“路线错误”，被撤了职。我们好不容易穿过草地北上，又折回头南下，军部宣传队的同志给我们演了“打回玉州吃大米”的节目，可是因为草地人烟稀少，有限的粮食供不起几万大军来回需求，不仅没有吃上大米，还有很多同志被饿死。转移路上的“三过草地”，其惨烈程度乃人类历史罕见，后来被写成各种文章和文艺作品，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我重点讲讲我们特务团参加的“千尺关战役”。
我在前面说过，地方军阀，跟国民党嫡系是同床异梦，打红军并不卖力，但是我们南下取得了重大胜利，地方军阀急眼了，跟国民党嫡系联手了，蒋委员长的部队，地方军的部队，集结了八十多个团，在名山重镇千尺关阻击我们。千尺关，是苑安通往玉州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有“获千尺者，必得玉州无疑”之说，拿不下千尺关，打到玉州吃大米的愿望，只能成为笑谈。所以上面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千尺关。
在那场战役中，我们团打得最残酷的一仗，是进攻松林高地，为后续部队打通进攻的道路。事前我派于众兴带领一个排去侦察敌情和地形，于众兴带回来一张敌人的布防图，我看了半天，简直绝望。因为那一带都是险峻的高山，而分配给我们的松林高地，是敌人防御的左翼，自古就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工事内部壕沟相通，就像头朝下的地下长城。我军没有重火器，别说进攻，接近敌人前沿就千难万难。
战斗发起前一天下午，我同何子非蹲在地上制订作战计划。我说，老何你就做一件事情，实现小分队穿插，把部队机动到敌人工事前二百米，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何子非把敌情和地形研究了一番，站起来说，根本不可能，正面没有路，反面还是没有路，我怎么把你的部队弄到敌人工事前面？
我说，没有路，敌人是怎么上去的？
何子非说，敌人有地下通道，可是他的通道口有火力点，除非我是穿山甲，从中间插到他的通道里去。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让我们特务团来打松林高地吗，就是因为我们有工兵。
何子非听我这么一说，又蹲下去看地图，看了半天说，我们的工兵？一个排是埋地雷的，两个排是架桥的，难道你想让我搞爆破？那得一万斤炸药。
我说扯淡，我从哪里给你搞一万斤炸药，就是有炸药，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通道口。
我当然明白，靠爆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说，不要打爆破的主意了，我们就是一条路，发挥我们打穿插的强项，当穿山甲，不是从里面，而是从外面。三国时期，邓艾是怎么偷渡阴平的？
何子非说，嘿嘿，你还知道邓艾偷渡阴平？那也得有时间啊……说到这里，何子非突然不说了，一屁股坐下来，重新看地图，看了一会儿，把于众兴叫过来问，你这个图画得准确吗？
于众兴说，不说百分之百准确，重点部位都是靠谱的。
何子非指着图上的一段河谷说，别的无所谓，你把这块地形给我讲清楚。
于众兴说，这是一道断裂沟，夏秋季节应该有水，是一条河流，如今是干涸的，下面这一块是一块巉岩，有点像舌头……
于众兴还没有说完，何子非就瞪着眼睛问，这个舌头离南边的山坡有多远的距离？
于众兴想了想说，十多米吧。
何子非不说话了，又埋下头看了一会儿地图，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你向军部报告，给我一天时间，不，是一天一夜的准备时间，战斗发起后，我负责在两个小时之内，给你送上去一个连的兵力。
我说不行，今天下午我就要拿掉松林高地。
何子非说，你猪脑子啊，今天下午拿掉松林高地干什么，拿掉松林高地，右翼敌人防御工事还在，还有很大的杀伤力。我白天造桥，夜里架桥，我老何要干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我就是要当一回穿山甲。可是，你得让我把穿山甲送到松林高地的下面，我这个穿山甲不仅要穿到松林高地防御工事前面，我还要找到穿山乙，穿到敌人防御工事的右翼小分队穿插，大部队跟进，真是太英明了。
何子非越说越激动，越说嗓门越大，哈哈，什么叫四两拨千斤，什么叫难者不会，什么叫会者不难，这就是。
我说，老何，你别高兴得太早，上级不一定同意咱们这个计划。
何子非把手一挥说，你尽管报告，你就说我何子非说了，谁不同意这个计划，他就是反革命。
我把何子非的计划上报给军部，军部果然很快就同意了，还表扬了我们。
当天夜里，我们把事前用门板做好的“空中浮桥”悄悄地运送到巉岩下面。于众兴率领一个连，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到敌人松林高地防御工事下面二百米处，神奇的事情随之发生了。于众兴在那里找到了两翼防御工事的通道，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并行穿插，找到战斗位置，天亮前突然发起攻击，占据制高点，控制敌人的火力，保障全团和后续部队冲击。
我带领主力随即跟进冲击，突然遭到右翼火力压制，打了一个多小时，强攻不能得手，就在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当口，侧翼响起猛烈的枪声。原来是于众兴没有死守，指挥他手下的另一个连队，秘密接敌突袭，保障了主力强攻得手。
虽然千尺关战役最终未能达成战役目标，但是我们的松林高地进攻战斗还是创造了战争的奇迹，特务团穿插战斗的名气更大了。以后军部首长在总结这个战例的时候，特意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就叫穿山甲。我说真正的穿山甲不是我，而是何子非。何子非说，我不是穿山甲，我是穿山乙，你这个穿山甲找到了我这个穿山乙，就像“胜”字找到了“利”字。
战役结束后，我们继续实行战略转移。有一次宿营，跟师医院挨着，听说姚志远在千尺关战役中负了重伤，正在师医院养伤，我和何子非带了一块牦牛肉去看他。姚志远躺在担架上，拉着我的手说，老凌，这回服气了，你们特务团确实善打穿插，要不是你们动作快，我那个方向，损失会更大。
我说，这要归功于何子非，也要归功于我们两支部队配合默契。
我和姚志远拉家常的时候，张达理来了，见面就给我一拳，打到我的肩膀上，痛得我直吸冷气。张达理说，老穿啊，这回你名气大了，穿山甲，以后老子就喊你老穿。
我说好，可是穿山甲不是我一个人，还有老何，你可是我们何副团长的穿山乙啊，以后，你们钻到一个洞里，要感谢我们的千尺关战斗。
张达理说，他妈的老何，他算什么穿山甲，他就是一个地老鼠，他还看不起老子，嫌老子是寡妇！
我说，张达理同志，你不要着急，姻缘一到，老何自然就会钻到你的洞里。老何你说是不是？
何子非王顾左右，看着张达理说，老子什么时候嫌你是寡妇了，你当寡妇，我有责任吗？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