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庄子形象与《庄子》构造
一、我们为何要读经典
经典的重要和意义，在今天不必多言了；其实，传统的学问之道便是以典籍为基础、为核心的。
经典的一个表征就是语言乃至观念的延展性和生命力。据说《圣经》和莎士比亚是西方人引用最多的。说到《庄子》，这部书归属于古代哲人庄子名下，在精神层面上为古往今来无数人所熟悉并倾心向慕，“道家”在很大程度上以庄子为代表形象——老子的思想固然影响很大，但作为情、智兼具的形象似乎还是无法与庄子相比并的——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之一，而与儒、释两家鼎立。如果以上面所谓的引述来考察，至少可以举出一点，《庄子》中的成语非常之多。略略列举，就有诸如：
鹏程万里、扶摇直上、越俎代庖、大相径庭、不近人情（《逍遥游》）
沉鱼落雁、朝三暮四（《齐物论》）
庖丁解牛、踌躇满志、游刃有余、薪尽火传（《养生主》）
螳臂当车（《人间世》）
相濡以沫、莫逆之交（《大宗师》）
虚与委蛇（《应帝王》）
断鹤续凫（《骈拇》）
识其一不识其二、大惑不解（《天地》）
得心应手（《天道》）
不主故常、东施效颦（《天运》）
吐故纳新（《刻意》）
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井底之蛙、管窥锥指、邯郸学步（《秋水》）
呆若木鸡、鬼斧神工（《达生》）
君子之交、似是而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山木》）
亦步亦趋（《田子方》）
白驹过隙、每下愈况（《知北游》）
空谷足音、运斤成风（《徐无鬼》）
鲁莽灭裂（《则阳》）
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外物》）
捉襟见肘（《让王》）
摇唇鼓舌（《盗跖》）
分庭抗礼（《渔父》）
能者多劳、探骊得珠（《列御寇》）
学富五车、栉风沐雨（《天下》）另外，今见《韩非子》中的著名寓言“自相矛盾”，《谷梁传疏》“哀公二年”引作《庄子》佚文。以上举例或许挂一漏万，总之单就此题便大可做一篇“《庄子》成语考”。仅此而言，《庄子》就堪称古代重要的经典。
读经典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握关键，以一当十。古书汗牛充栋，好像一辈子都读不完，其实最关键的书还是有限的，读了一些最重要的典籍，其余的也就势如破竹，略无疑难了。当初陈寅恪遇到前辈夏曾佑，夏说：你好啊，懂外文，可以读许多书，我把中国书都读完了，没事干啦！初听一定感到很奇怪，仔细想想很简单：中国重要的典籍就那些，读了它们，纲举目张，便得其要领了。以往讲究读书都是如此的，比如读史书一定先读“前四史”，不是说读了“前四史”就可以了解唐、宋、金、元、明的历史，而是说基本的条理、原则都在那儿了，再读起来不费劲了。读书得读关键经典这个道理，够境界的学者都知道。钱锺书“文革”后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一家大学图书馆，别人介绍他看了许多珍本、善本书，特别说及有些是举世独有的，他哈哈大笑；人家问他为什么笑，他答：原来天底下有这么多我不必读的书呵。确实，不少世上独一无二的书未必是值得读的。由此来看《庄子》，它作为子书，有些特别之处，虽然不似杂家以兼综为主，但也包容甚广，涉及道、儒、名(1)、法等家，(2)读之对诸家皆能从正面或反面增强了解，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儒家与庄子
这里仅以儒家为例，历来就有学者认为《庄子》的主旨是表彰儒家而非反儒的。比如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他不仅是一代文豪，更以复兴儒道为己任，虽然他在《原道》等文章中力斥老子之学，其《送王埙秀才序》于庄子则以为出自儒学一脉：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
宋代肯定庄子与儒家的联系者渐多，苏轼《庄子祠堂记》质疑《庄子》中《让王》诸篇的主要理由就是“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也说《庄子》的“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也”。
明代杨慎以为庄子“未尝非尧舜”“未尝罪汤武”“未尝毁孔子”（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引），袁宏道《广庄》称：“庄去孔圣未远，七篇之中，半引孔语，语语破生死之的，倘谓蒙庄不实，则《中庸》亦伪书矣。”
清代著《庄子雪》的陆树芝从另一角度论及庄子与儒家不相违背：“恐先圣之道寖以微灭，又重悲夫惑于异说者之迷而不知所返也，于是乎抗怀高寄，而作《南华》。《南华》者，以异说扫异说，而功在六经者也。”（《读庄子杂说》）姚鼐提出“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己而志气塞乎天地”，“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庄子章义序》）(3)章学诚也曾断言“荀、庄皆出子夏门人”（《文史通义·经解上》）。
近代章太炎不同意庄子出子夏一脉的说法，以为“庄生传颜氏之儒”（《菿汉昌言》卷一），于其承儒家之学而来则并无异词；其后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庄子的批判》一文中承章说而发挥之；此外钟泰《庄子发微》亦力辩“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庄子发微序》）。这些意见或许未必能成定论，但《庄子》与儒家之关系确乎不是贬斥、排诋那么简单，(4)由《庄子》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儒学是无疑的。
2．道家与庄子
除了诸子各家，《庄子》对于了解道家的多层内涵也有助益。先秦时代其实并无“家”的概念，当时皆以“子”称论，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及《解蔽》等都是如此。各家的说法是到汉时才逐渐流行，经整齐诸子之言，乃出现所谓儒、道、墨、名、法、阴阳等各家。(5)
“道家”一名，最初其实是指黄老之学，这在《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看得最清楚，其中记载：“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悦）魏其等。”显然，“黄老之言”与“道家言”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所谓“道家”最初主要指黄老之学，在后代的观念中才逐渐发生指意偏移，谓所谓老庄之学。黄老之学承自稷下齐学，融汇了老子之“道”与刑名法术之学。《庄子》对于作为黄老之学的道家，亦有表现。《天道》篇中有一大段话，其中含如下文句：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
对这些表述，王夫之《庄子解》称“与庄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盖秦汉间学黄老之术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判定其属于黄老之学的谱系，是很敏锐的。前面一节，指出所谓“无为”其实是在上为君者的专利，而在下为臣者则须努力有为，不可混同。(6)稷下之学主要的著述代表《管子》有《君臣》篇，说过：“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慎到亦游稷下，(7)《慎子》的《民杂》篇有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韩非子》的《扬权》篇里也明确指出了“君不同于群臣”的原则，(8)《主道》并且进而说明了何谓“无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这其实已经涉及了上引《天道》的后一节，它标举“天”“道德”为归依，而“形名”“因任”“是非”“赏罚”等指的乃是在上者操纵臣下，实施治理的程序，即明其职守，循名责实，而后定其是非、赏罚之类。《韩非子》的《扬权》篇也有与此类似的话：“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所谓“形名”具有现实的意义，以职守名分为准律责臣下，以求名实之合，换句明白些的话说，就是要求臣下尽其名分而“有为”罢了。其后，《淮南子·要略》也有可以补充揭明此一观念的文字：“《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人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由此可见，《天道》的这些话语背后，蕴含着从先秦到汉初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而从《庄子》则可略窥其消息。
在开始读《庄》之前，我们还得就庄子其人及其书做些说明。
(1) 庄子的朋友惠施是《庄子》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人物，其人便是先秦名辩之学的重要代表，《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一节，记载了许多名学论题，亦是公认的古代名学重要史料。《庄子》中庄子与惠施有许多论辩，甚至他也曾被视为“辩士”，见《至乐》篇“庄子之楚见空髑髅”一节。
(2) 对于先秦诸子的辨析，乃至逐渐确立“家”的概念，从周秦汉文献中看，呈现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先秦综而称之者唯“儒”与“墨”，但前者为一职业，后者为一组织，最初皆非就学术脉络而言；余者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率称某子而已；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史记·太史公自序》）乃有“六家”的分别，至班固《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才最终成立。
(3) 姚鼐所引云云大抵出《天下》。《天下》篇或以为未曾涉及孔子等诸儒家，而其实开篇的总论部分所论即是，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已指出该篇“既总序了，方随家数言之，以其书自列于家数之中，而邹鲁之学乃铺述于总序之内，则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书皆矫激一偏之言，未尝不知圣门为正也。读其总序，便见他学问本来甚正”。
(4) 《庄子》中涉及孔子、颜渊的文字甚多，有些确实不是一味贬抑的，如钟泰提出的《寓言》篇中“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一节便是。
(5) 参《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节。
(6) 《在宥》篇也有类似的话：“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7)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
(8) 胡文英的《庄子独见》以为上引的《天道》篇这番话“议论颇似韩非、慎到”，即有见于此吧。
二、《庄子》中的庄子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1)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前叶。
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早期的老子和庄子，与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不同，他们的生平事迹很不清楚，弟子也没有那么显赫——虽然我们从《庄子》的《山木》《列御寇》等篇知道，至少庄子也是有弟子的。(2)弟子不是那么有名，自然没有编纂《论语》或者退而与弟子著《孟子》那样的事了。老子的事迹，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已经不能很分明；而《史记》记述的庄子，除司马迁的评说之外，真实的生平事件其实就是《庄子》的《列御寇》和《秋水》里面曾记载的“辞相”而已。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庄子的生平事迹，其实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是《庄子》一书。
不过，《庄子》里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其中，很有寓言的味道。
首先，庄子无疑始终处于贫困之中。有时，他甚至需要向人求贷以维持生计：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3)。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外物》）
监河侯的推托令庄子很是恼怒，这可想而知，不过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是讲了一个故事，生动传达了自己的意思。如果熟悉《庄子》，即刻就可以辨认出这是他一贯的言谈、行文的风格，即所谓“寓言”——“藉外论之”。《逍遥游》以鲲鹏始，《秋水》以河伯遇北海若始，都是这样的“寓言”方式。
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屦为生：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织屦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
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庄子穿的是破衣烂衫：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一】（《山木》）
所谓“大布”就是粗布，不仅粗布而且还打了补丁，就这么去见魏王了：这或者是因为庄子实在没有更好的衣服可以多少装饰一下了，或者他根本就不拿见魏王这件事当回事儿，当然更好的理解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虽然从这些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4)——其品质被贬抑得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细细玩味，似乎庄子有些自相矛盾，先前他一口否定了自己是“惫”，而这里却又说处今日之世难逃于“惫”。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庄子最后一转骂得痛快骂得爽，这是最要紧的：这不仅为自己无论是“贫”还是“惫”作了彻底的辩护，而且毫不客气地将魏王之类都骂进了，“昏上”还不直接刺激吗？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比干，剖他心的是人人皆知的昏暴之君商纣！骂国君到这地步还能设想更上层楼吗？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抵拒姿态，甚至可以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世俗的官场、名利世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高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庄子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二】不过，即使对这一有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楚聘庄周为相，愚按史无其事，而列御寇、子华子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岩穴之事。虽孟子于梁、齐，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为相而聘之？（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四）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这里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5)
补释
【一】处困境而不沮丧，从容面对，有《让王》所记孔子事可以并观：“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的弟子原宪也有类似于庄子分辨“贫”“惫”的话：“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二】《韩诗外传》（《太平御览》卷四七四引）谓聘庄子者为楚襄王：“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欲以为相。庄子曰：‘独不见未入庙之牲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豢，出则清道而行，止则居帐之内，此岂不贵乎？及其不免于死，宰执旌居前，或持在后，当此之时，虽欲为孤犊，从鸡、鼠游，岂可得乎？仆闻之：左手据天下之国，右手刎其吭，愚者不为也。’”（案：《后汉书》之《仲长统传》及《马融传》皆有此语，分别为“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又《文子·上义》：“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虽愚者不为，身贵于天下也。”各处之“国”俱作“图”。）然时代似不密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十八《庄周生卒考》则疑此庄子为庄辛而非庄周。（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69页）
(1) 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作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00年，马叙伦《庄子年表》（载《庄子义证 庄子天下篇述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作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载《先秦诸子系年》，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作公元前368至公元前268年。
(2) 庄子弟子至少有一位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蔺且”（《山木》）。
(3) 监河侯，《说苑》作魏文侯。（陆德明《经典释文》）
(4) 苏秦语，见《战国策》的《秦策》。
(5) 庄子的生死意识，可参后第五讲第二节中相关论述。
三、篇目·分篇·真伪
关于《庄子》一书，这里打算谈三个问题：篇数、分篇和真伪。
1．篇数
《庄子》书今本三十三篇，这是晋代郭象以来的面貌。
在此之前，《庄子》一书最多曾有五十二篇，《汉书》的《艺文志》就是这么记载的。后来司马彪以及孟氏的注本所依据的，按照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说法，就是这个五十二篇的本子。孟氏不知何时人，司马彪则是晋人，说明从汉代以来五十二篇的《庄子》这一本子，当时依然完整保存。
不过，在此同时或之前，(1)数十种《庄子》注本(2)中已经出现了篇数较少的本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崔譔和向秀的本子都是二十七篇。虽然《隋书·经籍志》称崔氏为“东晋议郎”，但他的时代应该在向秀之前。(3)此外，晋时还有一位李颐的《庄子集解》是三十或三十五篇的。
历史上最多的五十二篇本《庄子》里面，其实并非完全是所谓《庄子》的篇章，因为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记载，其中有“解说三”，就是说有三篇是《庄子》的解说性文字，而非《庄子》本文。这三篇“解说”，今天还约略可以知道个大概，其中至少有两篇当归属汉初淮南王刘安名下。《文选》的李善注中，数次引及刘安的《庄子后解》(4)及《庄子略要》(5)，它们应该就是所谓“解说”的篇章。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日本高山寺藏《庄子》抄卷残本的《天下》篇之后有一段文字，其语句有与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引述的郭象语恰相符合的，因此这段文字应该是出自郭象之手；而正是在这段文字中谈及当时《庄子》篇章的混杂情形，其中一例便是“或出淮南”，是以知其时《庄子》书中必包含有出自《淮南子》的篇什。(6)
既然五十二篇中有三篇不属《庄子》本文，而是所谓“解说”，这么说来，历史上《庄子》最多有四十九篇之夥。除如今传世可知的三十三篇外，还有十六篇已为郭象所删裁。不过，其中有若干篇名，还可以依稀考见。司马迁《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述及庄子著作的时候说：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中间除了与今本相同的篇名之外，如《亢桑子》大约就是今杂篇之首的《庚桑楚》，(7)而《畏累虚》或者要算已佚篇目的篇名了。(8)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郭象语曰：“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此语又见诸上文提及的日本高山寺所藏钞卷《庄子》杂篇《天下》之后的文字：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奕）》《意循（修）》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9)或辩刑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奥），而徒难知，以因（困）后蒙，令沉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长，达致全乎大体者，为三十三篇者（焉）。太史公曰：“庄子者，名周，守（宋）蒙县人也。曾为漆园史（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者也。”(10)
如果将这段文章与《经典释文·序录》中陆德明有关《庄子》的文字比较，则后者“几乎把这篇文章采用了一半，不仅是明明标出‘郭子玄’云云一段而已”(11)。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见到若干今本《庄子》所无的篇名：《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另外据《北齐书》的《杜弼传》称，杜弼曾注《庄子》的《惠施》篇，(12)故而还有所谓《惠施》一篇；有学者进而认为《惠施》即今本《天下》篇最后“惠施多方”以下一节。(13)
这样，综而言之，现今可知的《庄子》佚篇大约有《畏累虚》《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惠施》等；还有约十篇则连篇名也不能知晓了。
2．分篇
现在传世的《庄子》，分内、外、杂三篇。
内篇七：《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
外篇十五：《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
杂篇十一：《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
这样的分篇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有义例蕴含其中呢？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详尽给出了古时各种《庄子》文本的篇数和结构：如司马彪注本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合计五十二篇；崔譔注本内篇七、外篇二十，合计二十七篇；向秀注本内篇七、外篇二十，合计二十七篇；郭象注本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合计三十三篇。陆德明称五十二篇本《庄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这话似乎有些含混，所谓“众家并同”，究竟是仅仅指内篇共计七篇之数为“众家并同”，还是说内篇所包括的七篇在内容上也是“众家并同”的，曾有不同的理解；(14)不过，仔细推敲陆德明的意思，前文“言多诡诞”云云着重在内容上，则应该是指内篇的篇章内容相同。
书分内、外篇，应该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情形。
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文字基本都是以篇章形式流传的，最典型的例证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这也就是当时的文章已然有内、外之分，而整本的著作还没有分内、外篇的道理——当时一家的著作本就不是以整本书的形式传布于世的。
现今知道明确将整本著作分内、外篇的人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本传说：“（淮南）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这里清楚表明，所谓“内书”就是“内篇”。如果考虑到淮南王曾著《庄子后解》与《庄子略要》，而他们又附益在《庄子》书后，按照当时编录者在所编录的文集之后附缀己作的通例，(15)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很可能编纂过《庄子》一书；也就是说，早期《庄子》的编辑成书及其分内、外篇的体例，大约是出自淮南王刘安。(16)
《庄子》在汉代就已形成了内、外篇的分别，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是《经典释文》的《庄子音义》引到崔譔注《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的话：“《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也就是说，至少至班固时《庄子》确然已经分内、外篇了。
如果说内篇大致是确定的，那么就外、杂篇的分别而言，各本确实不是确定而一贯的。从今天郭象本的内、外、杂篇来看，并非晋之前《庄子》原本的格局，而是经过了他的重新编次。在郭象之前，照《世说新语·文学》中的说法，向秀没有能完成《秋水》《至乐》两篇就过世了，而陆德明著录向秀的《庄子》注本二十七篇只有内、外篇两部分，除内篇七篇之外，其余二十篇当皆属外篇。【一】而查考《经典释文》引涉的向秀注，则今属外篇的《天道》《天运》《刻意》《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秋水》《至乐》自不必说）无向注，而杂篇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天下》等则向秀曾加注解。这么来看，至少就向秀和郭象两本来说，向秀本属于外篇的有被郭象移入杂篇者。如是，则今本外、杂篇的分别，实出自郭象一己的编定。
《庄子》分篇的理据何在？郭象及以前的编纂者或注者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唐代的成玄英在他《庄子疏》的序里有一个说明：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郭象仍于题下即注解之，“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之类是也。
这是从理、事的分趋上来看待全书分篇的，并且提出了内篇“理深”而“幽微”的观点。这在后代许多论者那里得到响应。不过，复杂的是，内篇与外、杂篇的相形之异，后来渐渐与所谓《庄子》各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即所谓的真伪之辨纠缠到了一起。
3．真伪
说到真伪，亦即哪些篇章出自庄子之手是为真、哪些篇章非出庄子之手是为伪的问题。原先人们大抵没有将此视为一个问题，(17)宋代疑古之风渐盛，《庄子》的真伪之辨于是突显出来。苏轼的《庄子祠堂记》在这一潮流中可谓代表，他以为司马迁《史记》有关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说法是“知庄子之粗者”：
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
他进而推究《寓言》之末老子居舍事，与《列御寇》之首列子食于十浆事可以相关，以为“是固一章也”，他且以为“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所以他认定《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是“昧者”插入《寓言》和《列御寇》之间的伪篇。（《苏轼文集》卷十一《庄子祠堂记》）
现在看来，苏轼的感觉很是敏锐，但其论据基本不成立。
首先，他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书所呈现的面目显然不能支持他的说法，可不必赘言辩说；其次，他以为“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而古代著述篇章在前而成书在后，就成书而分篇分章以致混入伪作，这也实在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不过，自苏轼之后，分辨《庄子》篇章真伪的倾向便渐成气候，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学史上的名著，他们都支持苏轼的观点，将《让王》等四篇认定为“伪”。后来的一些考察更进而从名物制度着手，指出书中的许多事件、名物出于庄子身后，如《胠箧》“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非庄子所能得知，《天道》出现“十二经”之名不是先秦时代所应有，等等，故而这些篇章都非庄子手著，皆属伪篇。
超越个别篇章的考察，就《庄子》全书而论，不少学者进而认定《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人手笔，而外篇和杂篇非出其本人，乃是庄子后学的补充阐说。这几乎就成了一种主流的见解。(18)其实，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观念谬误，即从《庄子》应该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出发，来推考所谓的真与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公言》篇里就指出：“凡称子书，多非自著。”这首先是因为子书中有些著作本来就是诸子述而不作，而出诸门下后学记录纂集的，比如《管子》之类；(19)其次即使成书之后，子书在传承中也经过各代的修订、重编，前述《庄子》流传即然；再次就是子书在先成篇章而后屡经编集的过程中，会层累附益相关的篇章，这些附益的部分当然可能是新收集而得的诸子成篇，但更多的情况是收录了那些后学的相关著作。【二】所有这些都表明，古代的著述、传承自有其通例，与后代尤其是现代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所谓真伪之辨的许多考证，便不那么坚确，而似乎不成其为问题了。作为先成篇而后集成的一部子书，《庄子》包含非庄子手著的作品是很自然的，因为它原来就是一部逐渐累积编就的丛书；书中出现后代的名物、事件，也很易理解，一则它们原来就出现在后出的篇章中，自然不能以先秦时代为限以律求，二则即使它们见诸早出的篇章，在后世传承中作出改易、增饰的情形也属平常。【三】因此，以是否出诸庄子手著为准判定《庄子》真伪的观念，不妨转换为考虑《庄子》各篇的先后主次，乃至相互关系，这比较适合《庄子》作为一种各篇章思想、精神较为类似的丛书的性质。
就《庄子》整体而言，其撰写的先后次第，一般认为内篇在前，已经说过，这是主流的意见。任继愈则一反常见，以为外、杂篇在先而内篇在后。他在文献学上的主要论据是司马迁《史记》中提及的庄子著作皆见于今外、杂篇中，且外、杂篇的篇名大抵取篇首数语拟定，尚是古时通例，内篇标题则显然是有意为之，且类似汉代的纬书。(20)如果考究一下，这些似乎都不能成立。
首先，司马迁显然在判定庄子学术归属于老子之学的时候提出《盗跖》等篇，以显示其对孔子代表的儒家的批判，这是有当时儒、道两家冲突的现实因素的，即其《老子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以说，《史记》中举列这些篇目，并不代表司马迁以为《庄子》只有这一类倾向的作品。其次，内篇的篇名与篇章之形成未必出自同时，也就是说文章可以早，而篇名拟定不妨迟，而内篇的文字不少已为先秦其他文献所引及，【四】所以时代不可能迟至汉时是可以肯定的。
晚近有学者研究，从语词构成着眼，指出内篇使用单字为词的道、德、命、精、神等重要概念，而没有它们复合而成的道德、性命、精神等词，后者多见于外、杂篇；依据单音词时代在前的通例，可以佐证内篇之完成在外、杂篇之前的论点。(21)这对内篇早于外、杂篇的主流观念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支持。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内篇形成在先，外、杂篇中的不少篇章形成的时间也不会太迟。检查著作年代相对确定的先秦著作《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它们较为确凿地引述的《庄子》外、杂篇分别有：
《秋水》《马蹄》《至乐》《则阳》《列御寇》《达生》《让王》（以上《荀子》）；
《山木》《庚桑楚》《徐无鬼》（以上《韩非子》）；
《胠箧》(22)《天地》《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渔父》《天下》（以上《吕氏春秋》）等。(23)
去其重复，共得十八篇，(24)占今本《庄子》外、杂篇二十六篇的约百分之七十，实不可谓少了。【五】综而言之，这意味着无论内篇与外杂篇的先后如何，今本《庄子》很大一部分篇什的成形时间相当早。【六】
大致明确篇章形成的前后，其实主要还是为更好地把握其思想观念关键所在及其形成、演变。既然总体而言内篇先于外、杂篇，那么通常也就认为内篇处于核心的地位，而外、杂篇乃是发挥、申明内篇宗旨的。王夫之《庄子解》对外篇即有如是之说：
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申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内篇虽参差旁引，而意皆连属；外篇则蹖驳而不续。内篇虽洋溢无方，而指归则约；外篇则言穷意尽，徒为繁说而神理不挚。内篇虽极意形容，而自说自扫，无所粘滞；外篇则固执粗说，能死而不能活。内篇虽轻尧、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党邪以丑正；外篇则忿戾诅诽，徒为轻薄以快其喙鸣。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以脱卸其矫激权诈之失；外篇则但为老子作训诂，而不能探化理于玄微。故其可与内篇相发明者，十之二三，而浅薄虚嚣之说，杂出而厌观。盖非出一人之手，乃学庄者杂辑以成书。其间若《骈拇》《马蹄》《胠箧》《天道》《缮性》《至乐》诸篇，尤为悁劣。读者遇庄子之意于象、言之外，则知凡此之不足存矣。
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贬低外篇的价值确实有些过度；不过它点出外篇与内篇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则属可取的见解。王夫之于外篇、杂篇之态度有所不同，他论杂篇时说：“‘杂’云者，博引而泛记之谓。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之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盖内篇皆解悟之余，畅发其博大轻微之致，而所从入者未之及。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诚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在具体诠释外、杂篇之各篇的时候，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时时指出其与内篇意旨相表里的地方，比如：
《骈拇》：此篇亦“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之旨，其言“至正”、言“常然”，亦与“缘督为经”相近。
《在宥》：此篇言有条理，意亦与内篇相近，而间杂老子之说。
《天地》：此篇畅言无为之旨，有与《应帝王》篇相发明者，于外篇中，斯为邃矣。
《刻意》：此篇之说，亦《养生主》《大宗师》绪余之论，而但得其迹耳。
《秋水》：此篇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
《达生》：此篇于诸外篇中尤为深至，其于内篇《养生主》《大宗师》之说，独得其要归。
《山木》：引《人间世》之旨，而杂引以明之。
《田子方》：此篇以忘言为宗，其要则《齐物论》“照之以天”者是也。
《知北游》：其说亦自《大宗师》来，与内篇相为发明，此则其显言之也。
《庚桑楚》：此篇之旨，笼罩极大，《齐物论》所谓“休之以天钧”也。
《则阳》《外物》《列御寇》：三篇皆杂引博喻，理则可通而文义不相属，故谓之杂。要其于内篇之指，皆有所合，非《骈拇》诸篇之比也。
其他论者同样有明确指出外、杂篇之某篇乃诠释内篇之某篇的，且更显周全。如清代周全然《南华经传释》：
谛观《南华》，则自经自传。……盖其意尽于内七篇，至外篇、杂篇，无非引申内七篇，惟末篇自序耳。……因内七篇为经，余篇析为：
《逍遥游》第一，《秋水》《马蹄》《山木》。
《齐物论》第二，《徐无鬼》《则阳》《外物》。
《养生主》第三，《刻意》《缮性》《至乐》《达生》《让王》。
《人间世》第四，《庚桑楚》《渔父》。
《德充符》第五，《骈拇》《列御寇》。
《大宗师》第六，《田子方》《盗跖》《天道》《天运》《知北游》。
《应帝王》第七，《胠箧》《说剑》《在宥》《天地》。
胡远濬《庄子诠诂》：
外、杂诸篇中，固皆多发明内篇旨趣，如《庚桑楚》，《逍遥游》也；《秋水》《则阳》，《齐物论》也；《达生》《列御寇》，《养生主》也；《山木》《外物》，《人间世》也；《田子方》，《德充符》也；《至乐》，《大宗师》也；《在宥》《天地》《天道》，《应帝王》也。至《天运》《知北游》，明道法自然，《徐无鬼》明上德不德，固皆推阐老子之说，然实则分释《齐物论》所谓“道”“不知其然”与夫“寓诸庸”“适得而已”之义也。其余《骈拇》《马蹄》《胠箧》，皆痛言治人者不适之患；《刻意》《缮性》则归重于存身养神，所谓正己是也，《德充符》类欤？盖无一非内篇之意蕴也。
这些观点当然未必都精当不可移易，但《庄子》内、外、杂篇的各篇之间，确实有一些讨论的是相同的主题，而具体的论点乃至论据亦复类同；(25)如果细心推究，确实可以认为有些篇章是补充诠释一些自成义脉的篇章的。由此，可以说，一方面《庄子》的各篇章之间存在相互的关联，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先后主次的分别。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流传至今的《庄子》三十三篇固然都值得珍视，但也必须指出：它们并非划一等齐的作品。仅就各篇本身的篇章结构乃至相互关系而言，它们就很不相同，有些篇什显然具有优先性，而有些篇什则属于次等之作。我们不妨来看具体的例子。
《庄子》第二十三篇亦即《杂篇》的首篇《庚桑楚》，虽然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提及《庄子》有《亢桑子》一篇，而有学者就认为此即指《庚桑楚》篇，但就今日可见的该篇而论，不能否认，它基本是连缀而成篇的作品，我们很难在篇中如《逍遥游》《秋水》《齐物论》等那样勾勒出一条连贯的文脉。且读以下一节：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
这段文字，在该篇的前后脉络中并无绝然不可缺略或移易的地位，而且并非该篇独有，它分别与《齐物论》《大宗师》相类：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齐物论》）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大宗师》）
其间的类似是一目了然的，无须赘述。值得推拟的是，究竟何者在前而自成文章、何者在后而抄撮成篇？《庚桑楚》该节文字的意脉是讲说最初的“未始有物”，而后“有物”，最终乃出现“无”“有”转变（“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的意识；至于论及“生”“死”，乃是这一主要意脉的例说而已，即首先出现了“生”（“有物矣”），而后又有了“生”与“死”（“无”到“有”或“有”到“无”）之间的转化。似乎脉络也颇清楚。不过，考虑到《齐物论》层次明晰的推进，尤其是《大宗师》给出了以“死生存亡为一体”为共同意识基础的志同道合之友的背景——相比较而言，《庚桑楚》“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则没有说者也没有听者的语境缺失，显然令人难以理解——那么视《庚桑楚》此节文字乃撮录《齐物论》《大宗师》而成，或许更有说服力。
除了从各篇之间的关系着眼，《庄子》有些篇什的文字本身就明显标志了它的次一等的诠说性质，这可以与上一视角结合而展开考察。比如《刻意》篇，其中先后出现了多次“故曰”，而其中三处“故曰”所引的文字见于《天道》篇。我们将它们列之如次：
例一，《刻意》：“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天道》作：“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
例二，《刻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天道》作：“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例三，《刻意》：“故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天道》作：“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
这种文字的重复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综观古代文献的情况，我们知道，阐说中明标“故曰”，其实是古代诠释性文章的一个重要标识。古时诠说陈说陈篇，往往进而说理或更加事证，例引故言成句，表明所释之对象。《庄子》中此类例子也不少，比如《胠箧》篇有“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话，便是引用《老子》的三十六章。这是一种通例，它从传世的《管子》《老子》《韩非子》《淮南子》等子学著作中都可以清楚地见出；以下试例说之。
《管子》非出管子一人，此断无争议，其篇章实是先后形成而后汇辑的。书中有《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数篇，分别诠解《牧民》《形势》《立政》《版法》《明法》诸篇。《牧民解》亡佚，今举《形势解》首节为例：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最后“故曰”后所引句，即《形势》之首句。
《老子》一书，据司马迁《史记》言，出自“周守藏室之史”老子；其中语句未必皆出创作，“述而不作”者应非绝无仅有。最显见的例子当属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既标明“古之所谓”，可见此章开端数句，是故言陈句，而本章即以诠证此数句为主。如果结合汉初帛书本《老子》考察，则此类例证更多。如今本六十四章有“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之语，“慎终如始”前，帛书甲本有“故”字，而乙本则作“故曰慎冬（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故曰”二字明见。(26)
《老子》学说在古代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诠说著作要属《韩非子》。其《解老》篇以论说为主，《喻老》篇以事证为主，兹分别举列一例：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得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有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解老》）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喻老》）
“故曰”之后分别是今本《老子》三十八章和四十六章的文句。
与《韩非子》之《解老》《喻老》类似，《淮南子》之《道应训》“杂征事实，而证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验之事皆与昔之言道者相应也，故题曰‘道应’。每节之末，皆引《老子》语证之，凡引五十二处。”(27)我们以第一节为例：
太清问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乡者，吾问道于无穷，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在明了古代文献中诠说性文字的特点和标识之后，回过来看《庄子》之《刻意》篇“故曰”之引述《天道》的文字，就很易理解了：前者应该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诠说的篇什。我们由此例更可以确认《庄子》各篇间先后主次的分别。
既然《庄子》中的篇章并不是一律的，有些只是杂录的或诠说性的，属次等文字，那么，我们关注的自然应该是那些文气通贯、意脉绾连的重要篇什了。
说到文气意脉，《庄子》的篇章各有不同的结构和表现。对此的分析和归类，其实不仅是阅读文章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助于突显在思想层面具有价值及重要性的篇目。曾有学者分别《庄子》的文体为四等：
第一等作品，在形式上，约可分为两类，甲类先总论，次分论，如《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秋水》《达生》《至乐》等；乙类是先分论，次结论，如《人间世》《德充符》《应帝王》等。
第二等作品只有分论，篇中各节自成段落，意义不甚连属，外、杂篇中等大多数如《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列御寇》等。
第三等作品是一气呵成的论述，如外篇的《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等。
第四等则属摹拟性的作品，文理较为肤浅，如《让王》《盗跖》《说剑》《渔父》等。(28)
这个分析和分类，虽然不能说臻于完备，但大体指出了《庄子》各篇结构方式的差异。
后来的学者有不同的分辨：一是“论证式”，其“开篇的一段话就是文章的主旨和论点”，最典型的就是《养生主》，还有如《大宗师》《应帝王》《骈拇》《在宥》《缮性》《达生》《山木》等篇；二是“归纳式”，“分别从不同角度加以描述，最后再归纳分析”，如《人间世》《德充符》《刻意》等，其他如《知北游》《让王》《盗跖》等亦相类似；三是比较复杂的“连锁式”，“夹叙夹议之后，先归纳，后论证，再进一步深论”，如《逍遥游》，类似的还有《齐物论》《胠箧》《秋水》等；此外多篇“各节意义不相关连，结构也比较松散，属于杂记体，无从归类”。(29)
如果我们将这些意见参合考察，(30)则可以清楚见出《庄子》书中何等样文字属于书中的附缀部分，而何者乃是真正自成脉络的重要篇章了。从而，读《庄》的重点所在以及先后次第自然也就了然了。
补释
【一】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即向秀《庄子》二十七篇本是他完成注释的部分，而不包括没有完成的《秋水》和《至乐》两篇。如果是这样，那么向秀的《庄子》注本来应该包括二十九篇。但更大的可能是向秀本《庄子》原来就是二十七篇，他完成了二十五篇的注释，而陆德明所指的向秀本《庄子》是包括了没有向注的《秋水》《至乐》的二十七篇本。这从郭象注本的情况可以推知，今郭象本三十三篇，其《说剑》一篇没有郭注，但它依然被作为三十三篇本，而不是三十二篇本。
【二】关于子书编集的层累附益，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五章《研究先秦诸子之法》曰：“子为一家之学，与集为一人之书者不同。故读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时人语，忽为战国人之言，而疑其书之出于伪造。犹之读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论，而疑其文非出于一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9至20页）
余嘉锡《古书通例》卷四《辨附益第四》“古书不皆手著”条：“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真伪之分，当别求证据，不得仅执此为断），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古人作文，既不自署姓名，又不以后人之词杂入前人著述为嫌，故乍观之似无所分别。……后师所作，即附先师以行，不似后世人人有集，敝帚自享，以为千金，惟恐人之盗句也。故凡其生平公牍之文、弟子记录之稿，皆聚而编之，亦以其宗旨一贯，自成一家之学故也。……若因其非一人之笔，而遂指全书为伪作，则不知古人言公之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及第129至130页）
【三】关于后世对前代文本的改易与增饰，吕思勉的解释至为精辟：“书中记及其人身后之事，及其文词之古近错出，固不足怪。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在当时，固人人知为寓言。故诸子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而后人于其书，仍皆信而传之。……说事如此，行文亦然。今所传五千言，设使果出老子，则其书中偏将军、上将军，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传者乃以战国时之名易之。此则如今译书者，于书中外国名物，易之以中国名物耳，虽不免失真，固与伪造有别也。又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兼传其词者，则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之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此等可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但传其意者，则如今教师之讲授，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其传之其徒，则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传后，其说虽古，其词则新矣。故文字气体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书之古近也，而况于判其真伪乎？明乎此，则知诸子之年代事迹，虽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凿求。”（《先秦学术概论》第五章《研究先秦诸子之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0至21页。此为吕著《经子解题》中《论读子之法》的节文，可另参该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
后世改易前代文本的情况，在抄本文化的脉络中是一种常态，如今传世的先秦文本多经汉人之整齐，汉魏古诗则或由南朝齐梁时代之修饰（参宇文所安The Mak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坛经》唐宋之际抄传过程中的增饰，等等，皆是其例。
【四】《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之前，书中引及《庄子》颇多，涉及《庄子》内篇的计有《逍遥游》（《求人》）、《齐物论》（《听言》）、《养生主》（《精通》）、《人间世》（《听言》）、《大宗师》（《本生》）诸篇，参王叔岷《吕氏春秋引用庄子举正》，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2至253页）。汉初贾谊的《
鸟赋》是名篇，其中用《庄子》之典甚多：“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见内篇《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贪夫徇财兮，烈士殉名”，见外篇《骈拇》“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后句出杂篇《列御寇》“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
【五】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中有包含《庄子》文句的若干，分别涉及今本杂篇的《则阳》《让王》《外物》，这是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之前的《庄子》写本，为确实无疑的实物佐证（参韩自强、韩朝《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又，1988年荆州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44支《盗跖》简（见《文物》1992年第9期），廖名春曾据以讨论，参《庄子盗跖篇探源》（《文史》第45辑，中华书局，1998年）。
【六】据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载《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成于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八览”“六论”则完成于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免相迁蜀至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吕不韦去世之间，总之，该书上距庄子的时代不过半个多世纪。但说《庄子》各篇出现得早，并不意谓着支持全部《庄子》出自庄子一人的观点（现代学者仍有如是者。如周通旦《关于〈庄子〉外杂篇和内篇的作者问题》，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1年第1期），这显然不合古时著述通例，且今本《庄子》中确实包含了后人重加编订乃至附益的成分，如果坚持全书出自一人之手，则书中晚于庄子的痕迹就势必成为难以回答的问题。
同样，说“《庄子》一书是在庄子的主持下，由庄子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观点（张松辉《庄子考辨》上编第二章，岳麓书社，1997年）也是难以成立的。且后一说法，其有的论证显然与既知的《庄子》形成的文献学历史不合，如以为“《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述是有次序而完整的”，“在《内篇》中，记载的都是庄子的学术活动，也没有谈到收徒的情况；从《天运》到《山木》，开始出现庄子与贵族交往情况和收徒讲学情况；从《山木》至《说剑》，不但记载了庄子与贵族的交往，而且还记载了他直接同国君的交往，这一情况，正是一个思想家从学术研究开始，逐步受到贵族、乃至于国君重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庄子》的《至乐》写庄子妻子去世，《徐无鬼》写朋友惠施去世，最后以庄子本人的去世作为全书的结尾（《天下》是对各家思想的评述，有人认为它是全书的自序，而《天下》实际上也是以庄子思想为结尾），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经过一定的系统整理，而且《列御寇》以庄子之死为全书之结，《天下》以庄子思想为整个学术评论之结，也说明了整理者就是与庄子基本同时的学生，甚至负责编纂的人就是庄子本人”（《庄子考辨》，第14至16页）。其言甚辩，但如前述，今本《庄子》的篇次是由郭象确定的，有原属外篇而移入杂篇的情况，如是则原本篇次必经移易而窜乱；我们当然是不能以晋代郭象本的篇次来确认《庄子》一书先秦时的格局面貌（其实当时《庄子》是否已经编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考订的问题）并进而作出推论的。
(1) 司马彪注《庄子》的年代，当较下文提及的崔譔、向秀为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秀别传》：“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嵇康、吕安之被杀在魏景元三年（262），则向秀注《庄》必在此前。至于司马彪之注，《晋书》本传记载：“泰始（265年始）中……注《庄子》。”
(2)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述，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3)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秀本传》：“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是则崔在秀前无疑。
(4) 《文选》卷三十五张景阳《七命》注：“《庄子》曰：‘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子《庄子后解》曰：‘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
(5) 《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注：“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又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许征君》注、卷四十五陶渊明《归去来》注、卷六十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亦引及此语。
(6) 《淮南子》今传世者实仅为其“内篇”，其“外书”“中篇”则已湮没不见；故此，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便推断：“今《淮南》内篇无《庄子略要》《庄子后解》，或在《淮南》外篇三十三篇中。”
(7) 后世有援据《庚桑楚》篇造作伪书的故事：“道家有庚桑子者，代无其书。开元末，襄阳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以补之，序云：‘《庄子》谓之庚桑子，《史记》作亢桑子，《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源又取《庄子·庚桑楚》一篇为本，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十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8) 司马贞《史记索隐》如此以为：“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张守节《史记正义》则不以为然：“《庄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事实也。”
(9) “或出淮南”，当即谓《庄子后解》《庄子略要》等属于“解说”的部分。
(10) 文中讹字后以圆括号标出正字，脱字以方括号补之。
(11) 王利器《〈庄子〉郭象序的真伪问题》，见《晓传书斋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390页。王先生更以为这才是真正的郭象《庄子序》。
(12) 《北齐书·杜弼传》：“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
(13) 王叔岷《庄子校释》“自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及谭戒甫《现存庄子天下篇研究》（《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14) 王叔岷《庄子校释》即以为各家的内篇篇数相同，而具体篇目则不一。
(15) 这在《楚辞》等集的编纂过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参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对《楚辞》篇次排列的解释，载《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16) 学者另有以《庄子》内外篇之分出自刘向之校雠，参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论编次第三》“古书之分内外篇”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3至114页）。刘向之校《晏子春秋》，析分为内六篇而外二篇。
(17) 明代归有光等的《南华真经评注》引唐代韩愈的话，以为《盗跖》“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说剑》“类战国策士之雄谈，意趋薄而理道疏，识者谓非庄叟所作”。这些话不知所据，且属片言只语，影响自不能与宋人如苏轼并比。
(18) 古代这种观点集中体现于王夫之的《庄子解》；现代则不妨以罗根泽为代表，他在《庄子外杂篇探源》中细致辨析了外、杂篇所代表的学术思想流别，该文刊于《燕京学报》第三十九期（1936）。
(19) 如《管子》一书，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曰：“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严可均《书〈管子〉后》亦曰：“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铁桥漫稿》卷八）
(20) 任继愈《庄子探源》，《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
(21) 刘笑敢《庄子内篇早于外篇之新证》，载《文史》第十八辑，又参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前编《文献疏证》第一章《〈庄子〉内篇的年代》一“内篇早于外杂篇——概念方面的证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2) 王葆玹《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推拟该篇作于公元前278至274年之间，并以为外、杂篇大多成于此前后，《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3) 参王叔岷《读庄论丛》及《吕氏春秋引用庄子举正》，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4) 当然，考虑到外、杂篇在后来编次过程中的裁并等情形（比如《惠施》一篇，学者便以为被并入了《天下》），或许不宜绝对认为这十八篇在先秦即已完整成型，但至少可以明确先秦时《庄子》篇章很大部分的文句乃至段落已然出现，且它们在《庄子》书中的分布相当广泛。
(25) 具体文句的相关、类同，可参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前编《文献疏证》第三章《〈庄子〉外杂篇的分类》一“阐发内篇的第一类”，其中涉及外篇、杂篇各六篇，包括《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5至77页）
(26) 《老子》引前人成句的情形颇有，参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武内义雄《老子原始》（载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郑良树《〈金人铭〉与〈老子〉》（载《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27) 曾国藩语，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二引。
(28) 张默生《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年）卷首《庄子研究答问》及各篇题解。至于《寓言》和《天下》两篇，张氏以为是庄子著书的凡例和后序，皆属于第一等作品。
(29) 孙以昭《〈庄子〉的结构艺术》，见《庄子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5至118页。
(30) 上述两家之说虽异，然就其分类的主要准则而言，其实颇有可以沟通处，如孙氏所谓“论证式”近似张氏第一等作品的甲类，“归纳式”近似第一等作品乙类，“连锁式”则是第一等作品甲类的进一步细析，而所谓“杂记体”类同于张氏的第二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