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篇迟交的作业

《〈尚书〉新研》的书稿已经完成，可以向出版社申请出版了，这是我继《〈逸周书〉新研》之后写作的又一部学术专著，但此时此刻它在我的眼中，不是著作，而是一篇课外作业。

1992年12月22日（星期二）与24日（星期四）的“甲骨文金文与古史专题研究”课堂上，我的导师朱凤瀚先生给我们讲大盂鼎，在疏解字词语句的同时，特地强调说：大盂鼎所载天命思想与《尚书》的《康诰》相通，殷人酗酒亡国的史实与《酒诰》相通，可以就此作专题性质的研究。对先生的话，我很感兴趣，认真作了笔记，之后又在下面潦草地划了几个表示重点的三角号。心想，将近期末了，正好就这个问题写一篇小文章，权且当课外作业吧！

下课后，我将先生亲自隶定的发给同学们作参考用的大盂鼎铭文，与《康诰》、《酒诰》文本比对着阅读，发现果真如先生所言，在思想、史实，乃至字词、文句、语气等方面，二者有许多彼此照应的地方。过了几天，我感觉理解得差不多了，就到逸夫楼图书馆一个僻静角落准备写课外作业。然而一提起笔来，却发现自己腹中空空如也。除了各自摘录几段文字，作一简单对比，甚至画一个表格，指出二者哪里相同或近似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相关知识储备显然不足。我又找来大盂鼎著录的材料，学者考证的材料，《康诰》、《酒诰》注释的材料等，综合着看，比较着读，希望有所推进。又过了几天，我发现除了增加一些大盂鼎、《康诰》的背景知识之外，仍然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尤其明知大盂鼎与《康诰》之间有关系，但线索在哪里、津梁是什么，仍然找不出。眼看着就要放寒假了，理想的课外作业却完不成。无奈之下，只好急忙地另写了一份课外作业交给了先生。什么题目，什么内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半点印象也没有了。

学分得了，硕士毕业了，但大盂鼎与《康诰》的内在关系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此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在工作与读书的时候，经常留意，看能不能找到答案。随着读书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问题还牵扯着其他问题，例如：《康诰》与《左传》记载的《康诰》是什么关系？《康诰》是否周公封建康叔的诰命？大盂鼎记载了“授民授疆土”的史实，为什么没有记载典礼仪式？大盂鼎文本中有四个“王若曰”与“王曰”，《康诰》文本中有十多个“王若曰”与“王曰”，它们和各自文本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等等。一堆问题，相互牵连，如同乱麻。有的问题学者研究了，但歧见纷出，没有研究，更是迷雾重重。哦！原来这是学术最前沿，其实质是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的关系。

为准备读博士，我用了几年时间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有意回避《康诰》，回避《康诰》所在的《尚书》，在我心中，它已经是一条畏途。后来读了博士，先生命题作文，我开始研究《逸周书》。由于掌握了西方口头程式理论，我尝试着用口头文本规则分析《康诰》的语言与结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写出了《“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新解》与《“王若曰”新释》两篇论文。这让我似乎看到了解决久悬于心的大盂鼎与《康诰》关系问题的一丝丝光亮。但后来为了写出一篇被学界认可的博士论文，将研究风格调整为实证，这件事就只好放下了。

这一放就是十年。2016年5月中旬，我突然接到去满城监狱检校河北省高考历史试卷的临时任务。由于太仓促，我随手捡起书桌上的一本书《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塞到行李包，就出发了。进了监狱，一道道大铁门在身后紧紧关闭，检卷人员被安排住在一栋空间逼仄的小楼里。任务不重，我就在空闲时间看这本书。该书作者是美国学者柯马丁，第三章用文化人类学理论解释秦公镈、秦公簋、秦公钟与祭礼仪式的关系。柯氏的精彩分析与论述，给我很大启发。经过反复研读，反复确认，我相信自己找到了大盂鼎与《康诰》之间交通的津梁，那就是西周封建典礼仪式。限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没有马上动笔，只是草拟了提纲。恰好，当年的试卷有一道阅读题，内容就选自先生的论文《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面在工作室校检试卷，逐字逐句地读节选的先生论文，一面在休息室构思文章，尝试着为完成当年的课外作业做些准备，此时此刻，我仿佛感觉先生正在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我。

检卷结束，任务完成，回到单位，在文化人类学理论指导下，我很快写出了《大盂鼎与〈康诰〉体例》一文，由认定《康诰》第二个“王若曰”是套语，到套语与仪式相联，到仪式是封建康叔典礼仪式，到《康诰》是诰命，因此和于封建典礼上发布的具有诰命性质的大盂鼎在思想上相通。就这样层层推进，终于打开了大盂鼎通往《康诰》的道路。

该文修改后不久，正好接到先生通知，让我参加将在2017年10月于郑州举行的商周青铜器与金文学术研讨会，我便将该文提交给会议，打算会议期间向先生作一汇报。但会议日程紧张，先生行程匆忙，没有找到充裕时间向先生详说。

没有与先生说起该文很遗憾，但将其提交会议我很欣慰。一年多来，我时常回顾1992年至今跟随先生治学的经历，发现探讨大盂鼎与《康诰》的关系，始终是一条时隐时现的主线。无论学习口头程式理论，还是学习文化人类学；无论研究《洪范》的语言性质，还是研究《召诰》的对话体例，其实都是在为解决大盂鼎与《康诰》关系问题作铺垫，尽管身处这个过程中的自己很多时候没意识，不自觉，有些被动，但待到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对于《尚书》、《逸周书》的系统认识也就形成了。

有时翻阅当年的课堂笔记，想起先生讲解大盂鼎及其与《康诰》关系的情景，逐渐体会到，原来当时我是在遥望学术高峰，离着目标还很远很远，如同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作该诗时，杜甫也没有登上泰山，“阴阳割昏晓”景色都是他的想象，然而杜甫明白，要“一览众山小”，只靠想象不行，非得“凌绝顶”不可。多年来摸爬滚打，实际上我都是在攀登先生指引的学术高峰。鼻青脸肿，头昏脑涨，是真实感受，到没到顶就说不清了。

几天前，我收到了《青铜器与金文》第二辑，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州会议论文集，其中有《大盂鼎与〈康诰〉体例》。恰巧，这时《〈尚书〉新研》也初步草成，《大盂鼎与〈康诰〉体例研究》是其中的一节。虽然只是一节，但却是重心之一。手抚拙稿，没有喜悦，只有戒惧。我决定让先生看看，一来听取先生的批评，一来了却自己的夙愿。

二十六年了，这是一篇迟交太久的课外作业，我不盼望有多好的成绩，只要60分，于愿足矣。

张怀通

2019年1月26日初稿

2020年2月2日定稿

于待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