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蔡襄，字君谟，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出生于兴化仙游县（今福建莆田）枫亭赤湖村一个农民家庭，卒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追谥“忠惠”。蔡襄童年、少年时期先后在外祖父家、乡序、县学、郡庠习读，因此，他的文化养成期基本是在仙游度过的，没有受到太多外界的干扰。蔡襄十九岁登进士甲科，二十岁授漳州军事判官，应该说，入仕之途还是比较顺利的，但这并不能预示其后期仕途的平坦。恰恰相反，从景祐四年（1037）蔡襄为西京留守推官，宝元三年（1040）迁调入都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充馆阁校勘开始，直到最后一次权知杭州，蔡襄共经历三次出京、入京的起起落落，其间还有留任、改授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等授职。这让我们从蔡襄身上，深刻体会到封建社会仕宦之途的浮沉与无奈。

尽管仕途、家庭境遇多舛，蔡襄仍不失儒家风范。为政期间，其铸就了诸多丰功伟绩，深受人民爱戴，其劝农桑兴学校、奏减丁口税、医治破巫、主持建万安桥等勤政为民之绩，难以一一述表。“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1]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正是蔡襄带给人民的惠泽，体现出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化育的赤子情怀。其逝后，欧阳修如此描述：“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2] 由此足可见蔡襄在人民心目中的分量。除了政绩以外，蔡襄还兼具多方面才能，在农业、科学、建筑、茶道、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皆有出色的表现。其中最为让人叹服的，就是书法方面的成就，所谓“备尽众体，一代师表”[3]，正是其书法人生的生动写照。

宋初书法，延五代遗绪，发展颓势尽显。对濒于凋敝之境的书坛而言，蔡襄无疑是一位冲破时局的标志性人物。在其“尚古匡时、寓意存真”的书学思想指引下，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让世人在学书取法上找到了源头活水而有据可依，为时代书风的形成率先发声。在中国书法史上，蔡襄被列为“宋四家”之一。苏东坡有称：“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4]苏东坡乃一代文豪，并以书法称妙天下，其以一个同时期专家的身份对蔡襄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足见蔡襄其时在书坛的地位之高及书法影响之巨！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后世却对其书学褒贬不一，并留下诸多莫衷一是、悬而不决的疑问，如“宋四家”名位事实究竟当如何？其书法以法立家，有无“意”的表达？蔡襄书法对古的继承有哪些内涵？蔡襄何种书体成就最高？又分别有怎样的具体表现？对蔡襄书法“弱”“女子气”“杂而不精”“无神气”等批评是否中肯？这些批评又缘何而起？“飞白书”与“飞白草”是否为其首创？蔡襄书法技巧不易把握，且书风含蓄高冷，其包含怎样的审美诉求？不一而足，再加上一些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史料运用的不客观以及对蔡襄书法的误读，使得这些原本就存疑的问题愈发变得纠葛不清，以致现在但凡涉及蔡襄的这些相关话题，研究者要么因循旧论，要么避而不谈。

对于蔡襄书学的诸多误读，实则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主观方面，在对以上有关问题进行考量的时候，研究者多有违史学观立场，考察与研究往往忽略了“了解他与宋代政治、社会、文化艺术诸方面的关系及影响”[5]，忽略了“通过考察宋代社会与文化艺术观念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反过来印证他所获得的成就”[6]。因此，本书力求站在史学观立场，对已有的成果进行甄别分析，而不囿于成见。围绕蔡襄书学思想、书法实践、书法的接受与批评这三大核心，专门而系统地展开诸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蔡襄书学思想内涵上，指出其“尚法”“寓意”的共生性和“我法”的不足、独特的审美诉求及价值；在“宋四家”名位问题上，通过梳理“宋四家”研究的相关史料，还原“宋四家”名位演变之始末，进一步明确了以“蔡、苏、黄、米”为序的“宋四家”名位历史原貌，并指出宋、元、明、清时期“名位”之辩背后所涌动的书学思潮；关于“飞白书”问题，学界也有讨论，然理论多流于空疏，又由于“飞白书”并非正体，在实践上，学人亦几无涉猎。所以，在蔡襄与“飞白草”的关系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雾里看花之惑，但此问题又无法回避。蔡襄所“备尽”的书体中，“飞白书”即列为其一，所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为了弄清“飞白书”、蔡襄“飞白草”之始末，本书亦对其进行了专门阐述，同时对蔡襄书法“杂而不精”的批评作出辨析。在诸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始终紧扣以史料为基、以史为鉴这把标尺。

客观方面，首先在于蔡襄书法技巧不易琢磨且难以驾驭。学蔡不似学苏、黄、米，苏、黄、米书法技巧外显，取之一隅便能较快切入。相较而言，蔡襄书法的品鉴和学习过程中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隔阂，甚至对于一些习书很久者而言，亦是如此。对蔡襄书法的理解，在学养和实践这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其次，蔡襄的书法作品存世太少，书论遗留亦所见无几。作品与书论的双重缺失，既是蔡襄自身及文化传承上的一大损失，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学习蔡襄带来了实际的困难，这也就无怪乎与苏、黄、米三家比较起来，关于蔡襄的研究成果相对少而且空疏得多了。

蔡襄在诸多书体上都有实践且获得很高的评价，其行书被列为“当朝第一”；小楷因《茶录》而被誉为“精绝”；富有颜书面目的大楷《万安桥记》，因其雄浑被赞为“与桥争胜”；其所作“飞草书”被誉为“龙蛇”而气势撼人。可以说，蔡襄在每种书体上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蔡襄书法，显然，蔡襄的楷书成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其将精绝的古法和出自本心的己意充分展示在《澄心堂纸帖》《大研帖》这类楷书尺牍作品中。这种楷书作品的诞生，对改变五代、宋初书坛靡弱之风，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蔡襄骄人的时代担当，有宋一代无人可及，这也正是欧阳修、苏轼等名流对其赞赏有加的根本原因。蔡襄的行书同其楷书一样，是宋初书法发展之津梁。但是，继起的苏、黄、米三家，以各自强烈的书风将蔡襄行书中本就内敛而含蓄的光芒几尽遮掩。再加上黄、米行书大字的介入，可谓将符合宋人意趣的行书一体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其时、其人的审美趣味，而蔡襄书法反落下书风“弱”“无意”、书体“杂而不精”等批评。实际上，蔡襄书法众体皆精，笔力沉实，意亦自足。蔡襄书法当然也有不完美之处，但并非以上论者所评，其书之弊在于“我法”的开拓不足。正如其晚年自述的那样，感慨草书仍未达到自己最为心仪的境界，亦未将古人“出笔墨蹊径之外”的“神逸”充分化合到自己的草书作品中，这深刻揭示出蔡襄内心吾生有涯而艺无涯的无奈和不自足。对此，后人在嗟叹之余，本应因其执着而给予他更多的敬重和钦佩，反却将他在草书上的这种不自足理解成“其书中无意”且“到晚年才有所悟”之攻讦的依据。这实在是对蔡襄的曲解、排斥！

实际上，蔡襄书法继承晋唐传统法度，不仅提振了有宋一代书法之景况，也实现了其自身的审美追求，从而开启了其“尚古匡时、寓意存真”的书学思想及书法实践道路。蔡襄的为人及其书法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充分诠释了一个传统文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笃行，这恰恰也是当代社会极为需要和应当提倡的文化价值。

[1] 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居士集》卷三五，《宋本欧阳文忠公集》第七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影印本），第50页。

[2] 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居士集》卷三五，《宋本欧阳文忠公集》第七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影印本），第50页。

[3] 水赉佑：《备尽众体，一代师表—谈蔡襄的书法艺术》，《书法研究》1988年第1期，第56页。

[4]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一一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6页。

[5] 陈振濂：《蔡襄》，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6] 陈振濂：《蔡襄》，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