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发水利，富民强军

在北京城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伴随着开发水利的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大约三千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先后封立了蓟和燕两个诸侯国。由于燕强蓟弱，燕国吞并蓟国，蓟城也成为燕国之都。战国时期，燕国的富强曾经达到了高峰。《史记·苏秦传》记载：苏秦游说燕国，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虽然苏秦的说辞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反映了当时燕国的富强。司马迁在《史记·燕昭公世家》中评价燕昭王说：“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二十八年（前284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当时燕国国力强盛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发展，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督亢陂的开发。督亢陂在今河北省涿州东南、固安市西，这里属拒马河流域，土壤肥沃，饶有水利，人称“膏腴之地”。有人认为，壮士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时，要献给秦王的地图就是督亢陂地区的地图。因为督亢陂地区是燕国的“粮仓”，早为秦国梦寐以求，故可以用献督亢陂地图的方式，掩人耳目，伪装自己，以便接近秦王，实现刺杀图谋。当展开地图让秦王看的时候，“图穷匕首见”，阴谋败露，结果壮士荆轲为燕国献出了性命。此外，燕都蓟城地区也是广为开发水利的富庶之地。1949年以后陆续在古蓟城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大批战国至汉代的陶井，足以说明这一点。《周礼·职方氏》云：“东北曰幽州，……其畜曰四扰，其谷曰三种”。汉代著名学者郑玄注：“四扰，马、牛、羊、豕；三种，黍、稷、稻”。说明春秋战国时，幽州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也是很发达的。

据《后汉书·张堪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后期，南阳郡宛县人张堪官拜渔阳郡（郡治在今怀柔东梨园庄附近）太守。他镇守渔阳郡期间，“扑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张）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在不受匈奴侵扰的情况下，张堪“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这事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沽水》篇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不仅如此，在《大明一统志》、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述评。可见，东汉张堪屯狐奴，开稻田八千顷，是北京历史上开发水利的重大事件。汉狐奴县，渔阳郡属县，县城在今顺义区东北、潮白河东岸的魏家店、北府、上辇等村间。这里有座小山，名呼奴山。山前有大泉，泉水流为阳重沟水（即今箭杆河）。正是因为这里有泉有水，故张堪在这里屯田，开发稻田八千余顷。这是北京水利史上早期的重大事件，值得重视。

在北京历史上最著名的早期水利工程，是三国时期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修筑的戾陵堰和开凿的车箱渠。《三国志》卷15《刘馥附刘靖传》记载，刘馥的儿子刘靖，“后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刘）靖以为经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这段历史记载，说明了刘靖在镇守蓟城期间，屯田守边，在蓟城附近修筑灌溉工程，引水种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对刘靖开创的这一水利工程记述最详者，莫过于《水经注》。《水经注·鲍邱水》篇记云：“鲍邱水（潮河）入潞，通得鲍邱之称矣。高梁水注之。（高梁水）首受濕水（今名永定河）于戾陵堰，（濕）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刘）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高梁）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濕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督丁鸿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250年）立遏于水，道（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指山西），黄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262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遣遏（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济，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294年），（刘靖）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刘）弘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戾陵）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295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乘（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浸溢。追惟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逄恽（督）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工四万有余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绖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业之绩，魏人置（西门）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记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

上面依据《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全文引录了《刘靖碑》碑文。通过这篇碑文，人们不仅可以了解戾陵堰创修和改造的过程，也可以了解戾陵堰的规模和形制，更可以了解戾陵堰与车箱渠的功能与效益。戾陵堰与车箱渠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灌溉水利工程。这个水利工程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造戾陵堰”，即在濕水（清泉河，今永定河）上用石笼筑起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宽七十余步（古代多以五尺为步，七十余步约合三丈七尺）的戾陵堰，用以拦蓄河水，如同现代修的小型水库。至于戾陵堰在哪里，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石景山为梁山，故应在石景山南。有人认为石景山以北的山地为梁山，故应在石景山北。还有人认为京西老山为梁山（老、梁一音之转），故应在老山南。最终决定哪座山是梁山的关键因素是戾陵，即西汉燕王刘旦的陵墓。看来，在石景山及其以北山地有戾陵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这些山地多是岩石，建墓修坟的难度大；而老山土多，开土为圹，堆土成墓较为容易。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曾在老山发掘一座大型汉墓，虽然墓主人不能确定，但老山有大的汉墓已是事实。据说，除已发掘的老山汉墓外，该山还有几座大的汉墓，其中有座是戾陵，十分可能。燕王刘旦因为想自立为帝而反叛，结果畏罪自杀。对于这样的一个罪人，一般说来，汉室是不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岩石裸露的石景山及其以北山地凿石为圹埋葬他的。

二是“导高梁河”，即将高梁河河道加以疏浚整修，作为引水灌溉的渠道。关于高梁河，《水经注》中先后有多处谈到。在《濕水》篇中说：濕水（指今永定河）自南出山后，“谓之清泉河，俗亦谓之曰千水，非也。濕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按这里所说的高梁水出自梁山南，这与在《鲍邱水》篇中所说同（见下）。但在《濕水》篇中又说，濕水流过蓟城（在广安门一带）南后，“濕水又东南，高梁水注之。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注，迳燕王陵（当在首都体育馆南）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其水又东南入濕水也。”按这条高梁河是指源出今紫竹院的泉水，东流为今西直门外的高梁河，又东流经什刹海、北海、中海等地，然后从蓟城（在今广安门一带）东十里向东南流，大致在今通州马驹桥附近注入濕水。这条高梁水流经北京旧城区。《水经注》中所谓“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指的就是这条高梁河。

在《鲍邱水》篇中说：“鲍邱水（潮河）入潞，通得鲍邱之称矣。高梁水注之。（高梁水）首受濕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刘）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下为刘靖碑碑文，见上，此略）……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邱水。”按同是高梁河，一说源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注入濕水；一说自戾陵堰枝分，注入鲍邱水。那么，这两条高梁河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两条高梁河是同一条河，只是上、下游不同罢了。自戾陵堰分出的高梁河是源出蓟城西北平地的高梁水向西南的延伸，而东至潞县注入鲍邱水的高梁河，是从流经蓟城北、又从蓟城东十里而东南流的高梁水分流而出，分流的地点应在今德胜门外，分流东出的高梁河就是东直门外坝河的前身。也就是说，《濕水》篇中濕水经梁山南后而出的高梁水，与《鲍邱水》篇中“首受濕水于戾陵堰”的高梁水是同一条河。流到今紫竹院处后，两条高梁河变成一条河，又东流至今德胜门外处，一股东南流经“三海”等地，下入濕水；一股向东，至潞县西注入鲍邱水。高梁河的这些变化，正是刘靖“导高梁河”工程的结果。

三是“开车箱渠”。车箱渠是连接戾陵堰北水门与高梁河的一条人工开凿的渠道。因为戾陵堰在梁山南，而高梁河在梁山东北。如何将戾陵堰拦蓄的河水引入高梁河中，以发挥灌溉效益，这是工程的关键。由于梁山附近地势偏高，故必须开凿一段渠道，以便引水。大概因为开凿的这段渠道又深又宽，状如车箱，故称为车箱渠。如果将源出蓟城西北平地泉的高梁河视为真正的高梁河，那么，由其源头向西南与戾陵堰相连的一段河道，应当就是车箱渠。因为车箱渠与高梁河联为一体了，所以后人将车箱渠也就视为高梁河了，从而有了《水经注》中高梁河“自戾陵堰枝分”或出自流经梁山南的濕水之说了。可见，车箱渠的开凿使高梁河变得复杂了。

魏、晋时期，戾陵堰与车箱渠引水灌溉蓟城南北土地，持续获益数十年之久。后来，因北方战乱连连，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因失修而废毁。到了北朝时期，又有人主持予以兴复。例如，据《北史·裴延儁传》记载：北魏孝明帝时，裴延儁累迁幽州刺史。他想到“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堨，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延儁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势，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赖之。”又据《北齐书·斛律金传附斛律羡传》载：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斛律羡“转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营）、北营、东燕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斛律）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当在晋北）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即温榆河），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这两个事例说明，戾陵堰和车箱渠这一重大水利工程断断续续发挥效益二百多年。

1991年海淀区双榆树当代商城大厦施工时，发现一条古代水道遗址，南北走向，断面呈斗形，底宽近14米，面宽约23米，深约3米，底部距今地面约4.7米，渠道轮廓清晰。已揭示出来的渠道长百余米。渠道内流沙、淤泥与草炭层叠相压，厚达2米以上。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岳升阳副教授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后认为，这条古渠道应是车箱渠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

其后，在古永定河下游引水灌溉土地、种植水稻的事，仍不乏成功之例。如《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三·水利》引《册府元龟》云：隋开皇年间（581—600年）裴行方任幽州都督，“引卢沟水广开稻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开凿金口与金口河，以期引卢沟河水东入闸河，以济漕运。虽然从济漕的角度看，金开的金口河是失败了，但金口河仍有灌溉之利。《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止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倘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这里明确地说金口河水有灌溉稻田之利。这一点也为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证实。《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建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金代金口河发挥灌溉效益至少有十五年的时间。此外，《金史·食货志》记载：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下令放白莲潭（今什刹海）东闸水，让百姓灌溉田地。三年（1198年），又下令不要毁坏高梁河闸，让百姓随意引水灌溉。

元代对开发兴举水利同样十分重视。《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有“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分区耕种的田地，有利于蓄水保墒）。”元代的这些促进农桑发展的措施，虽然在全国推行，但大都地区无疑也不例外，甚至能更快更好地落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都水监官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就提出了改引浑河（今永定河）水灌溉大都地区田地的举措。据《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年间，在“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今密云、顺义），东至迁民镇（在秦皇岛北）”的范围内，所有的官地及各处屯田，皆招募江南人来营造水田，发展稻作农业。为此，朝廷给钞五百万锭，以供分司农司用来发放工钱，购置牛具、农器、谷种等。同时，还采取许官的手段，鼓励人们到江浙、淮东招募能种水田和修筑围堰的农夫各一千名为农师，教民播种。元末采取如上举措，下决心在京畿近地发展水田，必然要大力开发大都地区诸多河流与淀泊的水利。

明清之世，大规模地引用永定河水灌溉下游土地的事，少见记载，但在京畿其他地区开发水利，营造水田，推广种稻，却也有不少成功之例。例如：万历十三年（1585年），徐贞明官职为给事中，上书言水利。他说：“神京雄踞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唯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真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游十五河之水唯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而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徐贞明的这一高论，不仅未被采纳，反而成为他被罢官的原因之一。被罢官后，他回乡途中路过通州，写下了著名的《潞水客谈》一书，进一步阐述开发北方水利之益，共十四条（详文见后）。在一些识货者的赞赏与荐举下，万历帝又提升徐贞明官任少卿，让他与地方官会同勘察水利。《光绪顺天府志·水利》云：“（徐）贞明乃先治京东州邑，如密云燕乐庄，平谷水峪寺、龙家务庄，三河唐会庄、顺庆屯地，蓟州城北黄厓营、城西白马泉、镇国庄、城东马神桥夹淋河而下、别山铺夹阴流河而下，垦田三万九千余亩。”《明史·左光斗传》记载：万历后期，左光斗“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今欲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唯有兴水利一法。’因条上‘三因’‘十四议’：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议浚川，议疏渠，议引流，议设坝，议建闸，议设陂，议相地，议筑塘，议招徕，议择人，议择将，议兵屯，议力田设科，议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备，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种水田利也’。”可见，明代在开发京畿水利、大兴水田、广种水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对于富民强国是有积极意义的。

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清雍正四年（1726年），奉命勘察直隶水利事的怡贤亲王建议：“凉水河至张家湾入运，请于高各庄（在通州西南，今作高古庄）开河，分流至堠上（在武清区西北，今作侯尚）循凤河故道疏浚，由大河头（不详何地）入分流处，各建一闸，以时启闭，可溉田畴。”按这里所说的由高各庄开的河，就是今通州区南部通惠河南干渠的前身。雍正六年（1728年），宛平县卢沟桥西北的修家庄、三家店等处，引永定河水泄之村南沙沟，不粪而沃，凡营成稻田一十六顷。乾隆年间，京南一带开辟稻田几千顷，苑囿（指南苑）以南，淀河（指霸州大清河）以北，引潦顺流，粳稻葱郁。光绪七年（1881年），有人从石景山麻峪引永定河水灌溉，“正渠一道，计长四里；支渠一道，计长里许”。光绪八年（188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部下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又在永定河右岸修建城龙渠，北起龙泉镇城子，南到卧龙岗，长二十一里。数十年间，永定河泥沙随灌溉水淤淀于田内，使泥沙变成良田。

总之，自春秋、战国至金、元、明、清，前后相继二千余年，北京地区的水利事业断断续续，时兴时衰，但没有中断过。开发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强军的重要措施。金代以来，北京成为国都之后，这方面的努力尤其对于强化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的财力、物力及军事防卫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