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国际文学关系一直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领域，然而，这个领域涉及的范围与世界文学的体量不相上下，甚至因为它聚焦文学关系研究（包括影响、接受及其媒介）而变得愈加复杂多样、幽微曲折，需要无数学者共同耕耘，立足于自己的小小园地，深耕细作。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中外文学关系方面用力甚勤，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陈受颐、陈寅恪、范存忠、方重、陈铨、钱锺书等前辈学者，已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奠定了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的基础。随后，一大批学者在这个领域继续积累开拓，取得了更大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再度复兴，国内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深入拓展，其中，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出版了几套大型丛书，如钱林森先生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囊括了中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多个民族国家和语言的文化交往关系，勾勒出一条条历史脉络，梳理出大量一手材料。这一类丛书，包括钱林森先生本人的《中法文学关系》等著作，为后来的学者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和思路。在这一类丛书之中，我的导师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学西渐丛书”，着力于个案研究，聚焦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如莱布尼茨、卡夫卡、庞德、史耐德等，更好地彰显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思想锋芒和力度。

在系统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方面，范伯群等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上下）、李岫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下）等，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和线索；在中国翻译文学史方面也先后出版了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后再版扩充，更名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以及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这些著作材料翔实完备、线索清晰、视角丰富，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还有众多学者在自己的园地里培育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如范希衡的《〈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郁龙余的《中印文学源流》、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学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孟华的《中法文学关系研究》、金丝燕的《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赵毅衡的《诗神远游》、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这一类优秀著作不胜枚举。还有更多相关著作，可见乐黛云、王向远合著的《比较文学研究》（此书全面描述了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

上述著作都是我教授“中外文学关系”课程的参考书和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跟这些前辈的经典著作相比，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既不系统，亦不集中，收入本书的十几篇论文是多年来在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一点小小成果，研究论题跨越多个领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如何在科玄论战中被借用甚至盗用、汪曾祺小说的西方现代元素、王小波的“师承”与外来影响、陈染的“女性写作”及其悖论、博尔赫斯如何让主人公雨村杀死了汉学家（因而得以书写自己的中国故事）、百年来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在中国的接受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译和传播、中西文论中的身体隐喻、“汉学主义”论争等等。这些个案研究都尽我才力所能，或在细读方面深入一步，或在视角方面有所突破。

这些文章按照大致的写作或发表顺序编排，可以粗略分为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翻译研究三类，但互有交叉。虽然写作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庞杂，但它们都分享了中外文学关系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目标。在收入本书之前，每一篇文章都经过或多或少的重写：有些在观点上做了新的修订，有些增加了新材料和新论据，有些恢复了之前发表时因篇幅限制而被迫删掉的文字，因而在段落安排和逻辑布局上做了相应的调整。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期间，我师从乐黛云先生，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比较诗学。乐先生视野开阔，对各种新理论和新问题都异常敏锐且充满强烈的求知欲，丝毫不亚于年轻学子。乐先生一向对比较诗学研究充满厚望，率先在国内倡导和推进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或“互动”研究，希望从中探寻“新的因素和建构”。她曾领衔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并在课堂上为我们积极开设比较诗学专题研讨，鼓励学生立足民族文化遗产，聚焦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核心概念，融入西方视角，大胆尝试，深入研究。由乐老师开启的比较诗学视野和基本的理论训练，为我日后向其他领域的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毕业后，乐老师积极推荐我去哈佛大学访学，师从宇文所安教授继续深造，在此期间，我着手翻译了宇文所安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乐老师为此书的出版撰写前言，阐述了她多年来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心得体会，值得一读再读。收入本书的两篇论文《身体隐喻与比较诗学》《汉学主义：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以及未收入本书的另一篇论文《比较诗学的第三领域——兼论比较诗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都曾受惠于乐老师和宇文所安教授多年来的教导和启发。

在比较所攻读博士期间，严绍璗先生的“中日文学关系”课，孟华老师的“中法文学关系”课、“法国比较文学原典导读”课（包括形象学研究），都从文献学和方法论方面为我们日后从事文学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戴锦华老师开设的“文化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电影研究”等课程，以新锐的理论和丰富的专题研究敞开了我们的视野，也以迷人的、似懂非懂的理论和话语激发了我们对各类文化研究课题的兴趣。我毕业后在当代文学领域所做的研究，比如作家王小波和陈染研究，明显受到戴老师的影响。

收入本书的第一篇论文《科玄论战中的柏格森》的初稿，就是在北大读书期间完成的，是选修孟华老师“中法文学关系”课提交的一篇期末论文，没想到，孟老师在我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做了大量批注，令我震惊、羞惭并充满感恩之情，于是痛下决心，利用暑假扎扎实实阅读了更多文献，重写了一遍。修改稿完成后，送至孟老师家中，老师与我继续讨论，并留下吃晚饭。此后，文章在孟老师的督促下，前后修改了三四稿，孟老师将定稿（近两万字）推荐给王守常老师，发表于《学人》集刊。在正式发表前，文中有两条关于梁启超的史料，曾得到夏晓虹老师指正，得以补充、完善。如今二十个寒暑已过，是否曾留下过几个瞬间，用来静心回忆老师当年无私的付出，重温那些美好的师生情谊呢？！惭愧之余，我想，唯有严于律己、精益求精才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在收入本书之前，我查阅了一批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增补了注释，并重新修订了旧稿中尚不完善的表述，希望以此默默感恩老师当年对学生辛勤的付出与厚爱。

收入本书的三篇当代文学论文的初稿完成于我在北京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期间，当时所里承担了一项北京市课题，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我刚刚入职，理当服从所里的工作安排，于是暂时放下自己手里的课题，一头扎进当代文学领域。阅读《汪曾祺全集》给我带来的收获和乐趣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认识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之关系，我细读了他90年代创作的一组“聊斋新义”作品，我想，我的结论是中肯的：虽然汪曾祺早期曾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而他晚年尝试进一步有所创新，不过，他在心智的形成期（Formative years）所受到的宋人笔记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后来的外来影响始终是次要的，不应被夸大。阅读王小波是参与这项课题的一个额外奖赏，我被他的胸怀和文笔深深吸引，与老一辈作家汪曾祺不同，王小波喜爱唐人传奇，对小说的虚构之美情有独钟。不过，他的“师承”主要来自翻译文学，这是他那一代作家的“不传之秘”，我的论文详细讨论了这份“师承”对他的小说观念和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这个论题对于王小波以及他的同代人来说，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除了少数几个短篇故事之外，陈染的作品常常让我提不起兴趣，因为她一而再地书写那个带有幽闭症倾向的女子的散乱情绪，我试图用“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对此加以解释，并最终在陈染这个个案中发现了“女性写作”中暗含的一种悖论：“只有当她忘记自己是女性的时候，她的文字才能超越性别，她才能真正在语言里飞翔，并让语言飞翔。”

史耐德也是我私下极为喜爱的作家，虽然谈不上深入研究，但他的寒山诗译作却是我深入细读的作品，多年来经常进入我的“中诗英译”和“中外文学关系”课堂，而且常读常新。应乐黛云老师之邀，我曾为钟玲教授的《史耐德与中国文化》一书撰写过一篇书评，被钟玲教授深入细致的考察、走访和研究所感动，并借助她的研究对史耐德诗歌和思想发生更多的共鸣。这篇书评受到钟玲老师的首肯，从此与她成为忘年交。不过，如今重读旧作才惭愧地发现，书评竟忽略了书中的颗颗珠宝，也错过了大量真知灼见。在收入本书之前，我查阅了近年来出版的史耐德资料，对书评做了若干补充和修订，希望可以弥补旧作中的一些遗憾之处。在本书出版之际，恰逢“史耐德研究中心”在隔壁院校上海财经大学成立，祝愿未来的史耐德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为中外文学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我迄今阅读、翻译或研究过的各类文学作品中，博尔赫斯的小说和狄金森的诗歌是最有力度的也是最为迷人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认知的原创性（cognitive originality），让我体验到无与伦比的智识上的挑战和乐趣。博尔赫斯认为，“狄金森是美国乃至我们美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作家”。他说，“我把狄金森当作私交很深的朋友。”而我则把博尔赫斯和狄金森两位都当作“私交很深的朋友”。我对博尔赫斯的阅读已超过二十年之久，虽然我不懂西班牙语，只能靠中译本和英译本，我也很少撰文论述他的作品，或许主要是因为不想破坏那种阅读的乐趣，因为我所读过的大量“博尔赫斯与中国”的研究著述，大多停留于资料的梳理和平铺直叙的描述，几乎窒息了博尔赫斯的活泼的睿智和灵动的手笔。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自己撰写的唯一一篇论述博尔赫斯的论文，也就是收入本书的《汉学家之死》，是对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的一种重写，而且不失为一篇生动而别致的重写。这篇文章虽然运用了形象学研究方法，并借用了赛义德《东方学》的基本洞见，不过，并未因此摧毁写作和阅读的乐趣。博尔赫斯说，这是一篇侦探小说，而我恰好充当了一名特殊的侦探，为这位来自中国的主人公（“一战”中的德国间谍）的罪行，找到了另一重隐秘的谋杀动机：只有杀死汉学家（他试图以作者的身份书写中国祖先的故事），才能继续书写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个动机或许仅仅属于小说中的主人公，而非小说作者，更不属于这篇文章的作者。

几篇狄金森的论文基本上都聚焦中文翻译和接受。两篇英文论文是《狄金森学刊》主编Cristanne Miller教授的约稿，梳理了百年狄金森在中国的接受史，重点讨论了余光中的翻译，并从狄金森诗学入手，探讨汉译狄金森遇到的各类语法和诗学困境。这些问题在随后举行的狄金森国际研讨会（复旦，2014）上得以展开，并在同时发起的“狄金森国际翻译项目”中集中加以探讨。关于研讨会和翻译项目的前因后果，见王柏华和Martha Nell Smith主编的《狄金森诗歌读本》前言和后记，这里不再赘述。

近年来，随着科研压力的增加，我的研究兴趣不得不逐渐收拢，集中于英语诗歌研究和翻译，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英文翻译，这两个领域其实彼此相通，或者也可说是一个双面镜。比较宗教学创始人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早就提醒我们，“只知其一，即一无所知”。在“中诗英译研究”领域，我已积累了大量阅读笔记，集中考察过宾纳（Witter Bynner）和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等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的翻译和化用，并走访过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宾纳档案，查阅过宾纳在翻译《唐诗三百首》过程中与合作者江亢虎的通信，希望这项研究在不远的将来能以专著形式出版。收入本书的一篇评论《死守陈旧的英诗格律——试论古典诗歌外译中的一大误区》是这项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一篇有感而发之作，此前曾以极短的篇幅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可惜当时语焉不详，这一次终于得以扩充。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度高涨，诗歌外译观念和实践中的误区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在书评中提到的观点曾在公开会议和座谈中发表，得到周边多位同事和朋友的共鸣，所言唯愿引发讨论，相互切磋，为传承民族经典、促进中国古典诗歌走向世界，贡献一己之力。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c mondiale des letters，1999）中提醒我们：每个作品都是文学宇宙的巨大创作的一个要素或部件。如果把整个世界文学作品比作一个巨幅的波斯挂毯上的图案，那么，每一部作品可能都是其中的一个线条或色块，把一部世界文学作品放在这张大地毯上观看，其意义自会悄然显现。它就在地毯上，并不神秘，亦不超越，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就像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里那封“失窃的信”（purloined letter）一样。批评家的任务犹如侦探，只需以训练有素的眼光，确认它的位置即可。

在中外文学关系领域，本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成果，唯愿它能为“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这张挂毯（美学的）或地图（实用的）增添一点线条，哪怕只是一条小径、一座小小的桥梁、一个岔路口的小路标。以这样的小心态，笔者恳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柏华

复旦大学光华楼

2020年9月

作者简介：王柏华，北京大学博士，哈佛-燕京学社学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教授，“奇境译坊·复旦文学翻译工作坊”主持人，狄金森国际学会（EDIS）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与“狄金森国际学会”合作组织狄金森国际研讨会和狄金森合作翻译项目，主编《栖居于可能性：狄金森诗歌读本》（2017）。出版译著《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狄金森传》《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文学思想读本》《重复》等；主编“北极光诗丛”（2016）、“时光诗丛”（2020）、“世界诗歌批评读本丛书”（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