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变迁与衰落
2019年9月7日，波音的新型宽体客机777X在测试中发生舱门爆炸，这是继2018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2019年3月埃及航空波音737MAX两次坠机事故后，“美国制造”的又一起重大事故。波音作为全球飞机制造领域的霸主、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屡次事故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日渐衰微的美国制造业。
无论是奥巴马任期内推行的“再工业化”政策，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都多次提到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将海外制造业产业链和工作全部搬回美国，但美好愿望之下，收效似乎并不明显。“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经历了怎样的衰退历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今日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否与制造业的式微有关？美国“再工业化”的努力，对当前的中国又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逆差背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
“二战”后，美国凭借汽车、钢铁、飞机等领域的绝对优势成为世界制造业霸主。此时的欧洲和日本百废待兴，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比例在1945年达到38%的顶峰，自此便开始下滑；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也在1953年到达28.3%的顶点后，掉头向下。
美国制造业增速的下降，不仅导致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下降，也带来了不断攀升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二战”以后，美国保持了全球第一大顺差国地位近20年。1948～1966年，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1968年，美国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但金额较小，只有11亿美元。此后的10年间出现了两次全球石油危机，美国石油进口成本大大增加，制造业加速外迁，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976年起，美国变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并持续至今；2018年，美国贸易逆差超过8700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4%。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外迁是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剧烈变化，美国由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相继崛起接棒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其背后是全球制造业版图重心从美国向外转移。“二战”后美国强劲的出口，得益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起的完善的工业体系，使它一度成为“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伴随着德国和日本的相继崛起，1967年德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1983年，日本又接替德国成为第一大贸易顺差国；2001年，德国再次反超日本，直至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从曾经的“世界工厂”到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在“服务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80年，美国的金融、房地产与专业服务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行业崛起成为美国增长的新动力，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科技似乎让人忘却了美国传统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曾经辉煌的钢铁、汽车行业也由经济龙头变成了夕阳行业，渐渐被遗忘，“铁锈带”成了制造业衰落区的代名词，而华尔街和硅谷则成了聚光灯下的绝对宠儿。
从制造业天堂到金融帝国
制造业衰落的另一面，是金融业和信息科技的崛起。从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在“500强”中的比重仍在70%以上，而直到1990年以前，“500强”中几乎看不到金融业的身影。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最快的时期。1981年，美国制造业工资增速达到10%的高点，自此就一路下滑。而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开启，直接改变了此后的美国行业格局，“美国梦”中制造业的成色逐渐淡化。
分水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从8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自由化和监管放松，极大促进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壮大。进入90年代，金融混业经营改革进入快车道，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而金融业、其他服务业的比重开始上升。美国的“500强”企业结构自1995年起基本保持稳定，传统制造业在45%左右，而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分别维持在20%、15%和15%左右。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占全部就业的8.4%，工资增长也处于历史最低。而美国在传统制造业式微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世界最强大、最复杂、最精细、覆盖最广泛的金融体系。
关于美国过去70年产业变迁的因果，一个深入人心的经济学解释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持扩大金融业的优势，保持对跨国资本的掌控，另一方面加速中低端制造业的全球化转移和布局；而新兴发展中国家有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起点，实现工业化。
产业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反馈是，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制造业商品冲击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采取裁员、降低员工福利或者加速将生产转移外包等措施，进一步促成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中下层工作机会的流失和福利的下降。时薪70美元的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工作，也成了美国制造黄金时代留下的绝唱。
金融业的迅速增长，在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2008年带来了堪比大萧条的全球金融危机，关于经济金融化利弊的争论从未停止，但金融和制造业此消彼长的关系却格外清晰。
全球制造重心的转移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相对衰落总是伴随着新挑战者的崛起。德国、日本和中国在1970年后的50年中，相继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及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随后，中国等亚洲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之一。
1978～2018年的4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9.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其中“世界工厂”和外向型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8年，中国出口、进口占全球比例均低于1%，在全球制造业中也处于边缘位置，且高端制造设备严重依赖进口。此后的20年，中国凭借土地、人口和政策优势，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加工贸易建立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制造业体系。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迅速向上攀升，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人口红利以及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让中国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释放出巨大的产能。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并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设备为主的进口体系，转变为最大的制造业产品净出口国。
195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世界的比例高达40%。而到2018年，美国工业产值为2.97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产值为2.33万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仅为11.4%；而中国2018年工业产值达到了5.53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产值达到了4万亿美元，占GDP总量的比重为29.4%，中国的制造业产值是美国的1.7倍。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产业链，“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标签。
无可比拟的人口红利、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税收条件，让中国用仅仅30年的时间就成了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笔者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依然是内因驱动，包括产业政策、金融和信息产业的兴起、跨国公司资本全球化布局以降低成本的需求等。但不可否认，美国制造业相对衰落中的中国因素——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和制造业多个行业的产业聚集效应，客观上加速了美国企业中低端制造业外迁和在中国的布局。全球制造重心已悄然转移。
自189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称霸全球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尽管制造业产值被中国超过，但美国制造业规模依然很大，很多高端制造业依然处于全球垄断地位。但离开了传统制造业的美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强大与自信？
式微的制造业与扩大的贫富差距
制造业式微之下，是美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1973年之前，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基本同生产率的提升同步，但二者的增长斜率在1973年后出现了迅速分化。美国实际工资增速在1973～2017年仅增长12.4%，远低于生产率77%的增长，更低于金融资产的复合增长。而美国实际工资的中位数在1979～2014年之间基本没有增长，美国后50%的人群收入在1980年之后出现大幅下降，到2014年仅占全部人群收入的12%，而且还在持续下降。
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上，更重要的是财富差距。瑞·达利欧在全球经济周期研究报告中也多次讨论了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和财富差距的急剧增大。当前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接近大萧条前夕的1930年，直奔马克·吐温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镀金时代，而镀金时代是美国贫富差距的巅峰期，1%的富人拥有接近90%的财富。
根据托马·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1913～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总体上呈U形，且财富差距在任何时期都大于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在1913～1930年间波动较大，自大萧条开始快速下降，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保持低位，随后又大幅上升，2014年已经接近大萧条前的水平。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的人群所拥有，而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
笔者认为，贸易逆差的失控、制造业的衰退、中产阶级的萎缩，同贫富差距的扩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前文所述，制造业的衰退和外迁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加速扩大，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意味着进口商品大幅增加，取代了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而这又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产生了较大损害，曾经的制造业中心五大湖地区沦为“铁锈带”，大量制造业工厂倒闭，制造业失业人数剧增，从事制造业的中产收入家庭数量大幅减少，而新增的服务业就业从数量和就业质量上都难以同待遇丰厚的制造业相比，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剧。
同时，里根在任期间，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推行以减少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税率、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里根经济学政策。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本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里根的减税主要在资本利得方面，高收入人群税率的下降也远高过低收入人群，导致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获得了绝大多数减税红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以说，制造业的衰退和金融业的高歌猛进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而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痼疾。
“再工业化”的启示：美国能否再次伟大
美国制造业衰退是一个在美国学界、政界、商界讨论已久的话题，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个话题是引发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困境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几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和外交版图，从日美贸易战到如今“美国优先”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背后都有美国制造业的影响和考量。
特朗普当选以后一直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主要政策口号，大打制造业牌，不断对外挑起贸易争端，迎合美国蓝领阶层对美国制造业外流及劳动力和资本收入分化不断增大的不满。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精英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紧密相关，而且德国、日本、墨西哥等对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都在其针对范围内。
事实上，美国“再工业化”的努力并非自今日始。在美国国内，从政府国会到高校大学，重振制造业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奥巴马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行“再工业化”政策，大力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在2009年12月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然而两任总统的努力，10年时间过去，美国制造业似乎没有出现期望的繁荣，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同服务业比相形见绌，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脚步并未停止。相比去工业化经历的时间，或许需要同样或者更长的时间来重走工业振兴的道路。
无论是引发热烈讨论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和福耀玻璃北美工厂，还是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美国：制造希望》，都是美国制造业危机的一个缩影。不断曝光的美国制造业问题，不断增加的对美国制造业现状的研究文献，都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不可否认，美国的高科技新兴产业依然强大，但试图重新恢复美国传统制造业地位，将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且当前的美国，已经不具传统制造业再次发展的种种历史优势。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高端电子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命运迥异，电子信息科技的终端制造业或许可以部分回流美国，而传统制造业，正如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美国工厂的实验，在当前的美国，很难再现昔日的荣光。
今天，美国的政商学各界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美国中下收入群体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二战”后美国推行去工业化，在制造业衰落的同时，信息产业和金融业却在迅速崛起，掩盖了很多制造业衰退带来的问题；然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信息产业的创新和突破，却集中在社会的部分领域，对生产力的拉动和经济的增长促进作用远不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和彻底。制造业的重要性，远超过GDP里的一行数字，作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一国的繁荣离不开制造业。
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反思过去的制造业外包政策和后工业时代“重服务、轻制造”的思维，重振制造业成了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旋律。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极大地受益于制造业的繁荣和工业化过程，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也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如何在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优势和传统，是一个持久的考验。制造业在一国经济竞争力中的核心地位不应被忽视，高端制造和传统制造也并不存在天然矛盾。降低制造业税负成本，鼓励制造业发展，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有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留住制造业，就留住了就业、增长和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