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市民的君主国
现在讨论这样一种情况:假如一个平民,是因为获得本地其他市民的支持,而不是依靠犯罪或者其他恶劣的凶暴行为,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就被称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一种幸运的能力。我认为,取得这种国家统治权的人,不是依靠人民就是依靠权贵。因为每个城市里都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压迫和统治,而贵族则要求压迫和统治人民。由于贵族和人民这两种相反的意愿,在城市里就产生了这样三种结果:君主权、自主权,或者无政府状态。
君主政体不是由贵族建立,就是由人民建立,这要看哪一方更能抓住机会。当贵族感到自己无法与人民抗衡的时候,就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让他当上君主,以便依靠他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感到自己不能够与贵族抗衡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威望,并且推举他做君主,以借助他的权力保卫自己。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得到君权更难维持其统治。因为依靠贵族当君主的人会发现许多贵族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指挥或管理他们。反之,假如一个人依靠人民的帮助而得到君权,他就会发现自己是超然而立的人,因为在他周围没有一个人或者只有极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
此外,如果一个君主能够公平处理事情而不偏颇,虽无法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满足人民,因为人民的意愿比贵族更光明正大。人民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贵族则希望实行压迫。再说,假如人民心怀不满,君主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因为人民占多数;而君主能够泰然自若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人民如果对君主心怀不满,最坏的下场也就是抛弃他们的君主;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则不仅害怕他们会抛弃他,还害怕他们会推翻他。因为在这些事情上贵族比人民更有眼光、更狡猾,他们常常能够随机应变、及时自救,投靠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一方。此外,君主总是要与人民生活在一起,假如没有贵族,君主仍然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赐予或者剥夺他们的权力。
为了对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我认为应该主要从下述两种方式对贵族进行考察: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君主的运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相反。对于那些紧紧依靠君主而不贪婪的人们,君主应该给他们荣誉并加以保护;而对于那些不依靠君主的人们,君主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检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由于怯懦或者天生缺乏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他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君主兴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尊敬他,而当君主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出于野心,而故意不依靠君主,就说明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君主着想。君主对这类人就应该防范,并且把他们作为公开的敌人加以警惕,因为当君主处境不利时,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消灭君主。
因此,假如一个人成为君主是由于人民的帮助,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人民所要求的只是不受压迫,这一点对君主来说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的。但是哪怕一个人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帮助成为君主,他第一件应该做的事也是采取办法争取人民。如果他能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民本来以为会受到他的侵害,现在却反而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更加拥护自己的恩人,立即便会对他充满好感,而且比那些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人更加拥戴他。其实君主有许多方法赢得人民的好感,这些方法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有差别,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就不在此谈了。我只是想说: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当他身处逆境时,就无能为力了。
斯巴达国王纳比斯抵抗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并使自己的权位不受侵害。当危难降临时,他需要做的只是使少数人别加害于他,但是如果当时人民已经同他敌对,这就不行了。对于我的这个观点,谁都不要拿“以人民为基础,比如在泥沙上筑室”这句陈腐的谚语来进行反驳。因为假如一位平民把他统治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相信当自己遭受敌人或者官吏威胁时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么这句谚语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情况正如罗马的格拉奇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的遭遇一样,最终会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假如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一位君主,而且他有指挥能力,为人勇敢,处逆境而不沮丧,准备充分,并且以其制度措施和精神意志激励全体人民,这种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抛弃的。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治向专制政治转化的时候,通常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类国家不是由君主亲自执政就是君主通过官吏执政。在后一种情况下,君主的地位是极为软弱和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官吏的意志,而官吏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对抗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使君权被篡夺。而君主在危难中又无法行使绝对的权力,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习惯于接受官吏的命令,因此,面临危机时他们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并且在动荡之时,君主能够信赖的人也少之又少。在遇到这种困境时,君主不能够以和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为依据来作决断,因为在和平时期人民有求于国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报效国家;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君主而死;一旦真正遇到危险,国家有求于他们的时候,能依靠的人就屈指可数了。这种尝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只有一次机会。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想出一个办法,使他的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求于国家和他个人,这样他们才会对他永远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