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查村庄概述

（一）区域选择

此次以苗族剪纸为专题的村寨调查，选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方鸥支系聚居地域的三个村寨。具体调查地点为：台江县施洞镇的芳寨村、剑河县革东镇的五河村、施秉县双井镇的龙塘村。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三个村寨虽分属不同的区县管辖，但世居清水江两岸的三个村寨的苗民，都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服饰文化传统、节日、婚嫁关系以及相互间的族属认同，同属于清水江苗族方鸥亚支系分支。

调查区域的选择原因有五：第一，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是苗族人口最集中聚居的地域，也是苗疆腹地黑苗族群传统文化遗存的核心地带。以施洞镇和老屯镇为核心的方鸥支系苗族，其服饰剪纸不仅内涵丰富且颇具苗族原生态文化特质，是鲜明体现苗族剪纸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第二，清水江方鸥支系苗族的聚居地域，节日习俗文化传统、口传文化遗存、巫俗信仰、原有村寨形态以及服饰文化都基本保持完整，且具有长期的世居史。这种呈现出立体感的民间文化背景，是深入了解方鸥剪纸存在状况与文化内涵的理想调查语境。第三，清水江流域的水路历来是当地苗民生产生活资料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促进和带动了临江陆路交通的发展，促进和带动了以施洞口为代表的贸易集市和文化核心区（图1-1、图1-2）的自然形成。频繁的赶场贸易为当地剪纸文化跨村社快速传播与自然流变提供了可能，加速了外来文化的渗透进程。由此形成的相对复杂的文化面貌，是黔东南其他苗族支系所不具有的文化现象。第四，所选三个调查村寨分别位于清水江方鸥支系苗族聚居区的中心（施洞镇的芳寨村）、东面边缘（五河村）和北部边缘（龙塘村），不仅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方鸥剪纸的整体文化面貌，还可以进一步探寻方鸥剪纸的地域多样性和流变状况。第五，方鸥剪纸（以往研究者多称“施洞型剪纸”）较长时间被文化界关注和宣传，却没有详尽的田野调查和文化梳理。目前，由于受到旅游产业加速开发、人口外流、新技术冲击等外力影响，方鸥服饰剪纸正处在消亡与异化的边缘，亟待展开调查与保护。

（二）区域文化背景

清水江自西向东流经丹寨、麻江、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天柱等九个县市，在黔东南州境河道里程与流域面积均超过舞阳河、都柳江的总和，形成黔东南州最主要的灌溉水源和水道交通要冲。在清初开辟“新疆六厅”之后，在崇山峻岭间的清水江，作为主要交通运输通道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显露出来。清水江流域灌溉能力充裕，坝子宽阔，土地肥沃，成为黔东南苗民最集中的核心地带，也是相对富庶的聚居区。这一区域沿江而居的苗民，多自称为“方鸥”（意为“河边苗”）、“方旎”“方纠”等，与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相对贫困的“方乜”（意为“高坡苗”，带有贬义）相区分。他们不仅经济生活相对富裕、社群间联系紧密，文化礼俗生活也丰富多彩。沿清水江小范围、周期性的赶场活动，可以说是整个黔东南地区最常态化的商品交换方式，当地民间文化生活所需的绝大多数物质材料都要通过赶场交易获得，其中自然包括了制作民族服装的全部材料，尤其是作为服饰刺绣底样的剪纸。比如清水江干流流经的凯里、施洞、革东等地，都有由码头发展而成的主要赶场集市，吸引了周边村寨的职业和半职业的剪纸传承人来摆摊出售剪纸。

沿清水江而居的方鸥苗族支系分布区，依然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核心产业和主要粮食来源的苗族聚居区。其水稻的传统种植方式大体可分为选种、育秧、整田、栽秧、薅秧、施肥、打草、收割等环节。栽秧的时间依据籼稻或糯稻的品种不同，从5月开始到6月中旬（夏至前）结束；对应的收割期从10月初到11月初（有的糯稻产区到11月中旬），基本上与“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种，五月插禾，九、十月纳稼（农历）”的传统水稻栽培时序一致。

苗族古历与汉族传统的农历纪年方式有较大区别。首先体现在苗族古历只用十二生肖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而没有与天干相配。此外，由于苗族支系庞杂，长期“不相统属”，又加之交通闭塞及土语众多，单就黔东南地区来说，苗族古历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从目前了解到的材料来看，苗族古历是与当地的气候条件、苗民长期的水稻种植时序以及生产生活节律相契合的。苗族古历虽然在清末已被废止，但它对苗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却是深入而广泛的。比如台江县、剑河县与施秉县交界的清水江两岸，各地村寨的赶场贸易活动都是以苗族古历的十二地支记日为序，见表1-1。

方鸥苗族支系的主要民族性节日总体上来看都是围绕着具有季节性的水稻种植活动进行的，比如开秧敬秧、吃卯（吃新）、苗年等节日，虽然各地时间不尽相同，但与当地水稻种植时序一致，也与苗族古历体现的传统生产生活节律相符。另一方面，黔东南地区苗族节日又明显呈现出地域性和族群间文化差异性，见表1-2。

“苗年”台江人发音为“能酿”，是苗族最典型的民族性节日，相近地域过苗年的时间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老屯乡和革一乡相邻，一个在辰日过，一个在卯日过。施洞虽与老屯乡相连，却只过客家年（春节），不过苗年。农历二月二的敬桥节、二三月间的吃姊妹饭和五月的划龙舟是台江县典型的地域性节日。当地苗民节日间举行的主要活动，也存在多样性。很多传统节俗内容都具有跨村寨流动的特点，其中最典型的是鼓藏节，多按传统约定错时举办。再比如划龙舟就是明显由清水江上游向下游流动进行的；而吃姊妹饭节日更是不同村寨的青年男女，按举办的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四处“游方”的最佳理由。客家年是目前最普遍的跨区域节日，祭拜土地菩萨多半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而过传统苗年等节日却几乎没有类似习俗。斗牛通常是节日里最具特色的活动，但据笔者对龙塘村的调查发现，斗牛活动现在已很少举办，而篮球赛现在不仅吸引很多人，而且成为颇具规模、历时20年以上的传统节俗活动。（图1-3、图1-4）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清水江方鸥苗族支系地区的传统节日，不仅体现出与当地农业生产周期及苗族历法天然的依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呈现出的族群差异性和地域多样性。比如清水江北岸施秉和南岸的施洞等地区，水路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又在历史上长期受汉族重镇“镇远府”管辖，节俗文化明显呈现出汉化倾向和多样性特征。这种区域间节俗文化面貌的差异，同样体现在与节俗紧密依附的服饰文化及剪纸纹样之中。比如在施洞地区的剪纸纹样中，经常出现土地菩萨和汉字吉语类型的符号。可见其区域间节俗文化的差异对服饰文化及剪纸的影响和渗透。

黔东南地区的苗族语言属苗语的中部方言（亦称为“黔东方言”），总体上可以分为北部、南部和东部次方言。北部次方言主要在凯里、雷山、台江、剑河、麻江、黄平、镇远、施秉、三都、福泉、平坝、镇宁等地使用。不仅如此，在三个次方言区又可以再分出多个次方言。比如在北部次方言区的台江县又存在八种次方言，可见其复杂程度。如此纷繁交错的语言差异，既是历史上族群往来迁徙的见证，又是其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方言差异无形中又加剧了内部的文化阻隔，形成了各自的区域文化特点，并体现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之中，例如台江县的八种次方言可以大致对应七至九种不同类型的服饰。

婚俗和丧俗是苗族习俗活动的两个重要部分。在黔东南地区，服饰的差异往往会影响到对婚姻伴侣的选择。在黔东南的苗族，今天男子的服装区别已不是很大，但妇女服装的地方性差异却是十分显著的。据20世纪50年代末对清水江流域的调查显示，不同服饰的苗民之间很少开亲，哪怕是相与为邻。服饰是当地苗民习俗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同的服饰不仅反映了生活上的差异，还体现在语言上、游方的方式上和一般风俗习惯的细节上。尽管这些差异有时并不明显，但在当地人看来，还是会形成彼此间的隔阂。到目前为止，许多地方着不同服装的苗人之间，尽管已经不再有严格的通婚限制，但实际上大规模的相互开亲也不多见，只是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而已。所以，苗族婚姻的服装限制，在本质上还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族内婚制的遗留。

苗族人不信仰上天，只相信地鬼，这似乎曾经是非常普遍的文化信仰。通常，黔东南地区苗族的民间信仰文化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一是崇拜对象为数量众多的善鬼和恶鬼，二是具有分工不同的半专职鬼师，三是具有由鬼师主持的种类繁多的行巫或祭祀仪式，四是具有通过鬼师传承的大量巫词和祭词等口头传统。笔者在黔东南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与纷繁复杂的服饰文化系统不同，以鬼师传承为核心的苗族民间信仰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同一性和稳定性。

土葬（黔东语称liangl）依然是方鸥苗族支系丧葬的主要形式，凡正常死亡一般都实行土葬。普遍认为非正常死亡的灵魂不能回家，不能返回东方，不能转世，只能做鬼在外游荡。无论是正常死亡的土葬仪式还是非正常死亡的火葬，鬼师作为重要的参与者或主持者是必不可少的，而其间巫俗剪纸也同样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

方鸥支系出现在汉文史籍上较为普遍的称谓是黑苗。黑苗名称的演变，反映在史籍上各有不同的他称。从元代的黑蛮到清初的黑苗，经过300多年时间，这支苗族不仅一直以一个苗族的支系向前发展，而且他们的服色一直相沿不变——皆尚黑。作为苗疆腹地的方鸥苗族支系地区，在清初开辟“新疆六厅”之前，是基本上没有受到过中央王朝有效管辖的“生界”，长期处于“生苗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的与世隔绝状态。苗疆生界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长期保持化外状态，显然不是中央王朝有意放弃的结果，这与当地极为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村社聚落形态、交通状况及长期历史积淀等原因有关。

清朝对苗疆的开辟，对当地苗族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及人口构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方面给当地苗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导致了苗族居民进一步向南、向西迁徙，并且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等国。同时，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涌入这一地区，为苗汉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接触创造了条件，加之土地耕种的矛盾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最终为苗民起义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玉米、番薯、棉花及桑蚕养殖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广泛引入，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清代中期之后木材采运的大规模展开，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进入清水江流域腹地，清水江沿岸的施洞、五河等地遂成为繁忙的码头和重要集市。伴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苗汉之间民间经济与文化交往日渐加深。民间相对平等的文化交往，使大量的经贸往来日渐深入。1949年以来，方鸥苗族支系地区陆续建立了供销、粮食、邮电、工商、农牧等企、事业部门，尤其是施洞地区，逐渐成为台江县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在这一背景中，方鸥苗族族群的剪纸，作为民间文化生态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如同立体的文化“镜像”一般，生动地映照出了当地苗族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三）村社概况

方鸥是聚居在以施洞镇和老屯镇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苗族支系的苗语自称，可直译为“水边苗”。据笔者调查，方鸥苗族支系基本上沿清水江及巴拉河下游连片聚居，其核心分布范围为：东至剑河县五河乡的五岔村，西至良田乡的南哨和坪寨，南至老屯乡的长滩，北至施秉县双井镇的马号乡龙塘村、六合乡的冰洞村等地。芳寨村、五河村和龙塘村分别位于方鸥苗民分布区域的中心、东面边界和北部边缘区域。

1．芳寨村

施洞镇的芳寨（有的地方写作“方寨”）村是单一自然村，苗语为liux diangx（汉音“柳响”），濒临清水江南岸，与周边的施洞街（镇政府驻地）、柏梓坪、塘坝几乎连成一片，水旱交通便利，商贸活动频繁，位于整个方鸥苗民分布区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芳寨村现有村民205户，皆为苗族，其中刘姓140户，其他姓氏为姜、潘、张、杨、唐等。芳寨村的东西向主街与施洞老街相通，背靠临江的宽阔坝场，并有一条铁索桥横跨清水江，与北岸的江西街、平地营等村相连，是两岸苗民日常徒步往来最便捷的通道（图1-6）。鳞次栉比又略显杂乱的砖石结构民居间，夹杂着古旧的木房，与沿江高耸的新式阁楼形成鲜明的对比（图1-8），这一村寨景观恰好为施洞方兴未艾的旅游开发增加了看点。手工缝制自己和家人的民族服装、绣花、织锦是大部分芳寨村中老年妇女的生活内容，这与当地妇女在节俗活动中普遍喜爱穿着民族服装的传统密不可分（图1-7）。由于民族服装穿着与手工制作的常态化，在人口相对密集的方鸥苗族支系地区，对服饰剪纸的社会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据现任村主任唐中农介绍，芳寨大约是在明末清初由12户刘姓苗民发展而来的。另《贵州省台江县地名志》载：“该寨先民从麻栗乡的方陇塘迁入。”又据芳寨村的刘昌祺老人（1927年出生）口述，芳寨刘姓的宗祠在天柱，据天柱的《刘姓家谱》记载，刘姓先民原籍在江西的吉安府，到他孙子这一辈繁衍了20代人，大约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笔者调查，在与芳寨村相邻的塘龙自然村沿江处有一座天星硚功德碑，碑文纪年为“天运庚申年七月”，早年族人集资修建了天星硚（现已被毁），大约在明末清初（图1-9）。通过以上材料大致可以判断芳寨村的刘姓苗民及周边塘龙吴姓苗民，在明末清初由天柱等地迁居于此。位于芳寨村附近的苏元春公馆和施洞老街上的两湖会馆遗迹，则分别见证了芳寨村与施洞口的历史以及水运码头的繁忙。

芳寨村紧邻施洞镇政府驻地，与施洞口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紧密关联。施洞，历史上称为“施洞口”，背倚喊天坡、大安东等山峰，面临清水江，形势险要，历来是施洞地区行政机关驻地。施洞口长期以来是清水江的水运码头要地，与黄平县的重安江齐名。清末及民国年间，商船聚集，水运发达。据说，1942年仅湖南黔阳夏家一次就有300艘木船到此停泊。现在因湘黔铁路、公路修通，水运繁盛之相已逊当年，但仍不失为台江北部的交通咽喉。目前，施洞老街及江边场坝上大型的赶场商贸活动依然延续着。原先施洞地区曾在芳寨村东面坝场村（苗语地名称“就响”）的沙坝上赶场，后来才搬到施洞老街及修建好的场坝上。

整个清水江方鸥苗民分布区的赶场活动是循环且地点固定的，俗称“空六赶七”，即施洞→平兆→革一→台拱→坪寨→双井6个地点依地支时序（苗族古历时序）循环进行。以施洞赶场为例，如果施洞赶场是牛天，那么下一次是6天后的猴天，即第7天。（图1-10）施洞由于交通便利且附近村寨密集，长期吸引周边村寨剪纸传承人集中赶场，自然形成了方鸥苗族服饰剪纸的传播和交流的核心平台。不仅如此，其他村寨的姑娘也愿意嫁到相对富裕的芳寨村，包括后来颇具影响力的剪纸传承人姜翁五、姜四妹、张发弟等人。据笔者调查，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逢施洞赶场，老屯乡岩脚村的潘套九（已去世）、张套你、姜翁五以及偏寨村的刘妹莎等剪纸高手常会聚于此，逐渐形成以她们为核心的职业和半职业的传承人群体（图1-11）。在利益的驱动下，剪纸类型在她们之间不仅相互影响并不断创新，也影响了其他后来的剪纸传承人以及整个方鸥服饰纹样系统。而这一受商业行为驱动的剪纸传承现象并不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形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同样的传承现象就已经存在。到目前为止，常年来施洞老街赶场的剪纸传承人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四人发展到10人左右，30岁左右的剪纸传承人也加入其中。

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文化影响，并没有彻底改变芳寨村苗民传统的生活节律。由水稻种植形成的传统节日习俗依然延续着。据笔者调查，芳寨村一年中的节俗为：农历正月初一的春节、正月十五耍龙灯、农历二月二的敬桥节、农历二月十五吃姊妹饭（周边村寨是三月十五）、农历五月二十五划龙船、农历六月六卯日吃卯（苗语nongx mol）、农历七月吃亥（苗语nongx hat）、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农历九月九重阳节，余下三个月没有节日，也不过苗年。最隆重的节俗是客家年（春节）、吃姊妹饭与划龙船，而其中划龙船是整个方鸥苗民分布区独有的共同节日。平日里和清水江边的其他方鸥村寨一样，芳寨村的子母龙船静静地安放在清水江边的龙船棚里（图1-12、图1-13），等待着龙舟节的到来。

芳寨村的千秋祠（当地俗称“土地庙”“土地菩萨”）位于龙船棚的东侧，面对清水江。千秋祠左联：土门奇异发光彩，右联：地府姓氏日月新（图1-14）。千秋祠的形制与邻村塘龙的灵龙庙、天星硚庙基本一致，都是面江而立，小型砖石结构，与苗族传统的木结构民居差异明显。虽然都是20世纪90年代在原址复建，但祭台上厚重的香灰和廊柱上密集的鸡毛足以说明千秋祠在芳寨村苗民信仰习俗中的重要地位。在主要节日里尤其在春节期间以家为单位祭祀土地庙，几乎是整个清水江苗族支系普遍的传统，而土地菩萨又是在方鸥服饰剪纸符号系统中最常出现的神祇。芳寨村的巫俗剪纸在村寨民居上很少出现，但鬼师依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据笔者调查，芳寨村的鬼师张宝桥（1934年出生）和龙正通（1938年出生）依然不断被村民邀请来解决“问题”（图1-15），可见当地的巫俗信仰仍在村寨习俗生活中延续着。

银匠众多是芳寨村及相邻塘龙村的一大传统特色，塘龙村也是当地有名的银匠村。芳寨村以刘永贵（1940年出生，省级非遗传承人）三兄弟为代表，是方鸥苗族首饰制作传承人（图1-16），与塘龙自然村的三四十家银匠群体共同形成了整个施洞镇及台江县苗族首饰加工制作的中心。他们原来与剪纸传承人群体一样，主要依附于施洞老街的固定场集维持副业收入；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开发和营销活动范围的拓展，很多银匠逐步成为专职的手工业者并将生意扩展到台江县及黔东南以外的地区。而此类银匠村的出现以及剪纸、刺绣传承人众多的现象，与芳寨、塘龙、塘坝等自然村寨密集分布、人口众多、土地资源不足以及交通便利等客观条件密切关联。以芳寨村剪纸传承人姜四妹为例：姜四妹家里三亩田，六口人，一年收入不足1500公斤粮食，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家人口粮需求。目前，姜四妹的三个儿子一个在附近开车，一个随银匠学徒，一个在外读书。与此不远的老屯乡岩脚村一带的情况也是如此。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位于方鸥苗族支系中心区的芳寨村，其剪纸文化生态的状况大致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土地资源（水田）的有限与人口密集构成的现实生活压力；二是相对稳定的节俗、巫俗信仰与民族服饰（盛装）穿着的传统需求；三是以施洞老街为中心的频繁民间商贸活动；四是便利的交通和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开发。显然，芳寨村的剪纸文化现象，并不仅仅是在村寨内部形成的，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和周边更大规模的文化生态共同塑造了芳寨村当下的文化面貌和剪纸语境。

2．五河村

与忙碌的芳寨村相比，同样濒临清水江的五河村则在安逸中显现出了颓败。对五河村的调查缘起于曾经在施洞老街最具影响力的已故剪纸传承人潘套九（1923—2007），她的娘家就在五河乡的五岔村，曾经的千户苗寨。

五河寨古称“五岔”，苗名“鹅序”（Ngnl Hxit），位于贵州省台江县东北角清水江中游的北岸。清水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过，是湘黔水道主要航道之一，现属剑河县革东镇所辖。东距原剑河县城（柳川镇）37公里，南距台江县城（台拱）23公里。五河寨周边群山巍峨，皱褶起伏；两岸山坡南北对峙，溪水南北对流注入蜿蜒东去的清水江（图1-17、图1-18）。2006年五河片区有五河、五岔、建新3个行政村，14个自然村。其中，五岔村位于五河行政村西南面约50米处，有五岔、翁缅、翁溜、白尤、干南闷等五个自然村。据现任村主任潘成发提供信息：五岔村有467户，人口为1837人，约分为12个小组。其中潘姓人口占90%，熊姓占5%，其余为刘姓和李姓。关于五岔寨寨名，先辈潘金应、潘报昌等老人口述：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水江疏浚通航，常有汉船往来。呼五岔小河为“五岔”，因之而得名“五岔寨”，一直沿用至1953年又改名为“五合乡”，后把五合乡的“合”字用五岔河的“河”字来替换，为“五河”之由来。据《五河苗族村志》记载，苗族祖先取路洞庭湖自湘西深入贵州以后，五河村祖先潘牛公率其支系辗转迁徙，最先到达现在的五河小学处砌窑而居。据五河潘龙林老人在世时回忆，他能数出牛公支有26辈人（到2000年）。大致为元朝至正年间入寨，距今约有700年的历史。继后，邰、熊、李、刘、邓、韩、张等八家姓氏相继来寨，世代务农，兼划木船运输。从建寨初期直至清雍正十年（1732年）的300多年里，五岔均为自治的管外地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置厅于台拱（今台江），五岔自此划属台拱厅管辖；1941年，划属剑河；1962年拨回台江县隶革东乡，至2003年又属剑河管辖。

五河村最为兴盛的时期是清末至民国期间，有“千家苗寨”之称，一度成为台江县及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最大的自然村。这与清水江作为湘黔主要水道的开发密切关联。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镇远知府方显雇苗船145艘自湖南洪江运输食盐和粮食至清江（今清水江），往返千里，为河系远程运输之始。为数众多的清水江沿岸民间港口多兴盛于清末民初。20世纪60年代后期，河系上游港口受闸坝断航而废，中游多数港口因公路发展而日趋萧条。大规模货品物产的流动，对五河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50年代有半数以上村民以划船为主业，而水运码头及赶场贸易的变迁成为五河村盛衰的最主要原因。《五河苗族村志》记载：

据先辈相传，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溯清光绪年间（约1875年）的这段时期当中，为五河极为兴盛的阶段，曾有“千家苗寨”之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五岔开始成立交易市场，地址在今小学前面沙坝上，附近村寨以至施洞一带都有人来赶场。起初，贸易兴隆，来赶场者有时达两三千人。后来本寨有人开赌，常常发生斗殴，加上征收地头税繁重，场地移到大码头河边沙坝上，贸易逐渐萧条，1901年后自然消失。

已故剪纸传承人潘套九的父亲就是以“爬船”（指为船主划船运货谋生）为生的。据潘套九的女儿姜翁五口述，潘套九的父亲经常通过清水江往返湖南洪江、常德等地做生意，而每次往返至少需一个月时间。另据笔者调查，五河村的鬼师邰胜发（1931年出生）也有50多年的爬船经历，最远曾经到达广西的柳州。爬船同样也是绝大多数五河老年人共同的记忆。通过清水江运回的主要货物多是盐巴、布、百货、陶瓷器皿及铁具一类的生活必需品，也包括刺绣和剪纸用的丝线和红纸，这无疑带动了五河村民间文化的繁荣。目前，五河村的妇女依然保持着农闲时纺线、绣花和织锦的生活传统（图1-19、图1-20）。

20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着清水江中上游航运的彻底废止，严重缺少耕地和陆路交通条件的五河村农业发展缓慢，又缺少手工业和商业，走向衰败已成必然。1954年农历十月的鼓藏节，成为五河村最后对杀牯牛祭祖的文化记忆。之后不断有人口外迁，曾经的千家苗寨逐渐被人遗忘。据现任五岔村村主任潘成发口述，目前五岔村每户人家平均只有1.5亩水田（与老人合居的有2亩左右），不够口粮之需。20世纪80年代后打工潮就已经形成，打工群体为中青年和部分老年人（60岁左右），主要流向广东、上海和浙江等沿海地区。男性多从事建筑、加工行业。中青年女性（主要是上过学的）多进入纺织厂。2009年春节前五岔村发生了一场火灾，从村西边中部烧起，烧掉了1/3民房（大约32户）。损失较大的部分原因是大部分人都在外打工，无人抢救。面对三年后（2011年）依然未完工的砖石民居和火灾后留下的焦黑的残垣，五岔村现实的窘境显露无遗（图1-21）。据村主任潘成发口述，2013年6月，五河下游要修水坝发电，地势较低的五岔村一带将面临整体搬迁，古老的五岔村也许会永远消失在清水江川流不息的波涛里。夏日的清水江边，孤寂的燕尾船和在简陋码头边戏水的儿童，映衬了古村寨无声的没落（图1-22、图1-23）。

五岔村的传统节俗只有四个，分别为：农历十一月的苗年（汉音“喽仰猛”）、农历二月十五和十月十五的吃姊妹饭（姊妹节）、农历六月卯日的吃卯（吃新节）、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八的划龙船（龙舟节）。吃姊妹饭与吃卯大体与芳寨等地同俗，而其中传统的苗年与革一、大塘等村寨同在农历的十一月过，但近几十年来多与汉族一道过除夕年。是否划龙船（过龙舟节）对五岔村而言曾经是纠结的。《五河苗族村志》记载：

有一年（具体年月失考）的农历五月二十七，五岔龙舟由廖洞参赛回来，在螺丝滩翻了一艘龙舟，死了一个敲锣的独生子。其母悲愤地发誓：“以后，永不再去施洞一带参加龙舟竞赛，去者必遭覆辙。”从此，五岔龙舟不再去平寨廖洞参赛，五岔龙舟赛活动亦因而停止。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卯节，因值干旱，幸存下来的杨纠、杨南、杨堆的三具古老龙首，用燕尾船代替龙舟下水求雨。骤巧，大雨倾盆而落。村民在庆幸之余，决定恢复传统，转到革东，展架游赛……自此，五岔龙舟游赛几乎年年下水。1953年和1962年五河村两次失火，三具龙首全被烧毁，划龙船活动又一度停止。1986年，瓜满、杨南、杨赳、大码头、养峭、杨堆等六处小寨同时各雕一具龙首，亦以燕尾船代替龙舟于卯节下水划赛……场面十分隆重而热闹。

到目前为止，五岔村依然只有龙首而没有其他村寨传统的独木龙舟和龙船棚。可见五岔村苗民对龙船及清水江的敬畏之深。

五岔村的民间信仰与吃鼓藏（鼓社祭）素有渊源。《五河苗族村志》记载：

我们五岔的先世老人——碾讲、报记、鲁引、丢挂诸公先到台江的返排拜师，然后回来组织成员举行吃鼓藏祭祖。牛挂公被选为第一届鼓社头领，时为清康熙五年（1666年），直到1954年潘龙你方任届，历经23次祭祖节，之后停止。

至今仍流传在五岔的关于鼓社祭起源的歌说：

Niangx denx haib bad ghet，古时祖公那年代，

Bib jox fangb Ngul Hxit，我们五岔这地方，

Max niangb shanyb jangd ait，没有时兴吃鼓藏。

Nenx mongl hanib mongl hmangt，白日苦想夜思量，

Nenx mongl gongb dol hsent。思来想去日子长。

Bib longx Fangs Bil geb ghat，我们才去返排学古规，

Qeb janga lil not not。学得古理多又多。

Max laib niol bet ghait，击鼓咚咚槌子响，

Jangx laib jangd dlas xongt，兴起鼓祭财丁望，

Jangx laib lil but hlat，有了规矩祭爹娘，

Dangf Jangx Uangb lil dliut。同姜央古理一个样。

为何五岔村学吃鼓藏要去台江的返排学古理、古规，在当地找不到可靠的解释。但一定“要姜央古理一个样”，这明确体现出五岔村苗民强烈的祖先认同感和共同的信仰习俗。离最后一次吃鼓藏（1954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2006年编就的《五河苗族村志》对五岔村吃鼓藏祭祖的仪式依然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可以想见吃鼓藏对五岔村苗民的影响之深。五岔村的潘氏后人至今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次吃鼓藏留下的牛角和部分用具（图1-25）。从五岔村出嫁的已故剪纸传承人潘套九的服饰剪纸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吃鼓藏祭祖的仪式相关（图1-26）。

1993年在五河村东面复建的飞公墓承载了五河、五岔及周边村寨独特的地方性民间信仰，其影响力不仅辐射到邻近村寨，连台江、剑河、三穗、施秉甚至凯里、贵阳等地区的苗民也来飞公墓许愿和祭祀（图1-27）。据村民口述及村志记载，飞公俗称“潘杀虎”，是五河的潘氏祖公，乳名“两报”，所以又称“两公”。相传他生于清康熙年间，系杨北全双偶、降金耶、七九八、耶九八、付九八等人家的太上公，到如今已有13代人。潘杀虎的传奇故事在当地妇孺皆知，包括幼年潘杀虎购买盐巴“会飞”、在金堡附近打死老虎、机智勇敢地与清廷征战、在镇远青龙洞被诱杀以及显灵搭救族民等等。不难看出潘杀虎是作为五河当地真实的民族英雄而受到景仰的。在他的传奇故事背后，实质上呈现的是清水江一带苗民长期反抗外族压迫和征战的真实历史。潘杀虎的故事与张秀眉和务么细的故事一样，都是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苗族口传历史。他们被当作族群认同的保护神而被绣到当地的服饰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图1-28）。

五岔村村民普遍有敬鬼的信仰习俗，很多民居门框上方的巫俗剪纸和辟邪符箓体现了这一古老信仰习俗在生活中的延续。据村民口述及村志记载，鬼大体分为天鬼和地鬼两种类型。天鬼主要有：蒿你（苗语Haob Nix），汉语称为“雷公鬼”，通过杀水牛来敬；蒿料南（苗语Haob Liod nangl），汉语称为“东方天鬼”，杀黄牛来敬；蒿料纠（苗语taob Liod Jes），汉语称为“西方天鬼”，也用黄牛来敬。地鬼类型庞杂，统称为“相”（苗语at dliangb），泛指鬼怪。村民通常认为如遇到以下现象则是遇鬼，需请鬼师解决：遇见蛇咬、猪卧食槽、牛打转圈、母鸡吃蛋、风浪逼人、江河倒影、游鱼成串、碰人行性、触动菩萨、狗尿淋衣、山坡突崩、入夜鸡鸣、鸟屎淋人、老蛇进屋、野鸡拦路、结婚逢死、月妇误踩、横死饿食、活人魉鬼、蛇蜕当前、蛊妇施毒等。五河村唯一的鬼师叫邰胜发（1931年出生，图1-29），15岁起就做鬼师，为家族传习。他虽然不会巫俗剪纸，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古歌传人，开口即是“开天辟地……”。另据村志记载，当地流传的古歌主要有《开天辟地有人间》《打柱撑天稳不落》《运金运银铸日月》《犁上耙下种庄稼》等歌谣，多为双男双女问答对唱，鬼师邰胜发与熊素里（女，1933年出生）、潘英牧（女，1935年出生）叙唱的就是《开天辟地有人间》的内容。

总体上看，五岔村相对于芳寨村等经贸较发达的苗族村寨而言，方鸥苗族支系的传统习俗文化底蕴是深厚的。虽然因贫困很多剪纸传承人远嫁他乡，比如潘套九、潘念琼等人，但古老的节俗、信仰和大量的口传文化遗留，以及闭塞稳定的村落日常生活，都构成了苗族剪纸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比如剪纸传承人潘套九的女儿姜翁五大娘回村当日，就陆续有妇女闻讯来索购剪纸花样（图1-30）。再比如五岔村的妇女潘付益（1965年出生），虽然自学剪纸不久，但依托村寨里诸如邰妹八（女，1933年出生）等老人讲述的苗族传统故事，依然能够传承和创作苗族服饰剪纸（图1-31）。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想见，当年心灵手巧的潘套九如何把大量村寨文化记忆融入其剪纸的传承和创作之中。而另一方面，五岔及周边村寨的现实困窘和没落，必然会改变数百年来形成的村落文化生态。即便没有下游水坝的威胁，五岔村遗留的文化传统也将难以延续。

3．龙塘村

龙塘村所属的双井镇，位于施秉县城驻地东南方，东与马号乡接壤，南以清水江为界和施洞隔江相望，北部与镇远县的涌溪区相望，长期以来都是镇远古城经由施秉县城通往台江县城台拱镇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央王朝以镇远为中心控制清水江南岸苗疆腹地的交通枢纽。龙塘村位于双井镇东北方的山岭之中，距双井镇政府所在地仅七公里。村寨地处山冲半坡边缘，整体坐西向东，呈块状聚落分布。有响水河与龙塘河流经龙塘村南部，再汇入清水江。龙塘（苗语Liongx Dangx）之名源自村侧的三口天然水塘，四季不涸，因此得名。龙塘自然村依山而建，以木屋瓦顶的民居居多，间有砖房及徽派马头墙错落并存，略显破败（图1-32）。寨脚有天然山泉形成的溪流沿村寨东侧流过（图1-33），把东北面平坝上的踩鼓场与村寨分开；石桥立于溪流之上，视野开阔、景色宜人。踩鼓场及石桥两岸既是传统节俗的固定文化空间，也是平日里村民会聚休闲之所。

龙塘村文书邰文提供的资料：目前的龙塘行政村包括龙塘村和相距较远的塘珠村两个片区，共有7个自然村寨，12个村民小组，503户（其中龙塘为253户，塘珠为250户），2220人，是双井镇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其中，龙塘自然村所属的龙塘片区居民几乎都是苗族。全村第一大姓是邰姓，超过70%，邰姓也是最早定居于此的苗民；其次是吴姓，龙姓和刘姓次之，还有杨、潘、陶等姓氏迁来较晚。据龙塘村吴真清老人（1932年出生）口述，吴家是从江西迁过来的，来的时候邰家就已经在此定居了，邰家祖公是邰九去。村文书邰文提供的《邰姓家谱》有如下记载：

洪武年间历代祖公□传：二代祖公邰老麻，三代祖公长房邰（阿记 阿梨 阿保），四代祖公邰（花条昌有相狗），五代祖公邰阿乌，六代鲁祖邰阿（保正也）阿金，七代祖公邰阿（思保）。历代以来，后邰犁传记。

熊老爷在塘硃（朱）来买米，俱场凶手杀熊老爷有银，后来传记要人邰家兄弟，无奈只得将银三百买人说得凶手枷打坐牢明白完事。邰阿乌新□苗子作叛，廖把总与阿乌在头道河，把总跌马死。后来说邰阿乌杀死兵五名，□说跌马死与邰阿乌兄弟相干。将银一百二十两方可完事回家。莫必老爷三匹坐马在水猪巢依马坡，三匹马跌死后来言说邰阿（蒋有狗），弟兄三人赔马价银□十两只得了事托身。

龙塘邰□传名下民田再粮九石四斗，每年该银一钱二分，后来壬午年打格夷，在田粮上加粮一石，加银八钱，一斗八分，照前在定无改。东抵上鬼择溪为界，下至鬼择溪寨罗两岔河为界，直上牛尾坡大坪、蛇小坪、蛇猫逼岭右路；水猪巢庙坪为界，又登寨山把岑深沟为界，马蹄岩坪难（滩）鸡公岭寨罗交界，两岔为界四至分明，并无混乱，子孙世代营业。（图1-34）

可以发现，在邰犁撰写的《邰姓家谱》中出现的“壬午年打格夷”字样，可以大致推断为清道光壬午年，即1882年后写就。据笔者实地考证，龙塘村东北邰姓祖坟的邰阿金墓碑记载，邰阿金卒于乾隆中期。邰公故九墓碑记载，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嘉庆三年（图1-35）。与《邰姓家谱》对照可以发现，如果确定六代祖公邰阿金的活动时期为清代初期，那么邰姓迁入龙塘的具体年代应该为明代中早期，与《邰姓家谱》中明代“洪武年间”的记述差距不大。在邰光武（苗名汉音“保东”）于1981年誊写的《邰姓家谱》后文的“特记”中，又专门记述了阿金（一说为邰九庆）祖公幼年，因为咸同起义而遭遇清军灭族之祸，幸好被汉族邰姓施救得以幸免，龙塘村邰姓苗族才得以延续至今。而阿金的母亲就是整个清水江流域赫赫有名的苗族女英雄务么细。

关于务么细，在龙塘村有多个版本的故事流传。大致归结为：务么细在当地习惯称为“猫细”或“莫细”。依苗族“父子连名制”的习俗，猫细（苗语mos xix）才是她的本名。她是从镇远县的涌溪嫁给龙塘的邰九庆的父亲，参与张秀眉、包大肚等人领导的咸同起义，曾率领苗民攻打过镇远城，前后持续120天左右，转战清水江流域。后负伤被擒，在镇远城英勇就义。龙塘村邰姓苗民几乎全部遭清军屠杀，包括务么细的全家。但战乱中仅存务么细一子邰九庆，因受汉族邰姓庇护得以幸免于难。与务么细相关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主要是：务么细在河边洗澡，可以变化为龙或鸭子；务么细的伞能抵挡子弹；鞋特别大，穿上它行走如飞；手指指一下敌人就死；裙子也能挡子弹；血滴在地上可以百年不灭等等。而此类神话色彩的口传文化，基本与在施洞及五河等地流传的关于务么细的故事完全一致，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据龙塘村的邰昌平（1950年出生）口述和指引，在龙塘村及周边有当年务么细藏火药的山洞、万人坑及多处古战场遗迹，大致呈现出龙塘村在咸同起义间作为交通要塞的重要性和苗汉仇杀的真实历史，也是务么细、张秀眉等苗族英雄故事被苗民广泛传播、进而被刺绣到服饰中的历史根源（图1-36）。

目前在龙塘村的木结构民居中，依然夹杂着较多的徽派汉族砖石建筑遗迹，诸如马头墙、平昌第字样及墙花等遗存（图1-37）。这充分说明龙塘村不仅曾经有汉族地主定居，而且对村寨的格局和周边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与该地盛产木材有关。在《邰姓家谱》中出现的安老爷、熊老爷、廖把总等记述不仅与此对应，也间接印证了龙塘村自明代初期以后就已经受到明清两代政府的有效管辖，以及汉族的军事、经济与文化的持续影响。而龙塘村汉族人口的彻底迁出，也进一步体现出苗汉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龙塘村的民俗节日依时序为：农历正月初一的大年、正月十四耍龙灯、二月二的祭桥（敬桥节）、二月十五的爬坡吃姊妹饭（姊妹节）、五月二十四的划龙船、六月卯日的吃卯节以及中秋节和重阳节，与周边村寨及芳寨村的节俗一致。其中，六月卯日的吃卯节，相对于其他村寨要隆重得多。据笔者调查，农历六月卯日（包括农历六月的第一和第二个卯日）吃卯（苗语nongx mol），是与季节性的水稻种植活动相对位的传统节日，在栽秧与薅秧之后、打稻谷之前的农闲期进行。它既是敬祭祖先、祈求丰收的祭祀性节日，也是农闲期水牛休养生息、村民家族团聚的日子。在龙塘村与之对应的习俗活动集中在卯日当天举行，包括用三棵新稻苞（稻穗）、米酒和田鱼祭祖，吃团圆饭，踩鼓（跳踩鼓舞）以及打篮球（以往多是看斗牛）等习俗活动。在此期间，全村参与的群体活动都集中在当日下午和傍晚。踩鼓明显是女性特有的群体活动，分别由老年、中年和少女群体依次着盛装逆时针跳踩鼓舞；打篮球则是专属于青壮年男性的活动。2011年龙塘村的吃卯节，虽然由村政府组织，但本村和外嫁回来的妇女多自发参与，场面热闹（图1-38）。龙塘村妇女穿着苗族盛装，虽然绣花纹饰各异，但与芳寨及五河的服饰类型一致，体现出方鸥苗族支系服饰的一致性。

龙塘村的信仰习俗与其他方鸥苗族村寨的基本相同。村土地庙位于村口路北一侧，与周边高大茂盛的村树相伴，供奉的是土地菩萨公婆两尊（图1-39）。目前在村里依然活跃的鬼师有两位，分别是吴真清（男，1932年出生）和邰欧吉（女，奶名麻妹，1948年出生），都是本村世居的苗民（图1-40、图1-41）。据吴真清口述，20世纪80年代时龙塘村此类巫俗信仰才逐渐公开化。

山坳里的龙塘村在2005年开通了一条新路，与通往双井的公路相连，但没有班车。新路的开通加速了村寨变迁的步伐，很多新式砖石小楼接二连三地涌现，打破了龙塘村传统木屋灰瓦整体景观格局，却真实呈现出龙塘村文化变迁的现状。与大多数男性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状况不同，留在村寨里的中老年妇女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生活节律，农闲期的织布、染布依然是她们的主业，手工制作的亮布和传统民族服装依然得到她们的普遍认同。

芳寨、五河和龙塘相距不算遥远，但重重山岭和沿江崎岖鸟道是三村人往来的障碍。已故剪纸传承人潘套九，当年从芳寨回五河要走上一整天，而事实上三个村寨苗民之间是存在婚嫁关系的。出生在五岔村的潘套九，22岁时嫁到芳寨附近的老屯乡岩脚村，后来其女儿姜翁五、姜四妹又嫁到了芳寨。同样出生在五岔村的潘念琼是潘套九的侄女，于1959年远嫁到龙塘村。从中可以发现清水江方鸥苗族村寨的苗民之间，哪怕相距再遥远，也存在传统的姻亲关系。这种相对普遍的族群内部认同，通过共有的划龙船节俗中的接龙活动也可以得到证明。

总体上看，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发展状况形成了芳寨、五河和龙塘不同的村寨文化面貌。但传统的族群内部认同、姻亲关系、一致的信仰习俗和服饰文化传统、相同的语言和口传文化背景，共同体现了清水江方鸥苗族支系“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这无疑是解读方鸥剪纸的真实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