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亲爱的读者，有这样一个人，他身材魁梧，年约七十，脸有点儿像克雷洛夫[17]，双眉低垂，眉下有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气宇轩昂，谈吐稳重，步履迟缓，这就是我要向诸位介绍的奥夫夏尼科夫。他穿的是一件肥肥大大的长袖蓝外衣，衣扣直扣到脖子下，脖子上围有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穗子的长筒靴，从大体上看，很像一个殷实的生意人。他的手又软又白，甚为好看，说话的时候，常常去摸摸外衣上的扣子。奥夫夏尼科夫的傲气和古板、机灵和懒散、直爽和固执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要是穿上古代的无领大袍，那会很相称的。这是一位旧时代的遗老。乡亲们对他异常尊敬，认为与他交往是件体面事。他的那些独院地主[18]弟兄对他可崇拜啦，老远望见他便脱帽致敬，并以他为骄傲。一般说来，在我们这一带，独院地主跟庄稼人至今很难区分：他们的家业恐怕还比不上庄稼人的，小牛长得不及荞麦高，马匹勉强地活着，挽具也很蹩脚。奥夫夏尼科夫可算是这通常情况中的一个例外，虽然也说不上有钱。他和老伴儿两人住在一幢舒适整洁的小房子里，仆人不多，让他们穿俄罗斯式服装，称他们为用人。仆人们也替他耕田种地。他不冒称贵族，也不以地主自居，从来不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忘乎所以”：头遍请他入席，他不会立即就座，有新的客人到来时他定然起立，并且又显得那样庄重、尊严而亲切，使客人不由得向他深深鞠躬。奥夫夏尼科夫保持古风旧习不是出自迷信（他的心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而是出自习惯。比如说，他不喜欢带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觉得这种马车坐得并不舒坦，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亲自驾驭自己的良种枣红色跑马（他养的马全是枣红色的）。马车夫是一个脸颊红润的年轻小伙子，头发理成圆弧形，穿一件浅蓝呢上衣，头戴低低的羊皮帽，腰系皮带，毕恭毕敬地与主人并肩而坐。奥夫夏尼科夫每天都要睡一会儿午觉，每逢星期六洗一次澡，只读一些宗教的书（而且神气地戴上那副圆形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可是他不蓄胡子，头发理成德国式发型。他待客极为亲切诚挚，但不对客人低三下四，不忙前忙后，也不拿什么干的和腌的东西去款待客人。“老伴儿！”他慢条斯理地说，身体不站起来，只是稍稍向她转过头，“拿些好吃的来请客人尝尝。”他认为粮食是上帝所赐，销售粮食是罪孽的。1840年，在发生大饥荒和物价狂涨之时，他把自家的全部存粮拿出来赈济附近的地主和农民；来年时他们都很感激地把粮食归还给他。常常有乡亲跑来请奥夫夏尼科夫去为他们评理、调解，他们几乎都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解……许多人多亏有他帮助而最终划清了田界……可是有两三次同一些女地主发生龃龉，这以后他便声称，决不为妇道人家之间的纠纷居中调解了。如今他受不了忙乱、受不了惊慌着急，更受不了娘儿们的长嘴长舌和“瞎忙”。有一次他家的房子着了火，有个雇工一边慌里慌张地向他跑来，一边大喊大叫：“失火了！失火了！”奥夫夏尼科夫镇定自若地说：“你嚷嚷什么呀？递给我帽子和手杖……”他喜欢亲自训练马。有一回，一匹冲劲十足的比秋克马[19]拉着他下山，奔向峡谷。“嘿，得了，得了，年轻的小马驹，你会摔死的。”奥夫夏尼科夫好心地关照它，可说时迟那时快，他连同所乘的赛跑马车、坐在后边的小厮和那匹马一起全滚到峡谷里了。幸亏谷底尽是一堆堆沙子，没有伤着人，只有那匹比秋克马把一只腿摔脱臼了。“唉，你瞧瞧，”奥夫夏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仍然语气平和地说，“我对你说过的呀。”他按自己的心意找了一位配偶。他的妻子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是位高个子女人，端庄而寡言少语，老是系着栗色的绸头巾。她显得神情冷漠，可是没有人怨她严厉，相反，有许多穷人称她为好大娘和恩人。端正的容颜、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仍能证明她当年的出众姿色。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子女。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里认识他的，没过几天我就去他家拜访了。正巧他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阅读经文，一只灰猫待在他肩上打呼噜。他按平素习惯亲切而庄重地接待了我。我们攀谈起来。

“请您照实说，卢卡·彼得罗维奇，”谈话中我这样问，“早先在你们那个年月里是不是较好一些？”

“跟您说吧，有些方面确实好一些，”奥夫夏尼科夫说，“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比较安定，也比较宽裕，确实……不过还是现在好；到你们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一定会更好。”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原以为您会夸耀旧时代呢。”

“不，旧时代我认为没什么可夸耀的。举个例子说吧，如今您是地主，同您已经去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您没有他那样的权势啦！而您也不是那一号人。就连当今还有一些地主在挤压我们，看来这也在所难免。也许将来事情会变好的。可不是嘛，我年轻时司空见惯的事，眼前就见不到了。”

“举个例子说吧，是什么事呢？”

“那就再举您爷爷的例子说说吧。他是个好耍权势的人！他常常欺侮我们这类百姓。说来您可能知道——您怎么会不知道自家的地呢——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片地吧？如今这片地已成了您家的燕麦田……唉，按说这地本来是我家的，整片都是我家的。您爷爷把它从我家霸占了去；他骑着马，用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霸占过去了。先父（愿他进天堂！）是个正直人，也是个火暴脾气的人，他忍不下这口气——谁甘愿丢掉自家的田产呢？——就去法院上告。可是只有他一人去上告，旁的人都不去告，因为他们都害怕。有人去向您爷爷告密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去告您了，说您夺走他的地……您爷爷马上就派手下的猎师巴乌什带上一伙人闯到我家来了……他们逮住我的父亲，押到你们家的领地上。那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光着脚丫跟在父亲后面跑。您猜怎么着……他们把他押到你们家的窗子下，用棍子揍他。您爷爷站在凉台上瞅着，您奶奶坐在窗前，也瞅着。我父亲就喊道：‘大娘，马丽雅·瓦西利叶夫娜，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公道话吧！’可是她只是欠欠身子，观看着。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要他向你们家表示感谢，感谢放他一条活命。这块地就这样成了您家的了。您去问问您家的佃户看，这块地叫什么。它就叫棍棒地，因为是用棍棒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小人物就不喜欢那老一套规矩。”

我不知道如何对奥夫夏尼科夫说才好，我不敢瞧他的脸。

“当时我家还有一位邻里，他姓科莫夫，名叫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他使尽各种花招来刁难我父亲。他是个酒鬼，喜欢请人喝酒，酒喝足时就用法文说一句‘塞邦’[20]，又把嘴巴舐了舐，然后就闹腾开了！他叫人去把所有的左邻右舍都请了来。他的马车都准备好了，停在门前；你要是不去，他马上亲自闯来……真是一个怪人！他在所谓‘清醒’的时候不大瞎说，可是一喝醉酒，就胡吹起来了，说他在彼得堡的丰坦卡街上有三幢房子，一幢是带一个烟囱的红房子，另一幢是带两个烟囱的黄房子，第三幢是蓝的，不带烟囱。他说他有三个儿子（实际上他没有结过婚），一个当步兵，另一个当骑兵，老三在家过日子……又说，三个儿子各住一幢房子，老大家常有海军将官来访，老二家常有陆军将官来访，而到老三家来的尽是英国人！说着说着便站了起来，说：‘为我家老大的健康干杯，他是最孝敬我的孩子！’接着便哭了起来。要是有谁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他就要说：‘毙了你！不许埋葬你！……’有时候他会蹦起来大喊：‘大伙儿都来跳舞吧，让自个儿乐一乐，也让我高兴高兴！’那你就得跳，哪怕死了也得跳。他把家里的农奴丫头们折磨得可苦啦。经常让她们通宵达旦地唱歌，谁唱得最响亮，就奖赏谁。当她们唱累了——他就抱着脑袋哀叹道：‘哎呀，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呵！大家都抛下我这可怜的人了！’于是马夫们赶紧就来给丫头们打气。我父亲也被他看中了，有啥法子呢？他差点儿把我父亲打发进了棺材，真的快被他折腾死了，幸亏他自己先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我家有过一些什么样的邻里呵！”

“时代已经变多了！”我说。

“是呀，是呀，”奥夫夏尼科夫赞同地说道，“可以这样说吧，在那些旧年月贵族们活得可奢侈了。至于那些达官显要就更不用提了，我在莫斯科时见得多啦。据说，这种人如今在那边也不见了。”

“您去过莫斯科？”

“去过，很早很早啦。如今我七十三了，我是在十六岁那一年去的莫斯科。”

奥夫夏尼科夫叹了口气。

“您在那边见到过一些什么人呢？”

“许许多多的达官显贵都见到过，什么样的都见过；他们真是荣华富贵，令人惊叹呀。可是没有人比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奥洛夫—切斯明斯基。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我经常见到；我的一位叔叔在他家里当管家。伯爵家就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卡街。他真是显贵人物呢！他的那种风度仪表，那种宽宏大度，你根本想象不出，也无法形容。身材别提多魁梧了，而且身强力壮，目光炯炯！当你还没有熟悉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的确会感到害怕，会感到胆怯；可是一旦与他接近之后，他就会像太阳一样使你感到浑身温暖，非常愉快。他容许每个人去见他，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他亲自参加赛马，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同他竞赛；他从来不立即一马当先，他不愿让别人难堪，不挡着别人，只是到最后才超越过去；他显得那样和蔼可亲：他安慰对手，夸奖对手的马。他养了一批善翻筋斗的优种鸽子。他常常来到院子里，坐在安乐椅上，吩咐放鸽子飞；仆人们站在周围的房顶上，拿着枪防止老鹰的袭击。伯爵的脚边放了一个大银盆，里面盛着水，他就朝水里观赏那些鸽子。许许多多穷苦人、乞丐都靠他救济过日子……他献出了多少钱财呵！他一旦发怒，简直像是打雷，可怕极了，不过你用不着哭鼻子，过一会儿再瞧，他已笑容满面了。他一举办宴会，准让全莫斯科人喝个醉……要知道他还是个好聪明的人哪！他打败过土耳其人。他还喜欢角力；他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唐波夫、从全国各地请来一大批大力士。谁被他摔倒了，便奖赏谁；要是谁赢了他，他更是给以厚赏，还要亲吻那人……我待在莫斯科那会儿，他曾发起过一次猎犬比赛，这样的比赛在俄国从未有过：他邀请全国所有的猎人前来，并规定了日期，限期三个月。这样，猎人们都来会集了。把猎狗、雇用的猎手都运来了——嚯，到的人可多了，真是千军万马！先是设宴款待，然后大家前去城外。观众来得多极了，真是海了去啦……您猜怎么着？……您爷爷的那只狗跑得最快，一举夺魁。”

“是那只米洛维特卡吗？”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那只米洛维特卡……这样一来伯爵就向您爷爷请求说：‘把您的狗卖给我吧，您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您爷爷回答说：‘不，伯爵，我不是买卖人，没用的破烂也不卖；若是为了表示敬意，即使老婆也可让人，唯独这只米洛维特卡不能让……我倒宁肯让出自己。’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很赞赏他，说：‘好，佩服。’您爷爷就用马车把这只狗送回家了；后来米洛维特卡死了，您爷爷让人奏乐为它送葬，把它葬在花园里，在坟前立了块碑，并刻上墓志铭。”

“这么说来，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我说。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谁越没能耐，谁就越会翘尾巴。”

“那个巴乌什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

“您听说过米洛维特卡，怎么会不知道巴乌什呢？……他是您爷爷手下主要的猎师和驯猎狗的人。您爷爷喜欢他不次于喜欢米洛维特卡。这是个什么都敢干的人，只要您爷爷一声令下，他会立即照办，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他朝猎狗吆喝一声，林子里就会闹得天翻地覆。有时他一下闹起倔脾气来，就跳下马，躺倒不干……猎狗一旦听不到他的吆喝声，那就完了！那些狗就不再去闻新留下的猎物足迹，什么猎物也不去追了。这一下让您爷爷气得要命！‘我不吊死这个无赖，就不活了！我要剥这个坏蛋的皮！我要让这个坏家伙不得好死！’但是到头来还是派人去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探问他不吆喝狗去捕猎的原因。巴乌什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要求喝酒，一旦喝够了酒，就会起身上马，又高高兴兴地去指挥那群猎狗了。”

“您好像也喜欢打猎，卢卡·彼得罗维奇？”

“算是喜欢吧……确实如此，但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的时候……可是您知道，由于身份的关系，不大好搞，像我们这些人是不能跟在贵族们屁股后头的。的确，我们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嗜酒成性的没出息的人，常常去同那些老爷一起胡混……这有什么乐趣呢……不过是让自己丢脸罢了。人家让他骑蹩脚的、跌跌绊绊的马；动不动揪下他的帽子往地上扔，有时还用鞭子抽他一下，像抽马似的；而他老得赔着笑脸，让人家开心。不行呀，我对您说，越是身份低，就越要自重，否则，只会自讨羞辱。”

“是呀，”奥夫夏尼科夫叹口气，继续说，“许多时光像水似的流过去了。世道已经变了。特别是在那些贵族中间，我看到的变化可大啦。田产少的要么去当差，要么不住在原地了；那些田产多的，更叫人认不出来了。那些有大产业的人，在那阵划分地界的时候，我见得多了。我可以这样跟您说吧，瞅着他们，心里的确很喜欢，他们又和气，又有礼貌。只有一点使我很惊奇：他们学识渊博，说话有条有理，令人心悦诚服，可是对于实际的事却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也搞不明白。他们的农奴管家就如折轭具似的摆弄他们。说起来您可能知道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他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贵族吧？长相帅气，家产殷实，又受过高等教育，似乎出过国，谈吐稳重、谦虚，见了我们总要握握手。您认识吗？……那好，请听我说一说。上星期我们应中介人尼基福尔·伊利奇的邀请前去别廖佐夫卡聚会。中介人尼基福尔·伊利奇对我们说：‘诸位，该把地界划清了，比起所有其他地区来，我们这地区落后啦，这多丢脸呀。我们就开始干吧。’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照例是磋商、争论，我们的代理人发起性子来。但最先带头吵闹的是钦尼科夫·波尔菲里……而这个人为什么要闹呢？……他本人地无一垄，他是受兄弟之托来办事的。他大喊道：‘不行！你们糊弄不了我！不行！不能那样搞！把测量图拿来！把测量员给我叫来，叫那坏小子上这儿来！’‘您到底要怎么样呢？’‘别把人当傻瓜！哼，你们以为我马上会把我的要求说给你们听吗？……不行，你们还是把测量图拿来，就这样！’他的手在图上直敲。马尔法·德米特列夫娜被他气得要死。她喊道：‘您怎么敢败坏我的名誉？’他回答说：‘把您的名誉给我的栗色母马我都不要。’好说歹说，总算用马杰拉酒让他消了气。他平静下来了，可别的人又闹开了。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坐在角落里，咬着手杖上的镶头，只是不住地摇头。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真想溜出去。人家对我们会怎么想呢？一瞧，我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21]站了起来，装出要说话的样子。中介人慌忙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要讲话了。’不能不夸这些贵族，大家立即停下不吵了。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开始讲了，他说：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是为了什么会集到这儿的，虽然划分地界无疑是对土地拥有者有利的，但实质上它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使农民负担轻一些，使他们劳作起来方便一些，承担得起赋役。而不要像现在这样，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土地，常常要跑到五俄里外去耕种，再说对他们也很难处罚。随后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又说：地主不去关心农民的利益是罪过，如果冷静地想一想，最终就会明白，农民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过，我们也不好过……所以，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来争去，那是罪过的、糊涂的……他说呀，说呀……说得多在理呀！很打动人的心……贵族们听了个个垂下了头，我也差点儿掉了泪。说实话，古书里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到头来怎么样呢？他那四俄亩长满青苔的沼地却死活不愿让出来，也不愿意卖。他说：‘我叫人把这块沼地的水排干，在那儿建一座设备完善的毛纺厂。’又说：‘我已选定这块地做厂址，这方面我有我的考虑……’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罢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乡邻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花一百卢布票子去疏通他的那位管家老爷。事情一件也没办成，我们就散了。直到现在，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还老是去谈毛纺厂的事，可是并没有叫人去给那沼地排水。”

“他对自己的产业是怎样经营的呢？”

“他采用全套新办法。农民们不赞赏，不过也用不着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搞得不错。”

“这是怎么啦，卢卡·彼得罗维奇？我以为您是老保守呢。”

“我嘛，是另一码事了。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得了啥？……干别的我也不会。我力求做得公道、合法——这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老爷们不喜欢老的一套，我很赞赏他们……该是动动脑筋的时候了。只有一点差劲：年轻的老爷们太自作聪明了。对待庄稼人就像玩木偶似的，转过来，转过去，搞坏了一丢了之。这样一来，农奴出身的管家，或德国籍的管事又把庄稼人抓在自己的手心里了。哪怕有一个年轻老爷做出个榜样也好，让人看看，应该怎样经营才对……这结果又会怎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什么样的怪事呀？老的东西死了，新的东西还没有出生！”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夏尼科夫才好。他环顾了一下，向我挪得更近一点，低声往下说：

“您听说过瓦西利·尼科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有听说过。”

“请您说说，这是什么怪事，我搞不明白。是他那些佃户说的，可我弄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您知道，他是个年轻人，不久前他母亲去世了，他得到了一笔遗产。于是来到自己的领地上。庄稼人一齐前来，想瞧瞧自家老爷的风采。瓦西利·尼科拉伊奇向他们迎了过来。庄稼人一瞧——好奇怪呀！——老爷穿着一件棉毛裤，像个马车夫，脚上穿的是一双镶边的靴子；他穿的衬衫是红色的，上衣也像马车夫穿的；蓄着大胡子，头上戴的是顶样式古怪的小帽，那张脸也很怪，似醉非醉，像是精神不正常。他说：‘你们好，伙计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庄稼人向他鞠躬，但是不吭声，大概有些胆怯。他本人似乎也显得胆怯。他向众人讲了几句话，他说：‘我是俄罗斯人，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爱俄罗斯的一切……我的心是俄罗斯的，血也是俄罗斯的……’突然他下令说：‘来，乡亲们，唱一首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的双腿哆嗦起来，都发愣了。有一个胆子大一些的人开始唱了，立刻又蹲下去，藏到别人的背后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这儿确实有一些落拓不羁的地主，行为放荡，穿得像马车夫一样，又跳舞，又弹吉他，跟仆人们一起唱歌、饮酒，跟农人们一起吃吃喝喝；可是这位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却像位大家闺秀，老是在读书写字，要么就唱赞美诗，不跟人聊天，腼腼腆腆，经常独自一人在花园里徘徊漫步，像是有苦闷或忧伤。原有的那个管家在开头一些日子显得惶惶不安；在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到来之前，他跑遍了各家农户，向大家鞠躬作揖——这馋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谁家的鱼肉！庄稼人有了盼头，心里想：‘你溜不掉，伙计！马上有人来收拾你啦。当心吧，你这贪心鬼！……’可结果呀——怎么对您说好呢？连上帝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叫管家前来，他一开口，自己倒先脸红了，连呼吸也急促起来，说：‘你在我这儿办事要公道，不要欺压人，听见了吗？’打那以后就没有再叫管家前来听吩咐了。他待在自家领地上就像个陌生人。这样一来，管家便放宽心了，庄稼人都不敢去找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因为他们害怕。还有令人奇怪的事呢，这位老爷向他们鞠躬问候，亲切地望着他们，他们却反而吓得发抖。多么怪呀，先生，您说说？……或许是我糊涂了，老了，还是怎么的——我搞不明白。”

我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说，这位柳博兹沃诺夫先生也许有病。

“有什么病！别看他年纪轻轻的，身子已肥得滚圆，脸也胖嘟嘟的……真是天晓得！”（奥夫夏尼科夫深深叹了口气。）

“好，不谈贵族了，”我说，“您给我讲讲独院地主的事好吗，卢卡·彼得罗维奇？”

“不，不说这个吧，”他连忙说，“的确……也该对您说说……可是说什么呢！（奥夫夏尼科夫挥一下手。）咱们还是用茶吧……他们是庄稼人，的确就是庄稼人，不过说真的，我们这类人还能怎么样呢？”

他沉默起来了。茶端上来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从座位上站起，坐得更靠近我们些。这个晚上她悄悄地出去了几趟，又悄悄地回来。房间里寂然无声。奥夫夏尼科夫庄重地一杯接一杯地慢慢喝着。

“米佳今天来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低声地说。

“他来干什么？”

“来赔不是。”

奥夫夏尼科夫摇摇头。

“唉，您说说看，”他朝向我说，“拿这些亲戚怎么办呢？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不，上帝赐给我一个侄儿。这孩子人很聪明，很机灵，这没得说，学习也棒，只是我对他什么也指望不上。他本来任了公职，可他撂下不干了，说是没什么发展前途……难道他是个贵族？即使是个贵族，也不能立刻当上将军嘛。目前他没事闲着……这倒没什么——谁知道他竟干起替人提刀代笔的事！替农人写状子，拟呈文，给乡警出点子，告发土地测量员，出入大小酒馆，结交一些无业人员、小市民、旅店的勤杂工。这不是迟早得惹祸吗？这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警告过他不止一次了。好在他能花言巧语，插科打诨，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可后来又给他们添麻烦……得了，他还坐在你的小屋子里吗？”他转身对妻子说，“我可知道你，你可是一副菩萨心肠，总护着他。”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

“哼，就是这样嘛，”奥夫夏尼科夫继续说，“你呀，就会宠他！好了，叫他过来吧——那就这样吧，看在贵客面上，我饶了这傻瓜蛋……好，叫他过来，叫他过来……”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走到门口喊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身材高挑挺拔，一头鬈发。他进房间时，一看见我，便停在门边。他穿的是德国式服装，但单是肩部大得不相称的褶子就明显地证明，这服装无论是裁剪还是做工都是出自俄国裁缝的手。

“嘿，过来吧，过来吧，”老头子说，“为啥害臊呀？要谢谢你婶，是她说的情……好，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我怎么也管教不了他。他混到头啦！（我和他相互鞠个躬。）你说说，你在那边又胡搞什么啦？他们为啥告你，你说呀。”

米佳显然不愿当着我的面进行解释和辩白。

“以后再说吧，叔。”他咕哝道。“不，别以后啦，现在就说吧，”老头子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呀，在这位先生面前感到难为情，这样更好——你就痛悔吧。你说，你说……我们来听听。”

“我没什么可难为情的，”米佳晃了晃头，激动地开始说，“叔，您自己评断一下吧。列舍季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对我说：‘替我们说说理吧，老弟。’我问：‘怎么一回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粮库管理得好好的，可以说再好不过了，突然有位当官的来到我们这儿，说是奉命来检查仓库的。他检查一通之后就说：‘你们的粮库管理紊乱，有严重纰漏，我必须向上级汇报。’我们问：‘纰漏在哪儿呢？’他说：‘这我心里有数。’……于是我们便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给那个官老爷烧把香，孝敬孝敬他，可是普罗霍雷奇那老家伙却不赞成，他说，这样只能使那些官老爷更贪得无厌。实际上这算什么呢？我们就毫无办法对付？……我们听了这老家伙的话，可是那位官老爷生气了，真的打了报告指控我们了。如今要传我们上法庭了。我问：‘那么你们的粮库确实管理得好吗？’‘苍天可做证，管理得很好，而且存有法定数量的粮食……’我说：‘既然如此，你们就不必害怕。’于是我就替他们写了状子……现在谁胜谁负还不清楚……为什么有人为这件事上您这儿来指责我——道理是很明显的：无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最贴近自身。”

“任何人都是这样，显然，你不是这样，”老头儿低声地说，“那么你跟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那边搞什么鬼？”

“您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这事儿我也没做错——您再好好评断评断。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有位乡邻叫别斯潘金，他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这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是付了代役租的，他们的东家已出国去了，您想想，还有谁替他们辩护呢？这块地毫无疑问历来都是他们承租的。所以他们来找我，请我替他们写份申诉书。我就写了。那个别斯潘金得知以后，便威胁说：‘我要敲碎这个米捷卡[22]全身的骨头，再不然就让他脑袋搬家……’瞧着吧，看他怎样来搬我的脑袋，到现在我这脑袋还是好好的呢。”

“哼，别吹牛，你的脑袋迟早保不住，”老头儿说，“你完全是个疯子！”

“怎么啦，叔，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我知道，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夏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的确，做人应该正直公道，应该乐于助人。有时候还应该豁得出去……可你难道全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上酒馆吗？不是请你喝酒，向你鞠躬作揖，说：‘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好老爷，帮帮忙吧，我们必当酬谢。’说着把一个银卢布或一张五卢布钞票偷偷地塞给你，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事？说呀，有没有？”

“这事我的确有错，”米佳低下头回答说，“可我没有拿穷人的钱，我没有昧着良心。”

“现在你没有拿，一旦自己穷急了，就会拿的。没有昧着良心……哼，你呀！好像你维护的全是大好人呢！……那博里卡·彼列霍多夫你忘啦？……是谁替他奔走的？是谁庇护他的？啊？”

“彼列霍多夫他是自作自受，的确……”

“他挪用公款……这是闹着玩呀！”

“可是，叔，您想想看，他很穷，又养着一大家子……”

“穷，穷……他是个酒鬼，是个赌徒，问题就在这儿！”

“开头他是借酒浇愁。”米佳放低声音说。

“借酒浇愁！如果你有一副热心肠，你应该帮帮他，可你自己不该同那酒鬼一道上酒馆去。他能说会道，那有什么新鲜！”

“他人顶善良的……”

“在你眼里大家全是好人……怎么样，”奥夫夏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就在那边，你知道的……”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点点头。

“这些天你去哪儿啦？”老头子又说起来。

“在城里。”

“大概整天在那边玩台球，喝茶，弹吉他，跑衙门，跟商人子弟胡混，躲在后屋里写状子，是这样吗？……说呀！”

“就算是这样吧，”米佳微笑着说，“呀，我差点儿忘了，安东·帕尔费内奇·丰季科夫请您星期天上他家去吃饭。”

“我不去这个大肚皮家。吃挺老贵的鱼，放的油却是带哈喇味儿的。别去理他！”

“我碰见了费多西娅·米海洛夫娜。”

“哪个费多西娅？”

“就是买下米库利诺那块地的地主加尔片琴科家里的那一个。费多西娅是米库利诺村的人。她在莫斯科做裁缝，承担代役租，能按时缴纳租金，每年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手艺很好，在莫斯科很多人请她定做衣服。日前加尔片琴科去信召她回来，把她留在这儿，又不派她干什么活儿。她很想赎身，也向东家说过了，可是他不做任何决定。叔，您跟加尔片琴科相识，能不能去对他说一说？……费多西娅愿出高价赎身。”

“是不是花你的钱呀？是不？嗯，那好吧，我去跟他说说。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儿带着不满的神色继续说，“这个加尔片琴科呀，上帝宽恕他，他可是个贪心鬼：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抢购地产……是谁把他带到我们这地方来的？唉，我真看不惯这些外地人！跟他打交道不会很快有结果的，不过，试试看吧。”

“您就帮个忙吧，叔。”

“好吧，我帮忙。不过你得小心，得留神！好啦，好啦，别再说七说八了……行了，行了……不过往后你得小心为好，否则呀，米佳，你会吃苦头的，真的，会倒霉的。我不能老是替你担责任……我也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好啦，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也跟了出去。

“让他喝点儿茶吧，娇宠孩子的女人。”奥夫夏尼科夫朝她背后喊道。“这小子人不笨，”他继续说，“心眼儿也好，只是我很替他担心……唉，真对不起，净顾聊这些小事，耽搁您这么久。”

通前室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矮个子的人，他头发花白，身穿丝绒外衣。

“啊，弗兰茨·伊万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喊了起来，“您好！近来一切都好吗？”

亲爱的读者，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万内奇·列戎（Lejeune）是我的一位邻里，也是奥廖尔的一位地主，他通过不大寻常的手段取得了俄国贵族的荣誉称号。他出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前来侵略俄国，充当一名鼓手。起初一切都顺顺当当，这位法国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莫斯科。可是在回去的路上，这个可怜的列戎先生便冻得半死，鼓也丢了，还落到了斯摩棱斯克庄稼人的手里。那些庄稼人把他押到一个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把他带到堤坝旁边一个冰窟窿前，请这位“de la grande armée”[23]鼓手赏个面子，也就是说，让他钻到冰底下去。列戎先生没法接受这些庄稼人的盛情，只得用法语恳求这些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Messieurs[24]，那边有我的母亲，une tendre mère[25]。”可是这些庄稼人大概不清楚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依然请他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卡河顺流而下，做一次水下旅游，而且已经轻轻推着他的颈椎和脊椎勉励他钻下去。蓦然传来了一阵铃声，这让列戎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辆大雪橇向堤坝驶来，雪橇的后座又宽又高，铺着一条色彩斑斓的毯子，在前边拉套的是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雪橇上坐着的是一位身穿狼皮大衣、身材肥胖、满面红光的地主。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呀？”他问庄稼人。

“我们要把一个法国佬沉到河里去，老爷。”

“啊！”地主坦然地应了一声，就转过头去。

“Monsieur!Monsieur![26]”那可怜的人呼喊起来。

“啊，啊！”那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斥责的口吻说话了，“该死的家伙，跟着拿破仑的侵略军闯到俄国来，烧毁了莫斯科，偷走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可现在却喊‘穆西！穆西！’（先生！先生！），现在夹起尾巴了吧！恶有恶报……走吧，菲利卡！”

马儿又跑动了。

“啊，等一下！”地主添了一句，“喂，你这穆西懂音乐吗？”

“Sauvez-moi,sauver-moi,mon bon monsieur!”[27]列戎哀求说。

“瞧，这种小民族！竟没有人懂俄语！缪济克，缪济克，萨韦……缪济克……武？萨韦？（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吗？懂吗？）喂，你说呀！科姆普列内？萨韦……缪济克……武？（听得懂吗？你懂音乐吗？）福尔托皮亚诺……茹埃……萨韦？（钢琴，你会弹吗？）”

列戎终于听懂了这地主所说的意思，便肯定地点点头。

“Oui,monsieur,oui,oui,je suis musicien;je joue tons les instruments possibles!Oui,monsieur...Sauvez-moi,monsieur!”[28]

“嘿，算你走运，”地主回答说，“伙计们，放了他吧，赏给你们二十戈比打点儿酒喝喝。”

“谢谢，老爷，谢谢，您就带他走吧。”

列戎坐上了雪橇。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哭着，哆嗦着，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鞠躬致谢。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带玫瑰色带子的绿色绒衣，而天气又冷得够呛。那地主默默地瞧了瞧他那冻僵了的发青的四肢，然后把这倒霉蛋裹进自己的皮大衣里，带着他回家去。仆人们跑了过来，急忙给这法国人生火暖身，让他饱餐一顿，给他衣服穿。地主把他领到自己的几个女儿那里去。

“瞧，孩子们，”他对女儿们说，“我给你们找到一位老师了。你们老是缠着我说‘教我们音乐和法国话吧’。现在我给你们找来了法国人，他会弹钢琴……喂，穆西，”他指了指五年前从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那架破钢琴，继续说，“露一手你的技艺给我们瞧瞧吧，茹埃！（弹吧！）”

列戎坐到椅子上，都吓蒙了，因为他生来还没有摸过钢琴呀。

“茹埃吧，茹埃吧！”地主又重说了一次。

这个可怜的人像击鼓似的拼命敲打着琴键，乱弹一气……“我当时心里想，”他后来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摔到门外去的。”结果令这个不得已的即兴演奏者大为吃惊的是，这地主听了一会儿，竟然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他说，“我看得出，你很有一手，现在你歇歇去吧。”

过了两个多星期，列戎从这个地主家转到了另一个地主家，此人既有钱也有学识，他挺喜欢列戎的愉快而温顺的性格，就把自己的养女许配给了他。后来列戎谋到了差事，变成了贵族，并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奥廖尔的一个地主。这地主叫洛贝扎尼耶夫，是一个退伍的龙骑兵，会写诗，列戎自己后来也搬到奥廖尔来住了。

正是这个列戎，或者像现在称呼的弗兰茨·伊万内奇，在我还在座时，走进奥夫夏尼科夫的房里来，他同这位主人颇有交情……

也许读者跟着我在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家里已坐厌烦了，因此我就不再叨叨个没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