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八卦小报的黄金年代 世纪之案：斯奈德一格林谋杀案

在10天之前，还没有人听说过林德伯格。《纽约时报》仅在谈论“未来的大西洋航班”时提到过他一次，还拼错了名字。如今林德伯格一夜成名，不管他出现在哪栋大楼，人群都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服务员为了他餐盘里剩下的玉米棒也会打上一架。

1927年春夏之交，让全美最为震惊的新闻是一桩可怕的谋杀案，它发生在长岛的一个普通家庭。巧合的是，案发现场离罗斯福机场很近，力争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正聚集此地。报纸兴奋地把案件称为“窗帘吊锤谋杀案”。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1927年3月20日深夜，皇后区一个宁静的中产阶级社区里，艾伯特·斯奈德( Albert Snyder)和太太并排睡在他们位于第222号大街家里的两张单人床上。斯奈德太太听到楼上的走廊里传出了动静，她起身查看，发现卧室门外有个大个子男人——她对警察说那是个“巨人”。“巨人”正操着外国口音对另一名男子说话，斯奈德太太在黑暗中看不到另一名男子。还来不及有所反应，“巨人”就抓住了她，狠狠地殴打她，令她昏迷了整整6个小时。而后“巨人”与同伙来到艾伯特·斯奈德的床边，用挂壁画的金属线勒死了这个可怜人，还用窗帘的吊锤打了他的脑袋。窗帘吊锤点燃了公众的想象力，案件也因此得名。两名恶棍随即将房里所有的抽屉翻了个遍，带着斯奈德太太的珠宝逃跑了，但他们在楼下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意大利语的报纸，为其身份留下了线索。

次日，《纽约时报》对此案兴趣颇高，但也困惑不解，它刊登了大篇幅报道，标题是：

美术编辑在床上遇害

妻子被绑，房子被翻！警方认为作案动机神秘

报道指出，来自圣玛丽医院的文森特·贾斯特（Vincet Juster）医生为斯奈德太太做了检查，发现她身上没有一个受伤之处可以解释她为何昏迷了6小时。事实上，医生发现她毫发未损。贾斯特医生试探性地提出，或许她长时间昏迷并不是因为真的受了伤，而是因为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

这时候，警探对斯奈德太太产生了怀疑。首先，斯奈德家完全没有被人强行闯入的迹象，更何况对杀人越货的珠宝窃贼来说，这家人太不值一提了。此外警探发现，在门外发生暴力扭打期间，艾伯特·斯奈德竟然一直在睡觉——这也很奇怪。斯奈德夫妇9岁的女儿洛林睡在大厅对面的一间房，也没听见任何动静。窃贼闯入房子，拿出一张无政府主义的报纸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读了一阵，之后才上楼——这似乎也挺奇怪。最奇怪的是斯奈德太太的床，她半夜里就是在这张床上醒过来听见走廊外有动静才起身去查看的，但床居然铺得整整齐齐好像完全没人睡过似的。她无法解释这一点，说是脑震荡害的。警探们正为这些异常现象感到困惑时，一名警察无聊地掀起了斯奈德太太床垫的一角，发现了她报告失窃的珠宝。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斯奈德太太。她躲躲闪闪地迎向他们的逼视，最后崩溃地交代了罪行，但她说一切都怪自己的秘密情人，一个叫贾德·格雷（Judd Gray）的畜生。

斯奈德太太被逮捕，对贾德·格雷的搜捕行动也正要展开，美国的报民们很快就会异常兴奋起来。

20世纪20年代真可谓是阅读的好年景——很有可能是美式生活里阅读量最巅峰的10年。很快，无线电广播就会取而代之，但眼下这一刻，阅读仍然是大多数人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法。每年美国出版商会出版近1.1亿册书籍，1万多个品类，比10年前差不多增长了一倍。有些人或许会对这浩如烟海的书籍望而生畏，不过，一种有益的新事物开始亮相——读书俱乐部。1926年每月读书会（The Book-of-the-Month Club）成立，次年文学公会（Literary Guild）也创办了，两者都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作家们受到了现在绝无可能有的推崇。辛克莱·刘易斯回到家乡明尼苏达州埋头撰写1927年春出版的小说《孽海痴魂》（Elmer Gantry）时，方圆十里的人都跑过来，只为了看他一眼。

不管怎么说，20世纪20年代都是报纸的黄金时代。这10年中报纸销量上升了约20%，达到每天发行3600万份——相当于平均每户人家订阅了1.4份报纸。光是纽约市就有过12种日报，其他所有提得起名号的城市也至少有两三种。不仅如此，在许多城市，读者还可以从一种彻底改变人们对日报期待的全新出版物里获取新闻了，这就是小报。小报专注于报道犯罪事件、体育新闻、名人八卦，并为这三者赋予了远超从前的重要性。192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小报把1/4到1/3的篇幅都用于犯罪报道，最多的时候比严肃报纸高了10倍以上。正因为有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一起像艾伯特·斯奈德被谋杀这样琐碎平淡的案件都能成为全国性新闻。

小报不管是作为一种版式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提炼新闻甚至传播淫秽内容的媒介，在英格兰已经出现了25年，可从未有人想过让它在美国大放异彩。直到来自《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出版世家的两位年轻人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和他的表弟约瑟夫·帕特森（Joseph Patterson）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格兰服役时看到了伦敦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才决定等和平降临时也在家乡提供类似的服务。1919年6月两人在纽约推出了《每日新闻画报》（Illustrated Daily News），每份售价两美分。小报的概念并未立刻变成大热门，该报的发行量曾一度跌至11 000份。但渐渐地，《每日新闻画报》建立了忠诚的读者群。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全美最畅销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是《纽约时报》的两倍多。

如此欣欣向荣的局面不可避免地激发了效仿者。先是在1924年6月出现了《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发行人是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3个月之后又出现了更糟糕的《晚间图文报》（Evening Graphic）。创办《晚间图文报》的是一位名叫贝尔纳·麦克菲登（Bernarr Macfadden）的商人，他留着怪里怪气的蓬松头发。差不多50年前他来到了这世上，是密苏里州一个平凡的农家孩子，原名伯纳德·麦克菲登（Bernard MacFadden）。改名之后的麦克菲登长成了个强壮而充满怪异信念的人。他不喜欢医生、律师，也不喜欢穿衣服。他积极地投入健美、素食等活动当中，强烈地主张乘客有权享受到得体的铁路服务，以及裸体的权利。他和妻子定居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夫妻俩常常在草坪上裸体锻炼，让邻居目瞪口呆。他们的邻居中有个人叫德怀特·莫罗（Dwight Morrow），在本书的故事里会变成关键人物，原因后面会揭晓。麦克菲登痴迷于健身，他有一个女儿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他却评论说：“她走了更好，因为她只会给我丢脸。”他80多岁的时候，你还能看到他扛着一袋18千克的沙子绕着曼哈顿行走，以此强身健体。麦克菲登最终活到了87岁。

身为商人，麦克菲登似乎一辈子都信奉如下主张：绝不向公众兜售其不知情的东西，那么做太愚蠢了。他的发家来自三次不同的投资。他创设了一门科学，并称之为“健身学”（Physcultopathy），严守素食和锻炼的两大原则，并向勇敢的人宣传裸体的好处。这场运动带来了一家成功的养生农场连锁企业，外加相关出版物。1919年随着出版业务的蓬勃发展，麦克菲登又产生了另一个创新念头：忏悔杂志。他在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是《真实故事》（True Story），很快实现了220万册的月销量。《真实故事》里所有的故事都生动而有趣，“有一股兴奋的暗流在涌动”——一位评论家读完后心满意足地说。麦克菲登骄傲地吹嘘说，《真实故事》里没有一个字是编出来的。这种说法给麦克菲登惹上了一点法律上的小麻烦：1927年，一篇名为《真情之吻》（The Revealing Kiss）的文章以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为故事背景，却偏巧包含了这座正义小城里8位可敬市民的名字，他们提起了诉讼，麦克菲登不得不承认《真实故事》里的故事其实完全不真实，而且从来也不曾真实过。

小报风靡一时之际，麦克菲登推出了《晚间图文报》。这份小报最突出的特点是毫不关心真相，甚至也不在乎公认的现实。它虚构采访从未见过的人，刊登的报道也来自假托的作者。1926年，默片时代最出名的演员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f Valentino）去世之后，《晚间图文报》发表了一系列据称是他写于阴间的文章。它还创造了新颖的插图形式，自称为“合成照片”（composograph）：它把新闻人物的脸叠加在模特的身体上。1927年年初，爱德华·布朗宁（Edward W.“Daddy”Browning）和他飘忽不定的年轻新娘（众人亲切地称其为“桃子”）拉开了一场离婚诉讼。在此期间，《晚间图文报》最出名的虚构作品腾空出世：它刊登了一幅“桃子”裸体站在证人席上的照片，没有附加任何文字来说明此照片是虚构的。那一天，《晚间图文报》多卖了25万份。《纽约客》称它是“四不像的霉菌”，但从霉菌的角度来看，它真的太成功了。到1927年《晚间图文报》的发行量已接近60万份。

对于传统的报纸而言，这是个严峻且令人担忧的数字。大部分报纸的应对方式是让自己在精神甚至形式上都变得更像是小报。就连一直以来注重庄严与郑重的《纽约时报》也在这10年里花了大量篇幅，用近乎狂热的挑逗语调报道情色消息。所以，一旦像艾伯特·斯奈德被谋杀这样的案件出现，所有的报纸全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癫狂姿态。

相比之下，犯罪者异常蠢笨、毫无吸引力和想象力这一点反倒无关紧要了。当时的新闻人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将其戏称为“蠢货谋杀案”。案件事关情欲、不忠、狠心的女人、一枚用来绷直窗帘的吊锤，这就足够了，这些就是能让报纸大卖的东西。斯奈德-格雷谋杀案获得的报道力度远超同一时期的其他任何案件，直至1935年才被布鲁诺·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n）绑架林德伯格的孩子一案超过。但就对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而言，就连“林德伯格绑架案”也远远比不上这件事。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审讯往往异常快速。格雷和斯奈德太太被逮捕后不到一个月就受大陪审团提审，站上了被告席。皇后区的法院大楼是长岛市区里一栋庄严的古典风格建筑，此刻也弥漫起了狂欢的气氛。来自全美各地的130家报纸派出了记者，连遥远的挪威也来凑热闹。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架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电报交换机——比总统就职典礼、职业棒球总决赛上用的还要大。法院外面，沿途摆起了餐车，纪念品小店以10美分的价格出售吊锤形状的胸针。成群结队的人每天都来看热闹，希望能搞到旁听席的座位。进不去的人则站在大楼外面眼巴巴地盯着它，迫切想知道楼里进行的那些自己看不到也听不到的重要裁决。富人和时尚人士也纷纷露面，包括昆斯伯里侯爵[1]，以及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妻子。有幸坐进法庭的人获允在每天聆讯结束后上前观看涉事证物：凶手用过的窗帘吊锤、挂壁画的金属线、装麻醉剂氯仿的瓶子。

《纽约每日新闻报》和《纽约每日镜报》刊登的审讯新闻曾多达一天8篇，如果当天揭露了什么特别吸引人的细节，比如，露丝·斯奈德在案发当晚穿着血红色的睡衣迎接贾德·格雷，就会立刻印刷专刊，这阵势就跟要宣战了似的。对那些着急得没法耐下性子阅读文字的人，《纽约每日镜报》在3个星期的审讯期间提供了160幅照片、图表和其他插图，《纽约每日新闻报》配图则达到了200幅。爱德华·赖利（Edward Reilly）担任了一阵格雷的律师，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替“林德伯格绑架案”中的布鲁诺·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辩护而声名狼藉，但赖利是个不靠谱的酒鬼，案件开审后不久就被解雇了，要不就是他主动辞职的。

在那三个星期中的每一天，陪审员、记者和观众都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艾伯特·斯奈德的惨剧。故事开始于10年前，《摩托艇》（Motor Boating）杂志寂寞的秃顶美术编辑艾伯特·斯奈德对办公室秘书露丝·布朗（Ruth Brown）产生了迷恋。露丝心气高，但并不怎么聪明。她比斯奈德小13岁，对他也不怎么感兴趣。但两人约会三四次之后，斯奈德送给她一枚口香糖大小的订婚戒指，露丝矜持的防线崩溃了。“我没法放弃那枚戒指。”她无奈地向朋友解释。两人认识4个月后结了婚，搬进了斯奈德位于皇后区的家。哪怕按照不幸婚姻的标准来看，他们婚后的幸福时光也十分短暂。斯奈德渴望安静的家庭生活，露丝却想要光彩夺目的喧嚣热闹。斯奈德不肯取下前一位心上人的照片，惹恼了露丝。结婚才两天，她就跟朋友说自己并不怎么喜欢丈夫。10年无爱的婚姻就这么拉开了序幕。

露丝频频独自外出。1925年，在曼哈顿的一家咖啡馆她遇到了贾德·格雷，格雷是贝安·朱莉紧身胸衣公司的推销员。两人很快有了私情。格雷看起来不像宵小之辈，他戴着粗框眼镜，体重只有54.4公斤，叫露丝“妈咪”。在不曾沾染桃色绯闻的世界，他在主日学校教书，在教堂唱诗班唱歌，为红十字会筹措资金。

因为对自己的婚姻愈加不满，露丝欺骗不知情的丈夫签下一份带双重赔偿条款的寿险保单，万一丈夫遭遇暴力事件，露丝便可领到近10万美元的赔偿金。此后，她一直坚持不懈地确保此事发生。她在丈夫晚上喝的威士忌里下毒，又在他吃的蛋奶水果点心里下毒。当然，记者们对此事也大书特书。可毒药没能放倒斯奈德先生，她便又碾碎了安眠药放进蔬果汁，并假称为了健康让他服了氯化汞[2]，甚至还试着用煤气熏死他，只可惜，事实证明毫不知情的斯奈德先生坚不可摧。无奈之下，露丝只好向贾德·格雷求助。

他们一起设计了一场自以为完美的谋杀。格雷先搭乘火车前往纽约州中部的雪城，入住奥内达加酒店，并确保有很多人看见自己，之后悄悄搭乘返程列车回到城里。离开酒店后，他安排了一个朋友去自己的酒店房间把床弄脏，让房间看起来是有人住过的样子。他还留下了信，让朋友等他走后再寄出。不在场证据就绪之后，格雷在深夜来到皇后区斯奈德的房子前。露丝坐在厨房里等着，穿着那件很快就要出名的红色睡衣，把格雷放进屋。按计划，格雷潜进夫妇俩的卧室，用露丝事前放在梳妆台前的窗帘吊锤砸碎艾伯特·斯奈德的脑袋。可惜事情并未完全按计划进行。格雷胆战心惊、试探性地敲了第一锤，反倒惊醒了受害人。看到一个奇怪的小个子男人站在自己身边用钝器敲击自己的脑袋，斯奈德先生困惑不解，因为疼痛发出了叫喊，也相当有力地给予了还击。他一把拉住格雷的领带，让格雷喘不过气来。

“妈咪，妈咪，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救我！”

露丝·斯奈德从挣扎的情人手里夺过吊锤，猛地砸在丈夫头盖骨上，斯奈德先生便没了动静。之后，她和格雷把氯仿倒进斯奈德先生的鼻孔，用金属线勒死了他——这两件事中露丝都帮了忙。之后，他们拉开整个屋子的抽屉和橱柜，让它看起来像遭了劫。但两人似乎都没想到要把露丝的床弄得像是有人睡过。格雷松垮垮地绑起露丝的脚踝和手腕，让她舒服地躺在地上。他还设计了最狡猾的一招：在楼下的一张桌子上摆了份意大利文报纸，好让警察以为入侵者是外国颠覆分子，就像马萨诸塞州等着被处决的萨科和万泽蒂——这两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3]事情都办好以后，格雷吻别了露丝，打了一辆出租车进城，搭乘火车回到雪城。

格雷以为，就算自己受到怀疑，警方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480千米之外的雪城有他确凿的不在场证据。遗憾的是，长岛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记住了格雷，因为格雷搭车的车费是3.50美元，却只给了5分钱的小费，哪怕在20世纪20年代，用5分钱来表示感谢也太小气了些，所以司机迫不及待地想要指证他。警方在奥内达加酒店追踪到了格雷，面对警方的怀疑格雷表现出一脸惊讶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我连超速罚单都没吃过。”他自信满满地说自己整个周末一直在酒店。不幸但也很有趣的是，他居然把返程的火车票的票根扔在了废纸篓里。一名警察把票根翻检出来并质问他，格雷立刻招供。听说斯奈德太太把罪责都推到自己身上之后，格雷歇斯底里地坚称她才是主谋，而且，是斯奈德太太威胁自己要向他妻子告发他的不忠，逼迫自己与她合作的。很明显，他和斯奈德太太的情分走到了尽头。

正因为民众对这次审判的兴趣如此浓厚，整个事件里没有任何一方面遭到忽视。读者可以了解到，主审法官汤森德·斯卡德（Townsend Scudder）每天晚上回到在长岛的庄园时，他养的125只宠物狗会冲出来欢迎他，然后由他亲自喂食。还有人注意到并郑重地加以报道的是所有陪审员的年龄加起来正好500岁。露丝·斯奈德的一位律师达纳·华莱士（Dana Wallace）受到了特别关注，因为他是“玛丽·塞莱斯特号”货轮老板的儿子。而这艘船于1872年被人发现漂流在大西洋上，全体船员神秘地消失了——当时这件事情挺出名的。一位叫塞拉斯·本特（Silas Bent）的记者仔细测量了报纸专栏的尺寸，发现用于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的报道篇幅比“泰坦尼克号”沉没还要多。

各色名人观察家们撰写了分析和评论，包括悬疑作家玛丽·莱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剧作家本·赫克特（Ben Hecht）、电影导演格里菲斯（D. W. Griffith）、女演员梅·韦斯特（Mae West）、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杜兰特写的《哲学的故事》（Story of Philosophy）当时竟也火爆一时，虽说跟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的审讯并无明显联系。同时莫名其妙地出现的，还有一位名叫瑟斯顿（Thurston）的魔术师。三位牧师也加入评论队伍里，分别是：比利·桑戴（Billy Sunday）、艾梅·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和约翰·斯特拉顿（John Roach Straton）。斯特拉顿以憎恨一切著称，按一位他的同时代人描述，他憎恨“玩纸牌、喝鸡尾酒、贵宾犬、爵士音乐、戏剧、低胸礼服、离婚、小说、闷热的房间、克拉伦斯·丹诺[4]、暴饮暴食、自然史博物馆、进化、浸会教堂里出现标准石油公司的大人物、职业拳击、演员、裸体艺术、打桥牌、现代主义和赛狗”。现在斯特拉顿又开心地往这份清单里加上了露丝·斯奈德和贾德·格雷。在他看来，处决他们两人的速度还不够快。而同为牧师的麦克弗森比较温和，他为两人进行祈祷，并希望上帝教导各地的年轻人牢牢记住：“我希望妻子就像母亲，而不是红发辣妹。”

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一篇文章中发问，为什么一宗如此平淡又缺乏想象力的谋杀案引发了这么热切的关注呢？可惜他忘了停下来反思一下——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质问他写的文章啊。在他看来，此案基本上是“老套主题”的另一个例子：“狼子野心的女人对顺从的男人发号施令。”当时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犯罪的是露丝·斯奈德，贾德·格雷是个上了当的倒霉鬼。格雷收到了大量满怀同情的信件，塞满了皇后区监狱两间相邻的号子。

报纸努力想把露丝·斯奈德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妖妇。“她天生的金发呈现出完美的大波浪形状。”一位观察家刻薄地写道，仿佛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她有罪似的。《纽约每日镜报》说她是“铁石心肠的女人”。其他刊物称她为“人面蛇心”的“冷酷女子”，甚至亢奋过度地说出了“北欧吸血鬼”这样的话。几乎所有报道都死盯着露丝·斯奈德致命的美貌，但这要么是出自幻觉，要么是选择性夸张。1927年时露丝·斯奈德已经36岁了，她身材臃肿，满脸倦容。她的皮肤长了斑，总带着一脸怒容。坦率些的评论家怀疑她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吸引力。《纽约客》的一名记者暗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分析出人们对露丝·斯奈德的兴趣到底来自何方……她无法抗拒的魅力恐怕只有贾德·格雷看得见。”格雷则戴着一副沉重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显得充满难以置信的机智、学究气，比35岁的实际年龄老成许多。在照片里，他总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就好像无法相信自己怎么落到了这般境地。

为什么这桩谋杀案吸引到了如此热烈的关注，在当时就很难说清，现在更是不可能了。那一年，就在纽约，就有大量其他更“精彩”的谋杀案能够激起关注。其一是报纸戏称的“格雷夫森德湾保险谋杀案”，一个名叫本尼·戈尔茨坦（Benny Goldstein）的人制订了一套计划，假装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德湾溺水，好让朋友乔·莱夫科维茨能收到75 000美元的保费，之后两人对半分。可莱夫科维茨对此计划做了一项重大调整：他没把戈尔茨坦送到新泽西州的海滩上，而是在格雷夫森德湾把戈尔茨坦扔出了船，确保他真正淹死。戈尔茨坦不会游泳，所以肯定是死了，莱夫科维茨一个人独吞了所有的钱。只可惜还来不及享受，就被抓住定罪了。

对比来看，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笨手笨脚又老套，再加上两名被告完全供认不讳，甚至不能带来精彩的法庭辩论。一点儿都不夸张地说，它最终还是成了著名的“世纪之案”，对流行文化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好莱坞、百老汇，以及轻小说的煽情结尾。电影制片人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拍了一部电影《需要杀戮的女人》（The Woman Who Needed Killing），但后来这一标题被淡化处理了。为《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报道庭审过程的记者苏菲·崔德威尔（Sophie Treadwell）写出了戏剧《身不由己》（Machinal），在商业上大获成功，评论口碑也相当不错。在崔德威尔的剧作中，贾德·格雷的戏份由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演员扮演，这人就是日后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小说家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对此案非常着迷，两本书都将它作为核心剧情：《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和《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1944年，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巧妙地根据《双重赔偿》拍出了同名电影，由弗莱德·麦克莫瑞（Fred MacMurray）和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主演。这部作品开创了“黑色电影”流派，成为一代好莱坞情节剧的模板。《双重赔偿》骨子里就是斯奈德-格雷谋杀案，只是对话更精彩，演员更好看。

可怜的艾伯特·斯奈德被谋杀一案还有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凶手被抓住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种情况并不多见。1929年，纽约接到报案的谋杀案有372桩，其中115桩无人被捕，就算抓到了人，定罪率也不到20%。全美范围内，按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调查数据，1927年全美2/3的谋杀案悬而未决。请注意，最准确的记录是保险公司留下来的，而不是警察局。其他一些地方的破案率，甚至连这点可怜巴巴的比例都达不到。在某些年份，芝加哥出现了450~500桩谋杀案，然而成功结案的数量远远低于1/4。总体而言，根据该调查的统计推算，全美的重案犯中10个有9个逍遥法外。100个凶手里只有一个被处以死刑。所以，露丝·斯奈德和贾德·格雷必然是真真正正的无能，才会在作案后被指控、被定罪，最终还被处决。事实也确实如此。

5月9日下午晚些时候，律师做了结案陈词，12人的陪审团闭门决议。这12个人全是男性，因为1927年纽约州禁止女性旁听谋杀案。1小时40分钟后，陪审员慢吞吞地走出来宣告判决结果：两名被告一级谋杀罪名成立。露丝·斯奈德在座位上痛苦地哭了起来。贾德·格雷满脸通红，狠狠地盯着陪审团，但并无恨意。斯卡德法官宣布下周一量刑，这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一级谋杀罪的刑罚就是电刑处死。

一如斯奈德-格雷谋杀案必然的结局，另一个更精彩的故事在纯粹的巧合中开始上演。庭审结束后3天，就在不远的地方，一架名叫“圣路易斯精神号”的银色飞机从西面俯冲向长岛，降落在毗邻罗斯福机场的柯蒂斯机场。飞机上下来一个笑嘻嘻、几乎无人认得的明尼苏达州年轻人。

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时年25岁，但看起来像是刚满18岁。他身高1.88米，体重58公斤，健康得叫人无法置信。他不抽烟，不喝酒，连咖啡、可乐也不碰，还从来没跟人约会过。他有种奇妙的幽默感，喜欢冒险到了近乎残酷的地步。

有一回，他在朋友的水壶里装满煤油，乐滋滋地站在一旁看着朋友一饮而尽。这位朋友后来进了医院。他出名的主要原因是他多次成功地从快要坠毁的飞机里跳伞逃命，比任何活着的飞行员跳伞逃命的次数都要多。他完成过4次紧急跳伞，其中一次距离地面仅有106米，第5次是飞机迫降在明尼苏达州的沼泽地里，而他毫发无伤地爬了出来。眼下，距离他第一次单独飞行才4年。聚集在长岛的飞行业内人士普遍推测，他成功飞越大西洋的机会差不多是零。

斯奈德-格雷谋杀案的故事已经从头版上消失了，人们现在需要新的故事，而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自信满满的中西部年轻人看起来有几分意思。一个问题随之横扫记者圈：这小子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