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湘联手，英人图谋帝国舰队计划落空

法国人的离间计

1862年7月30日夜，大清帝国的安庆城，荣升街英王府灯火通明。偌大的英王府已经成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行辕，曾国藩铺开了纸张，右手握着毛笔在砚台边儿调了调，落墨之间喜上心头：“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

曾国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中国第一台实用型蒸汽机在安庆试验运转成功。徐寿他们在没有任何核心技术支撑，也没有任何先进材料的条件下，依靠大家的智慧，用最简陋的器材，成功制成了大清帝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蒸汽机。曾国藩一直站在蒸汽机实验场边，他万万没有想到，徐寿他们捣鼓出来的蒸汽机跟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往复式蒸汽机的功能一样。

“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19]曾国藩感到蒸汽机很是神奇，火力越大，机器的转速越快，简直就跟飞一样。曾国藩坐过轮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蒸汽机的工作状态。之前，曾国藩还为徐寿他们捏了一把汗，在李泰国的军舰抵达大清帝国海域之前，如果蒸汽机轮船造不出来，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可能会以曾国藩利用国有资金进行军工建设为由，将安庆的军工厂给关门。

蒸汽机的成功试验，让曾国藩难掩内心的喜悦。因为之前他提出，将停泊在上海的轮船运到安庆，但吴煦遵循奕䜣的心思，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件，这让曾国藩企图利用破船研究蒸汽机以及造船原理的想法破灭。一直不死心的曾国藩为了赶在英国舰队到达中国之前造出轮船，希望能够从香港采购轮船，赫德又从中作梗，破坏了曾国藩的计划。

赫德给全权负责战舰商业谈判的薛焕写了一份报告，强调香港的轮船“仅可货运”，并无兵船。赫德非常肯定地告诉薛焕，不仅香港没有一处有军舰，中国各港口出售之船皆然。[20]这样的报告进一步强化了之前吴煦给总理衙门的信件，彻底断绝了曾国藩借壳造船的梦想，也大大地刺激了曾国藩一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军舰的决心。

安庆内军械所成功试验蒸汽机的消息让远在上海的赫德很紧张，之前大家一直嘲笑曾国藩手下都是一帮无用书生，没想到徐寿跟华蘅芳他们居然真的捣鼓出蒸汽机了，而且结构与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赫德不断催促伦敦的李泰国启航，让他一定要在1863年春天将舰队开到大清帝国的海域。

阿思本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军人，他通过李泰国获得了舰队掌控权后，还跟李泰国密商舰队一定要悬挂英国旗帜。刚刚结束越南战争的法国人很是失望，因为法国驻中国海军上将卜罗德已经死在了前线，以巴夏礼为首的英国人对华尔的洋枪队蠢蠢欲动。如果阿思本的舰队再开到中国，那么中国的海上势力就真的让英国人一股独大了。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野心勃勃，自然不愿意看到维多利亚女王成为统治中国势力的老大。巴黎卢浮宫给驻大清帝国公使哥士耆发了密报，说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死了，没有多少心思花在李泰国、阿思本他们身上，这两个恶棍正在密谋将英国军舰贩卖到中国，身为英国海军部的前台人，他们已经作了详细的部署，甚至包括舰队的旗帜都已经设计好了。

旗帜在中国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旗”在古代是国家的标志物，“帜”代表不同的军队单位。在封建专制社会，军队将领可以单独打自己名号的军旗，但是需要跟国家的旗一起悬挂。在欧美国家，旗帜已经是国家的象征，军人出征一定要悬挂国旗。

哥士耆在中国混了很久，对大清帝国的专制皇权了如指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尽管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但是他们依靠着高压的专制来维系这个国家的秩序，杏黄龙旗一直伴随着满洲八旗冲锋陷阵。哥士耆决定抓住舰队军旗的问题，先给英国人上一道眼药水。

哥士耆提醒奕䜣，在江南的江河湖海之上，英国人经常与大清帝国的兵勇发生摩擦，闹到厉害的时候，英国人就炮击大清帝国的兵船，恶劣者甚至焚烧船舰。这一点奕䜣有切肤之痛，英国人每次都是理屈词穷，到了最后经常用一句“不能识别”进行狡辩。哥士耆提醒奕䜣，只要大清帝国的兵船悬挂国家旗帜，英国人狡辩就没有机会了。

“法国公使哥士耆论及外国船只，向皆竖立各国旗号，易于认识。”[21]奕䜣在听闻哥士耆关于战舰旗帜的高谈阔论之后，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哥士耆可不仅是提醒战舰旗帜便于识别，他还告诉奕䜣，在欧美国家，谁胆敢改旗易帜，那就是犯了国家大忌。奕䜣身为议政王大臣，自然明白哥士耆的意思，旗帜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哪能随便更改呢？

奕䜣压根儿不知道阿思本跟伦敦的阴谋，身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现在跟李泰国是在一条利益链上，那就是对伦敦宫廷死心塌地，自然不会将阿思本他们的计划告诉奕䜣。经过哥士耆的一番洗脑之后，奕䜣向皇帝建议，大清帝国的所有军队都要悬挂黄色龙旗。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都是挂着斗大的“曾”字旗，曾国藩下面的将领也都分别挂有营字旗。奕䜣为了让帝国的军队统一旗帜，命令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以及各地督抚，都要悬挂龙旗，各营旗帜只能悬挂在龙旗之下。奕䜣还向各国公使馆发出了照会，告诉欧美诸国，以后见了黄色龙旗就不要再乱开火了，那是大清帝国的旗帜。

哥士耆笑眯眯地回到公使馆，想起当初自己给奕䜣推销法国军舰的情景，法国人不要定金，奕䜣就是选定了英国，只因英国人掌握了大清帝国的海关，现在英国人马上就要将大清帝国这只鸭子给煮熟了，然后美美地吃下去，那么法国人未来的利益谁来保障呢？旗帜是舰队的脸面，军队的旗帜更是主权的象征，事关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清政府执政集团岂能让英国人的旗帜悬挂在大清帝国的战舰上？

俄国人企图南下

哥士耆的一通狂侃令赫德坐不住了，他已经知道伦敦的预谋，法国人这一招就是要离间奕䜣跟英国人的关系。更让赫德心烦意乱的是，沙俄在这个时候也站出来捣乱，在一位海军上将的指挥下，两艘战舰南下上海滩。[22]沙俄在欧洲皇室之间有着宪兵之誉，这一次他们的战舰到上海，名义上是免费帮助大清帝国清剿太平军。

英国驻上海司令官贺布想方设法将华尔推到前线当了炮灰后，没想到又冒出个沙俄上将来。贺布唆使一批上海滩的政客给奕䜣打了个报告，力陈沙俄的野心，因为沙俄在上海基本没有商船，所以太平军再怎么闹也侵害不了沙俄的利益。但沙俄在大清帝国北部虎视眈眈，奕䜣现在也不能拒绝。

奕䜣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英法两国在上海滩为了自己的利益卖命助剿，让俄国人的军队进入上海滩，英法两国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更重要的是，沙俄的军队免费助剿还可以钳制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

“长江水师单薄，并风闻贼匪于南岸制造艇船，广掳民船，设一旦北驶，未免可虑。”[23]奕䜣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强调，上海、宁波已经有英法帮助防守，可是长江沿线的军队防范能力很差，导致太平军攻城略地，现在太平军也在造船，一旦他们展开大规模的水战，那么长江以北大面积的土地将会沦陷。

沙俄战舰开赴长江剿匪，那么楚军的长江水师只能作壁上观了。奕䜣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你曾国藩之前不是说楚军水师羸弱，都不能出海练习吗，那就放入沙俄这一条鲇鱼吧。奕䜣身为议政王大臣，自然有一套拿捏曾国藩的招术，他非常委婉地在奏折中说，现在欧美人跟太平军做生意的很多，沙俄人没有这样的利益关系，让沙俄的军队防范长江没有利益冲突。

贺布跟赫德得到的伦敦密令就是要弄清楚大清帝国江河湖海上的所有外国军事力量，使英国皇家海军成为大清帝国水上唯一的主宰。让沙俄人南下，奕䜣可谓一箭三雕，既钳制了曾国藩势力，又警告了英法两国，大清帝国对他们在长江流域是不信任的，更重要的是提醒赫德，伦敦的舰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漫天要价，大清帝国有更多的选择。

李鸿章最为傻眼，奕䜣一边给自己许诺，一边以各种借口让沙俄的海军深入上海，这可不是简单地钳制曾国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从骨子里就对汉族武装集团有着天然的防范心理。李鸿章联名曾国藩向同治皇帝写奏疏，对沙俄免费助剿深为怀疑，认为奕䜣放沙俄军队进入上海，势必会引起英法的不满，更令人担心的是，沙俄的军队以防范长江遭太平军围攻为由，闯入其他未开放的口岸。[24]

赫德已经被上海滩一团糟的角力给搅得头晕脑涨，他立即北上紫禁城，要跟奕䜣当面磋商舰队的问题。赫德告诉奕䜣，伦敦为了交付大清帝国的军舰，已下令开足马力造船，这一批新的军舰在1863年春节一定会开到大清帝国海域。赫德这是在暗示奕䜣，不要接受沙俄人免费的助剿，大清帝国有了英式舰队，足以保家卫国。

奕䜣已经了解到曾国藩在安庆加班加点地造轮船，他只要在曾国藩造出轮船之前得到英国的舰队，那么海军的统兵大权就可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曾国藩造出来的轮船，清政府执政集团就可以借助军队国家化的理由，理所当然地归北京统一调遣。听到赫德交付军舰的时间表，奕䜣是相当高兴的，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奏给了同治皇帝。[25]

赫德在中国官场这个大染缸生活数年，对这个专制国家的官场潜规则了如指掌。跟专制官员打交道，一定要先给他们一个梦想，让他们迷失在梦中，然后就可以放开手脚夹带私货。那个时候官员已经晕头转向，根本意识不到危险跟危害，到最后还会主动成为邪恶计划的推动者。中国有句话很生动：不能自拔。

曾国藩看到赫德给奕䜣的时间表后，当时就乐了，因为赫德不会玩中国的兵法。赫德之前为了不给曾国藩盗版轮船的机会，三番五次向奕䜣强调，欧美国家不可能将军舰出售给中国人，商船改装成军舰都要由制造国同意。现在伦敦在给大清帝国造军舰，这显然自相矛盾，除非英国海军部是想真正控制大清帝国未来的海军舰队。

阿思本舰队闹剧

曾国藩非常清楚奕䜣、英国人、沙俄人，甚至法国公使哥士耆背后的玄机。英国人突然开禁，向大清帝国出售新军舰，奕䜣跟英国人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曾国藩现在只要让战舰开赴安庆、汉口两地，大清帝国的海军舰队就不再是湘军集团的威胁，而是自己扬威海上的先锋。

赫德再次摸出了一份伦敦传来的协议。这一下让奕䜣傻眼了，李泰国在伦敦坐地起价，非要说造船成本上升，至少要赫德再争取15万两白银。更让奕䜣愤怒的是，阿思本跟李泰国已经为舰队设计好了军旗，这明显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中国军队一律悬挂龙旗，这已经通过照会的方式晓谕各国，阿思本这是蔑视大清帝国的主权。

没错，李泰国就是这么给阿思本灌输的，要通过蔑视专制的清政府王朝，才能让他们服服帖帖。赫德将李泰国和阿思本签订的条约透露给奕䜣，主要包括：阿思本做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26]

奕䜣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赫德一直跟自己汇报的情况与李泰国提出的差距太大，李泰国简直就是这支海军舰队的主宰。奕䜣原计划将海军舰队放手给崇厚，可是这帮狂妄的欧罗巴人，简直把自己都不放在眼中。更为重要的是，一直惦记舰队的曾国藩肯定要跳出来反对。

曾国藩听闻了英国人的风声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奕䜣为了独掌舰队大权，已经让崇厚在天津训练精兵。当然，为了平衡曾国藩他们，奕䜣一直下令曾国藩等人训练水师部队，英国舰队一到中国就立即将训练的水师调到军舰之上听用。现在英国人要独掌舰队大权，曾国藩自然不乐意，立即提出派湘军骁将、统带巡湖营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参将盛永清等一干将军统领楚军水师训练。[27]

奕䜣的接班人崇厚在天津傻等消息，无奈曾国藩先下手为强。李鸿章这个时候摇摆不定，尽管奕䜣承诺江海关的银子可以想法减少，可是奕䜣没有一点儿实际动作，粤海关、闽海关都将银子交给了赫德，江海关的银子还记在李泰国采购的欠款科目中。李鸿章了解到李泰国的合约后，更有一种上当的感觉，阿思本成了老大，曾国藩派出了猛将，自己在帝国海军舰队中岂不是失去了核心位置。

李泰国率领的舰队还没有开到中国海域，大清帝国的各种势力已经开始角逐，一场没有硝烟的龙虎斗已经令这个脆弱的帝国摇摆不定。奕䜣的政治与改革图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答应李泰国的条件，汉族武装集团就将成为一股危险的暗流，而自己却一无所有，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交易，最终将葬送自己的梦想。

1863年5月，李泰国率领由6艘驱逐舰、1艘炮艇、1艘供应船组成的“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从英国利物浦港启碇，驶过当时还需绕道好望角的漫长的欧亚航线，这支高悬英国旗帜的舰队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上海。李泰国带来的舰队并不是新造的轮船，而是英国皇家海军退役的旧船，只是在利物浦港口进行了翻新处理而已。

奕䜣决定跟李泰国好好地谈谈，李泰国掐准了奕䜣的脉搏，知道现在大清帝国需要用这支舰队去剿灭南京的太平军。因为南京城内出现了严重的内乱，一旦奕䜣失去了剿灭太平军的最佳时机，让曾国藩他们抢先，那么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直忌惮的汉族武装集团将成为大清帝国最强悍的部队，“叔嫂共和”的均衡局势将受到汉人最严重的威胁。

谈判是艰苦的，因为曾国藩已经让蔡国祥一干人马做好了接收舰队的准备，阿思本还要当舰队的总统，那么曾国藩第一个会跳出来反对。李泰国还是他那老一套，下令让阿思本带兵进京，企图通过军事手段逼迫奕䜣就范。阿思本是进京了，可是兵员一个都没有进京，因为他们还没有跟大清帝国签约，雇佣关系都不存在，也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现役军人，一旦动手，大清帝国可以围剿流氓为借口，将其歼灭。

李泰国发现耍横不好使，坐下来跟奕䜣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议定了《火轮师船章程》五条。按照章程规定，由中国人充任舰队的“汉总统”，阿思本降为“帮同总统”，作战时必须听从地方督抚大员的指挥调遣。但曾国藩发现，汉总统是争取到了，可是蔡国祥的水师部队只是听用，依旧带领中国师船，跟阿思本的舰队停泊在一起而已。

曾国藩愤怒了，给奕䜣写了一封信：“蔡国祥仍为长龙、三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轮船之于长龙、三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宵壤，假令同泊一处，譬之华岳高耸，众山罗列，有似儿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28]在阿思本的舰队面前，帝国师船犹如儿孙，这样的话出自儒家进士之口，可想而知，曾国藩的胸中是怒火熊熊。

蔡国祥坐冷板凳只是奕䜣跟李泰国妥协的一部分，他们还秘密制定了一个攻打南京的分账协定：以三分归朝廷充公，以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兵弁，以三分半归中国兵弁作赏，如果阿思本率舰队独占南京，则七分归阿思本充赏。身为统帅十万兵马的铁血男人，曾国藩能不愤怒吗？奕䜣跟李泰国的密约，就是摘取汉族武装集团十年浴血的胜利果实。

“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29]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对奕䜣的愤怒溢于言表，甚至挑动李鸿章的情绪，希望他们二人能够联手反对奕䜣跟李泰国的密约。

李鸿章身为江苏巡抚，南京就是自己的地盘，怎么能让李泰国他们摘桃子。李鸿章跟李泰国的关系其实已经很僵，李泰国从北京回到上海，立即去找李鸿章要舰队采购欠款。奕䜣之前有许诺，李鸿章自然不给李泰国一两银子。一番争吵之后，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威胁李泰国，银子是淮军的命根子，要银子先问问淮军的兄弟们。

李泰国气急败坏地跑到北京，再次找到奕䜣，提出之前商定的五条章程不行，还是要按照自己当初提出的条件，否则就将舰队解散，不排除卖给太平军。李鸿章听闻之后，立即给奕䜣写信，提醒奕䜣不要听信李泰国的话，甚至用哄抢杨坊钱庄的白齐文来提醒奕䜣，现在那位白齐文已经开着两艘军舰投靠了太平军，谁又能保证李泰国将来不重蹈白齐文的覆辙。

奕䜣看了李鸿章的信，立即陷入尴尬之中。李泰国没有给奕䜣磋商的时间，于1863年10月15日，以阿思本的名义向奕䜣发出了最后通牒。阿思本在通牒中扬言，若不同意十三条合约，他就拒绝从事任何活动；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收到他理想的答复，那么他就将这支舰队解散。

李鸿章眼中的蠢猪阿思本真是得到了李泰国的真传，他天真地认为通过威胁、恐吓就能让皇族精英奕䜣就范，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的大清帝国已经是周室势微，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已经成为帝国的中坚力量。阿思本的“一字不可更易”照会让李鸿章愤然：“金陵已成合围之势，可勿庸外国兵船会剿。”

奕䜣一看，愚蠢的阿思本让密谈的遮羞布完全暴露到阳光之下，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了，现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一致行动令奕䜣更为担心，一旦自己跟李泰国他们妥协，伦敦宫廷将成为最大的赢家，而自己就真正站到了汉族武装集团的对立面，自己纵有千般宏愿，没有以曾国藩为首的地方势力支持，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安庆城在此刻行动迅速，徐寿他们已经完成了轮船的设计，火轮的制造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奕䜣知道，曾国藩强势让蔡国祥接掌英国舰队大权，是为了将来一统帝国海军。现在安庆的军工企业发展迅速，一旦火轮下水，那么湘军集团将形成陆军、海军协同作战的全能局面，与其让英国人掌权而跟曾国藩对立，何不抛弃李泰国，结盟曾国藩他们呢？

“有害无利，已属显然，若或勉强从事，中外将恐不能相协，将来胜责彼此争功，败则互相推诿，设一旦激发声辩，于大局关系匪轻。”[30]1863年11月16日，奕䜣向同治皇帝提交了撤退英国舰队的奏折。为了拉拢曾国藩，奕䜣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惠书详论轮船办法，足征成竹在胸，荩谋宏远”。

经过一年的博弈，统率四省军马、手握十万大军的协办大学士曾国藩，在李鸿章一干汉族武装集团大佬的协同之下，终于让野心勃勃的李泰国回到了伦敦。

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灰头土脸地带着他的舰队，离开了上海。曾国藩给奕䜣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对奕䜣的撤退一番恭维，“尊处博采公议，委令撤退”。曾国藩非常清楚，挫败了奕䜣军事集权的计划后，奕䜣要想维持“叔嫂共和”的均势，一定要寻求第三方势力支持，现在是跟奕䜣结成松散联盟的契机，有了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开明派的支持，自己的改革之路才能按照计划走下去。

注释：

[1]Hosea Ballou Morse：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 Massachusetts：Essex Institute，1927.

[2]史景迁：《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版。

[3]Hallett Abend：The God from the 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Montana：Literary Licensing, LLC，2011.

[4]Hallett Abend：The God from the 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Montana：Literary Licensing, LLC，2011.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1]Hallett Abend：The God from the 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Montana：Literary Licensing, LLC，2011.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13]杜石然等编著：《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6]叶明、石军：《正说清朝十大贵族》，“恭亲王奕訢家族”，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

[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19]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9]《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中国书店2011年版。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