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五品官，受牢灾又亏财

旗昌洋行

骷髅会，容闳选定的一条入美通道。

骷髅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亨廷顿·罗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是容闳的校友，他有位堂兄叫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塞缪尔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商人，也是旗昌洋行的老板。旗昌洋行前身为罗素公司（Russell&CO.），用广东话叫赖素洋行。塞缪尔尽管只是一个商人，可是他出生在显赫的罗素家族，该家族跟美国政坛关系密切。威廉当初联手老同学阿方索·塔夫脱（Alfonso Taft）组建骷髅会的时候，堂兄塞缪尔已经成为旗昌洋行的大老板，在中国沿海大肆走私鸦片，跟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塞缪尔在十几年里就家财万贯。当时，威廉的骷髅会刚刚组建，塞缪尔将在中国贩毒赚取的银子用来大力赞助堂弟威廉的骷髅会。

容闳找到旗昌洋行，一方面跟威廉是校友，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跟广东商帮有着密切的关系。旗昌洋行成立之初的两个股东都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首富、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鉴的两个美国干儿子福布斯兄弟，凭着伍秉鉴的巨款，成为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其中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还是旗昌洋行的经理。[31]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商人、吴松道台吴健彰更是帮助旗昌洋行将9名生丝商、茶叶商拉入其旗下的轮船公司，为旗昌轮船贡献了三分之二的资本金，成为旗昌轮船的股东。到了1862年，身为道台大人的吴健彰同时兼任旗昌轮船的买办。约翰·哈司金到上海，就是从美国运送旗昌轮船的第一批轮船过来，旗昌轮船后来成为大清帝国航运工业最大的竞争对手。

容闳跟约翰·哈司金签约，就是希望借助广东商帮在旗昌洋行跟旗昌轮船的影响力，从美国采购制器之器。选定旗昌洋行，跟威廉的骷髅会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威廉已经是州立法机构成员，加上其他股东在美国政坛的背景，美国当局就不会封杀旗昌洋行向大清帝国出售尖端设备。

李鸿章这下子抓住了容闳的尾巴。尽管那个时候吴健彰已经回到广州，可是他在旗昌洋行的股权影响力依然存在。容闳通过吴健彰持有股权的公司采购美国机器，要知道吴健彰当年可是因为“通夷养贼”给摘了乌纱帽的。

一个五品军功的耶鲁高才生，跟美国骷髅会的创始人家族做生意，交易对象中一名重要股东又是大清帝国的罪臣。李鸿章跃跃欲试，只要这个时候向奕䜣打个小报告，容闳的美国订单就会黄。因为容闳去美国采购的费用是上海海关跟广东财政厅出的官银，那可是国有资产。旗昌洋行赚钱分给吴健彰这样的股东，那是将国有资产扔到罪臣腰包里，这是不可饶恕的洗劫国有资产罪。

但是旗昌洋行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罗素家族在美国可不是吃素的，骷髅会也不是那么无能的。他们将美国驻上海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吸收到旗昌洋行当合伙人。这位美国领事在组建旗昌轮船的过程中，一方面笼络大清帝国的官商入股，另一方面笼络一位把控着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当股东。

如果李鸿章将奏折送进北京，容闳的美国之行肯定会被暂缓，安庆方面跟旗昌洋行的合同也可能会被叫停。可是这样一来，李鸿章就真的跟老师曾国藩势不两立了。一旦旗昌轮船的股东赫德出面跟奕䜣撒娇，奕䜣也会从稳定曾国藩的角度，放行容闳的美国采购。那样一来，李鸿章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

李鸿章的策略

权衡利弊得失，李鸿章决定来一招暗度陈仓。他了解到，旗昌洋行从成立到容闳与其签订单期间，已经有不少于五位买办是广东商帮成员。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广东商帮中的精英都是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等一大批欧美公司的买办。

容闳跟旗昌洋行签约，进一步增强了李鸿章要奴化广东商帮的想法。丁日昌，李鸿章想到了这位曾国藩曾经的幕僚，现在正在跟马格里忙着造枪造炮，由他领导的三分厂红红火火，已经成为上海洋炮局效益最好的分厂。丁日昌是广东丰顺县人，由于老家做生意的人很少，他跟以香山人为首的广东商帮交情很淡薄。李鸿章决定将丁日昌调任苏松道台，坐镇上海滩盯住广东商帮。

丁日昌早年落魄的时候，是曾国藩收留了他，曾国藩派丁日昌到广东征收商业税，给了他一个崛起的机会。在曾国藩想方设法操控广东商帮的时候，李鸿章以办理军务的名义将其调到上海。曾国藩表面上啥都没说，但容闳的上海之行，以及跟旗昌洋行签订采购合同，已经是在给李鸿章警告了。

李鸿章将丁日昌提升为分管上海的道台，就是给曾国藩做个姿态，意思是，对老师您的人，我可是一心为公全力保举的。李鸿章给曾国藩埋下丁日昌这颗广东钉子，将来却成了他一举掌握大清帝国经济改革主动权的有利武器。不过，李鸿章为眼下江浙的政治格局感到焦虑。

从1864年开始，南京的洪秀全政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容闳那位好朋友洪仁玕推行的改革新政，在各位王爷眼中就是开玩笑。太平天国内部倾轧，湘军、淮军全面出击，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连洪秀全都在金銮殿大嚼野菜充饥。

太平军气吞万里如虎的气象早已远去，洪秀全在饥饿中图谋使太平天国回光返照，一心想封侯拜相的曾国荃可不想给洪秀全最后挣扎的机会。曾国荃跟曾国藩尽管是亲兄弟，可两人性格迥异，他要独揽拿下南京的天功。曾国荃哪里能读懂曾国藩的担心，湘军一旦拿下南京，将太平军彻底消灭，那么最后很有可能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李鸿章将面临和曾国藩一样的问题，刚刚形成一定规模的淮军也将可能面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局面。另外，南京一旦被攻破，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定会进驻南京。而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只能回到自己的省会城市苏州，那样就必将远离上海滩，而曾国藩则可以利用两江总督的身份，直接插手上海滩的政界、商界。

更让李鸿章感到不安的是曾国藩在安庆成功试航了小火轮船。1864年1月28日，安庆军械所轮船制造总办蔡国祥在安庆江面试航小火轮船，曾国藩坐在船中督看。当天的试航很成功，明显比第一次试航途中熄火好得多。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看蔡国祥驾驶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此放大，续造多矣。”[32]

“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33]曾国藩在李鸿章奔赴上海前夕说的这句话，时常在李鸿章耳边回响。而曾国藩的兄弟为了独揽攻破南京天功，不断催促李鸿章筹粮抽饷。一方面是谆谆教诲，一方面是钱粮逼宫。攻破南京是淮军的分内职责，这不正是曾国藩说的战为性命根本吗！这时，总理衙门下发的一封信函，立即让李鸿章莫名兴奋。

剿灭太平军进入了关键时刻，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因为生产量极大，成为议政王奕䜣关注的重点。奕䜣给李鸿章发函，要求李鸿章详细汇报上海洋炮局的生产状况。让李鸿章感到意外的是，奕䜣在信函中提出要各地抽调精兵到江苏学习军火生产技术，所有的经费由北京负责。[34]

安庆军械所在当时堪称国内第一家集团化的军工企业，共计设立了五局二所：子弹局、火药局、枪炮局、善后局、谷米局和内军械所、内银钱所。安庆军械所分工非常明确，有供应湘军军火的，有供应湘军军需物品的，其中火药局生产各种炸炮、火药，子弹局生产炮弹；枪炮局制造劈山炮、抬炮、小炮等，内军械所制造轮船。令人奇怪的是，奕䜣为何不派人到安庆派出学习的精兵，而向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处派出学习精兵呢？

奕䜣的信函犹如雨露一般，润泽了李鸿章焦急的内心，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函中向奕䜣揭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西方制造枪炮时有很精准的算数支撑，而中国的造炮都是以康熙皇帝时期汤若望的经验以及福建商人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为秘籍，汤若望的造炮技术已经相当落后，丁拱辰尽管出过国经商，但只是到过中东等地，没有到过欧美，秘籍也只是“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35]

李鸿章矛头直指以曾国藩为首的国营枪炮企业，他在信函中以近乎嘲笑的口气说道：“无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远也。”影射曾国藩手下的军火人才都是在上海滩混出来的，没有像样的国际人才。李鸿章在信函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安庆等地造炮不精是制造者之过。

北京政府面对太平军的攻势以及洋人的威胁，自然对曾国藩利用军饷搞国有军工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是剿灭太平军的最后时刻，奕䜣自然不希望得罪曾国藩，但是为了给曾国藩和湘军集团敲警钟，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写道：“阁下莅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36]

奕䜣表扬李鸿章，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洋炮局为合围南京太平军的部队输送了10000多颗炸炮，另一方面是要告诫曾国藩，国有企业是拯救帝国的经济之本，但是大跃进需要用成绩说话。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南京身亡，太平军的覆灭指日可待。第二天，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向同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37]身为帝国执政者的奕䜣，这个时候考虑的是国家稳定后的发展问题，明确提出了以军事工业为试点的工业改革国家战略。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帝国舰队的夭折令奕䜣难以释怀，他依然希望帝国的工业改革能够从军事工业开始试点。一方面是国家资本容易调动，改革成败皆在政府掌控之中，另一方面是朝廷可以以皇帝的名义掌控军队，将整个改革大权控制在清政府执政集团手里。奕䜣在奏折中不惜笔墨向皇帝提出，一定要派人向西方强国学习技术，只有帝国富强了，国威才能提升。

奕䜣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附带了李鸿章的一封信。

当时的李鸿章正在剿匪前线，他看到战争即将结束，而战争一旦结束淮军就面临飞鸟尽、良弓藏的局面，淮军集团只有转型一条路可走。面对一个溃烂的帝国，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李鸿章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工业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李鸿章对曾国藩派容闳一人到美国采购机器不以为然，认为通过洋人培养帝国自己的人才是第一要务，赏给为改革奉献的人功名，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可云集”。

李鸿章的信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要强国，就得造利器；造利器，就要办工业。身为淮军集团的领袖，事关淮军军事集团向政治集团转型的成败，李鸿章在给奕䜣的信中提出改革战略，意在将来在改革的意识形态上抓住主导权，更重要的是淮军集团的改革需要中央支持。奕䜣的改革奏折送到了慈禧太后手上，强国的执政战略自然一路绿灯。这无疑是给了李鸿章兴办军事工业一剂强行针，而丁日昌也给李鸿章带来了好消息。

丁日昌的圈套

1864年的秋天，帝国上空万里无云。

那个秋天，容闳已经带着曾国藩的使命到达美国，但让他失望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都忙着为政府造枪造炮，最快也得半年才能造出机器。

美国的南北战争大大地刺激了容闳，这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老百姓为了民主与自由，正在用鲜血和生命进行战斗。容闳决定利用这半年时间，参加这一场民主与自由的战争。容闳找到一位老同学的父亲巴恩斯将军（Barnes），请求批准他作为北方的志愿军参加战斗。巴恩斯将军认为，采购现代化的机器回大清帝国比戴着为民主与自由而战的军功章回国更具重要性。[38]

容闳在美国为机器奔走的时候，苏松道台丁日昌在属下的陪同下，漫步在黄浦江畔。李鸿章让他到上海可是要盯住广东商帮，大搞经济实体的。现在太平军已经剿灭，可是经济实体却毫无起色，丁日昌吟出心中惆怅：“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

一首惆怅诗吟罢，丁日昌蓦然走到了一栋花园别墅跟前，里面丝竹之声悠扬婉转。这栋别墅的主人正是容闳的同班同学唐廷植，现在是上海海关的翻译。

丁日昌对唐廷植已经关注很久了，一方面是他的弟弟成为怡和洋行的总办后，唐氏家族在上海滩影响力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丁日昌打探到一个绝密的消息，赫德已经将唐廷植列入了华人税务司的内定名单里。

上海海关是两江的肥缺，尽管海关在丁日昌的管辖区域之内，可是赫德让洋人把持着各个关口，丁日昌想筹集资金，还要跟赫德反复交涉。赫德经常装出大公无私的样子，不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丁日昌一直希望向上海海关掺沙子，派自己的人担任华人税务司一职。没想到广东商帮跟赫德走得如此之近，只要拿下唐廷植，就能对广东商帮与曾国藩来个釜底抽薪。

赫德很喜欢唐廷植处理商务的西式方式，除了翻译之外，他还让唐廷植管理进出口税单，检查进出口货物等。赫德给唐廷植指派超额任务，一方面是他能干，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唐廷植能尽快进入税务司的状态。唐廷植尽管游学海外，但他还是担心上海海关的倾轧，毕竟这是大清帝国的海关。为了能够寻找政治靠山，唐廷植出资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

丁日昌决定给唐廷植设个圈套，他先将唐廷植的两位助手押起来，让这二位交代唐廷植在海关的所作所为。唐廷植的两位助手非常清楚丁日昌跟李鸿章的关系。太平军被剿灭之后，李鸿章加速筹建更大的工业公司，丁日昌整天到海关要银子，他这一次抓唐廷植的助手，就是看上了唐廷植海外经商赚的银子，所以这两位助手只能按照丁日昌想要的去说。

李鸿章很快就拿到了丁日昌的破案报告：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所议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证，均系洋字，华商往往不能辨认，嘱托唐廷植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续因翻译较多，并因到关纳税应给税单妥速，遂各相沿送银酬谢。丁日昌跟李鸿章将唐廷植收受酬劳的行为定性为收受贿赂，对一个拥有五品官衔的海关首席翻译，这可是犯罪。拿住唐廷植后，李鸿章一个更庞大的计划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