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易主，生吞活剥的并购棋局

学生向老师发难

唐廷植被关进了牢房，他的脑子里一片迷茫。

丁日昌抓了唐廷植以及他的助手，目标非常明确。唐廷植是唐廷枢的哥哥，身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岂能眼睁睁看着哥哥在监狱里受刑？郑观应、徐润一干大买办都是唐廷枢家族的姻亲世交，老哥哥进了号子，自然要鼎力相救。道台丁日昌只是台面的小人物，李鸿章现在才是上海滩真正的主人。

抓唐廷植只是李鸿章牛刀小试，那个时候曾国藩跟左宗棠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国荃攻破南京后，曾国藩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说：“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太平军的幼主自焚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可是左宗棠偏偏在一个月后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说：“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谎报军情，在历朝历代可都是大罪。[39]

李鸿章乐得看见曾国藩跟左宗棠分道扬镳。在淮军集团向南京开进的路上，曾国荃曾鼓动湘军将士诸般设障，他认为自己浴血奋战数年，岂能功亏一篑，将功劳让与他人？[40]没错，曾国荃从未将哥哥的这位学生放在眼里，尤其是淮军崛起于上海滩，湘、淮二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旗鼓相当的两支汉族武装，曾国荃自然不会让淮军最后给湘军来个一剑封喉。

左宗棠的奏折让李鸿章莫名欣喜，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跟左宗棠还闹到慈禧太后那里去了。慈禧太后跟奕䜣扳倒肃顺集团后，一直担心湘军集团尾大不掉，现在是曾国藩在宿松最信赖的左宗棠告了他，而且洪福瑱在一个月之后就被活捉了，这也证实了曾国藩谎报军情。慈禧太后自然希望看到湘军内讧，最后下诏调解，曾国藩跟左宗棠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曾国藩跟左宗棠是真攻讦还是唱双簧？

李鸿章抓唐廷植是要试探一下曾国藩。因为当初曾国藩派丁日昌南下广州，就是希望掌控广东商帮，他能挖走张斯桂，甚至派容闳赴美采购机器，以及容闳跟旗昌洋行签订单已经向李鸿章证明，广东商帮是跟着曾国藩的。现在朝廷反正已经盯上曾国藩跟左宗棠了，李鸿章决定拿容闳的同班同学开刀，利用唐廷植来个火上浇油、一石二鸟。

李鸿章非常清楚，唐廷植兄弟二人跟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关系密切，一度是汉人税务司的热门人选。现在尽管自己以收受贿赂的名义将唐廷植给逮捕了，但上海滩的洋人会在唐氏兄弟的煽惑下闹事，搞不好英国的驻华公使又要跳出来找碴儿。李鸿章决定利用国际势力给曾国藩下套儿：“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摄，调济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也。”[41]

没错，曾国藩是总督四省兵马的两江总督，上海滩本是他管辖的地盘，震慑上海滩的洋人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洪福瑱生死一案中，慈禧跟奕䜣对曾国藩已经失去信任，曾国藩在家书中担心自己“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42]容易让清政府执政集团猜忌。李鸿章建议以曾国藩的威望震慑洋人，理由是总理衙门不行，跟洋人打交道太过柔和，曾国藩到上海滩可以为国家争面子。李鸿章这一招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烈火烹油只是一个开始，曾国藩去上海滩已经不可能。剿灭太平军成就了湘军跟淮军，八旗跟绿营兵已经没落，湘军出身的将领执掌了大清帝国半数的督抚大印。湘军收复南京的时候，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30多万，当时大清帝国总兵额为63万，曾国藩的湘军占据了全国兵力的一半。而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还控制了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省的商业税，以及多个省份的财政收入。

清政府执政集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曾国藩尾大不掉，慈禧太后跟奕䜣一旦知道湘军集团不将总理衙门放在眼里，那么一定会对湘军集团动手。李鸿章邀请曾国藩到上海滩震慑洋人，让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朝廷大为不爽。危机四伏的曾国藩，不得不主动向北京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身体不好，需要回老家调养，另外要将5万嫡系部队进行遣散，并将精兵良将整编到帝国绿营之中。

在官场，当诸侯势力让中央高层担心时，再怎么装孙子也会被整成孙子。曾国藩为了保存实力，在遣散5万嫡系部队的同时，设法保存了左宗棠的4万人马，还划拨了3万人马给江西巡抚沈葆桢。曾国藩如此安排可谓处心积虑，一方面是保存精锐实力为湘军集团由军事向政治集团安全转型，另一方面淮军已经达到7万，左宗棠是湘军三巨头之一，自然不会受制于李鸿章，沈葆桢是李鸿章的同门师兄弟，手握数万兵马，又怎可受制于师兄呢？

曾国藩跟左宗棠真假内讧依然让李鸿章担心，尤其是左宗棠跟曾国藩内讧之后，依然稳如磐石一般坐上了闽浙总督的宝座，两人的内讧是分道扬镳，还是曾国藩借机交班给左宗棠？左宗棠的后人发现，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有生之年一直交换奏折底稿。曾国藩裁军之后依然是湘军灵魂，完全可以在幕后执掌左宗棠、沈葆桢率领的湘军，跟李鸿章的淮军制衡。

李鸿章这个时候劝说曾国藩主持上海大局，一方面是让曾国藩离开军事工业重镇安庆，那样安庆内军械所就会因为曾国藩的调离而资金链紧张，在同上海枪炮局的竞争过程中自然会败下阵来。另一方面，太平军攻占上海期间，曾国藩曾坚决反对借助洋人军队围剿太平军，同洋人关系冷淡，曾国藩一旦在上海“阴持”外交权柄，很容易激怒洋人，即便湘军集团自解武装，对洋人畏之如虎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又岂能容下曾国藩？

关键时刻，清政府执政集团倚重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击毙，僧军可是爱新觉罗皇族控制的最后一支精锐骑兵部队。1864年11月6日，同治皇帝下令已经裁减了湘军的曾国藩前往安徽跟湖北交界处剿灭捻军，圣旨上写得相当严厉：“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李鸿章期待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因为他的算盘中还有更大的谋局。北京的命令距离湘军集团剿灭南京太平军不到四个月，这一天比李鸿章想象的来得早，来得快。奕䜣为了削弱湘军集团的势力，一直拉拢李鸿章，将曾国藩调往剿匪前线后，奕䜣又给李鸿章送上了一份大礼：署理两江总督。

李鸿章走进了两江总督的大门，曾国藩“为之咤叹忧愤”！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皇上倚重老师您保障北方，剿灭捻军，而我是安徽人，属于总督管辖的地盘，按照规矩是需要回避的。现在湘军裁了，如果老师需要调集军队，以您老的威信，淮军将士焉有不听调遣？[43]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曾国藩手上的精锐已经裁减，剿灭捻军的严令已下，谁能带兵剿灭捻军。李鸿章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调拨三十三营17000人让曾国藩指挥，一举掐断了左宗棠跟沈葆桢的湘军北上路线。李鸿章后来陆续调集6万人马北上，淮军集团大举向北方扩张势力。

曾国藩统率着李鸿章的淮军，发现淮军之中门阀森严，各营将帅姻亲关系复杂，以刘铭传为首的淮军将士根本就不听调遣，尽管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淮军依然被李鸿章操纵。李鸿章操控淮军令曾国藩忍无可忍，他给李鸿章写信发火：“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44]

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信函，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写给心腹潘鼎新的信函中牢骚满腹。因为淮军将领向他控诉，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时候保留了精锐将校，湘军的将帅根本看不起淮军。李鸿章在信中抱怨：“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45]曾国藩遭遇淮军将领掣肘，上海洋炮局的长枪大炮在前线成了摆设，李鸿章决定联手侍读学士陈廷经，利用唐廷植的铁厂抓住工业改革的制高点。

利用京官铺路

陈廷经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从编修一直混到内阁侍读学士的高位，现在是掌管北京南城刑狱的司法大员，同时还掌管四川的检察院。陈廷经尽管是寒窗苦读的八股进士，可是他对欧美的工业化非常了解，在京城因敢说真话而名声大噪。李鸿章跟陈廷经在道光二十四年同时参加科考，遗憾的是李鸿章落榜，未能与其结同科联谊。陈廷经经常在紫禁城给皇族子弟讲课，跟爱新觉罗皇族关系密切。李鸿章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陈廷经这样开明的高级京官，是一条通往大清帝国权力核心的通道。

李鸿章给陈廷经写了一封信，说国家要自强，就要推行军事改革，那种大刀片子的冷兵器时代已经结束，一定要兴办大清帝国自己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在信中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但是以前每次言及改革，都会遭遇保守大臣的阻挠，久而久之封疆大吏们都不敢提及改革。李鸿章鼓动陈廷经说：“您是朝廷重臣，身处帝国机要，天下大事还望向皇帝一一陈说。”[46]

陈廷经被李鸿章的一番溜须拍马给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他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军事改革奏折，说现在帝国海军部队纪律松散，根本没法打仗，应该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统一筹划海军布防，置造外洋船炮，抵抗欧美侵略者。

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装备精良的武器只能扬威一时，尤其是在农业化体系中，没有工业化的后期保障，仅凭全面军事装备采购是难以真正在战场上占据主动权的。李鸿章相当清楚，大清帝国的军事改革中，海外军事采购不能满足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只有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才能真正在武器弹药、军事后勤保障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在李鸿章的鼓动下，陈廷经刻意将“购置外洋船炮”改成了“置造外洋船炮”六字。

“置造”二字一方面是堵住拿来主义者之口，因为“置造”中有一部分是需要从欧美购买的，一方面是要为自己在上海大搞军事工业埋下棋子。陈廷经的奏折递上去，皇帝就下令让曾国藩、李鸿章研究研究。

曾国藩在剿匪前线焦头烂额，安庆的军事工业自然也就停顿了下来。安庆是一座军事化的城市，当湘军进入之后，大量的资金拨款涌入，在没有任何内生性逻辑的前提下，安庆迅速膨胀为一座军工城市。安庆城的繁华泡沫，随着湘军的出走快速凋零。资金、人才、交通运输都成了安庆军械所发展的天花板。

生存还是死亡？

留给曾国藩的军事工业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安庆军械所搬迁到两江总督府驻地——南京。曾国藩此时哪里有心情谋划更大的军事工业计划，可李鸿章不同，他自然不会放过谋划好的机会，利用好丁日昌这枚上海滩的棋子就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抓捕唐廷植之前，丁日昌就为李鸿章的军事工业大布局进行了资本积累，抓唐廷植就是要让广东商帮乖乖地站到李鸿章一边，成为李鸿章改革的资本盟友。

并购旗记铁厂

这一次李鸿章要通过唐廷植彻底抓住大清帝国军事工业改革的话语权，包括曾国藩手上已经拥有的。丁日昌给唐廷植开出了一个自由的条件，那就是去跟美国的旗记铁厂（Thos Hunt&Co.）进行谈判，并且以最低的价格将其收购。唐廷植到现在才算明白自己被抓进来就是丁日昌设下的一个圈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收购旗记铁厂。

李鸿章惦记旗记铁厂已经很久了，这家铁厂的老板美国人汤姆·詹姆士·福尔斯（T.J.Falls）在上海滩人缘不好，经常跟英国人发生商场上的冲突，生意自然做得一般般。不过旗记铁厂能够造出美国最先进的火炮，而且这家铁厂的大股东——旗记洋行在上海滩有码头，在广州黄埔港还拥有船坞，能够造出战舰。

旗记铁厂的大股东——旗记洋行早在1842年就跟大清帝国做政府采购生意了。当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从旗记洋行购买了一艘排水量高达900吨的“甘米力治”号商船，装上34门新式炮，将其改成一艘战舰。后来林则徐又以此仿造了两艘25吨欧式双桅纵帆船，建造一艘小型蒸汽机明轮船，加上许多艘帆船，组成大清帝国第一支新型海军舰队。

商船改战舰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欧美政府的严格管制，旗记铁厂卖给林则徐的商船也是二手货，是从英国人手上买来的，所以，之后旗记洋行的生意一直遭遇欧洲封杀。尽管福尔斯领衔的旗记铁厂能够制造出开花炮，却依然难以突破武器禁售规定跟大清帝国继续做生意。李鸿章到上海前，两江官场就跟福尔斯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够买下旗记铁厂，当时福尔斯开价10万两白银，这让两江官员望而却步。

福尔斯是个技术出身的管理者，没有学会商场上的圆滑，卖铁厂的时候跟欧美商人一样，凡是政府官员来谈生意，价格一分钱不少，民营商人就另当别论。在丁日昌抓唐廷植之前，没有商人敢出面跟福尔斯洽谈收购，一方面是旗记铁厂生产枪炮，帝国商人没有特别许可证，造枪造炮视同谋反，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打旗记铁厂的主意，谁敢跟政府抢生意！

李鸿章已经成了两江地盘真正的主人，淮军集团的兵力已经超过了7万人，尽管曾国藩统率着大量的淮军在前线剿匪，可是淮军将校真正听命于李鸿章。剿匪前线的曾国藩甚至在军饷供给方面都要看李鸿章的脸色。唐廷植很快了解到，江苏在京官员曾控告李鸿章征收粪桶捐，可是北京朝廷听李鸿章的诡辩之后，反而严厉批评江苏京官等“假公济私，要誉乡党”。[47]

唐廷植决定听从丁日昌的建议，跟旗记铁厂的福尔斯进行谈判。唐廷植“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48]跟福尔斯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谈判，终于将10万两的价格给砍到四折。能够制造开花炮的军工铁厂只要4万两白银。

负责这次收购资金筹集的是丁日昌，可是4万两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丁日昌不可能挪用李鸿章克扣曾国藩的4万多两白银，那可是李鸿章从100多万两中一点点克扣下来的。曾国藩在剿匪前线行动迟缓，北京政府下令李鸿章剿灭捻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怎么能够动用李鸿章手中的银子收购旗记铁厂呢？

李鸿章这一次在上海收购旗记铁厂，是大清帝国兴办国有企业以来第一次收购外资企业，可谓开大清帝国国际并购之先河。丁日昌导演的这次国际并购是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也是李鸿章奴化广东商帮的试金石。丁日昌告诫唐廷植，有官衔之人收受贿赂在大清帝国严重者是要杀头的，如果能够掏出一笔银子，将旗记铁厂买下，那么李鸿章大人可以向皇帝求情，以“报效军需”之名进行赎罪。[49]

丁日昌的圈套已经十分露骨，唐廷植还有什么选择呢？

广东商帮的大佬们已经将丁日昌导演的这一出杀鸡儆猴的把戏看得清清楚楚。在专制的国家，商人如同政客的衣服，冷的时候拿来穿上，不需要的时候脱掉。在权力之下，万贯财富也不如一只政客厨房里的蟑螂。4万两白银事小，广东商帮未来在上海滩立足事大。唐廷植选择了被蹂躏，跟两名副手联合出资4万两白银，帮助李鸿章将旗记铁厂连同原材料一起收购。

唐廷植买下旗记铁厂令丁日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李鸿章写了汇报，将旗记铁厂渲染成上海滩最大的外国机器厂，能够修造大小轮船，制造开花炮、洋枪。丁日昌还在汇报材料中说，唐廷植很着急赎罪，决定跟两名副手联手将旗记铁厂买下。这显然是为李鸿章向皇帝汇报帝国第一起国际并购安排说辞。李鸿章一干人等设套收购了旗记铁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以报效军需赎罪有先例为由，向皇帝求情免掉唐廷植牢狱之灾，这是李鸿章打压之后收买广东商帮人心。

旗记铁厂让李鸿章大开眼界，厂里一切机器俱全，相当先进，所有的技术工人都在厂里等待重组，没有人脱岗，作为技术总监的福尔斯也决定留在厂里，继续为大清帝国打工。丁日昌在给李鸿章的汇报材料中提出，要对铁厂一部分岗位进行调整，技术工人的工资照发。对于厂里的原材料，经过唐廷植的进一步谈判，最终将大量的铜铁木料以2万两的价格卖给铁厂，丁日昌决定向海关以及地方财政借款，让专人进行采购。

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折中强调，要将旗记铁厂更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原因是这座铁厂机器精密，采购起来相当地困难，英法商人对旗记铁厂也是虎视眈眈，只有正名办厂，才能断了洋人的念想。[50]江南制造总局这块招牌经过总理衙门批准后，李鸿章决定旗记铁厂跟上海洋炮局进行资产重组，将江南制造局重组成一个军事工业集团。

江南制造总局重组的第一步就是人员的重组。

当初随着对太平军的包围，李鸿章将上海洋炮局分厂开到了巡抚驻地苏州，将掌管上海洋炮局二厂的厂长韩殿甲提升为军分区司令员级别的总兵，三厂的厂长丁日昌提升为道台。李鸿章决定将两人掌管的分厂与马格里的总厂一并划入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被提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任总经理，韩殿甲、熟悉精算的补用同知冯焌光、候补知县王德均、谙熟军火的候选直隶州知州沈保靖进入江南制造总局担任经理。

李鸿章对江南制造总局可谓事无巨细，他向同治皇帝打奏折说，旗记铁厂就是帝国一直在寻找的制器之器，江南制造总局可以不断仿造，那样一来就可以造枪、造炮、造轮船，集团的产品以军用为主，具体的费用直接在军需项下进行划拨。李鸿章担心军工企业在上海远离总督府，不便于就近督察，所以建议将江南制造总局的地方分局迁移到南京。李鸿章这一次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公开向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开刀了。

注释：

[1]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耶鲁大学1854级同学留言簿》，耶鲁大学档案馆藏。

[4]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曾国藩全集·家书》，“致澄弟沅弟”，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10]刘体智：《异辞录》卷1，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清穆宗实录》卷十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1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中国书店2011年版。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0，中国书店2011年版。

[14]张宏订等主编：《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卷七，1926年刻本。

[15]张宏订等主编：《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卷七，1926年刻本。

[16]《清实录·文宗实录》，故宫博物院藏。

[17]张宏订等主编：《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卷十，1926年刻本。

[18]张宏订等主编：《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卷七，1926年刻本。

[19][美]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1]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24]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中国书店2011年版。

[26]《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能静居士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2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2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1]李德林：《暗战1840》（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32]《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3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3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6]《海防档》（丙）《机器局》（一），1957年版。

[3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8]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9]左景伊：《左宗棠传》，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4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能静居士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4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42]《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23，岳麓书社1984年版。

[4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44]《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25，岳麓书社1984年版。

[45]年子敏编注：《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华书局1960年版。

[4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4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4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