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案震京城

福州船政遭掣肘

巴黎城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

法国海军部迅速将日意格、德克碑的情况向国王拿破仑三世进行了汇报。一心要当欧洲老大的拿破仑三世兴奋异常，没想到两位法国低级军官，居然能够在短短几年内混成中国将军，还能拿下轮船工业的大单，这是英国人都没有实现的宏伟目标。当初，拿破仑三世听闻左宗棠的庞大计划后，就叮嘱海军部一定要抓住机会，没想到德克碑他们这么快就将计划变成了现实。

拿破仑三世决定见见这两位闯荡中国的将军，就立即让海军部安排两位将军进宫。1866年7月15日，日意格跟德克碑在王宫中觐见了拿破仑三世，当他们将中国轮船项目介绍一番后，拿破仑三世早已激动得心跳加速，“谕令监督用心办理，并沐恩典，传谕各部尚书大臣，咨行驻扎中国提督，随时照应”。[31]拿破仑三世还给日意格和德克碑颁发了勋章，以示奖励。

日意格跟德克碑走出王宫，带着拿破仑三世跟海军部的神圣使命，开始为大清帝国招揽人才。历经7个月，日意格率先带着12名法国工匠回到福州，还带回了轮机、洋铁、机器等设备。日意格率领的欧洲技术团队到马尾后，沈葆桢发现这样一支队伍要完成五年期合约很困难，于是电告还在巴黎的德克碑，令其再招技术人员来华。

德克碑迅速跟阿弗尔市马泽利娜商行（Lamaison Mazelinedu Havre）的一位工程师搭上关系，在这位工程师的帮助下，德克碑又招聘了39名法国工人跟工头，其中绝大部分工人都在铁路建筑工地工作过。到了1868年3月，德克碑带领扩招的法国工人回到了马尾工地。

曾经荒凉的马尾，一下子拥入了51名欧洲人。最让沈葆桢满意的是法国罗什福尓船厂的工程师达士博（Trasbot）的到来，这位是日意格带回来的第一位真正拥有造船技术的专家。[32]不懂船政的日意格，委任达士博为马尾船厂总工程师。

沈葆桢很快就遇到了麻烦，奕䜣为了掌控船政，命令闽浙总督吴棠从上海跟香港船坞招了一批工人。总督大人招来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工友高，纪律却很差，对考勤制度置若罔闻，经常迟到早退，令其他工友很是不满。

更让沈葆桢头疼的是，吴棠经常跟左宗棠留下来的管理人才发生摩擦。左宗棠除了留下胡雪岩，还推荐了处理财务的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负责军事的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善于人事经理的补用道叶文澜，熟悉洋务、后来测绘出近代化中国海图的同知黄维煊，精通舰船驾驶的五品军功贝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补布政司徐文渊等。[33]

吴棠对左宗棠北上之前的人事安排相当不满，这让自己根本就没办法按照计划掌管福州船政。令沈葆桢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搞人事斗争之前，吴棠试图拉拢福州将军英桂。吴棠跟英桂说，马尾船厂未必能搞成，即便成功了又有什么用呢？英桂是满洲正蓝旗赫舍里氏，是举人出身的帝国将军，在帝国军政界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吴棠拉拢英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左宗棠之前在给北京的奏折中，强调船政资金的重要来源是闽海关的关税，现在英桂兼任闽海关监督，掌握着福州船政的钱袋子。吴棠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英桂站到自己这一边，掐断一阵儿船政的资金，沈葆桢一干人马自然就会乖乖出局，自己掌握福州船政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吴棠有点找错了庙门，身为沿海军区的司令员，英桂自然对左宗棠是极力支持的，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背后，英桂一直出谋划策。[34]英桂没有搭理吴棠，这让吴棠的计划落空。吴棠决定给沈葆桢一个下马威，拿出总理衙门的信函，说总理衙门担心沈葆桢他们乱花钱，到时候搞得船没有造出来，钱反而花光了。

吴棠这样做，就是利用奕䜣来弹压沈葆桢，要让沈葆桢明白，总理衙门对福州船政不放心。可沈葆桢是个认真的人，立即阅读了总理衙门的信，发现总理衙门的信函就是问问马尾船厂的进展，根本没有担心沈葆桢他们乱花钱一说。[35]

吴棠万万没有想到，左宗棠虽在千里之外，英桂跟沈葆桢两位还将船政事业奉为圭皋。吴棠决定对左宗棠的死党、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动手，一出惊天大案在闽浙总督府密谋开来。堂堂总督要对左宗棠留下的船政要员下手，一干不得重用的官员摸准了吴棠的心事。英桂跟左宗棠关系密切，对初来乍到的总督大人爱答不理，那就硬将英桂拉入局中，将一出大戏唱响紫禁城。

吴棠大搞冤错案

1867年3月11日，同治皇帝雷霆大怒。

同治皇帝接到了福州将军英桂的奏折，说署理福建布政使夏献纶交给英桂一首竹枝词，里面牵涉督、抚、司、道大员。英桂不敢专断，故“钞录呈览”。

这首竹枝词记叙的是周开锡买的一位婢女是延平知府李庆霖送的，休掉的小妾是让同知沈应奎安顿的。周开锡身为护理巡抚，为一省之父母官，居然收受下属赠送的婢女，[36]还让下属给安顿休掉的女人，整个福建官场成了拉皮条的风月场所。同治皇帝正处于青春期，没想到帝国官员如此张狂，自然对竹枝词描述的香艳情事难以饶恕。

令同治皇帝暴怒的还有周开锡跟李庆霖结党跑官的嫌疑。当初朝廷调左宗棠西征，新任总督吴棠远在两江，福州将军英桂兼任福州巡抚。朝廷决定让英桂代理闽浙总督，这样英桂就不能再兼任巡抚一职，周开锡担任护理巡抚。竹枝词也记叙了周开锡担任福建护理巡抚之前，以李庆霖为首的一批左宗棠老部下，向英桂求情让周开锡上位的事情。[37]

英桂向朝廷上呈竹枝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按照竹枝词反映的情况，周开锡跑官成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英桂自己。英桂面对这样的指控，知道自己不可能扣押下来。

周开锡跑官，英桂成为案件的主角之一，所以必须向皇帝汇报，否则就会落下欺君之罪。竹枝词的逻辑非常严密，它记叙李庆霖跟周开锡一干人马属左宗棠一党，周开锡坐上福建巡抚的位子，就会成为左宗棠遥控福州政局最有力的棋子，李庆霖等人也可以官运亨通。自然，李庆霖送给周开锡婢女，沈应奎为周开锡照顾休掉的小妾等官场上的龌龊勾当就上演了。

竹枝词还指出周开锡的护卫亲兵问题。周开锡本是福建的布政使，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员级别，是不能够配备亲兵护卫的。尽管周开锡后来成为护理巡抚，但官衔没有任何变动，自然也就不能享有亲兵护卫的待遇。竹枝词指控周开锡擅自配备亲兵护卫，按照帝国宪法《大清律·兵律》，应交由兵部进行军事审判。

同治皇帝攥着英桂的奏折，看到周开锡只是竹枝词揭发的诸多官员中的一位，其他征收商业税、创造轮船、重用亲信等问题，都被一一编进了打油诗里。闽浙地界上，上至总督，下至知府道员，整个官场都成为举报对象。更为奇怪的是，英桂通过审查发现，夏献纶手上的竹枝词是管理盐场的盐法道海钟递交的，海钟又是从道员丁杰手上拿到的。

丁杰当时的职务是按察使衔候选道员，按照行政级别，他跟周开锡是平级的，可是周开锡的布政使是实权，丁杰虽拥有按察使的官衔，却只是一个候补的干部，只有等福建官场有空位子，他才能获得实权。丁杰跟英桂汇报说，自己走在大街上，有人向自己的轿子里投了竹枝词，具体是谁投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匿名的竹枝词牵涉了整个闽浙官场，左宗棠以及跟左宗棠相关的一干人马都成为控诉对象。面对连环指控，同治皇帝认为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真相，否则将后患无穷。

同治皇帝在3月11日这一天给军机处发了一道上谕，说在英桂呈送的《道员丁杰交出竹枝词，钞录呈览》一折中，丁杰的说辞反复，有不少疑点，这些疑点都涉及闽浙军政大事，军机大臣一定要让英桂面传丁杰，搞清楚竹枝词到底是什么人所编。吴棠刚刚抵达福建，不用回避，应该跟英桂一同调查此案。

同治皇帝命令一下，吴棠立即跟英桂组成专案组。

吴棠有了同治皇帝的上谕，觉得比总理衙门的信函管用多了，看沈葆桢这次还能怎么对付。当时，休病假的周开锡，身体已经痊愈，准备回福州上班，因为这时马尾船厂的基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沈葆桢希望周开锡能够早日回来帮忙办理船政，但吴棠却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病假。[38]

竹枝词中提到的征收商业税、创办轮船工程等都跟周开锡有关，吴棠不让周开锡重返官场，以休病假的名义将沈葆桢的这位得力助手打入冷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一方面让沈葆桢失去左膀右臂，因为周开锡被调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就不敢来福州，他身为红顶商人，一旦牵扯到福州官场大案中，他的生意可就完蛋了。另一方面，吴棠可以安插自己的人员进入船政，迅速清理左宗棠在福州的势力，完全孤立沈葆桢。

吴棠立即将相关涉案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李庆霖成为审查的重点人物，延平府那么清静安逸的地方，李庆霖不在那里舒舒服服当知府，偏要跑到福州帮沈葆桢搞船政，这背后一定有文章。竹枝词中显示，李庆霖给周开锡送了一个婢女，这就是李庆霖拉拢周开锡，向沈葆桢船局渗透的手段。

远在北方的左宗棠听闻吴棠的行动，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左宗棠在信中大夸吴棠担任河道总督时美誉满天下，连皇帝都常常问起吴棠。左宗棠夸吴棠那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把吴棠架到道德圣人的高度，让他沾沾自喜，这样他才会听取自己关于竹枝词案的劝告。左宗棠在书信中说，吴总督初来乍到，可能有不少小人蒙蔽视听，令其对福建官场和船政有误解。[39]

吴棠根本就没有在意左宗棠的规劝，继续将竹枝词案扩大化。周开锡、李庆霖、沈应奎一干人马全部被隔离审查，而跟竹枝词毫无关系的叶文澜也被隔离审查了。

审查叶文澜是因为一位叫陈永禄的讼棍。叶文澜是地方绅士，加之与左宗棠关系密切，所以在福州声望很高。左宗棠一走，陈永禄就开始纠缠叶文澜，将陈年旧账一股脑儿往叶文澜身上招呼。吴棠亲自过问陈永禄诉叶文澜案，他明明知道叶文澜是被人诬告，却不立即结案，反而对陈永禄诉叶文澜一案一审再审。[40]

夏献纶一直是左宗棠倚重之人，在福建负责为左宗棠筹措粮饷，没想到丁杰的一本竹枝词，让他充当了举报的托儿，这就是吴棠的高明之处。周开锡是布政使，夏献纶顶替周开锡代理布政使，这就是要分化左宗棠阵营，让周开锡跟夏献纶分道扬镳。

夏献纶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将福州官场的情况详细向左宗棠进行了汇报。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给吴棠写信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使颠倒是非黑白的现象进一步扩大。左宗棠给夏献纶的信中告诫，不要因为他人的诽谤而退缩，也不要去跟小人争执，我辈肝肠如雪，何惧造作言语？如果你夏献纶跟周开锡都要离开福建，我们对轮船事业的一腔热血，将洒向何处呢？

在给夏献纶的信中，左宗棠告诉在福州的嫡系们，沈葆桢关于船政事务的奏折，左宗棠是要联名才能上奏的。按照朝廷给福州船政的批文，沈葆桢作为专门负责船政的大臣，新到的闽浙总督是不能擅自插手的。吴棠作为新任闽浙总督，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有了解清楚，就听信那些宵小之徒的谣言，搞得整个福州城人心惶惶。[41]

左宗棠一眼就看穿了竹枝词的背后玄机，一个是商业税问题，一个是楚军嫡系问题，吴棠把矛头对准的是船政，真正的目标是自己。吴棠利用专案调查之权，宣布降低商业税的征收比例，这让做生意的人很是开心，大多称颂吴棠爱民。左宗棠嘲笑吴棠这是沽名钓誉，表面看是降低商人税赋，实质上是为了恢复陋规，以便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

商业税的征收事关船政的经费和左宗棠北上剿匪的军饷，吴棠降低征收标准，势必造成船政跟军饷资金链紧张。现在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果造船，北上剿匪难保成功；如果确保剿匪军饷，那么船政的五年之约难以实现，那可是左宗棠当年给北京朝廷立下了军令状的。左宗棠劝告夏献纶，商业税背后涉及吴棠对船政核心利益的争夺，就是要逼迫自己放弃对船政的控制，所以吴棠轻易不会放弃关于商业税征收的主张。

夏献纶现在进退两难，身为福建代理财政厅厅长，商业税的征收若听命于吴棠，就会让左宗棠陷入两难之中。左宗棠在第二封信中跟夏献纶说，福州的兵制、财政问题都在朝廷备案，现在吴棠搞的税改事关船政，他想改，就需要上奏北京。在吴棠税改方案还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身为财政厅厅长的夏献纶不要跟吴棠激烈争执，否则会激怒他，他会走北京的门路，让税改成为事实。[42]

左宗棠给夏献纶出了一招，长官有错，下属不能不说，否则就未能勤勉尽责，所以夏献纶应该向吴棠详细说清楚各项原委，建议吴棠去详细阅读原委成案。当然，如果吴棠执意我行我素，不问青红皂白，左宗棠建议夏献纶在那个时候一定要据理力争，不能坐视沈葆桢一手经营的船政伟业被破坏。[43]

这时，被调查的主角儿周开锡不想干了，他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跟苦闷。左宗棠在给周开锡的回信中说，自己跟吴棠没有什么交情，不知道这个人的深浅，当初收复杭州的时候，自己在胡雪岩分管的粮道看过吴棠的公文，从公文中可以窥见吴棠的庸鄙。[44]

面对船政伟业，左宗棠依然劝慰周开锡要和悦而铮，如果实在理解不了，那就洁身而去。[45]

面对闽浙地界不可动摇的楚军帮，吴棠明白不彻底将左宗棠的人给搞出局，自己就难以掌控船政。左宗棠面对老部下欲纷纷离开福州的局面，长叹一声：“平生志事，百无一就，一腔热血，尽付东流。”左宗棠在给夏献纶与周开锡的信函中忧愤感叹：“近日封疆之吏，将帅之选，多不惬人意，而时事则日棘一日，深为可忧耳！”

左宗棠的无奈

想当年，作为曾国藩府邸四大布衣幕僚之一的周开锡，现如今成为震惊大清帝国的竹枝词大案主角。尽管左宗棠千里传书对其劝慰，可负责调查的吴棠明知竹枝词乃诬蔑之词，仍对周开锡的桃色绯闻大搞恶搞。一腔热血报效无门，周开锡心灰意冷。

吴棠利用专案调查之权，将整个福州官场闹翻了天，左宗棠留在船局的人才被隔离的隔离、审查的审查。远在杭州的胡雪岩本来要去福州，一听新到的闽浙总督吴棠在福州的霹雳手段，便写信给沈葆桢，说自己不想在船厂干了。尽管沈葆桢一再写信让他到福州，胡雪岩就是拖着不去。吴棠拿下周开锡、叶文澜等人后，还没有罢手的迹象。

沈葆桢守制期间，左宗棠三顾茅庐，将沈葆桢所有的担心都给化解了，甚至同意所有船政事务，两人都要联名会奏。现在日意格他们带着一帮法国技术人才到了福州，船政的官员却不断遭遇清洗。沈葆桢无法向法国人解释帝国官场潜规则，只能给左宗棠写信，希望手握十万大军的左宗棠能够向北京反映，遏制住福州船政的局势，否则船政伟业将尽毁吴棠之手。

面对吴棠的步步紧逼，左宗棠也是一筹莫展。左宗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抱怨说，吴棠到福州改弦易辙，让周开锡等一干人马都不想干了，不少提督、镇总兵、知府等人都写信，要跟自己一同西征，西征大军行至潼关，已经有四五人北上。左宗棠西征的粮饷取于闽浙，所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很无奈地说，自己对吴棠不得不委婉。

左宗棠在信中感谢曾国荃经常写信安慰自己，左宗棠感叹，国家时局越来越危险，打仗的日子一长，民力、物力都不能支撑，加之官场钩心斗角，大清帝国已经暮气沉沉了。每当夜深人静，华灯初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独坐深思，总是汗流浃背，百忧交集。[46]

军饷来自于闽浙，左宗棠在跟吴棠的较量中只能隐忍，但是他没有停止跟沈葆桢联手反击。左宗棠跟沈葆桢商议，让沈葆桢以船政工作需要为由，向皇帝提出让周开锡继续留在船政效力。在给沈葆桢的信函中，左宗棠痛批福州官场喜欢造谣，挟持长官，这一次竹枝词案根本就是没有证据的诬蔑，如果从轻了结的话，以后这一类谣言就会更多，甚至会影响到船政大业。

沈葆桢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控诉吴棠假总理衙门的公信，意欲克扣船政经费，明知周开锡被诬陷，仍然下令让周开锡继续休假。沈葆桢在奏折中说，以日意格为首的洋人都尽心做事，帝国的官员却在相互争斗，自己身为船政大臣，个人生死不足为虑，但事关国家命运，恳请朝廷留下以周开锡为首的船政干才。[47]

奏留周开锡，那就一定要将周开锡身上的桃色案化解。沈葆桢决定另辟蹊径，单独就李庆霖送婢女一事向同治皇帝汇报。沈葆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左宗棠离开福州之前，尽管做过马尾船厂的选地工作，可是之后就去了延平担任知府，直到左宗棠离开福州后，英桂跟周开锡才向朝廷奏请李庆霖到船政工作。延平府地方安静，李庆霖没必要卷入船政的旋涡，所以他不会笼络周开锡、英桂等官员。

沈葆桢在竹枝词案爆发后，专门问讯了李庆霖，李庆霖跟沈葆桢说，吴棠审问自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问及船政之事，就勒令李庆霖回原籍。沈葆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李庆霖在福州并没有劣迹，如果这一次带着冤屈离去，以后还有谁敢在船政做事？[48]

周开锡案的关键在李庆霖送婢女环节，沈葆桢向皇帝提出了李庆霖并未笼络周开锡，那么就不存在送婢女的贿赂行为。沈葆桢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还强调，周开锡、李庆霖两人的案件有冤情，吴棠视若无睹。而叶文澜案更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希望朝廷能够秉公审理，给叶文澜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