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的科学

有些阅读了本书初稿的人评论说，尽管我试图使心理治疗的技艺变得更有说服力，但我没能为它提供足够的科学根基。我希望下面这些文字是对这些批评的恰当回答。说到底，这些批评的价值将由你自己来评判。不过，《谈话疗法》的科学性比某些人预期的要少，对此我是有自己的理由的。那些章节的格调也由此决定。

在我看来，这整本书就是关于心理治疗的“科学的”基础。18世纪欧洲的弗朗兹·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以及他身边的磁学家们是那个时代领衔的科学思想家中的成员。弗洛伊德（Freud）是他那代人中最卓越的神经病学家之一，他紧紧追随着那个时代的科学规范。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坚持认为，只有依照一种精确的新的“人的科学”，心理治疗才可能发展。与此同时，斯金纳（B.F.Skinner）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行为主义理论，主张罗杰斯所关注的一切都位于科学的正当界限之外。接着在1988年，实验神经科学之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关于认知心理学的“新”科学无须把宗教因素排除在外，包括“自由意志、有意识的企图、主观价值、道德，及其他和宗教息息相关的主观现象”（p.607）。

在谈话疗法的发展中，科学的贡献究竟有多少？（连带的问题：心理治疗的“科学价值”如何估价？）这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很难就科学是什么达成一致，还有科学的逻辑界限何在，科学的定义是否变化，它是以怎样的频率变化的。

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心理治疗绝对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至少，治疗家们为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允许批判的，所取得的“真理”是可以被修正、改进甚至拒斥的。

凭着这个标准，即使是失传已久的颅相学以及它的终生拥护者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也值得尊敬。颅相学是这样一种科学，要从头盖骨的面部特征的形态中读出人的性格、气质，预测行为。它是一门地道的科学，因为它置身商业目的之外。颅相学家提供精确的量化资料，确切的科学预言，给非毁灭性的相关变量提供了公共入口，还有彻底的可证伪性。但问题是，颅相学彻头彻尾、无可救药、毫无疑问是错误的。18

事实仍然如此，在这本书中，没有什么理论或治疗手段比颅相学更“科学”。那么我们对于心理治疗的科学和治疗艺术有什么可说的呢？心理治疗必须量化吗？它必须申明自己是客观的吗？它必须遵从牛顿物理定律吗？它是否应该是美丽、优雅或乐观的？它应该迎合“常识”吗？它是否应当试图对自然的奥秘有完整的理解，或者，像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所说的，全然拒绝对生命的个人的、私密的部分进行分析？它应当预设一个静态的、“被造的”世界还是一个动态的、“构造的”世界？它探索人类问题的视角应该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抑或是统治阶级，或政府的健康机构？它是应当拥护人类的多样性，深入挖掘复杂的统计学上的互动的奥秘，还是应当仅仅守着一条底线，一个主要效果？这些问题在人类科学中找不到确切答案。我们必须学会同它们创造的这些分歧一起生存。

不过，总有一些治疗比别的更“好”，更有效果，更便宜，更有效率，更有耐性，更有广泛的适应性……难道不是这样吗？至少告诉我们，人们这样乞求道，究竟什么是真的？如果保罗叔叔忧郁了，小吉米害怕蜘蛛，我的妹妹在前六周只吃豆腐不吃别的任何东西，还有我的生活也显得不那么令人鼓舞……对于这些显然是有科学的答案的。如果没有，那么那些上千的心理学毕业生，他们在电脑前和在实验室中度过的那些岁月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资料所揭示的

比起18、19世纪的那些法国内科-精神病医师，我们也许不可能超出他们太多。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安慰和分类”。不过现代的心理治疗确实发展出了某些“科学”，或者说，至少是可量化的解答。

首先，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理论倾向、治疗方法、技术的选择、对职业的忠诚度等等都是些不太重要的变量，对于病人通过治疗所取得的成功程度，这些并没有多少决定性的分量。一个病人在治疗中做了什么，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病人从治疗中得到了什么实践上的益处，这些都取决于治疗者的理论劝说技艺。无论如何，“对心理治疗结果的大部分回顾性研究表明，不同的治疗理论所带来的效果上的不同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Stiles，Shapiro，Elliott，1986，p.165）。

那么，是否所有的治疗经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相等的？当治疗有意义、有效果，能让病人通过长期的富有成果的改变而变得有能力过上充实的生活时，是否有什么征兆？

回答将令你吃惊。实际上，所有对治疗结果的探索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通过一个变量就足以预知治疗过程的成功与否，那就是：治疗者的性格，个人风格和“心理学风度”（对这个观点的展开讨论请看：Gurman＆Lazin，1977；Lambert，1989）。科学的文献是广博的，而在这一点上相对来说没有分歧。对这方面文献的细致入微的回顾可在麦浩尼的《人类的转变过程》（Mahoney，1991）中找到。19

决定心理治疗过程的形态和结构的，与其说是技术和理论，不如说是麦浩尼笔下的“有帮助的三个R”：由一定的角色构成的关系 （relationship），关于个人转变过程的根本理由 或隐喻（rationale），还有治疗者和病人在整个过程中遵循的礼仪 （ritual）（Mahoney，1991，p.288）。

被研究揭示出来的关于心理治疗的第二个“真理”是：如果一个人和一个关心人的、胜任的、有技术的从业者（前者可以与他建立一种协作的、互相信任的关系）一起工作，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发生什么差错。有一个周详的研究分析了从300多份调查报告中得出的统计资料。那个作者从中推出：

对于心理学的、教育学的、行为上的各种处理方式的效果的通常研究，其结果往往变动不定，于是便难以就一个普适的有效性达到坚实的结论。与此相反，元分析的观察却显示出关于普适的、肯定性的效果的一个强有力的、戏剧性的形式，它不能被视为是由元分析的技术所造就的人工制品，也不能被概括为安慰剂效应。不仅如此，这效果并非那么不起眼以至于可以被作为缺乏实践或临床意义的因素予以忽视。尽管元分析有它的界限，我们有理由……推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学的、教育学的、行为上的处理方式确实是普遍有效的。（Lipsey＆Wilson，1993，p.1181）

美国心理学会（一个代表了心理学的科学性一面的组织，其中的很多成员摆脱了美国心理学协会对于临床心理学的定义）的旗帜性刊物《心理科学》上有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题目“非职业心理治疗的状况与挑战”（Christensen ＆Jacobson，1995）。作者们回顾了那样一些文献，这些文献说多年的职业训练并没有在心理治疗的后果中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还有，如果职业治疗者和准职业的治疗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不同是“令人惊叹地有利于准职业这一边的”（p.9）。

这些材料对我们的影响

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在提供特别的治疗礼物并为之自豪的同仁来说，以上结论是令人沮丧的；同时，它对于那些既求助于职业的服务，又求助于准职业服务的来访者来说也是个有理的安慰。正如克里斯琴森和雅各布森（1995）所说，有限的职业治疗者无法满足现有的对心理服务的需求；真的，他们估计，大约每五个需求者中只有一个真正得到了服务。20

这一矛盾的原因一部分是经济上的。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缺乏相应的健康保护措施，更有甚者，通向精神健康服务的入口被“管理层”大大地缩减了。还有，数百万的人正在转向自助团体，自我饮食节制和锻炼疗法，各种支持团体取代了职业治疗者。为了确证我们的社会中的这个动向，只要看看书店中自助的心理学读物占了多大空间就可以了。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把“不科学”的治疗所取得的积极后果看成威胁，一门科学的心理学既要注意到非职业的服务可能付出的代价并为之作好防备，又应当善于从后者吸取长处，以增进科学的认识，拓宽科学的视野。

当你在思考本书所叙述的谈话疗法背后的科学时，请把以上观念保持在脑海中。我将尽我所能地使自己能提供科学的帮助、能跟上时代。然而，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被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1969年对美国心理学协会所作的演讲深深地影响了。他让心理学家们“探求如何最好地使用心理学”，以便让真正需要它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p.1074）。我真诚地希望本书至少能够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