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从来不哭的孩子
1899年8月13日，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出生在他父亲开的店铺楼上，这家小店位于莱顿斯通大道517号。在他出生时，莱顿斯通还是个总被人遗忘的城郊小镇，夏季闷热难耐，冬季寒冷肃杀。当时，这个地方仅仅是通往伦敦的罗马路上的一个小村落，有着标志性的空旷感。它位于伦敦城外东北方向八千米处，希区柯克出生时，这里名义上还是埃塞克斯郡的一部分，但伦敦的巨大轰鸣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大东部铁路在1856年时通到了莱顿斯通，这个小镇很快就变成了“睡城”，住满了每天早上通勤去伦敦及周边地区的普通中产。
父亲威廉·希区柯克（William Hitchcock）是个小菜贩，卖一卖卷心菜和萝卜这类东西。这条路和其他的公路一样繁忙，街道上混杂着香蕉熟烂的气味、土豆发霉的土灰味，还有马粪更刺鼻的恶臭。1906年，莱顿斯通通上了电车，这种气味才开始慢慢消失，希区柯克对此记忆犹新。一张看上去拍摄于当时新近设立的“帝国纪念日”（Empire Day）①的照片，记录下了希区柯克和他父亲在家族生意的门店外的场景。他骑在一匹马上，无疑是他家那匹从科芬园（Covent Garden）市场驮货回来的马。威廉·希区柯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生意很快扩张了，希区柯克曾经对一位传记作者说：“我记得父亲上班的时候，常穿着深色的西装和浆得笔直的白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起码在这一点上，儿子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威廉·希区柯克也是一个极度紧张的男人，一生饱受皮肤损伤等各种神经痛状况的困扰。
母亲埃玛·希区柯克（Emma Hitchcock）据说也穿戴得一丝不苟，体体面面。和其他大多数下层中产阶级主妇一样，希区柯克的母亲从家里的洗洗擦擦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她还善于烹饪，并且非常享受这一过程。
希区柯克说，家里人告诉他，他在婴幼儿时期从不哭泣。但他也谈到自己的恐惧：当他还是个摇篮中的婴儿时，一位女性亲戚曾把她的脸贴得离他过近，还故意发出婴儿的声音。他还说，当一个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往往就会开始试着吓他，这应该是母亲和孩子都享受的事情。在另一次讲话里，他回忆起，他母亲曾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对着他说：“砰！”即使他从来没哭过，他也不是不知害怕为何物。
他有一个哥哥，随他父亲，名叫威廉；还有一位姐姐，埃伦（Ellen），大家都叫她内莉（Nellie）。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对希区柯克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希区柯克家族非常虔诚地信奉天主教，祖父母辈中有三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对他们来说，信教是天生的，甚至是原初的人性。希区柯克的父亲曾称他为“我纯洁的羔羊”；希区柯克自己也记得，他每天临睡前都会站在母亲的床尾，复述这一天发生的好事和坏事。这是一种家庭告解方式。
一家人在希区柯克六七岁的时候搬到了莱姆豪斯。莱姆豪斯在17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伦敦东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靠近河流，聚集了七千多人口。男人和男孩们在此处乘船下海。这里在18和19世纪时是伦敦最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所以，现在这个男孩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伦敦人了，或者用当时的老话来说，就是“伦敦佬”（cockney）。在希区柯克搬来这里的二十年前，莱姆豪斯来了许多华人，他们给他的童年时光增加了一种不同的颜色。
威廉·希区柯克在地如其名的鲑鱼巷（Salmon Lane）里买了两间水产店，用来扩张自己的业务；一家人就住在其中一间店的楼上，门牌号是175号。这条巷子距离莱姆豪斯港湾和泰晤士河不远，因此本就刺鼻的鱼腥味又混进了浑浊河水发出的持久臭味，变得更加难闻。在希区柯克一家来到这里不久前的1905年，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英国风情》（English Hours）中写道：在泰晤士河旁，“湿漉漉，脏兮兮，黑沉沉则是无处不在的色调。河水简直是黑乎乎的，又覆盖着黑乎乎的驳船；在黑乎乎的屋顶上面，从延伸得很远的码头和船坞中间，耸立起一片荒草丛似的昏暗的桅杆”②。
彼时的莱姆豪斯所见之处一片杂乱粗俗，曾经是人们口中伦敦东区“垃圾堆”的实质所在。利河流经的此处，几百年来一直是被放逐到城郊的工厂的所在地，其中包括染织厂、化工厂和胶水厂。年轻的希区柯克曾经读过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一篇文章——《谋杀，一种优雅的艺术》（“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将1812年的莱姆豪斯形容为“最危险的区域”，“充斥着流氓习气”的“险恶地界”。希区柯克刚搬来的时候，这里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这是一个由小商店和房子组成的街区，商店和房子离人行道不过几英尺③远，形成了一块块贫穷的小地块。大多数伦敦人不愿意来这里。希区柯克在这里长大的时候，小酒馆会从清晨开到午夜，一便士④就能买一杯杜松子酒或者半品脱⑤啤酒。
希区柯克在采访时鲜少提及这个发着霉味的狂乱地方，但是在他早期的英国电影里，伦敦的街头生活被他呈现在了银幕上：音乐厅、小酒馆、电影院和街头市场，其中来来往往的正是他熟知的那些活生生的机智灵敏的伦敦人。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叫他作“阿尔菲”（Alfie）或者“弗雷德”（Fred）；长大后，他称自己为“希区”（Hitch）。他谈及童年和家庭时总是惜字如金，但他还是设法回忆起了一些片段。他喜欢讲述这样一个场景：犯了一个很小的过失，他的父亲与警察就合谋把他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两三分钟。只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在一次穿越伦敦的“探险”之后回来得有些晚。他提起这件事，原本是为了解释他自己终生对于警察的害怕以及对于罪恶和惩罚的痴迷。然而，为何威廉·希区柯克要给他“纯洁的羔羊”安排这样的经历，我们就不清楚了。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折磨。它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垂直线条、水平线条或交错的光线阴影就此成了一个常见的视觉主题。
很明显，这种恐惧在他年纪尚轻时就已形成。他也许编造了这个父亲与警察的有些象征性的小故事，不断地讲给那些记者听，作为一种驱散黑暗的祷告。但的确有某种东西将希区柯克塑造成了一个内心充满战栗与恐惧，害怕指责和惩罚的人。对此，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从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他自己从未提过），到他和天主教学校教育的关系（被他反复提及）。他成年后的性幻想奇特而丰富，他的电影显现了他是多么享受设计女性被强暴或杀害之类的桥段。他说他总是遵从法国剧作家维克托里安·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意见——“折磨她们！”所以，很可能在他的童年时期，他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可告人的本能和欲望。对于世界的恐惧成了他个性的一部分。他害怕穿过制片厂的食堂，担心有人会接近他。他逃离了混乱。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就像军事行动一样，尽管不清楚敌人是谁——或者什么。
他对于生活的恐惧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缓解。从根本上说，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童年产生的恐惧和执着，一直陪伴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从未消失。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孩子。他沉浸于他的电影情节，想象出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场景，与他深深着迷于对攻击和隐秘灾祸的幻想完美并行。这些，起码，也是他的人生。
他早年似乎很喜爱旅行和交通，可能在幻想中，他想要远离莱姆豪斯、伦敦东区和河畔的那个世界，无论去哪儿都好。他收集地图、交通时刻表、车票、旅程表，以及一切与旅行相关的物品。他在卧室墙上钉了一张地图，根据他在《劳埃德船舶日报》（Lloyd’s List）上读到的最新信息，使用小旗子标出远洋船的航行路线。他去背诵《库克大陆时间表》（Cook’s Continental Time Tables）上东方快车和跨西伯利亚铁路的站名。仅仅通过背诵目的地的名称，凝视地图上海洋的蓝色部分，他便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中遨游世界。与此同时，他还详细记录着每一次出行和返回的时间，以便让所有的票根和时间表可以得到精确排列。还只是个孩子，他就对自己的幻想世界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在他之后的人生里，他的办公桌上始终有一张欧洲列车的时刻表。
他可不只是想想罢了。他说，在他8岁前，他就已经坐遍了伦敦通用公共汽车公司的每一条完整的线路。这家公司的地图上有“乘车和骑马”旅行的广告。他坐过伦敦蒂尔伯里和绍森德铁路线，这条铁路线从芬丘奇街延伸至舒伯里内斯。不难看出，这就是他对火车和轮船的迷恋的起源，这种迷恋从他早期的默片开始，一直持续到《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1951）及一些以后的电影中。他对于自己电影的拍摄进度安排得非常严苛，就像他在1936年的期刊《舞台》（The Stage）中说的那样：“我时时刻刻都必须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这是一个紧张不安的旅行者的人生信条。
他早期接受的教育是正统的天主教教育。幼年的时候，希区柯克曾被选为祭坛的小侍者，他似乎还挺享受这种宗教仪式和他的圣职的。他喜欢罪恶被宽恕时的甜蜜感，喜欢由钟声和熏香营造的神圣世界。9岁的时候，他以寄宿生的身份被送去读慈幼会学院（Salesian College）。学校位于泰晤士河对岸，伦敦西南部的巴特西区萨里巷。学校由唐·博斯科（Don Bosco）的慈幼会成立，初衷是教育那些“城市贫民的孩子们”和“有进取心的工人阶级”。希区柯克只待了一周，就被寄宿学校的制度和离开家人的恐惧给吓坏了。紧接着他就去了当地东印度码头路的一所修道会学校——由耶稣信徒会（Faithful Companions of Jesus）的修女们创立的豪拉学校（Howrah House）。
10岁的时候他又转去了斯坦福德山的圣依纳爵学校（St. Ignatius College），这是一所由耶稣会士（Jesuits）严格按照该会方式开办的学校。圣依纳爵被大家熟知的格言是“给我一个男孩，我会还你一个男人”。希区柯克的学号是343，在入学登记册上，他的信息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鱼贩威廉·希区柯克之子”。
他曾经告诉一个记者，他从耶稣会士那里学到了秩序、控制和精准的意义。众所周知，耶稣会的成员们善于在含混不清的问题上捏造论点，也善于艺术化地处理模棱两可的话。这种能力可能部分来自他们在伊丽莎白时期的经历，他们曾在当时因传教而受到追捕，其中很多人在盐塔和伦敦塔被施以酷刑，然后被杀害。
希区柯克吸收知识的速度很快，因此学校的课程虽然宽泛，却也难不倒他。拉丁文、数学、物理和英文是必修课。他们需要记住一些名家的作品，比如朗费罗和莎士比亚，在某些场合还要当众背诵。他从来没拿过第一，不过通常都能拿到值得尊敬的第三或者第四。他还在数学课上获得过优异的成绩。
日常的宗教礼仪是一成不变的。每日弥撒在早晨8点45分以拉丁语形式准时进行，男孩们会向圣体行礼，然后再去上课。每间教室都布有一个小祭坛，供奉着圣母，圣母像前摆放着鲜花和蜡烛。男孩们每周五都会去教堂忏悔，呈上自己的罪过，并获得赦免。学校每年会安排三天“静修”，供学生自我冥想，进行圣依纳爵的灵魂操练，思考七宗罪和万民四末。多年后，该校校报采访希区柯克，希区柯克写道：“天主教的态度深植于我心中。毕竟，我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长于一个天主教学校，现在的我拥有良知，经受了信仰方面的很多考验。”这种训练深刻地赋予了他一种神圣而非世俗的世界观，在这里，神话、奇迹与理性、逻辑同等重要。
他对自己的爱尔兰天主教信仰一直是一个门外汉，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是，天主教教育不仅让他拥有了强烈的良知，还给了他一种浓浓的罪恶感。他害怕身体，厌恶身体，对身体的一切功能感到不自在。他去完卫生间要彻底清理干净，造成仿佛没人去过的假象。他始终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离群索居。
圣依纳爵的神父和教会兄弟热衷于体罚，那个时候的伦敦学校大都如此。也许不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里的多泽勃尔学校那么令人生畏，但还是相当可怕。惩罚是用硬橡胶棍儿进行的，只消三下，手就会失去知觉，要是被打上十二下，那起码得痛苦两天。处于焦虑中的男孩们可以自行选择受罚的时间，当然，大多数男孩选择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受罚，然而这样一来，他们对于疼痛的恐惧反而增加了。希区柯克究竟受过几次体罚，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极可能很少。他对任何一种权威都感到莫名其妙的害怕，无疑，黑袍耶稣会教士将紧张和恐惧刻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他有一次透露道：“我害怕警察，害怕教会的神父，害怕体罚，害怕很多事情。这些是我作品的根。”这句话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他后来又说：“我当了三年耶稣会的学生，那三年他们把我吓得够呛。现在轮到我吓别人了。”
希区柯克的外号叫“尻克”⑥。他并不是个受欢迎的孩子。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孤独的孩子，没有玩伴。这很容易令人相信。他身材肥胖，性格内向，又没有任何身体技能，或许还已经表现出了轻度的女性化特征——这在他日后的人生中会变得更为明显。还有报道称，他那时候身上总有一股鱼腥味，因为他父亲是个鱼贩子。这些都是会引起男孩们注意的那种细节。他可能没被欺负过，但他绝对是个出名的怪小孩。
于是他为自己发明游戏，自娱自乐。他戒备心很重，再加上有些自负，很难让人亲近。一个记者观察到，当他坐在片场，等待剧组工作人员开工时，“常常一个人坐着，神情像个躲避同龄人欺负的小胖子”。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好像对小男孩有一种憎恨。他曾经弯下腰对一个“未成年”小演员比尔·穆密（Bill Mumy）耳语：“你再到处瞎跑，我就找个钉子把你的脚钉在地上，到时候你就看着鲜血像牛奶一样流出来吧！”就这样差点把小孩吓得魂飞魄散。
他只是观察。他观察教室里的其他人，操场上的其他孩子。对于家庭他亦是如此。“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记者说，“我会静静地坐在角落，一言不发。我看了很多，观察了很多。我从前是这样，现在依旧是这样。”观察给希区柯克提供了一定形式的享受。一个精于观察者，会察觉到人物和地点的细节，甚至能够发现连当事人自己都看不到的情节和模式。世界通过这种凝视得以捕捉。它还提供了一种安全感，甚或不会受到伤害的感觉。观察者又不需要承担任何威胁性的后果。观察也可能会转变成窥视，而窥视在希区柯克日后的电影里是一个常见的主题。
伴随着观察的，或者说使其更甚的，是另一种激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希区柯克就经常出入电影院。看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他才八九岁。那是一些三四分钟的小短片，片名类似于《列车逃亡》（Ride on a Runaway Train，1921）或《哈尔的旅行和世界之景》（Hale’s Tours and Scenes of the World，1916）。它们探索了电影这种新媒介的真实感和直观性。当一列火车似乎要冲出银幕时，一些观众会尖叫着躲到座位底下去。希区柯克记得当时有些观众因为兴奋或者恐惧弄湿座位的情形。“故事倒不怎么样，”他回忆道，“但是观众席上可真是一番奇景。”
他几乎与电影同岁。青少年时期，他看了大卫·格里菲斯（D. W. Griffith）、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和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的电影。第一部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默片在英国放映时，希区柯克14岁。伦敦东区电影院的流行程度已经与音乐厅不分伯仲了。在他所住的街区里，有白马路上的帕拉斯艾迪影院（Palaceadium），就坐落于鲑鱼巷里他家水产店的拐角处，还有东印度码头路上的波普勒竞技场影院（Poplar Hippodrome）与乐舞电影院（Gaiety Cinema），明街上的理想电影院（Ideal Picture Palace），以及莱顿斯通大道上的派瑞梅尔电子剧院（Premier Electric Theatre）。
无巧不成书，希区柯克早年居住的伦敦东北部街区正好是英国电影工业兴起的地方。利河和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为冒险和阴谋题材短故事提供了合适的取景地。第一个专业的电影制片厂设立在惠普斯十字路。英国及属地电影公司（British and Colonial Kinematograph Company）坐落于沃尔瑟姆斯托的霍街上。1916年制作了《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916）的布罗德威斯特电影厂（Broadwest Film）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伍德街上。离它不远处的一个电车仓库里是泰格电影厂（Tiger Films）。沃尔瑟姆斯托被称为“英国好莱坞”，因为五分之一的电影厂都在这里。希区柯克委实没待错地方。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行业报纸了。莱斯特广场附近有一个书店，他从那里购买《放映机》（The Bioscope）和《电影灯周报》（Kinematograph and Lantern Weekly）来看。他已经表现出了某种可以称为职业兴趣的东西。他还与父母一块儿去过旺斯特德广场的年度马戏节，到过斯特拉特福音乐厅（Stratford Music Hall），那里有各种表演、西洋景和意大利小歌剧。
他还有其他兴趣，比如乘坐公交车穿过弗利特街，在“老贝利”（Old Bailey）⑦的前一站下车。这里是他喜欢的机构。在晚年，他仍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中央刑事法庭的楼层平面图。他着迷于听法庭审判谋杀犯，尤其是女性谋杀犯。他收集了一书房的刑事案件和犯罪小说，并至少拜访过一次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代称）的黑色博物馆（Black Museum）。“我一直对犯罪着迷，”他曾经写道，“这可能是一种英国人才有的毛病。”日后他也仍然特别喜欢阅读耸人听闻的案件的记录，如1953年大法官审问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ie）。稍微作了修订的案件记录显示法官强调了以下内容：
法 官： 你杀了她。
克里斯蒂： 是的，法官阁下。
法 官： 你还殴打她了？
克里斯蒂： 没错，法官阁下。
法 官： 在她死之前，当中，还是之后？
克里斯蒂： 当中。
上述情景在这位电影人的想象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凶手被他称为“可爱的克里斯蒂”——以至于在1972年的《狂凶记》（Frenzy）里，希区柯克照搬了整个场景。
他后来承认，他可能会想成为一名诉讼律师或者绞刑法官，但绝对没想过成为一名警察。所以，他对于犯罪的兴趣可以视作他对戏剧热情的一部分。他曾和父母一起去西区看最新的戏剧。据他的授权传记作者约翰·罗素·泰勒（John Russell Taylor）的说法，对于他年幼时的戏剧世界，希区柯克可以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好几小时，“关于这些……他知识广博，极具热情。”希区柯克的电影有很多强烈的、与生俱来的戏剧式的东西。好几部电影，比如《夺魂索》（Rope，1948）和《谋杀》（Murder!，1930），就是根据戏剧改编的。另有一些电影的主要场景是在真实的戏剧舞台上拍摄的，摄影机只是在舞台的拱门外移动而已。戏剧与电影在希区柯克的头脑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毕竟当时两者存在着那般深刻的联系，甚至很多电影就是在戏剧剧院里上映的。
他13岁时离开了学校，那时候这是法定年纪——13岁的孩童被认为已经为选择一份终身职业做好了准备。希区柯克告诉父母，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这是一份既安全又合适的职业。他考取了波普勒高街的伦敦郡议会海洋工程与航海学院（London County Council School of Marine Engineering and Navigation）。他在学校里学习机械和声学，也忙于各种机械图纸的绘制。这些专业的训练足以让他找到工作了。1914年11月，他在伦敦墙外布罗姆菲尔德街的W. T. 亨利电报有限公司（W. T. Henley’s Telegraph Works Company Limited）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主要生产绝缘电线和电缆的公司的总部，在当时，该公司对水下电缆和防爆通信特别感兴趣。
希区柯克是销售部门的初级技术人员，负责对电线的尺寸和电压做技术估算。用他自己的说法，他终日懒散，总要等桌上的估算单堆积成山，不得不解决时才着手工作。他还说，他的工作速度快得惊人。在他进入亨利公司工作一个月后，他的父亲就因为肺气肿去世了，这坚定了他的选择，继续将工程师当作一份稳定的职业。他的哥哥继承了水产店，希区柯克和母亲仍住在鲑鱼巷175号楼上，希区柯克每天从这里进城上班。也有一些报道称母子俩又搬回了莱顿斯通，但是这一点已无法证实。
不管是莱顿斯通还是莱姆豪斯，都没能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轰炸。对希区柯克这样一个过于紧张的年轻人来说，天上掉下来的恐怖馅饼是一种直达心底的冲击。没有什么能比这更野蛮地颠覆世界秩序了。1915年初，莱顿斯通的上空开始出现齐柏林飞艇；莱姆豪斯及河流区域成了德军的重点轰炸对象；波普勒高街被炸得尤为严重。爱尔兰海发现有德军的潜艇，处处风声鹤唳，伤情频传。一些希区柯克的早期电影反映了那种恐慌甚至歇斯底里。这些创伤于他永远也不能忘却。他在《群鸟》（The Birds，1963）中借群鸟围攻布伦纳家重现了第一次伦敦大轰炸的景象。“炸弹落下，枪声四起，人间炼狱。”他形容道，“你不知道躲去哪里……你被困住了，无法脱身。”
然而在希区柯克后来的大部分采访中，他却有意要压抑这段他肯定经历过的战时记忆，反而把焦点放到了战争期间他和母亲在一起时的那些悲喜交加的时刻。某晚，他回到家里，发现他家附近受到了炮火攻击。他急忙跑去母亲的卧室，发现她正试着往睡袍外面加衣服。还有一次发生在空袭时，他记得，“我那可怜的像埃尔莎·马克斯韦尔（Elsa Maxwell）一样又胖又矮的老妈，一边不知如何是好一边拼命祈祷，而窗外就是齐柏林的搜寻灯和四处飞溅的弹片。”第三段逸事则是说，有一次他和母亲一同跪着躲在桌子下面，母亲不断地在自己胸口画十字。
16岁时，希区柯克偶然遇到了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知道了他的生平。“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因为他虽然有才华，但却是多么不快乐。”爱伦·坡的童年充满了害怕和战栗，他对于任何的轻视都十分敏感和脆弱，以至于变得怯生生的，不善交际。成年后他总是一袭黑衣，以一种仪式感十足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寻求庄重的克制，来约束自己病态天性的痛苦和憧憬。但他同时又长期需要女性的同情和保护，因此热爱那些有着灾难性结局的女性形象。爱伦·坡不幸的一生对年轻的希区柯克影响颇深。
他开始阅读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陷坑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里无名的受害人首次看见法官们在宣判命运时，嘴唇变得煞白。他被押着走下无数级台阶，到了一个石头做的地牢里，地牢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陷坑。这里的恐惧和威胁无边无际。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他被转移到了一处幽闭恐怖的竞技场。他没有犯罪却要被惩罚。他大约知道黑暗中某处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正从他的糟糕处境中攫取着乐趣，甚至快感。
然后他惊恐地瞥见一把巨大的镰刀一寸一寸地逼近他，缓慢、稳当地挥过来。当镰刀割破他的外衣时，他能听到嘶嘶的声音，闻到它那刺鼻的气息。镰刀垂下来如同死神的影子。突然，指控者的敌人出现了，他就这样被释放了。这是一场梦吗？这些有什么意义？爱伦·坡精心计算和谋划着他的叙事，营造出一种超现实逻辑的焦虑和恐惧；其处理的主题涉及双重性、被“反常之魔”⑧召唤的自我毁灭、理想化的女性角色，以及对侵略性的眼神感到恐惧的主人公们。爱伦·坡的这个世界令希区柯克沉思。四十五年后，希区柯克写道：“我会忍不住将我放进电影里的东西和爱伦·坡放进他小说里的东西进行比较。”
他17岁时注册成为皇家工程兵部队（Royal Engineers）见习团的一员。他和其他亨利公司的同事晚间会收到指示，周末还要参加游行和演习。这当然是战争的一种徒劳的兴师动众，但也不能指责他不爱国。1917年，他到了该应征入伍的年纪，却因为被分入“C3”等级而被免去了义务。这可能是因为他的体型、身高，或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身体原因。他被分配到了“没有器质性疾病”，可以“在家服役驻防”的那一组人中 。他当时也可被召入伍做一些“坐班工作”，当个厨子或仓库看守之类的后勤兵，但幸运的是那时战争快要结束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
他报名进入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艺术系的夜校学习，发现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坐班工作。在那里，他磨炼了制图绘图的技巧，也充分释放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他被人派去画人物和建筑的素描，格外注意光与影的部分。后来他对他的同行——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解释道：“我在艺术学院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世上是没有线条这回事的，只有光与影。”光亮和黑暗构成人物。
他的老师也鼓励他时常逛一逛博物馆和美术馆，寻找可以启发灵感的作品。富裕一些的时候，他买了杜飞（Raoul Dufy）、郁特里洛（Maurice Utrillo）、鲁奥（Georges Rouault）、西克特（Walter Sickert）和克利（Paul Klee）的作品。他的女儿，帕特里夏·希区柯克（Patricia Hitchcock）曾说，他喜欢非具象艺术，只要看上去令人愉悦就好，但是他对任何象征意义或内在含义都没有兴趣。
亨利公司的管理层注意到他在金史密斯上夜校的事情，1919年，他被公司从销售部调到了广告部。在这里他学习了如何设计版面，以及如何撰写与之配套的文案。他为小册子画插图，并进行编辑。推广和宣传这时成了他的长处。他的技术使他更为自信，不再是那个害羞、孤独的学生仔了。有一张他站在船上的照片，是公司同事们在泰晤士河游玩时拍摄的，照片中他戴着草帽，穿着双排扣西服，抽着烟。爱开玩笑、几乎无法掩饰的幽默和机智使他小有名气。他组织了亨利足球俱乐部，还参加了台球俱乐部。可能也是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在金巷的克里普盖特学校（Cripplegate Institute）上舞蹈课。
1919年他创办并开始编辑《亨利电讯》（Henley Telegraph），卖给员工3便士一份。像所有小型出版物的编辑一样，他自己也得提供内容。1919年6月的创刊号中，一个古怪的小故事亮相了。《气》（“Gas”）是一篇带有讽刺意味的“大基诺”（Grand Guignol）⑨作品，深受爱伦·坡的影响，同时也能看出一丝萨基（Saki）⑩的影子。他可能无意间还受到了《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里“小胖子”处境的启发。“我想让你起鸡皮疙瘩。”这个故事可以表明希区柯克有着多么可怕的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在之后的几期中又刊登了六个小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带有戏仿、喜剧和情节剧的特点。这些特点很快就会在他的第一部电影里显露出来。
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个岁数的时候，确实已经挺胖的了——而且雄心勃勃。或许他之所以雄心勃勃，正是因为他身宽体胖。他对体重一直感到难为情。对于亨利公司，他从未真正上心过，那些必须做的报告和记录，他似乎总是非常随意、草率地应付一下就算完了。他不太适应这里。时至眼下，他对广告已经失去了兴趣，而且不太满意他那一周15先令⑪的薪水。
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电影行业报刊，并很快知道电影公司“名优-拉斯基”（Famous Players-Lasky）要在伦敦北部伊斯灵顿的普尔街建立新制片厂的消息。这就是为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Pictures）供应影片的公司。来到伦敦之后，这家公司取名为“名优-拉斯基英国制片人有限公司”（Famous Players-Lasky British Producers Limited），开始投放招聘广告来招聘各类员工。这其中有一种叫作“字幕员”（captioneer）的职位，负责制作默片字幕卡，编写文字和设计图形，用以服务于默片的叙事。在亨利电报公司做了两年的绘图和广告文案工作之后，希区柯克的机会来了。
他发现名优-拉斯基选择了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的作品《撒旦的忧伤》（The Sorrows of Satan）作为在伦敦的第一部电影。他读了这部小说，然后，在广告部同事的帮忙下，他为这部还在筹划中的电影创作了一系列设计方案和字幕。他还准备了一份作品集，将他最近的广告作品汇编成册。他带着这些去了普尔街的这家新制片厂，但却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意外消息。《撒旦的忧伤》被放弃了，制片厂决定专注于另外两部电影，《伟大的一日》（The Great Day，1920）和《青春的呼唤》（The Call of Youth，1920）。
那时候的他，精力充沛，坚持不懈，而这些帮他赢得了这个机会。他立刻着手准备这两部新电影，并在一两天内带着合适的材料再次出现在了普尔街。他的效率和显而易见的才华给经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受雇兼职提供图形和字幕设计。在他的兼职岁月里，他一边为电影公司工作，一边仍受雇于亨利公司。但他似乎需要把一部分外快上交给他的直属上司，那个给他时间和空间去创造一个电影世界的人。
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1921年4月，他正式成为名优-拉斯基的全职员工。亨利公司宣布了他的离职：“他去做电影了。他不是去当电影演员，这恐怕不用说你们也知道。他去的这家公司是英美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在其中负责美术字幕部门。我们会想念他的，我们也祝他成功。”而他后来取得的成功是当时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①英国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从女王逝世的1901年起将其诞辰5月24日定为“帝国纪念日”。（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编注）
②参见《英国风情》，亨利·詹姆斯著，蒲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8页。
③1英尺约等于0.3米。
④在1971年发行新便士之前，1英镑=240便士。
⑤英制1品脱约合570毫升。
⑥原文为“Cockie”，源自希区柯克姓氏“Hitchcock”最后四个字母，有侮辱意味。
⑦指伦敦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
⑧“the imp of the perverse”，出自爱伦·坡同名短篇小说。
⑨巴黎一剧院名，以演出情节刺激的戏剧出名，后用来喻指此类作品。
⑩原名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1870—1916），英国作家，以短篇小说见长。
⑪英国辅币单位，1英镑=20先令，在1971年英国货币改革时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