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面论皇帝疏

高允(390～487)，字伯恭，渤海蓓(今河北景县)人。性好文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传》。历仕北魏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及孝文五帝，先后在尚书、中书、秘书三省及地方州郡任职，达50年之久。终年98岁。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高允授任中书博士，不久升为中书侍郎，兼领著作郎，以儒家经典教授太子。曾与司徒崔浩同修魏国国史。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太武帝以修史“暴扬国恶”，判处崔浩死罪，高允受到牵累。太子为高允开脱，高允虽然感谢太子的回护，但没有因此掩盖事情的真相，仍然承担自己的贡任。太武帝为这种直节所感动，特赦其罪。

太武帝于正平二年(452)被宦官杀死，朝廷陷于内乱。同年，魏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高允也是拥立文成帝的重要官员，“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他“忠而不伐”的风节受到朝臣的推崇。

文成帝即位不久，给事中郭善明“欲呈其能”，讨君主欢心，劝文成帝兴建宫室。高允得知后谏言：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后，利用农耕间隙营建都邑。“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音，宜渐致之，不可仓卒。”接着，他又对营建所需劳力时间进行计算：“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2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4万人，半年可讫。”他进一步说服文成帝：“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文成帝听了高允这番话，立即废罢修宫室的计划。

高允还大力提倡移风易俗，实行礼教。他向文成帝指出：“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其下列举上层统治者五种奢靡之弊，最后指出：“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

文成帝很看重高允，常不称名，而称“令公”。高允谏诤；言辞过激，文成帝也不加罪。文成帝有时还单独听取高允的意见，“礼敬甚重，晨人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

文成帝针对有些臣僚不愿当面谏诤，而好背后上书的现象，向群臣说：“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冢善恶，不能面对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厚了吧！”太宗说：“从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进谏者，所以才这样重赏。”

谏议大夫魏征，性情亢直，敢于犯颜极谏，有时搞得太宗下不了台。但由于他的意见或建议都十分正确，而态度又坚决，敢于抗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所以最后都能使李世民不得不接受。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开始出现了“贞观之治”。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他确实有点昏昏然、飘飘然，生活也逐渐奢侈腐化起来。就纳谏而言，也不像过去那样“寻之使言”、“悦而从之”，而是先有“难色”而后“勉从”，不像建国初期那样谦逊纳谏了。此时他听屈歌听得心中舒服，对于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么兼听则明了，有时兴致所至，则任性而行事。

一天，太宗早朝，文武大臣们高呼万岁已毕，恳请太宗到泰山封禅，以显扬太宗的文治武功。国舅长孙无忌说：“封禅是历代帝王的盛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处都勒碑刻石以纪念他的巍巍功德。汉武帝也曾封禅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尧舜媲美；功劳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大，应该封禅泰山，以显扬功德。”群臣一致赞成。群臣的封禅建议，正好对上了太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还是笑着说：“封禅不封禅，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国家治理好。”大臣们再一欢敦促请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说：“封就封吧！”于是任命太常韦挺为封禅使，令诸儒详细拟定有关封禅的礼仪、规模、费用及日程安排。

这时，魏征站起来，果断而坚决地反对说：“封禅不封禅，并不妨碍陛下的功德和政绩。如果天下安定，国家富强，人民乐业，即使不封禅，又有何妨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世认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如秦始皇吗？再说，祈天地，难道只有登上泰山之颠，封几尺土，才能表达诚敬的心意吗？”一席话，仿佛在李世民和大臣们发热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李世民一听，非常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说：“你反对我封禅，难道是因为我功劳不高吗？”魏征说：“很高！”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恩德不厚吗？”魏征说：“很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国家不安吗？”魏征说：“安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四夷不脚吗？”魏征说：“臣服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年岁不丰吗？”魏征说：“丰实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祥瑞不来吗？”魏征说：“祥瑞来了呀！”李世民一连问了6个关于能否封禅的条件，魏征都应声说条件达到了。李世民最后将脸一沉，大怒说道：“那我为什么不能封禅？”

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而人民还没有得到实惠；恩德虽厚，而泽惠还没有广泛施行；国家虽安，而百姓还不算富裕；四夷虽服，而他们的要求还不能满足；祥瑞虽来，而不好的年头还很多；年岁虽丰，而仓库还很空虚。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封禅的原因。”

太宗憋了一肚子气，脸上也感到非常为难，宣布退朝。群臣们也认为魏征这个人不知道进退。魏征心想，太宗主意一定，事情就不好办了，于是，立即站起来拽住太宗的衣襟说：“陛下请留步，让我把话说完。”

魏征考虑，这样的进谏，效果不会好，要下决心阻止这件事，必须另换一个角度来说。于是，魏征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问道：“良臣与忠臣怎么区别？”魏征说：“良臣身获美誉，君有令名，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如愿、契等人；忠臣身受诛杀，君陷恶名，家国遭难，如比干、关龙逢等人。”李世民说：“那我让你做良臣！”魏征说：“事实上，现在陛下盛怒，臣冒死进谏，这是让我做忠臣啊！”太宗的气色缓和了一些。

魏征继续进谏说：“陛下虽有这6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但我认为泰山封禅劳民伤财，于国家人民没有益处。就拿隋炀帝杨广的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事情来说吧，他3次坐着长达200尺、高4层的龙舟水殿到江都游玩。王公、妃子、僧尼、道士乘坐几千艘豪华富丽的大船，首尾相连200多里，随从10万人，光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还有大队骑兵夹岸护送。船上的人纵酒寻乐，声闻数十里。沿途500里内的老百姓，都要贡献美食。巡游的队伍像蝗虫一样，把沿途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啃树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于是，王薄振臂一呼，响应者敷十万，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试问这样的巡幸有什么好处？”

魏征又打个比方说：“比如有个人患了10年的长病，瘦得仅存皮骨。刚治好，便要他挑一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乱不止10年，陛下好像是个良医，人民的病苦虽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体还没有恢复。现在国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陛下到泰山封禅，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国内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长都要护从，单就饮食供给这一颐来说，就不易置办，更不用说其它费用开支了。”

他喘喘气又说：“如今伊水、洛水以东，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带，莽川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不说饮食供应不上，连举步都很艰难。再说，竭尽财力用在这无偿的消费上，还不一定能达到要求；要保障丰盛的供给，一定要加重百姓的负担。崇尚虚名而深受实害。我想这样的事情，陛下是不会做的。”

魏征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节，或迂回，或单刀直入，占尽道理，唐太宗无言以对，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封禅泰山的念头。魏征见状，言词一转而激烈地说：“这样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一旦有水旱天灾，风云变幻，匹夫百姓，则揭竿而起，到那时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时才省悟其中的道理，强忍心中的不快，最后还是下令停止了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