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　魏晋南北朝佛教

第六章  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

牟子《理惑论》

牟子约于灵帝末年（188）避世交趾。其后五年为献帝之初平四年（193），而陶谦为徐州牧，笮融督运漕，大起浮图祠。牟子约于此年后作《理惑论》，推尊佛法。其后约七年而阮嗣宗生，约二十年而嵇叔夜生。何平叔、王辅嗣均死于魏正始十年（249），在阮生后三十九年，上距牟子作《理惑论》时至多不过五十六年。此五十余年中，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此后《老》《庄》玄学与佛教玄学相辅流行。何王在正始之世，《老》《庄》玄谈隆盛。而牟子作论，兼取释老，则佛家玄风已见其端。《理惑》三十七章之可重视，盖在此也。

《老》《庄》玄学，亦尚全身养生。两汉方士道家长生久视之术，曰祠祀，曰丹药，曰辟谷，曰吐纳。然至三国时，有识之士于方技亦尝不置信。魏文帝《典论》（《全三国文》卷八），记郤俭之辟谷，甘陵、甘始之行气，左慈之补导。并论之曰：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饥餐琼蕊，渴饮飞泉。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反，潜者莫形，足以觉也。

陈思王作《辨道论》（《全三国文》十八）亦斥神仙道术：

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说。仙人者傥猱猿之属与？世人得道化为仙人乎？夫雉入海为蛤，燕入海为蜃。当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犹自识也。忽然自投，神化体变，乃更与鼋鳖为群，岂复自识翔林薄、巢垣屋之娱乎？牛哀病而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贵于变化耶！

牟子引《老子》天地尚不得长久之言，以讥道家“不死而仙”之妖妄。又谓辟谷之法“行之无效，为之无征”。而当世神仙之术，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牟子笑之曰：“蝉之不食，君子不贵。蛙蟒穴藏，圣人不重。”其所言与曹氏兄弟实同其旨趣也。

方技虽常为世人所讥，然其全身养生之道，亦旨在顺乎自然。而顺乎自然，亦《老》《庄》玄学之根本义。《抱朴子·畅玄》第一言，声音可以损聪，华采可以伤明，酒醴可以乱性，冶容可以伐命，此皆反乎自然。玄者，自然之始祖；玄道者，得之则永存，失之则夭折。以此举凡咽气餐霞之术，神丹金液之事，均须与自然契合。至若《老》《庄》清谈，主恣情任性，忽忘形骸，超然于尘埃之表，不为礼法所拘束，其旨亦在道本无为。故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列子·仲尼篇》注）何晏、王弼曰：“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晋书·王衍传》）阮籍之传大人先生曰：“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全三国文》四十六）清谈家尚清净无为，固亦全生养性之道。凡与自然同德者，亦可与天地齐寿。故嵇康亦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不为声色所毁伤，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参看《晋书》本传）其论云：

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净泰，少私寡欲。（中略）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同乎自然之大顺，然后吐纳服食乃始有济。其不知全神虚静，而徒事服食者，必至倾败。牟子教人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以《老子》之要旨，譬佛经之所说，谓佛道在法自然，重无为，因其重澹泊无为，而视道家养生之术为诬妄。故言“道家方术，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牟子与嵇叔夜所言虽有不同，然其所据之玄旨则一也。

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曰佛，一曰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而为神仙方技枝属之汉代佛教，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此二义变化之始，亦具在牟子书中，当于下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