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未来哲学的艺术性：艺哲关系之重构

未来哲学的艺术性比较好理解，实质上就是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这个重构过程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历史阶段开展的，也许我们今天也还在这种重构过程中，也许未来依然将继续展开这种重构。

在主流传统柏拉图主义的知识谱系中，艺术一直处于被哲学贬低和歧视的低端位置。这是西方文化史上的老话题了，“敌视艺术”甚至成了柏拉图的一大“罪状”。在近代知识论中，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通过感性与理性的认识论对立而得以确立。虽然在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在尼采所谓“科学乐观主义”的历史氛围中，也出现了诸如维柯和哈曼等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试图破除理性对于感性、哲学对于艺术的权力秩序和等级关系，但真正的破局者是19世纪后期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时期，尼采就把创造的艺术与批判（认识）的哲学之间的关系设为民族文化的轴心关系，认为一个美好的文化状态（比如希腊悲剧时代）是艺术—哲学协调共生的关系，而至苏格拉底时代，理论—科学兴起，知识冲动失去了控制，艺术与哲学的姐妹关系转化为等级对抗关系，艺术受到了理论文化（科学文化）的挤压。尼采给出的诊治方案是：重新调适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期待一种艺术性的哲学和哲学性的艺术，以及与此相应的一个新人类类型，即所谓“哲学家—艺术家”（Philosoph-Künstler）。后来的海德格尔接过了尼采这一思路，把它转化为作为语言—存在方式的“诗”（Dichten）与“思”（Denken）的关系问题。而究其根本，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未脱离尼采的基本思想策略。

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关于艺术—哲学关系问题的重思为战后当代艺术的兴起做了准备，也可以说在当代艺术中获得了印证。当代艺术本身就是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过程，艺术与哲学对立关系得以消解，两者进入相互渗透和相互介入的状态。当代艺术（无论是装置、行为艺术还是新媒体艺术）根本上都属于“观念艺术”。然而，要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观念艺术”这个名称是不无荒唐的，“观念”如何可能成为“艺术”呢？“观念艺术”如何可能？如我们所知，在历史上，无论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他们之所以贬低艺术，都是因为艺术达不到普遍“理念”或“观念”。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设想一个艺术获得再生的后哲学时代的到来。

今天更应该问的恐怕是：“观念”为何不可能“艺术”？我认为，“观念艺术”这个名称最好地阐释了当代语境中发生的“艺术哲学化”和“哲学艺术化”的双重差异化运动。“观念艺术”向来就是哲学艺术（哲学化的艺术）。无论是当代艺术的开创者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扩展的艺术概念”以及他关于艺术超越视觉中心、转向物质研究的主张，还是当代艺术家安瑟姆·基弗通过艺术探究“基本元素”的努力，艺术主题的替代见证了我们所谓艺术与哲学关系的重构。24

未来哲学是艺术哲学，是我们自然人类最后的抵抗。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技术统治景象：互联网、虚拟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把人类带向一个非自然化的，甚至非人化的状态。自然人类文明的传统要素越来越被技术文明所挤压和消灭，人类文明和知识体系中可形式化和可数据化的部分将很快被智能技术化。然而，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的是，在奇思妙想—奇异性—想象力—创造性意义上，艺术与哲学构成互构交织共生的关系，将成为自然人类文明的最后地盘。

 

 

1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16日下午在浙江大学主办的“哲学与未来思想”工作坊的即兴讲话，事后记录成文。扩充稿于2018年3月30日下午在河南大学（开封）演讲。修订稿于2019年6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演讲，感谢王庆节教授、张锦青教授等的参与和讨论。演讲风格仍予保留。原载《同济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2　举其要者，费尔巴哈著有《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尼采著有《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1886年），瓦格纳著有《未来的艺术作品》（1850年）。

3　参看孙周兴：《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未来社会》，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本书第一编第一章。

4　即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13卷，可能还得加上第11卷的后半部分。中译本参看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

5　参看孙周兴：《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77页以下。

6　相关文章散见于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孙周兴：《一只革命的手》。作者最近直接以“未来哲学”为专题的文章，有《未来才是哲思的准星》一文，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8日。

7　尼采：《权力意志》上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德文版，柏林/纽约，1988年，1［121］；中译本，第38—39页。有关这则笔记的解释，可参看孙周兴：《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结语”，第277页以下。

8　尼采在1888年（发疯前一年）一年间竟写成五本书（现被辑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令人惊叹尼采的天才，也让人怀疑此时尼采的心智是否正常。

9　尼采：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5卷，德文版，柏林/纽约，1999年，第61页；中译本，赵千帆译，孙周兴校，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1页。

10　通常（包括我自己）也译为“解释”。现在我认为，以“阐释”译Auslegung，以“诠释”译Interpretation，可能是更合适的译名选择。相应地，Hermeneutik应改译为“阐释学”。相关讨论可参看孙周兴：《试论一种总体阐释学的任务》，载《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

11　尼采：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1卷，德文版，柏林/纽约，1988年，35［52］，第536页。

12　参看孙周兴：《未来哲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第284—285页。

13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理论人”和“宗教人”都是尼采本人的词汇。

14　现象学不是一个狭隘的哲学思潮，而是一种思想姿态和思想可能性，就此而言，不但尼采哲学是现象学的，而且维特根斯坦哲学也是一种现象学。关于尼采哲学的现象学特性和意义，可参看孙周兴：《尼采的科学批判，兼论尼采的现象学》，载《世界哲学》，2016年第2期；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倾向，主要可参看徐英瑾：《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　特别可参看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中译本，孙周兴编，倪梁康、孙周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6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跟汉语的特性紧密相关的，汉语本身是一种关联性语言，汉语没有形式语法，词类界限不明，词义强烈地依赖于语境（上下文）。可参看孙周兴：《超越之辩与中西哲学的差异——评安乐哲北大学术讲演》，载《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以及《存在与超越——西哲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7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路，可参看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8页以下。

18　尼采：《权力意志》上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德文版，10［17］，第462页；参看中译本，第526页。

19　参看孙周兴：《末人、超人与未来人》，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本书第四编第二章。

20　此节可参看孙周兴：《技术统治与类人文明》，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本书第二编第一章。

21　参看安德斯：《过时的人》第一卷，中译本，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2　相关讨论可参看本书第二编第三章《海德格尔与技术命运论》。

23　在当代人文领域内，对于现代技术的最积极的声音可能来自哈贝马斯，但也无非是主张商谈，通过政治、技术、人文等领域的沟通来形成关于技术进展和方向的可能共识。参看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译本，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24　可参看孙周兴：《哲学与艺术关系的重构——海德格尔与当代德国文化变局》，载孙周兴：《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