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德国的政策与英法关系破裂
一、德国对英法关系的估算
三国同盟的成立为德国与英国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然而这种作用要到19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才真正显现。1882年前后，德国对于英法这两个西欧大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以施加影响的杠杆。在政治倾向上，英法与德俄奥意四国都不同，属于自由主义占主流的国家，“君主一致”的保守主义原则不仅对其没有作用，反而容易凸显德国与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在战略利益上，法国与德国在欧洲大陆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与德国没有根本的冲突，但也没有多少利益交集，对德也没有太多需求。当俾斯麦的结盟体系把欧洲其他列强都囊括后，这两个游离于体系外的大国就成为德国面临的一种不确定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西欧大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一致，历史上也曾经多次联手。如果俾斯麦的“三皇同盟”和“三国同盟”使它们感到被排斥，这两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走到一起，重温历史上“自由主义同盟”的旧梦。这样的话，德国无疑会面临一个大挑战。在“基辛根口述备忘录”中，俾斯麦就提到通过埃及和地中海事务将英法两国分开，并将其作为德国要实现的五个对外政策目标之一。但是，俾斯麦又不可能直接在英法之间进行挑拨。在德法关系非常对立的情况下，德国任何这方面的举动都容易被识破，最后很可能是自取其辱。所以，德国对这两个西欧国家的做法与其对俄奥政策有很大差别，表现得十分耐心，而且小心谨慎。
归纳一下，德国对英法的政策不外乎两点，一是努力与法国和解，二是等待并利用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争吵。
在推动德法和解上，俾斯麦的表现比较有意思。一方面，他内心根本不相信德法和解能够实现，他的回忆录表明他恰恰认为法德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而且关键问题还不仅仅是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长期以来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也被德国取代了。注131另一方面，他的现实政策却积极追求与法国和解，俾斯麦内心的真实想法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法国“真诚”的和解姿态，也许这正是俾斯麦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过人之处。1882年6月，俾斯麦曾对法国驻德大使库塞尔说，“我要的是息事宁人，我愿意言归于好。我们没有任何道理去想方设法伤害你们；我们倒是处于还欠你们一笔补偿的地位。”注132在实际行动中，德国也确实体现出对法国的“照顾”，特别是在获取殖民地问题上。1877年，英国倡议对摩洛哥进行“改革”，以便使摩政府更加独立，从而有能力帮助英国保证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注133但法国的意图却是使摩洛哥保持这种衰弱的状态，以便有朝一日可以吞并它，因而坚持反对英国的倡议。1880年，按英国的提议，欧洲列强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大会，讨论摩洛哥的改革问题。在会上，德国一改原先支持改革的立场，转而大力支持法国，并联合了奥匈共同行动，最终使英国的改革提议被大会否决。另外，在法国和意大利争夺突尼斯时，德国也明确支持法国，确保法国在争夺中获胜。
然而在法国人看来，俾斯麦这种“和解”政策的意图过于明显，那就是将法国的注意力从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引开，使法国不再考虑复仇战争。不过，法国即使识破了俾斯麦的意图也没有办法，因为德国的结盟政策已经使法国在欧洲事务中陷于孤立，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只能在海外殖民的方向上行动。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法国越是向海外殖民方向发展，它与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越多，重温“自由主义同盟”就越不可能，而德国则享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当然，英法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吵不能归因于德国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海外利益和国内经济政治结构都使得这种较量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俾斯麦只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善于利用时机的大师，使事件朝着对德国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他自己强调：“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就好比摇落不成熟的果实……在某种形势正在变化的时候能进行等待，这种能力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注134这方面最明显的体现就是1882年的埃及危机。
二、埃及危机与德国的政策
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矛盾可以说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已经埋下。当时拿破仑一世率法军入侵埃及并与英军作战，但是英国获胜后并没有控制埃及。到19世纪，特别是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埃及的战略价值大幅度上升，英法对埃及的争夺也随之加剧。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其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的战略性通道，它决不允许其他大国控制这一地缘政治枢纽。对法国来说，埃及是其经济渗透的重要目标，法国在那里有着大量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工程是法国人主持完成的，因此在埃及必须有法国的立足之地。1875年11月，英国首相迪斯累里突然购买埃及地方政府所持有的运河公司股票的44%，表明英国开始着手控制埃及。后来，由于埃及政府出现财政危机，英法决定加大干预力度，于1876年建立了对埃及财政的“共管”制度。当然，这种貌似合作的“共管”实际只是英法之间的一种相互监视。索尔兹伯里在一封信中写道：“你可以放弃——或者独占——或者分享。放弃将使法国置身于我们通往印度的路上。独占则接近于冒战争风险。因此，我们决定分享。”注135但是，随着埃及局势的进一步动荡，这种形式上的“共管”越来越不能掩盖英法之间的争夺。1881年9月埃及爆发民族起义，1882年2月埃及的统治者被迫任命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新内阁，并取消“共管”，从而引发了1882年的埃及危机。
危机的大致进程如下：在危机最初阶段，英法尚能保持一致。1882年1月，法国提议英法共同干涉埃及，但德国提出反对，建议干涉采取“欧洲协调”的形式，被英法接受。1882年5月，欧洲各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大使会议，商讨通过埃及名义上的宗主国土耳其来进行干涉，然而土耳其苏丹拒绝派代表参加，大使会议根本未能召开。5月2日，埃及当局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局势，向英法求救，最终英法两国于1882年5月20日共同派军舰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进行武力恫吓。但是，英法并没有一个预先的方案，也没有得到欧洲其他大国的授权，因而两国舰队不能贸然采取军事行动。结果，英法的侵略行径进一步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抗，6月11日亚历山大港爆发反对欧洲人的民族起义，危机进一步升级。6—7月，列强寻求土耳其干涉的外交努力仍没有任何进展，英国则开始准备单独行动。7月11日，英国舰队开始炮击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则以撤退表示抗议。随后英国军队迅速登陆，于9月13日击溃了埃及军队并完全占领了埃及。1881—1882年的埃及危机结束。
德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俾斯麦而言，他一直盼望的就是这样一场危机。通过埃及和地中海事务分开英法两国，是他在“基辛根口述备忘录”中提出的五个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在诸多可能中，英国单独占领埃及又是对英法关系冲击最大的一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埃及问题将成为英法之间持久的症结，德国则有充分的空间在两者之间纵横捭阖。另外，英国占领埃及也有助于防止英俄之间的冲突失控，因为只有让英国控制埃及，俄国控制黑海，双方在战略上最脆弱的部分（对英国而言，是它通往印度的航线，俄国方面则是乌克兰）才能得到保证，从而才会在长时间内满足于保持“现状”。注136所以，德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处境与其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恰恰相反，属于只会有收益而不会有风险。
正是基于这些判断，俾斯麦对埃及问题的总体考虑就是保持并视情扩大英法之间的矛盾，使之服务于德国欧洲政策的需要。俾斯麦本人一再对德国外交官强调，德国在埃及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由德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关系决定。注137总体上看，俾斯麦在埃及危机中的做法可以归纳为三点，这些也是其平时政策的延续。
第一，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保持低姿态。德国在埃及问题上向来不积极，只有在1879年英法与埃及当局矛盾激化时才短暂出面牵头，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向法国表示友好，以防法俄接近（因为当时德俄关系紧张），同时也为了让埃及继续成为英法之间潜在的“冲突源”。注138危机爆发后，俾斯麦延续了这一做法。1882年1月27日，德国驻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总领事向柏林报告说，埃及当局可能已经不能再维持秩序，要求德国进行干涉。俾斯麦指出，总领事希望看到秩序恢复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对国际事务（指恢复埃及的秩序）的考虑不应使我们忘记，促成这些事情并不是德国的主要政治任务……有大国意识不意味着我们会像法国那样，被诱使奉行一种着眼于提高威望的政策。我们事实上的利益，或是所谓的欧洲利益都没有大到让我们在埃及事务中领头的程度。”注139
第二，用促成合作的形式来防止英法真正实现合作。可能从1875年的近东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俾斯麦在埃及危机中没有积极地向冲突方提出各种建议，以免英法怀疑他在利用矛盾。表面上看，他是在促成英法的合作而不是挑动矛盾，注140实际上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避免英法在埃及问题上实现真正的合作。当法国总理甘必大在1882年1月提出由英法两国共同对付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威胁时，俾斯麦表示反对，提出这种共同行动很容易在两国之间产生不和，同时也会使两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疏远，特别是由于法国夺取突尼斯而耿耿于怀的意大利。他还批评英国这种做法是“缺乏远见的，与这个国家（英国）的历史不相称”。注141实际上俾斯麦担心的是，如果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单干，那么当它们发现欧洲其他国家反对时，这种反对反而会把两国推得更近。因此，他的对策是用“欧洲协调”把英法合作包裹起来，使这种合作在更大、更复杂的框架下进行，同时德国还可以有效地施加各种影响。俾斯麦建议欧洲各大国联合起来要求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土耳其苏丹来恢复埃及的秩序，这样英法在埃及的行为就能与各国际条约一致，同时也能得到“欧洲协调”的支持。注142事实上，由于土耳其苏丹拒绝参加大使会议，“欧洲协调”从一开始就没能运转起来。所以这一形式只是阻止了英法合作，拖延了危机的解决，而当危机再次升级时英法只能进行一次仓促的联合示威，为后来两国在危机处理上产生冲突铺平了道路。
第三，鼓励英国占领埃及。俾斯麦在埃及危机爆发之前就在鼓励英国单独行动。注143早在1875年11月迪斯累里迈出购买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这关键一步时，俾斯麦就向英国表示了热切的支持。1877年，德国皇储妃写信给她母亲维多利亚女王，建议英国在“埃及取得坚实的立足点”。注144首相迪斯累里一下看出，“（信）可能在俾斯麦亲王的授意下写的。如果英国女王要取得对埃及的统治，她不需要征求俾斯麦亲王的建议或允许。”注145而女王的回信则表示，英国从不在不必要的时候吞并其他国家的领土，“俾斯麦亲王可能希望我们夺取埃及，因为这样做就是给法国一个大耳光，而且法国没办法抗议。”注146
埃及危机爆发后，由于俾斯麦建议的“欧洲协调”方式迟迟没有进展，英国于6月24日通知赫伯特·俾斯麦，如果会议失败，那么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与法国联合，英国都决定对苏伊士运河地区实施军事占领。更重要的是，英国已经为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可以在一周之内将8000名士兵从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运抵埃及的塞得港，在两周之内英国还可以再向埃及集结10000人的部队。得知这一消息后，俾斯麦明白英国已经准备摊牌，他在一份备忘录上批示说，“欧洲协调”会议的失败“确定无疑”。注147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仍认为德国需要谨慎，因为德国方面显露出任何要挑动英法矛盾的意图都可能适得其反。他明确指示有关官员，一旦英国确实在埃及展开军事行动，德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力避免在该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发生瓜葛，如果法国反对英国的行动并要求德国支持，德国将答复说，如果作为埃及宗主国的土耳其都容忍英国的行动，那么德国既无权利，也无理由加以干涉。注148
1882年7月，英国决心动武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此时俾斯麦担心的是英国中途退缩，放弃军事行动。为防止这样的结果，他一方面明确德国不干预的立场，以消除英国对德国的顾虑。7月，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向德国试探：“我当然要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但知道宰相（指俾斯麦）认为怎么做合适将对我们十分有用，而且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注149俾斯麦答复说德国希望英、法、土能就埃及达成谅解，但是，只要德国的重大利益不受损害，德国就不会阻止英国采取任何行动保护自己的重大利益。另一方面，俾斯麦对德国驻亚历山大城总领事的乱发议论十分恼火，一再指示其保持安静，以免动摇英国动武的决心。7月4日，当英国舰队司令向埃及起义者发出战争威胁后，德国驻亚历山大城总领事冯·泽豪玛（Anton von Saurma）向柏林紧急发电报，提出“当前似乎需要用最明确的态度来警告那位不负责任的舰队司令，让他保持安静。”俾斯麦的回答却是“需要我们的警告以保持安静的是泽豪玛，而不是那位英国海军舰队司令。前者无权干预另一个欧洲大国采取的行动，除非德国的利益要求这么做。”注1507月9日，泽豪玛又一次得到指示，通知他“不得采取任何未经柏林授权的行动。”注151而到7月11日英舰队炮轰亚历山大城而法国拒绝参加行动时，俾斯麦终于松了一口气，赫伯特·俾斯麦在信中称“我父亲对炮击完全满意。”注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