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增加的国际义务：近东危机与德国的选择
如果说“战争在望”危机显示出德国崛起招致来自其他大国的压力，那么紧接着发生的“近东危机”就表明，崛起还迫使德国不得不背上更多的国际义务，并且接受伴随而来的各种深层次风险。这些仅仅靠俾斯麦在政策上的“低姿态”已经无法躲避了。更关键的是，1875年开始的“近东危机”所冲击的正是当时德国外交的重心——“三皇同盟”。
前面提到，所谓的“三皇同盟”并不是这三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对抗谁（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希望通过这种联合的形式来掩盖彼此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对德国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只要俄奥和德国在一个联盟体系内，这两个国家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来寻求与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的同盟，法国就将始终处于一种孤立状态。这样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安全都不会出现问题。
然而这一联合面临两大冲击：一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与大陆强国之间的联合历来不放心。俾斯麦的“三皇同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梅特涅时期的“神圣同盟”，自然会唤起英国对大陆强国联合主导欧洲事务的担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削弱这种联合，英国都会积极行动。二是东方问题的凸显。巴尔干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斯拉夫人，但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他们逐步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巴尔干地区各斯拉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断加强，形成所谓的东方问题。在当时的欧洲，这一进程对于大国之间的力量格局具有颠覆性影响：首先，这将加速土耳其帝国的瓦解，而如何分配这一巨大遗产将引起欧洲列强之间的严重冲突，甚至是战争；其次，可能加强俄国在这一地区，甚至整个地中海东部的影响力，因为俄国一直自视为“斯拉夫兄弟”的“解放者”，新独立的斯拉夫国家被认为是俄国势力的延伸；第三，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接下来的“欧洲病夫”就会是奥匈帝国。因为奥匈境内居住着大批斯拉夫人，一旦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蔓延，奥匈帝国也可能瓦解。注54因此，在东方问题上，俄奥两国的利益根本上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一旦激化就可能迫使德国不得不在两者间选择。这些构成了1875—1878年近东危机的大背景。
一、1875—1878年近东危机的基本情况
1875年7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爆发起义，反抗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出于共同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同时也希望借此从奥斯曼帝国获取领土），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俄国从一开始就通过多种渠道援助起义者。注55到了年底，奥匈帝国对起义的扩大开始感到不安，首相安德拉西于12月30日发布照会，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并提请列强要求苏丹接受该方案，以便安抚起义者和其他处于奥斯曼统治下的各巴尔干民族。但是，英国拒绝了这一照会，原因有二：第一，首相迪斯累里认为这场起义与英国关系不大，可以让其自生自灭；第二，更重要的是，迪斯累里和外交大臣德比伯爵都认为，“三皇同盟”的存在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事务上孤立无援，因而希望这场起义可以加深俄、奥、德之间的分歧。
到187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局势越来越严重。年初，起义向南扩展到了保加利亚，德国和法国驻萨洛尼加的领事被杀。骚乱还蔓延到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整个土耳其帝国似乎摇摇欲坠。为了平息局势，德、俄、奥再次试图进行大国协调，三国代表在柏林联合发出停火建议，但英国再一次拒绝。英国这种立场普遍被认为是在鼓励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于6月底向土耳其宣战，7月2日，门的内哥罗向土耳其宣战，危机进一步升级。
面对这种形势，俄国和奥匈这两个在巴尔干利害关系最深的大国有着各自的考虑。对奥匈来说，它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但如果现状必然要改变的话，奥匈必须得到补偿，以便抵消俄国和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的壮大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对俄国而言，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将巴尔干民族起义视为自己的事业，并将斯拉夫民族解放的成功看作俄国势力的自然拓展。因此，塞、门两国对土宣战后，俄国国内群情激昂，上千名志愿者进入塞尔维亚参加对土作战，大量武器运往塞尔维亚，一名俄国将军甚至取得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指挥权。注56而俄国政府，特别是沙皇本人和宰相哥尔查科夫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并不认可，但也认为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发展态势有利于俄国攫取自己的利益。因此俄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与奥匈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应对形势的发展。经过谈判，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西于 1876年7月8日在赖希施塔特（Reichstadt）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双方同意，如果土耳其胜利，那么将迫使土耳其保持现状；如果塞尔维亚胜利，那么塞、门两国将扩大并瓜分新巴扎尔县（Sanjak of Novibazar），奥匈将获得大部分波黑地区，俄国将恢复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的比萨拉比亚，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可以获得独立；如果土耳其帝国崩溃，那么君士坦丁堡将成为自由市。注57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该协议表明，奥匈已经在原则上同意瓜分土耳其，这与1875年12月30日“安德拉西照会”所传达的信息有了很大变化；第二，双方似乎都认为土耳其将战败，因此谈判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塞、门两国的胜利上。
但战争的进展表明，土耳其人并不像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想象得那样弱。土耳其军队很快进行了重新部署，并于1876年9月决定性地打败了塞、门两国的军队。按照赖希施塔特协定，此时就应该考虑迫使土耳其保持现状。然而此时俄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公众的情绪十分激动，在政府内部，主张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势力也占了上风。俄国的政策开始一步步向武力干涉方向发展。但是，要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俄国还面临两个主要顾虑：第一是英国的干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克里米亚战争就将重演，当年惨败的教训仍使俄心有余悸；第二是奥匈的立场，如果俄军在巴尔干中南部与土军激战时，奥匈部队突然前出多瑙河下游地区，俄军的后路将完全断绝。此时，俄国并不担心英国。因为英国国内舆论正在强烈谴责土军在保加利亚屠杀平民的暴行，自由派领袖格莱斯顿更是在进行激烈的反土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保守党政府很难采取任何保护土耳其的政策。对于奥匈，俄国起先准备进行武力“解决”，或是用武力进行威慑，因此转而试探德国。对此俾斯麦明确表示，德国不允许奥匈被打垮。注58这种态度使俄国又回到赖希施塔特协定的思路上，即着手“收买”奥匈。俄奥两国于1877年1月15日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注593月18日又增加了一个补充协议，奥匈保证中立并反对列强集体调停，作为回报，俄国同意奥匈占领波黑地区。做完这些准备后，俄国就放心地发动了对土战争。
1877年4月24日，俄向土宣战，近东危机进入新阶段。然而，俄国并没能像预想的那样取得速胜，在一个名叫普列夫那的地方，俄军遭到了顽强抵抗。直到同年12月，俄军才攻克该地，土耳其的军事抵抗由此瓦解。1878年1月底，俄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外围，但已精疲力竭，无力再行进攻。在这短短6个多月时间内，英国的公众舆论也由于土军的顽强抵抗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英国大众开始普遍同情土耳其，注60英国政府也得以迅速采取行动。1878年2月中旬，英国舰队到达君士坦丁堡附近海域。在这种情况下，俄土双方停火，并于3月3日签署了《圣斯蒂凡诺和约》。
对俄国来说，《圣斯蒂凡诺和约》在外交上是一个极大的败笔。当时的俄方代表伊格纳吉耶夫将军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积极拥护者，陶醉于军事胜利，没有看到俄国在外交整体态势上仍然处于非常微妙和脆弱的地位。他在强加给土耳其人各项条款时，既没有理会俄政府给他的指示，也不考虑其他列强的利益，甚至没有看一眼战前俄国与奥匈签订的协议。应该说，他在《圣斯蒂凡诺和约》中为俄国直接索取的东西并不令欧洲国家吃惊，主要是黑海以东的一些领土，包括吐尔察州、卡尔斯、阿尔达汗、巴亚济特和巴通等地，在欧洲部分则是德布鲁迪亚，用来向罗马尼亚换回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的比萨拉比亚。但是，也许是出于泛斯拉夫主义的热情，他建立了一个大保加利亚，领土从黑海一直延伸到爱琴海，而且将由俄军占领两年。这样一来，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无疑将大大增强，而且通过保加利亚的出海口获得了前出地中海的通道。注61
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奥匈来说，意味着封闭了它向南通往爱琴海的通道，更何况，原来布达佩斯协定中用以“收买”奥匈的波黑地区也享有了自治，奥匈仅获得名义上的监管权。所以，对奥匈来说，战前和俄国的所有秘密协议都白签了。而在英国看来，俄国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地中海的出海口都是坚决不允许的，为此英国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不惜一战（即克米里亚战争），更何况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使地中海对英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因此，英奥两国带头反对《圣斯蒂凡诺和约》。在和约签订三天以后，奥匈就邀请列强前往柏林召开会议，以讨论和约的修改问题。
俄国的应对办法是在会议召开之前试图再一次“收买”奥匈，但此时后者已经不为所动，俄国只能转而直接与英国谈判。英国首相迪斯累里的意图很明显，他不仅要防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还要尽可能地扩大“三皇同盟”内部的分歧，因此十分乐意与俄国达成某种交易。注621878 年5月30日，英俄签署协定，俄国同意将保加利亚的边界从爱琴海后撤，同时将保加利亚分为两部分，这样英国对《圣斯蒂凡诺和约》的反对意见就基本消除了。但是英国在这里又玩弄了一次计谋。它一方面同意俄国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获得领土，但另一方面又于6月4日与土耳其政府达成一项秘密条约，保证土耳其在亚洲部分的领土完整。英国通过这种保证，不仅取得了随时向土耳其派兵的借口，而且还强迫土耳其割让塞浦路斯岛，从而在地中海东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英国又与奥匈在6月6日签署协定，以支持奥匈获得波黑地区为代价，换取奥匈接受英俄协议的内容。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柏林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
二、德国的两难境地
在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中，德国的处境十分微妙。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德国当时在近东及巴尔干的利害关系是列强中最小的，注63因而有可能采取一种比较超然的立场。从不利的方面来看，近东危机中最严重的一对矛盾就存在于俄国与奥匈之间，危机的升级可能造成这两个大国的武装冲突，从而将德国置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干预，其中的一个国家可能被打垮，德国的战略环境将因此严重失衡；如果干预，则势必得罪另一大国，可能会导致后者与法国结成反德同盟，从根本上恶化德国的安全环境。即使危机没有导致大国战争，而是由一个大国会议来处理，德国的处境还是非常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可能乐于与法国打交道，奥匈则向英国靠拢，而德国将同样处于微妙而危险的境地：或者做两者之间的调解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或者倒向英奥一边，从而面临法俄从东西两个方向的威胁。而随着危机的发展，对德国的怀疑也在增加，外交部官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坦因曾在信件中提及，一部分人认为德国希望趁近东危机升级的机会来“进攻某个国家”，但事实上“这里的两三位决定性的人物都没有丝毫这样的想法”。注64
面对这种形势，俾斯麦非常清楚，在东方问题上德国越是积极主动，处境就越危险，就好像一个人陷入沼泽以后又拼命挣扎一样。因此，在近东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俾斯麦的基本原则就是紧紧抓住德国在东方问题上直接利害关系最小这一点，尽可能地消极回避，而“越是避免介入与我们无直接关系的争执，对于激发并利用我们的虚荣心的任何企图越是冷漠置之，那么我们的威望和我国的安全就越能持久……如果德国善于克制，那么它在未来的东方问题的争执中，就能利用它是在东方问题上利害关系最小的国家这种有利地位。”注65对于让德国出面调解这种要求，俾斯麦根本就是反对的，尤其是反对由德国主持一个国际大会。在他看来，这样的会议结果只能是暴露“我们三个朋友”之间的分歧，而他本人则会被三方一致指责。注66在危机中，他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爆发欧洲大战，因为这样一场战争最终必将涉及德国；二是不使俄奥中的任一方感到被孤立，从而导致其向法国靠拢。可以说，俾斯麦在1875—1878年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期间的全部政策，都是围绕这些目标和原则展开的。
近东危机爆发后不久，俾斯麦就于1875年12月向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坦言，德国对于整个东方问题最关心的，就是防止其威胁欧洲和平，以及由三皇同盟建立起来的俄奥之间的友好关系。注67同时，他又反复强调，德国在巴尔干没有自己的利益。在国会演讲时，他甚至公开宣称“整个东方问题不值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性命。”除了这些消极回避的办法外，他还试图采取更积极的方式，那就是鼓动其他大国瓜分土耳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相互牵制的利益格局，减轻德国的压力。注681876年1月2日，俾斯麦向英国建议由英、俄、奥共同瓜分土耳其帝国，其中奥匈占有波黑地区，俄国在比萨拉比亚得到补偿，而英国可在埃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注691月5日，他向俄国提出同样建议。2月19日，俾斯麦再次向英国建议瓜分，同时声明德国是“领土上满足的国家”，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土地没有兴趣。注70但英俄两国均未响应。1877年4月俄国对土宣战以后，俾斯麦又建议由列强共同瓜分土耳其，并将埃及作为英国的份额。注71但俾斯麦的这些建议并没有产生效果，反而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怀疑，认为德国试图用这种手段挑动英俄开战，目的是为了借机吞并荷兰。注72英国首相迪士累利还为此大光其火，称“必须要阻止（俾斯麦的）这种企图。我发现他到处在挡我的路……这个人是欧洲的麻烦，和俄国相比，俾斯麦更是我的问题，我下定决心要阻止他。”注73碰壁以后，俾斯麦再也不提瓜分一事。
然而，俾斯麦这些做法并没使德国置身事外。在俄奥矛盾日益激化、英国又希望扩大“三皇同盟”内部分歧的情况下，危机的发展还是一步步将俾斯麦推到前台。1876年秋，俄宰相哥尔查科夫没有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德皇威廉一世驻俄国宫廷的私人代表冯·韦尔德将军询问，如果俄国与奥匈发生战争，德国是否将像俄国在德国统一战争期间那样保持善意的中立。注74俾斯麦对此十分生气，因为这一渠道的传话使德国根本无法留下任何外交案底（记录），不管德国做出什么承诺，俄国政府事后都可以表示与自己无关。俾斯麦愤怒地写道：“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让俄国在他们通过冯·韦尔德对我们说的事情上说话算话或负起责任，因为哥尔查科夫亲王完全是通过口头的秘密谈话的形式对王朝间的‘随从’讲的。”注75
更令俾斯麦感到警觉的是俄国询问的内容。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兆头。“三皇同盟”的内部矛盾发展到极端，就是俄奥关系破裂，并迫使德国在两国之间进行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一方，德国都是输家。因为未被选择的一方必然会向法国靠拢，从而使德国不得不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对德国就变得十分关键，而对同盟的严重依赖将使德国丧失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最终很可能变成德国为盟友，而不是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这些实际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
所以，俾斯麦极力避免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一开始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想把韦尔德召回。后来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俾斯麦只能向俄国正面阐述自己的立场。他强调德国将极力保持欧洲的和平和三皇同盟的协调，同时也指出，“听任俄国的地位为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所严重地、长久地伤害（如果俄国的武装力量遭到厄运），这同我们的利益是不相符的；但是，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或者它的独立遇到如此严重的危险，以至于我们在欧洲势力均衡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将受到有朝一日会消失的威胁，那么这将同样深刻地影响德国的利益。”注76该答复实际上是俾斯麦在东方问题的真正底牌，也是他所有对外政策的基础。他在回忆录中又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令我们痛心，俄国和奥地利之间不能维持和平，那么尽管我们可以容忍我们的朋友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两者之一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和祸害，以致使其独立的、在欧洲具有同样发言权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注77
三、柏林会议
随着近东危机的发展，德国置身事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于普鲁士或者德国来说，1875年近东危机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和约签订过程中，普鲁士拼命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但没人认真看待它，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竭力往后缩，最终还是被推向前台。这可以看成是德国崛起带来的一种连带结果，即责任的扩大。不管愿意与否，崛起的德国都必须卷入欧洲大陆各项事务，所背的“包袱”越来越多，行动空间则越来越有限。
俾斯麦当时的处境正是如此。他对俄国挑明了德国在俄奥之间的立场后，仍在极力避免德国成为矛盾的中心。1878年2月，当各国在讨论召开大国会议解决问题时，他明确反对由德国牵头召开会议，也反对将会议地址选在柏林。注78在无奈同意列强在柏林召开会议的要求后，他又试图回避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一再提议让法国代表沃丁顿来当会议主持人。注79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起作用，最终俾斯麦不得不牵头在柏林召开欧洲国际会议。
不过，即使被迫成为了“调解人”，俾斯麦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判断还是没有动摇，那就是一旦德国偏向一方，另一方就会被孤立，就会寻求法国的友谊，从而可能出现一个反德联盟。因此，俾斯麦将自己定位为“诚实的掮客”，努力在柏林会议上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注80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正式开幕。而在此之前，很多问题已经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了秘密协商，部分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会议只不过是对其进行公开的确认，这可以说是欧洲“大会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注81尽管如此，由于列强之间的分歧，特别是俄国与奥匈之间的分歧过大，还是对大会造成了很大困难。俾斯麦作为大会主席，尽可能地在列强间保持平衡，并充分施展他的外交手段，推动大会的议事进程。在黑海沿岸的领土问题上，俾斯麦支持俄国的主张，在巴尔干半岛，他支持奥匈把军队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新巴扎尔县。他又极力压制小国和弱小民族的要求，防止其“干扰”大国之间的交易，对于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对很多小部族和少数民族装腔作势的关注也明确表示反感。在一份应受保护的少数民族的名单上，俾斯麦就删除了“库袒-弗拉赫斯”这一项，并表示从未听说过这一名称。注82
最终，会议于1878年7月13日成功结束，引发危机的所有直接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会议签署了《柏林条约》，对3月3日签订的《圣斯蒂凡诺和约》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圣斯蒂凡诺和约》的主要成果，也是英奥反对最坚决的部分——“大保加利亚”被分为三块：最大的部分名义上由土耳其享有宗主权，但由俄军暂时占领，一个由俄国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国家的组建，实际上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第二部分是位于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东鲁米利亚”省，在行政自治的条件下接受土耳其政治和军事的直接管辖，但由欧洲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监督；大保加利亚剩下的部分（包括爱琴海沿岸地区）则由土耳其人直接统治。条约还规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获得完全独立，而且在领土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俄罗斯通过《圣斯蒂凡诺和约》割取的土耳其在亚洲部分的土地基本得到保留，但归还了阿拉克尔特山谷和巴亚泽特城。奥匈则占领波黑地区，并取得了在新巴扎尔县驻军的权利，从而得以在军事上将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这两个斯拉夫国家隔开。注83
进一步分析《柏林条约》的细节对本书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总的来看，无论是柏林会议本身还是最终形成的《柏林条约》，它们的意义主要是象征性的。对于欧洲政治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大国平衡时代的开始，平衡的支点则是在柏林。对于德国来说，这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多么不情愿，德国都必须走到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背起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是“自损”的。这一点在柏林会议以后马上得到了体现。俾斯麦费尽力气防止了俄奥之间的决裂，但代价却是俄德关系的恶化。在俄国国内，公众舆论对于《柏林条约》迫使俄国吐出俄土战争的部分成果愤愤不平，并且普遍把账算到俾斯麦头上，认为是德国“出卖”了俄国。这样，俄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反德浪潮，俄德关系也降至一个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