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基本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8章）将人生中善的事物划分为三类：外在的善，灵魂的善，身体的善。我只保留他的三分法。我认为，凡人命运中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三个基本类别。它们是：

1．人是什么，即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品格，其中包括健康、力量、美貌、禀性、道德品质、智力以及其所受的培养。

2．人所拥有的东西，即财产以及全部意义上的所有物。

3．人所展现出来的表象：众所周知，也就是一个人在其他人眼中的样子，即他到底是如何给他人表象的。这就是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分为名誉、地位和声望。

第一类之下所做的区分是自然本身设定到人与人之间的；由此就能推知，对于人们的幸福或者不幸，自然区分的影响力要比单纯出自人为规定——这些规定造成了以下两类中的差别——的区分的影响力更为根本，更为有力。所有地位、出身（甚至帝王般的出身）、财富之类的优势，比之于真正的个人优势，例如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心灵，就像戏台上的国王比之于真正的国王。伊壁鸠鲁的第一个弟子，梅特多罗斯[4]早已在他的书中写下了一章，名为：“我们幸福的原因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而非自身之外。”（参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5]《杂著》第2卷第21节，维尔茨堡版《论辩著作》）当然，就人的舒适状态而言，甚至就他的存在的全部方式而言，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存在于或发生在他自己之内的事。也就是说，在此他直接感受到的内心的愉悦或不愉悦，首先是他的感觉、意愿和思想的结果；与之相反，所有身外之物对他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同样外在的事情或者情况，对我们每个人的刺激都不相同；并且在相同的环境下，每个人还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因为一个人只跟他的观念、情感和意志活动直接相关；而外在的事物只有当它们引发上述东西时才能影响他。每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何，取决于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因而取决于头脑的差别：据此，这个世界将是贫瘠的、枯燥的、肤浅的，或富有的、有趣的、饱含深意的。例如，与其说某些人羡慕他人在其生活中遇到了诸多有趣的事，不如说他应该羡慕的是他们所具备的理解力，能赋予他们所描述的事件以意义：因为同一件事，在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看来是如此有趣，却会被一个庸俗肤浅的人视为平凡世界中枯燥的一幕。关于这一点，歌德和拜伦所创作的一些诗歌是最有力的说明。显然，这些诗歌以真实事件为基础。一个愚蠢的读者羡慕诗人能有各种奇闻趣事，而不去羡慕诗人强大的想象力，能够从一桩寻常小事创造出如此伟大、美妙的东西。同样，在郁郁寡欢的人看来是一幕悲剧的地方，乐观向上的人却看到一场有趣的冲突，冷漠迟钝的人则视之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一切都基于如下事实：每个现实性，即每个完成了的当下，都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客体，二者就像水中的氢和氧一样必然紧密相连。因此，假如客体部分完全相似，而主体部分各不相同，那么当下的现实性就是完全不同的，反之亦然。最美的、最好的客体部分与迟钝的、劣等的主体部分相结合，只能得出一个劣等的现实性和当下；就像在恶劣天气中或者劣质照相暗盒中的漂亮风景。或者说得更浅显一点，正如受制于他的皮肤一样，每个人都受制于他的意识，并且只有在他的意识中才能直接地生活，因此很难从外界帮助他。在舞台上，一个人演国王，另一个人演谋臣，第三个人演仆人，或士兵，或将军，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区别仅仅存在于外部；作为这类现象的实质，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可怜的戏子，有他的烦恼与困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地位和财富的差异给予他们各自所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幸福和愉悦有内在的差别，就像他们的角色所对应的那样；相反，在此每个人都同样是可怜的愚人，有他的困难和烦恼。这些困难和烦恼虽然在内容上各不相同，但是在形式（即本质）上却大致相同。困难和烦恼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绝不取决于等级和财富（即角色）的差异。换言之，由于所有对于人而言存在着的、发生过的东西，始终直接地存在于他的意识中并且为了意识而发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意识自身的性质是最重要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比在其中展示出的形态要重要得多。经由一个愚人的混沌意识映照之后，一切的壮美与享受都变得十分贫瘠。与之相反的是塞万提斯[6]的意识，他能在一间压抑的牢房中写出《堂吉诃德》。——当下和现实性的客观部分掌握在命运的手中，是易变的；而我们自己是主观的部分，本质上是不变的。因此每个人的一生，尽管外在的变化交替不断，但其性格却始终如一，就好像乐章的一系列变奏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一样。没有人能摆脱他的个性。就像动物一样，无论人们把它放置在哪种环境下，它仍然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它的本质自然已经不可逆转地决定了范围。因此我们的努力，诸如要使一只我所喜爱的动物获得幸福等，就必须时常控制在一个狭窄的限度内，这正是因为它的本质和意识的界限。人也如此：他所能获得的幸福的尺度早已被他的个性所规定。特别的是，他的精神力量的限度已经一劳永逸地决定了他获得高级享受的能力。如果他的精神力量是如此有限，那么所有外在的努力所有人力和运气给予他的帮助——都将不可能让他超出通常的、半兽半人的幸福和愉悦的尺度。他所依赖的是感官的享受，亲密愉快的家庭生活，庸俗的社交和粗俗的消遣，甚至教育，对拓展人的眼界方面也不能产生很大的帮助，尽管会有一些帮助。最高级、最丰富、最持久的享受是精神享受，尽管我们年轻时可能混淆这一点，但是这些享受首先取决于精神的力量。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是的东西，取决于我们的个性；相反，人们通常只考虑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我们所表象出来的东西。但是命运可以改善，而且内心富足的人对命运并不会提过多的要求。反之，头脑简单的人终生都头脑简单，反应迟钝的人一辈子都反应迟钝，就算他到了天堂，身边环绕着天堂的美女。因此歌德说：

无论大众、奴仆还是主人，

所有时代的人皆承认，

俗世之人的最大幸福

唯有品格。

——《西东诗集》

从饥饿是最好的厨师、老年人对少年眼中的女神无动于衷，一直到天才和圣徒的生活这种事例，一切皆可证明，就我们的幸福和享受而言，主体比客体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健康远远胜过所有其他外在的善的事物，以至于一个健康的乞丐很可能要比一个生病的国王更幸福。一种安详的、开朗的禀性（出自完美体魄和顺利运转的身体组织），一种清晰的、活跃的、深刻的、敏锐把握事物的知性，一种适度的、温顺的意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善的良知，这些都是地位和财富不能代替的优势。因为一个人自身所是，即在孤寂中与他作陪的东西、无人能够提供或者夺走的东西，显然比所有这一切都要重要，即比他所能拥有的东西，或者他在别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更重要。在完全的孤寂中，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在他自身的思想和想象力上怡然自得；相反，一个反应迟钝的人，即使持续不断地社交、看剧、出游、狂欢，也不能赶走恼人的无聊。一个具备善的、适度的、温顺的性格的人，能够在贫寒的环境下感到满足；相反，一个贪婪、妒忌、恶劣的人，尽管他坐拥万贯家财，也不会知足。那么对于一个持续地享受自己非同寻常的、卓越的精神个性的人来说，普通大众所追求的绝大多数享受完全是多余的，甚至是妨碍和累赘。因此贺拉斯[7]说：

象牙、大理石、图画、银盆、雕像、紫衣，

很多人视它们为必不可少，

但是有的人却不为这些东西烦心。苏格拉底看到有待出售的、设计精美的奢侈品时，说：“我所不需要的东西可真多呀！”

因而对于我们的人生幸福来说，我们所是的东西，即品格，绝对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为它是稳定的，在所有情况下都起作用的；此外，不像其他两类善的事物，它不屈服于命运，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就这点而言，它的价值可以说是绝对的，相比之下其他两类的价值仅仅是相对的。由此可知，外在手段对人的影响远远小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此，只有无所不能的时间才能行使它的权利：肉体和精神的优势逐渐受制于时间，而只有道德品质不受时间的影响。就这点而言，剩下的两类善的事物自然比第一类善的事物有一个优势，因为时间并不能直接地夺走它们。在这点上，人们还可以发现剩下两类的第二个优势：它们位于客体的位置，按照它们的本性是能够达到的，并且每个人至少都有可能获得它们；相反，主体根本不在我们已有的力量之内，而是属于“神的权利”，并且一生都不可改变。对此，有句格言正好适用，如此无情决绝：

在你降临世界的那一天，

太阳接受了行星的问候，

你随即一刻不停地成长，

按照你出世的法则成长。

因此你必须是你，无法逃脱你自己，

因此女巫和预言家早已说过，

时间和力量都不能肢解，

那铸造而成的、自我发展的生命形式。

——歌德就这点而言，我们力之所及的事，唯有尽可能地去利用我们既有品格的好处，追求与之相应的努力，尽力争取适合它的培养方式，而避开其余一切，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等级、职业和生活方式。

一个人力大如神、天赋异禀，如果迫于外在的情形而从事一项久坐的职业，一项细碎的、烦琐的手工劳动，或者从事学习研究和脑力劳动——这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能力，不是他擅长的，因而没有用到他出众的力量——那么他终生都会感到不幸。然而更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的智力相当出众，却从事根本不需要智力的普通事务，甚至从事他力不从心的体力劳动，他的智力得不到发展和施展。不过在这里，尤其是青年时期，我们必须避免高看自己，把自身不具备的能力归于自己，这是推测的暗礁。

我们的第一类善的事物的确比其他两类重要，因此可知：致力于维护我们的健康、培养我们的能力，比致力于获得财富要更明智；但是这不可以被曲解成，我们应该忽略必要的、合理的必需品。然而真正的财富，也就是财富过多，却对我们的幸福少有助益，所以许多富人都感到不幸福，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精神教养，没有知识，因而没有任何一种客观的兴趣——这种兴趣使他们能够胜任精神方面的工作。因为财富除了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然的满足之外，它对我们真正的安乐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相反，不如说我们的安乐是被众多不可避免的烦忧——维护大量的所有物导致了这种烦忧——所打扰的。对于我们的幸福，人之所是做的贡献一定比人所拥有的大得多。尽管如此，人们花费在财富上的精力要比为了获得精神教养的精力多百倍千倍。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孜孜不倦地忙碌，勤奋地像蚂蚁一样从早忙到晚，费尽心思地想着如何增加现有的财富。他眼界狭窄，除了知道挣钱的手段外一无所知：他精神空虚，因而对所有其他事物毫无感知。他对最高级的享受—精神享受，充耳不闻：他尝试用短暂的、感性的享受——这是费时少但花钱多的享受，他纵容自己沉浸其中——来代替那些精神享受，这是徒劳无功的。如果运气好的话，在他生命终结的时候，的确会有一大把金钱放在他面前作为这一生的结果，那么这时他把他的遗产转让给继承人，任其继续增加或者挥霍财富。虽然带着严肃认真的表情过完了一生，这样的一生仍然是愚蠢的，跟许多其他人将佩戴叮当作响的帽子视为身份象征一样愚蠢。

因此，对于人生幸福而言，人自身之内所拥有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由于这种东西一般说来是如此稀少，所以许多摆脱了与生活困境作抗争的人仍然感到不幸福，就像那些还在困境中周旋的人一样不幸福。他们内在空虚、意识单调、精神贫乏，这些都促使他们去和自己一样的人交往，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于是他们一起消遣娱乐，志趣相投，始于追求各类感官享受，终于纵情欢乐。众多含着金钥匙长大的纨绔子弟，常常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钱财挥霍一空，的确，这种过度挥霍的源头正是无聊，来源于上述精神贫乏和空虚无聊。这样一位少年外在富裕，但是内在贫乏，他被送到这个世界上，并且徒劳地力图用外在的财富来弥补内在的贫乏；他想要获得外在的一切，这就类似于老年人试图通过少女的汗水来强健自身的体魄。这样一来，最终内在的贫乏也导致了外在的贫乏。

另外两类人的生活中，善的事物的重要性，无须我加以强调了。因为所有物的价值现已得到普遍承认，无须加以推荐。相比于第二类善的事物，第三类善的事物有一种非常缥缈的性质，它仅仅存在于他人的看法之中。可是每个人都去追求名誉，即好名声；服务于政府的人才追求地位，只有极少数人追求声望。名誉被视为一种价值连城的善，声望被视为人所能够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是选民的金羊毛[8]；反之，只有愚人才会宁可要地位而不要所有物。此外，如果彼得罗纽斯[9]所说的“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他所拥有的东西上”是正确的话，并且反过来说，如果他人好的评价在各方面常常帮助我们获得所有物的话，那么第二、第三类善的事物就是处在所谓的相互影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