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机

有时候，淑萍也抱怨着老马整日“闲浪”，不挣钱，可看着这日子过得乐乐呵呵也是知足的。直到5月的一天，淑萍的母亲去世了。作为女儿，她要拿出一万元的丧葬费给家里。这让夫妇俩犯了难。

“算了一笔账，得十二万元，我听着呢，他们说哥你咋不发话，我没钱嘛，要钱发话呢嘛。”马风山跟伙计抱怨。当时，马风山正在承包下植树工程的山上。固原市计划发展旅游业，从固原市区到六盘山的荒山要做绿化。马风山说，从山上看的航拍图显示这一片山上都是荒的，所以林业局要求在这个地方种树，说着他还拿出手机给伙计看航拍图。

他和侄子两人承包下来挖坑植树的活儿。马风山在这个工程中属于“丁”方，甲方是固原市林业局，乙方是招标公司，丙方是一个工头。他负责的就是帮人找民工，组织并监督民工上山种树。一个树坑的价格是一块钱，其中农民分到五毛钱，马风山提成两毛钱，工头提成三毛钱。所以农民越多，挖的树坑数量越多，马风山挣的钱就越多。

这活儿前两年马风山也干过。过去，带着大伙儿上山种树，他就给一车子人唱花儿，中午吃饭坐在草地上吃馍馍，他也给大家唱花儿解乏。但是今年他怎么也乐不起来了。工程质量太差，工头要求返工。返工就意味着耽误半天的工期，马风山就得损失半天的“窝子”。马风山跟工头坐在地上聊着。马风山说，现在这个价格太低了，农民赚不到钱，每个坑最好再多给民工涨三毛钱，这样农民工积极性才会更高，才会有更多的农民工来干活，这样他俩也能多赚一些。马风山建议工头去和招标公司的人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涨价。

恰在同一天，有几个工人要求结账。马风山眼见这几个最不卖力的工人要钱，心里着实不想给，让他们找侄子要钱去。无奈几个人一直围着马风山，争论不休，马风山只好先给了工人一千元。等傍晚下山时下起了雨，马风山冒雨去银行取了钱，给工人们结了账。马风山又给工头打了个电话，工头说跟领导交流了，价格应该是涨不上去了。

回程路上马风山说，花儿有忧伤的，有快乐的，开心的时候就唱快乐的花儿，不开心的时候就唱忧伤的花儿。但总之，只要唱了花儿，人就会开心一些。

其实，马风山心里有一本账：子女都没有欠下账的情况下，两家四个老人的丧葬费就是二十万元。现在大儿子高中一年一万五千元，到大学毕业，七年下来是十万元，两个娃娃就二十万元。然后就要说媳妇了，两个娃娃说媳妇盖房还不算，至少四十万元是自己必须掏的。

回忆过去，马风山后悔了。三十岁的时候，马风山在固原城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那时候穿的袜子都没有低于十五块钱的。他跟一同种树的兄弟老杨说：“十几年前，手上土都不沾，出门还打个伞呢，皮鞋也不沾土。出门都是马科长喝茶喝酒来嘛。固原城所有的酒吧，我都知道，所有老板都认得我。就说活该，那时候都花完了，电话费一个月一千块钱。新出的手机，老板拿什么手机，我也要，就是门面一个。印刷厂出来之后，存下的钱用了四年。最后还有一点钱，没想到打了两圈麻将输光光了。”

那是马风山最低落的一段时间。当时二儿子给他写了一封信，马风山聊起这事就直乐：“只当儿子批评我呢。他不敢骂我，等我去开家长会，桌上放着给爸爸的一封信，写希望爸爸重新做人，努力工作，再不要睡懒觉，从此做一个优秀的爸爸。总体是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

5月的固原还是天寒地冻，工人们忙活着挖洞，好暖身子。马风山坐在地上发愁，盘算着可能要找他大哥借五千元。马风山跟大哥平时联系得比较少，毕竟哥哥是个阿訇，他是个唱花儿的。但是之前他富裕的时候资助过哥哥的两个儿子读书，现在哥哥应该也会帮自己。

他掰着手指算，自己没有固定收入，前几年自己在老家当村干部一年能领上一万五千元；母牛下崽养一年去卖，能收入一万；种洋芋能卖一万元，媳妇打工能挣上一万元，在村里就算是非常好的了。可是现在搬到新村子，就种了两亩玉米当饲料。2016年11月中旬选举之后换届，村干部的工资就没有了，只多了花儿传承人补贴两千元；山上种树，两三个月能挣上一万元。媳妇每个月的工资一千六百元，刚够基本生活花销，存不下来。现在植树工程才开干几天，工人的工钱还得先垫着，手头确实不宽裕。

上有老下有小，文艺男中年遭遇中年危机了。干完植树的活儿，马风山开始跟着侄儿一起开大车跑长途运输，半年跑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四川、贵州，西边的国土转了一圈。在贵州时，行进的车里发了一条朋友圈，改编了《上了高山看平川》：

到了贵州看平川，山连着山，

没有一处是放羊娃的草山。

我有心站在山顶把花儿漫，气喘者，

汗水儿洗了个脸了。

仍旧是走哪儿唱哪儿的马风山。一路上也不忘享受旅途，感叹秀美风景，参观个博物馆看个展。正如他的微信签名：“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潇洒地活着，笑着面对生活。”

马风山家梳妆台上的墙面挂着一幅海报，印着拼接的豪车和别墅。也许这是他向往的生活，只是距离有点远。就像院子里开成粉红色的百年牡丹树一般，日子随着时空推移而变换色彩。只是不论如何变化，生活的旋涡里，谁也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