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印度佛教文化与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

“哈拉帕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600年），称得上是最古老的印度文明。它在时间上大致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及古埃及文化同期。这一文化曾达到相当发达和成熟的状况，后来衰落并彻底消失。

取代哈拉帕文化的是由雅利安人带来的新文化，史上称之为“吠陀时代”，是古典印度文化的起源。在吠陀时代早期，人们敬奉自然神灵并产生早期吠陀信仰，但历史无从考查。较晚产生的《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被称为“晚期吠陀”，这时期的人们开始信奉崇拜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的婆罗门教，并逐步形成了一些早期的印度国家。

公元前6世纪，吠陀时代结束后，佛教兴起，开启了佛陀时期。这一时期印度列国精神生活十分活跃，出现了许多哲学和宗教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和耆那教。

公元前6世纪前后，印度进入十六雄国时期，其统治的范围涵盖印度河与恒河平原。十六雄国中也包括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后来在雕刻艺术上极负盛名的犍陀罗。

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地区，印度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大流士侵入印度后，欧洲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也入侵了印度的西北部地区。亚历山大撤出印度之后不久，被称为月护王的旃陀罗笈多推翻了摩揭陀的难陀王朝，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式政权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年—约前185年），并在王朝第三代皇帝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68年—约前232年）达到了巅峰。

孔雀王朝的强盛随着阿育王的去世告终后，印度又陷入了分裂的状态。公元前200年初到公元200年间，印度遭受了多个外族的入侵，其中的大月氏人在北印度建立了贵霜帝国。贵霜帝国在强盛若干世纪之后，走向了分裂，取而代之的是旃陀罗笈多一世在北印度建立的笈多王朝（约公元320—约540年）。笈多王朝时期的文化非常繁荣，史上称之为古典文化黄金期。公元700年前后，社会处于分裂和混乱的状态，王朝逐渐失去了对印度的实际控制权力。

公元7世纪后的100年间，印度的拉其普特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了印度西北部。9—11世纪，南印度出现了几个强大的王国。11世纪时，伊斯兰开始征服印度，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赫穆德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大肆洗劫寺庙，对北印度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之此时的佛教已失去自身的特点和存在价值，佛教于13世纪初在印度消失。

在印度整体文化中，印度教一直属于正统宗教，佛教和耆那教属于非正统宗教。印度历史上宗教纷繁、民族众多，小国林立，风俗各异，长期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在近3 000年的统治中，只有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是由本土人管辖，更多的时期都是由外族入侵形成的纷杂状态（如贵霜王朝）。尽管如此，印度本土文化和传统精神却始终占据着主流和主导的地位，在延续中追求“梵我同一”的观念和灵魂解脱的最高境界。

印度雕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在他统治期间，印度与伊朗、希腊文化有了初步的交流，雕刻艺术在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希腊塞琉古王朝的影响下，采用砂石作为雕刻的材料，创造出了一批具有浑朴温雅、丰腴圆润特征的艺术形象。阿育王还在征服羯陵伽皈依佛教后，在印度各地建立了30多根纪念圆柱以弘扬佛法，这些纪念柱高达10米，柱头上雕刻有兽类的形象，造型兼具了写实和装饰。

孔雀王朝的人物雕塑主要是药叉像，造型呈古风式风格。药叉的造型古拙、质朴、粗壮，女药叉的造型夸张、装饰、富丽，创造出的“三屈式”独具特色（见图4.2-1），成为塑造女性人体美的一种艺术典范。

孔雀王朝的强盛随着阿育王的去世告终后，印度社会虽陷入分裂状态，但佛教造像艺术并没有因此而停滞，陆续开凿的石窟有巴雅石窟、贝德萨石窟、阿旃陀石窟（第10窟）、纳西克石窟、加尔利石窟、根希里石窟的支提和毗诃罗，还建造了帕鲁德围栏浮雕、佛陀伽耶围栏浮雕和桑奇大塔塔门雕刻等。

印度早期的佛教雕刻中没有反映人物的形象，主要是一些具有象征寓意的符号，如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到了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时代，国势强盛，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广泛，社会繁荣发展，这些因素促使了佛教雕刻在表现手法上的变革，在雕刻中运用写实性手法，打破了过去的象征主义手法，并将这一手法运用到了佛教的造像之中。印度最早的佛立像、佛坐像和佛卧像就产生在这个时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

古印度佛教造像大致可以分为贵霜时期、笈多时期和波罗时期。

贵霜时期，制作佛像的中心集中在西北部的犍陀罗、中部的秣菟罗和南印度的阿默拉沃蒂，它们分别代表三个雕刻流派。

犍陀罗地区是贵霜王朝的政治、贸易、艺术中心和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因其地处于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枢纽，又受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等长期的统治，在文化上受希腊的影响较大，因而创造出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特点，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雕刻出的佛像与欧洲早期的太阳神阿波罗像有许多近似之处，塑造技法与表现形式也都显露着古希腊的味道，称得上是古典希腊文化与东方（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文化融合的结果。这也是贵霜时代犍陀罗雕刻的突出特征。

犍陀罗的佛像主要是立像和坐像，造型风格注重人体解剖的精确性，融合了希腊化时期雕刻人体的写实性与印度佛教的象征性。创作出的人物雕像神情庄严肃穆，气质高贵冷峻；面容椭圆，眼窝深陷，鼻梁直挺，嘴唇薄细，耳垂偏长；头发呈卷曲波浪形（见图4.2-2）；大多佛像都身披通肩式僧衣（个别的佛像会穿袒右肩式），衣褶起伏，堆叠厚重，线条流畅（见图4.2-3）。这时期犍陀罗的菩萨像与佛像相比更富于印度本土色彩，一些王子式的菩萨像身材英俊、风度翩翩，身上佩戴着璎珞、护符、臂钏、手镯等珠宝饰物，显示着高贵而神圣的身份（见图4.2-4）。

犍陀罗雕刻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公元1世纪初到3世纪中叶，雕刻材料主要是青灰色片岩，雕像表面施有彩绘，但出土后大多色彩脱落。1世纪时期，雕刻受希腊化时期影响属于古风式风格；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雕刻受希腊化时期影响更大，呈现出古典主义风格，同时也进入成熟期，将印度、希腊、波斯、中亚草原等风格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雕塑艺术风格；2世纪中叶至3世纪中叶，开始受到来自罗马雕刻的影响，造像追求逼真写实，突出纪念性，而浮雕则开始倾向叙事性。

后期从3世纪中叶到7世纪末，材质主要是由石灰黏土混合成的灰泥或赤陶，代表性作品主要集中在犍陀罗的艺术中心呾叉始罗（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地区）和后期犍陀罗的另一艺术中心哈达（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地区）。呾叉始罗的达摩拉基卡佛塔装饰着一些佛陀、菩萨和供养人等泥塑，表面绘有金、红、黑、青等颜色，色彩十分浓艳（见图4.2-5）；哈达的一些佛寺遗址中也出土有许多佛陀、菩萨和供养人泥塑。

犍陀罗艺术从3世纪后逐渐开始向贵霜帝国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5世纪时，其艺术因贵霜帝国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延续到7世纪。因而这一时期的艺术被称为后期犍陀罗艺术，也称作“巴米扬艺术”。主要代表有巴米扬佛教遗迹、哈达佛寺遗址、丰杜基斯坦佛寺遗址等。

秣菟罗是贵霜王朝的宗教与艺术中心之一，也属于东西方文化交会的地区。秣菟罗的造像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种用纯粹印度造像语言表现的民族风情，造型未曾受到外来美术的影响。喜爱表现裸体，崇尚肉感都是秣菟罗雕刻的传统特色。

秣菟罗雕塑选用的雕刻材料是黄斑红砂石。雕刻与犍陀罗相比更具印度本土文化传统精神。早期雕刻的贵霜王侯肖像是游牧民族王权神化的化身，肉感丰美的裸体“药叉女像”是印度农耕文化的产物（见图4.2-6）。而贵霜时期最初的秣菟罗“佛立像”就是参照这种传统药叉雕像创造出来的，这些佛像脸型方圆，面颊饱满，长眉如弓，眼睛全睁，鼻翼舒张，嘴角上翘，有种古风般的微笑（见图4.2-7）；佛像的身材魁梧、雄浑，健壮裸露的躯体和透体的薄衣都显示了粗犷的力量和典型的印度人种特征（见图4.2-8）。这种雕像与双目半闭、凝神沉思、偏重内省的犍陀罗雕像不同，显示着理想主义的风格特点。

作为贵霜时期的两大艺术中心，犍陀罗和秣菟罗之间一直有着艺术的交流，从整体上看，犍陀罗雕刻对秣菟罗雕刻的影响相对较大。到了公元5世纪，在笈多古典主义审美理想支配下形成的新雕刻样式，融合了犍陀罗”佛立像“沉静内省的精神因素与秣菟罗健壮身躯肉体表现的双重特性，从而诞生了具有纯印度风格的古典主义佛像样式，也就是笈多秣菟罗佛像样式（见图4.2-9）。

阿默拉沃蒂是南印度与贵霜王朝对峙的安达罗国萨塔瓦哈纳王朝的都城。阿默拉沃蒂雕刻风格介于古风与古典主义之间，既不像犍陀罗雕刻显示出的希腊化，也比秣菟罗雕刻保持了更多的本土传统。前期人像造型古拙质朴，姿态生硬；后期逐渐转向身材修长，柔美活泼，装饰纹样也逐渐趋于华丽。这时期经典的佛像造型表现为面容狭长，呈椭圆状，圆润丰满，弓眉秀目，直鼻厚唇；女性裸体浮雕人像表现为身材颀长，纤秀丰满，肌肉柔韧灵活，肌肤质感清晰。这种阿默拉沃蒂式的佛像直接影响了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间接地也影响到了中国。

笈多时期，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进入了全面繁盛时代。佛教造像在继承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雕刻传统基础上，遵循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创造出了纯印度风格的笈多式佛像。这种佛像样式文质彬彬，形神兼备，融朴实与华丽、庄严与优美于一身，在肉体与精神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成为了后世的典范。

笈多时期的雕刻在同一种风格下又分为秣菟罗和鹿野苑两个流派。

秣菟罗流派是发展于贵霜时期的雕刻风格，造像比贵霜时期的犍陀罗佛像更印度化，比秣菟罗佛像更理想化。造像显示了纯粹印度人的相貌，脸圆颊丰，眉毛细长，螺发整齐，其后有硕大的精美头光；身材颀长，肩阔肌匀，薄衣绕体，犹如出水一般；衣纹层层垂下，呈U字形细密排叠，富有装饰性；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捏衣角，在挺拔单纯的肉体中注入了冥想沉思的精神因素（见图4.2-10）。这种具有凝练、典雅和富于装饰性艺术特征的雕像，不仅是印度雕塑史上最完美的形式，也是经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佛教造像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形式。

鹿野苑流派虽然与秣菟罗流派同属于笈多佛像风格，但鹿野苑佛教造像比秣菟罗佛教造像纤细，而且没有衣纹（见图4.2-11、图4.2-12）。鹿野苑雕刻的观音像在造型上不仅比佛像更加细瘦，身体姿态还展露出了三屈式，更为柔美舒缓。这种造像风格在影响了印度本土后，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地区。

笈多时期的佛教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密宗化和由密宗化导致的经院化。公元7世纪中叶，这种密宗也传到了中国内地，并在京洛地区掀起了密教的造像风潮。其佛教造像非常注重像法，对造像的规格、配料、颜色、质地、程序有严格的规定。这时期的造像除了主尊释迦牟尼和菩萨，出现了“佛顶佛”、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金刚、天王、明王像等新的造型，从形象上丰富、拓展了佛教的造型内容。

笈多时期在美术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壁画创作，最具典型代表的是瓦卡塔卡王朝时期阿旃陀石窟壁画。笈多时期阿旃陀壁画的风格处于从高贵单纯的古典主义向豪华绚丽的巴洛克风格过渡期。壁画里的一些女性形象借鉴了印度女性雕刻形象，尤其是由三屈式创造出的女性形象充分展现了身体的节奏和韵律。

阿旃陀壁画使用的颜料有许多都很珍贵，如波斯青金石和胭脂等。大部分壁画都是在线条勾勒基础上强调立体感，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凹凸法”，也称作“晕染法”，画的方式是通过在形象轮廓边缘进行深浅不同的晕染来使画面具有体积感，造成近似于浮雕的凹凸起伏效果（见图4.2-13）。中国的南朝画家张僧繇受此方法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与印度凹凸画法反向凹凸、却十分近似的画法。二是“勾线平涂法”，也就是先用线勾出形象，再用颜色在造型的轮廓线内充填平涂。这种技法有可能假道传到了中国中原等地，也就是隋末初唐时期尉迟父子所描述的“屈铁盘丝”画法。

笈多时期的雕刻除了佛教的还有印度教的，从造像风格看，原先的古典主义正逐渐转向巴洛克风格，这一转变也开启了中世纪印度美术新的篇章。这时期的雕刻代表作有秣菟罗的《毗湿奴立像》、乌德耶吉里的《毗湿奴的野猪化身》、代奥格尔的《毗湿奴卧像》等。

波罗时期，处于印度的中世纪时期，随着印度教美术的兴盛，佛教艺术逐渐式微。这期间的雕像主要出现在印度教兴建的神庙内部和外墙壁，如庙里面供奉的宇宙大神毗湿奴、湿婆及其化身、象征湿婆生殖力的林伽，以及庙外墙壁上装饰的男女众神、动物、花卉等浮雕。从造型特征看，一是对黑色玄武岩的采用；二是对菩提树的广泛运用；三是在主像左右两侧配置了“佛坐像”（见图4.2-14、图4.2-15）。

整体上讲，印度的雕刻体现了文化的多样统一，作品中彰显了对宇宙生命崇拜的传统精神和宗教、哲学思想。佛教伦理学和印度教宇宙论，不仅将沉思内省与崇尚生命活力融入作品中，也造就了这一时期雕像既注重宁静平衡、静穆和谐，也强调动态变化和夸张的艺术特征。由象征主义、装饰性和程式化组成的三个基本雕刻特征，为印度雕刻奠定了基本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形式。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两汉之际，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佛教雕刻造像艺术也进入中国。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教造像是出土于三峡，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摇钱树佛像”（见图4.2-16），其实际传入时间还可能更早。

汉代至魏晋时期出现的早期佛像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各个省，传播的走向是由西向东，从滇缅古道经四川再到江浙，造像的年代与传播的路线基本吻合，呈西早东晚态势。从时间上比较，南方形成的这条佛教传播线路比北方经由新疆到中原的佛教传播线路早很多年，北方较晚的历史原因大概与曹魏政权对宗教施行的限制有密切关系。

传到中国的佛教造像在造型形态上也有所差异，不尽相同：四川受到的是古印度秣菟罗造像风格的影响；江浙地区受到的是假道南海古印度南部造像风格的影响；而南朝时期造像接受的是古印度笈多王朝的造像风格。北方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印度造像体现于石窟开凿，南方经海路传来的造像体现于小型玉佛和青铜造像。

但无论是南路、北路，还是陆路、海路，印度传来的佛教造像在进入中国后，又都受到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观念的影响。从魏晋玄学中延展出来的秀骨清像，既体现在了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南朝画家陆探微笔下，也反映在了诸如洛阳龙门石窟北魏期间雕刻的造像之中。

可能是受到了梁武帝时期（公元502—549年）兴佛建寺热潮的鼓励，山东青州龙兴寺才制作了如此之多的彩绘石刻佛教造像。也可能是受到了此次兴佛活动的鼓舞而制作的，而且极有可能受到了经海路传来的印度圣城鹿野苑雕刻艺术的影响，才创作出那些身体平整无衣纹、表面彩绘的佛教造像。

中国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北方开凿的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对佛教发展和造像活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这背后的推力就是印度笈多王朝强大的政治与文化实力，正是这种力量通过丝绸之路要道犍陀罗将佛教和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直接影响了新疆、甘肃等地的佛教与佛教造像的发展。这里应指出的是，尽管笈多王朝的佛教造像是经过犍陀罗传到中国，但犍陀罗那种欧式的雕刻风格并未成为主流影响到中国的佛教造像，其原因一是这一时期犍陀罗的雕刻艺术已经被笈多风格同化，二是欧式的雕刻形象和裸露的身体形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和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