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李学勤先生

田旭东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2019年2月24日，这一天真是个难忘的日子，我的恩师李学勤先生走了。

我在海南，一大早师兄张懋镕来电，我因夜里失眠，手机调为静音没能听见，几分钟后看到师兄的未接来电，想必有重要事情赶紧打过去，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脑子一下子懵了!春节前给师母去电拜年，师母还说先生的病情最近比较平稳，正在用药治疗。这才过了二十来天，先生怎么就走了?这一噩耗顿时使我悲痛不已，一个上午精神惶惶，无所措手足。接下来的几天我急忙赶回西安，又同懋镕师兄赶往北京吊唁、看望师母、参加告别仪式……

几天过去了，我一直在想应该写点东西怀念先生，可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几十年的教诲、提携和帮助，点点滴滴，千头万绪，不知该从何说起。

2004年4月，烟台大学举办“纪念李学勤先生诞辰七十周年暨古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其间我们到会的众多受业弟子聚在一起为先生和师母祝寿，那时我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就是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真乃恩师如父!

先生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学术贡献自有公论，他老人家一生追索历史，已经把自己也写进了历史。在此仅作为一个学生追忆先生对我的教诲、提携和帮助的点点滴滴。

一

1983年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当时先生在我校任兼职教授，从1982年起在我校招收古文字学和古籍整理硕士研究生。我们读本科时先生来校好几次，曾给我们历史系1977、1978级两届学生开了几周的古文字学课。记得当时我们1979级刚刚入学不久，大家都去蹭课，教室里满满当当，没我们的座位，就挤在门口或走廊上听。先生还作过几次学术报告，《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报告，就是我在1981年读本科时聆听的。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气质令我们钦佩，毕业时我考取了先生的研究生，从此一生受益良多。

我们这一届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为古籍整理，先生当时正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所的日常工作和他自己的研究都十分繁忙，但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指导却一点没有放松，要求我们每人在整理一部古籍的基础之上作硕士论文。我选了《司马法》，本以为应该从兵书的角度做整理和研究，先生告诫我《司马法》绝不单纯是一部兵书，而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其中涉及井田制、军赋制等制度，要我先梳理清楚其版本源流，选取几个善本作校注，特地推荐了《二酉堂丛书》张澍辑本，还说《司马法》引文多出经籍，应据善本细校，并引出注释，据以作今注，不仅对传世本，对佚文也必须做认真研究。先生甚至记得《司马法》中还有一些怪字和生僻字。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硕士论文以《司马法源流及内容考辨》为题，最终认定《司马法》不同于《孙子》《吴子》等类兵书，是古代“五礼”之中的古军礼，先生对我的结论予以肯定。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拙作《司马法浅说》，先生为我这本小书作序，讲道：

《司马法》是一部兵家重要典籍，但近年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它。旭东同志这本书虽然题为《浅说》，不过十万字，实际已经论述了《司马法》的各个方面。作者首先从文献学出发，讨论了该书的形成年代和流传过程，继之对今本和逸文作了细心的校勘、解说，然后又从军事学史的角度，分析该说内容、思想，作出适当评价。《浅说》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大家对《司马法》的重视。

后来先生得知山东省“八五”重点出版项目《齐文化丛书》中有《齐兵书卷》，又把我的《司马法校注》推荐给有关方面，于199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从《司马法》开始，我之后陆陆续续写过一些研究古代兵学的文章，这些都得益于一开始先生的指导，使我受到了正规的学术训练。

1998年，承蒙先生不弃，在我留校西北大学工作12年之后，又跟从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那时，先生不仅是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更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的重任，还指导有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但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每人都有详细的培养方案，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先生希望以学术史为主，重点对20世纪的古史研究进行总结回顾。我明白先生的用心，因为好几年前先生就在多个场合呼吁：世纪之末，很有必要对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做一番认真总结。可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对这个选题没有信心。

20世纪留给人类的东西太多了，它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快、发生变化最大的一百年。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它突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史学研究。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开始，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李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可谓群星灿烂。几代人走过的这一百年真是流派纷呈，著述丰富，观点庞杂，怎样进行回顾?如何予以总结?我真感到莫衷一是，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先生提纲挈领地要我从“疑古”和“新证”这两条线入手，以这两大思潮为主来写。之后在先生的指导之下拟定了论文提纲，按先生要求，我从康有为开始，接着梁启超、日本疑古学派、中国疑古学派，再到王国维、李济、郭沫若，读这些大家的一部部著作，再读《古史辨》《王国维遗书》《古史新证》等，逐渐地对大师们的学术风貌有了感性了解，20世纪的学术概况也随之清晰起来，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倾己能力所及，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

2001年5月，就在我的博士论文即将答辩之时，先生却因台湾学术单位邀请赴台讲学，不能参加我的答辩，但行前细致周到地安排了答辩委员会的组成，请张岂之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并请陈祖武先生、罗琨先生、廖名春先生、彭林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另请吴荣曾先生、瞿林东先生作为论文外审专家。先生还请历史所科研处工作人员在我答辩结束后立刻安排我打电话到台湾告知他和师母答辩结果，这些都令我感动不已。

2003年我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又为之作序，他讲道：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二十世纪学术史在世纪交替之际形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诸如资料的辑集，传记的编纂，个案的研究，问题的讨论，均蔚为一时风气。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学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百年。在总结汉学、宋学优长的同时，由于封建专制的被推翻，经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西方人文学科的传入，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这一百年确实有很多突破性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二十世纪有太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总结和研究”，研究二十世纪学术史大有可为。古史研究是二十世纪学术中一项重要的关目，就此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探讨，对未来学术的进展很有好处，甚至应该说是必要的。……田旭东博士在本书中所说明，以怀疑、辨伪为特点的传统，在宋代至清代的一些学术流派中早已存在，但晚清开始出现的疑古思潮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尽管基本观点同于廖平，并且仍然揭示着今文经学的表帜，却是其整个维新改革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田旭东博士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集中于上世纪前半的有关论争，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书的后部，还通过论述郭沫若先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引导读者进一步考察近几十年来古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认为重新构建古史的条件业已成熟。

先生在序言最后说：“中国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学科领域，其在二十世纪的进步历程，以及有关人物，还有待学者深入探究。希望田旭东博士继续她的工作，逐步扩大成果，有更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问世。”

然而我后来却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少，辜负了先生对我的期望，想起来真是惭愧得很!

二

1986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于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在西北大学工作至今的几十年里，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方面，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提携真是太多太多。

留校工作不久，先生即安排我和黄怀信、张懋镕两位师兄一起整理《逸周书》，并争取到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项目。大家都知道，《逸周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先秦典籍，《汉志》列于“六艺”，对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很有价值。但很久以来，《逸周书》没有一部新的、搜罗较全、经过整理的校注出现。我们几人在先生指导之下，历时好几年，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逸周书汇校集注》工作，先生为此书做了审定，写了序言，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又于2007年出了修订版。

1995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先生又安排我和黄怀信师兄参与子课题“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中的“《逸周书》可信性研究”。工程要求所有的课题均要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完成，我们仅仅担任其中一个小小的课题，对工作的艰辛已深有体会。可想作为这项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先生得耗费多么大的精力，得具备什么样超凡的能力才能指导历史、文献、考古、天文及科学测年等所有学科的工作，并将研究成果汇集一起，做出最后的结论?工程在2000年时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报告》和新的“夏商周年表”。

1986年我刚刚留校不久，由于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中国古代兵学有关，当时对这一类课题比较感兴趣，跑了北京的一些图书馆，找到几种不被人们所熟知的古代兵书，其中有一部揭暄的《兵经百言》。揭暄何许人也，生活于什么时代?我一无所知，就去请教先生。先生告诉我，揭暄是明末清初的学者，方以智的学生，不仅有军事著作，而且于科学上颇有建树，是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科学家与军事家。先生嘱我写一篇有关揭暄的文章，题目也给我起好了，就叫作《一个被人们遗忘的科学家与军事家》。当时侯外庐先生尚健在，先生告诉我侯先生很注意提倡对方以智的研究，他说你如果写一篇与方以智有关的文章，拿给侯先生看，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揭暄的资料太少，著作已基本不存，我手里除了一本复印的《兵经百言》以外，还能看到的就是一本《方以智年谱》，我很为难，觉得没法下笔。回到西安后还收到先生专门为我抄写的当时尚未出版的送审稿《江西历代名人名胜辞典》中的揭暄条目，先生还写信一再鼓励我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也没能写出这篇文章。十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非常惭愧，觉得对不起老师对我的希望，没有在侯老在世时把文章写出来。2002年，当我听到西北大学要召开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会的消息以后，我想我再没有理由不写了，就以先生当初起好的题目写成《一位被遗忘的科学家与军事家：揭暄》一文，文章写好寄给先生，先生立刻帮我投给了《华学》，后来发表于《华学》第6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尽管资料仍然有限，那篇文章也显得十分空洞，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也算是对先生有所交代，并以此作为对侯外庐先生的纪念。

1996年，高大伦师兄给我提供了四支散落的居延汉简材料，我写了一篇小文《散落居延汉简的发现》，刊登在12月29日《中国文物报》。这四支简流落在美国纽约，日本学者大庭脩先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广场前，在一本叫作《汉代艺术》的展览目录上看到照片，随后辗转寻找，终于拿到了四支简的照片，在《居延汉简甲乙编》找到了著录并作了释文，证明这四支简正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发现的一万多支简中的四支。我的这篇小文只是简单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提到这批居延汉简在抗战时期辗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经历。

没想到的是这篇小文竟引起了先生的注意，先生写了一篇《四支居延汉简的故事》刊于第二年（1997年）12月4日天津《今晚报》。文章开头写道：

去年年底，在《中国文物报》上读到西北大学田旭东《散落居延汉简的发现》一文。她这篇文章叙述了日本著名简牍学家大庭脩教授寻访流散在美国的四支居延汉简的感人经历，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不解之谜”，这唤起了我十几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

先生回忆到他在1979年6月在美国伯克利参加“马王堆帛书工作会议”之后到纽约，看到过这四支简，先生详细讲述了这四支简的收藏流转过程，为我的“不解之谜”揭开了谜底。

1998年2月25日，先生写信给我，并寄来了那份天津《今晚报》。信是这样写的：“旭东同志，去年应天津《今晚报》之约，偶写一小文，引到您的文章，报纸较晚收到，又值我不在北京，不能早日奉览为憾，文中所言，或可补充您的大作，望予批评。”

我作为一个学生，先生为我答疑解惑，时隔几月之后先生不仅寄来报纸，还在来信中这般客气，真是让我感动之极!先生为人处事可见一斑，这封来信我一直珍藏至今。我也是一名教师，先生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的，我也会怎样对待我的学生，先生是我的榜样。

几十年来，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直引领我，对我在单位的工作、职称评定等都十分关心，经常过问。2008年，我的家庭遭遇不幸事件，先生和师母特地约我谈心，给我安慰，鼓励我渡过难关，事后几年间每次见面总会问起。总之，先生和师母对我的关心和关照太多太多，这些我都会永远铭记在心。

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生在西北大学先是做兼职教授，后来是双聘教授。他对西大感情很深，经常和我们谈起20世纪60年代初他随侯外庐先生来西大的情景，他和西大的一些老教师很熟悉，像已经故去的陈直先生、高扬先生、戴南海先生，如今尚健在的张岂之先生、张洲先生、刘宝才先生等，每次来西大，只要有机会都会去看望他们。先生多次来西大除了指导我们这些学生以外，每次都会作学术报告，给我们带来新的学术信息和动向，对西大的历史学、考古学的学科建设也多有指导和建议。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曾多次建议西大的考古学应以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作为主要方向，西大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遵从先生的倡导，几十年坚持在我国新疆的巴里坤、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做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

最近几年由于先生忙于清华简的整理和其他工作，加之先生和师母年事已高不方便出远门，没能再来西大，可先生仍然将西大记挂在心。就在先生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他老人家仍不忘西大，关心西大的发展。2018年3月，我借赴京出差之机随师母去协和医院看望先生，先生详细问及西大的情况，提到多位西大教师，一再要我回西安后带去他的问候，并说他出院后一定要再去西大，看看西大近年的发展。

这几十年间先生和师母来西大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留在学校的弟子们总是陪伴左右，听先生讲课、陪先生去博物馆或考古工地参观，这些都是我们增长见识的好机会，甚至晚上和先生师母一起聊天，每每都会使我们开眼界，受启迪。先生和师母那么平易近人、慈祥可亲，关心我们的学业工作、家庭子女，先生每有新著出版都会赠予我们。这几天我整理先生的书信，在珍藏的十几封来信中再次看到先生的谦谦君子之风。信都不长，但末尾都会有“问阖家安好”“徐维莹附笔问好”“懋镕、怀信处代我问好”之类的话语。这些都使我深深感到，做先生的学生真是三生有幸啊!

以上仅为几十年来跟随先生学习工作的点滴回忆。最后，我想用《论语·子罕》中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先生走了，所有的一切记忆都深藏在我的心里。我会永远铭记先生的教诲，永远感恩先生的提携和帮助!先生千古!

己亥年惊蛰之日（2019年3月6日）于西安